《王船山遺書序》這篇文章是曾國藩為《王船山遺書》所寫的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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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訛脫百七十餘事。軍中鮮暇，不克細紬全編，乃為序曰：
昔仲尼好語求仁，而推言執禮。孟氏亦仁禮並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楊墨之指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眾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掇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以討論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
先生名夫之，字而農，以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目睹是時朝政，刻核無親，而十大夫又馳騖聲氣，東林、復社之徒，樹黨代仇，頹俗日蔽。故其書中黜申韓之術，嫉朋黨之風，長言三嘆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為行人司。知事終不可為，乃匿跡永、郴、衡、邵之間，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
聖清大定，訪求隱逸。鴻博之士，次第登進。雖顧亭林、李二曲輩之艱貞，徵聘尚不絕於廬。獨先生深（外門內必）固藏，追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謗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唇之訕笑。用是，其身長邀，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山敝榻，終歲孜孜，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沒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為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合符契。雖其著述大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
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孫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鄧顯鶴湘皋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晴贊成之。鹹豐四年，寇犯湘潭，板毀於火。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匯張文虎嘯山、儀征劉毓嵩伯山等，分任校讎。庀局於安慶，蕆事於金陵。先生之書，於是粗備。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末，將亦不釋乎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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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末年，面對理學不能應付日益複雜的局面。尤其是內亂，曾國藩不同於倭仁等迂腐的理學家，而是切於實際，開始講求經世之學，主張提高經濟之學的地位。他說：“有義理之學。有辭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義理之學，即《宋史》所謂道學也，在孔門為德行之科。辭章之學。在孔門為言語之科。經濟之學，在孔門為政事之科。考據之學，即今世所謂漢學也，在孔門為文學之科。此四者闕一不可。”曾國藩多次強調這一點。是因為要消滅內亂，儒家士大夫不但要內聖，而且要外王。要達到此目的，就必須提高湘軍的戰鬥力，就要宣揚湖湘文化，從而提高湘軍這支鄉軍的凝聚力。曾國藩就把目標對準了湖湘前賢王夫之。
曾國藩在幕府里設有採訪忠義局、編書局等機構。設立採訪忠義局的目的是希望通過表彰在與太平天國戰爭中死難的官紳，來激勵更多的人同太平天國對抗。編書局於1864年（同治三年）設立，曾國藩親自製定章程，挑選學識淵博、擅長校勘的幕僚專司其事。書局初設於安慶，後移往金陵。主持金陵書局的便是劉毓松，死後，由其子劉壽曾總領其事。書局是曾國藩、曾國莖等為出版《王船山遺書》而設，當時僅稱“書局”，並不叫做“金陵書局”。至1880年（光緒六年）以前的十幾年間，該書局出版圖書三十一部，其中經部十種、史部十八種、子部七種、集部六種。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劉毓松的主持下，刊刻了《王船山遺書》。王夫之主要的著作有《周易外傳》、《尚書引義》、《讀四書大全說》、《思問錄》、《張子正蒙注》等，其主要刻本就是曾國藩和曾國筌的刻本，即金陵刻本。
劉毓松根據所刻的《王船山遺書》，還編有《王船山年譜》二卷。曾國藩讓劉氏父子編輯《王船山遺書》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繼承湖湘的經世致用學風的影響，“效法前賢。澄清天下”。劉毓松校刊的王夫之著作，極大地滿足了曾國藩對湘鄉民風的訴求。這位湘鄉前賢遺說的介紹，有助於提高湘鄉的威望。崇祀先賢遠祖並非是湘人獨有的文化特徵，但先人作為一種符號象徵卻可以映射出不同的傳承意義。對於湘人而言，奉祀祖先、修撰族譜等社區活動首先是一種聚宗收族“聯其宗姓而益篤其其親愛之誼”的文化使命。所以曾國藩非常看重《王船山遺書》的修撰與校刊。而劉氏父子豐厚的家學功底使他們終於不辱使命完成了這項重要的修書工程。使得曾國藩不僅完成了榮耀先賢的鄉約，以此規勸其鄉民建功立業，同時他本人也從《王船山遺書》中汲取營養，也效仿王夫之光復明室的舉動，通過嚴格的修身程式來強化自身的個人魅力。使其言行體現出清教徒式的精英化傾向。
王夫之在《周易外傳·系詞傳上》中說：“故古之聖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則謂之道。道得則謂之德。器成則謂之行。器用之廣，則謂之變通。器效之著，則謂之事業。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辭，辭者，辨器者也。故聖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立焉。”這段話可以看出湘籍學人的行事的原則，換句話說，這就是湖湘學派的源流衣缽，他們大都講究事功，認為“立言”必須落實於“立功”才有意義。而曾國藩正是按照王夫之的這一原則來為人處事。王夫之遺書中的內容非常推崇老莊之道與德，這與另一位湘籍人士王閩運引莊子之旨進入儒學廣義“道統”的殿堂相類。由此體現出後世湘籍學者對王夫之學說的繼承。王闓運首先把莊子歸入能繼承孔子“經世學”的宗師行列。所以近代湘系集團有不少人強調“立德”與“治術”的銜接關係，都來自於王夫之的學說精髓。總體而觀，王夫之之後的魏源、王闓運到曾國藩都以霸術的權變運用為主旨。曾國藩能屢敗屢戰，而最終打敗太平天國，實現“同治中興”的局面與湘人這種事功精神是分不開的。
王夫之的學說對曾國藩的影響很大，而劉毓松父子編修王夫之著作的功勞也很大。但正是被曾國藩用來為其鄉土做宣揚的船山遺說後來卻成為革命派宣傳的有力武器。而被章太炎斥為“大盜”、“漢奸”的曾國藩，他也能敏銳地識別出在那被扭曲的靈魂中殘留的種族意識。王夫之著書，“一意以攘胡為本”，但因僻處山澤，在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裡，他的思想鮮為人知，而曾國藩卻將其書刊刻播揚，遂成為清末反清的重要思想資料之一。曾國藩所刻的王氏書，“無所剟削，獨於胡虜醜名，為方格以避之”，其實是欲蓋彌彰。因而章太炎也不得不承認其種族之辨，“心固知之矣”。
曾國藩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