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紹之

王紹之，字德生，名臨川，化名曾德安，黃應龍，1906年2月17日生於湖北省黃梅縣古角山王敬灣的一個地主家庭。他於1925年武昌啟黃中學畢業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由組織推薦到廣州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步兵科學習。北伐時，他任國民革命軍營長.1928年春，王紹之奉命脫離國民革命軍，回鄂東協助中共鄂東軍委書記周為邦領導黃廣暴動，1934年10月紅軍長征,中央決定把他們集中在總衛生部第二休養連，即幹部休養連。周恩來親自部署，任命何長工為連長，王紹之為指導員。1935年長征途中，組織上派他到川南彝族地區開闢游擊根據地，任游擊隊政委。後在戰鬥中負傷被俘，犧牲于冕寧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紹之
• 別名：曾德安,黃應龍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黃梅古角
• 出生日期：1906
• 逝世日期：1935
• 職業：革命者
• 畢業院校：黃埔軍校
• 信仰：共產主義
• 主要成就：領導黃廣暴動,參加長征

人物生平

出生於一個反動地主家庭。父親王煥庭，大革命時期任古角鎮“鏟共團”團總，積極充當國民黨鎮壓革命的劊子手，血債累累，無惡不作。1913―1925年，他在本地讀私塾。其中有個塾師李芳是古角地區進步知識分子、黃梅縣早期的共產黨員。他在李芳的幫助和教育下，認清了父親王煥庭的反動本質，與之進行了堅決鬥爭，曾兩次殺父，一次因山洪爆發，河水阻隔未成，一次被母扭住，未遂。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考入黃埔軍官學校第四期步兵科學習。後隨軍北伐，任營長。1928年2月，奉命回到古角家鄉，恢復黨的組織。1929年任中共黃梅縣委委員。同年9月，縣委派他到塘穴鎮發展黨組織，建立了下西區特別支部。1930年初，調鄂東南特委工作。1931年2月，調紅五軍五縱隊三支隊任隊長。同年6月，任紅一方面軍三軍團八軍副官處長，後任紅五軍衛生部政委。1934年紅一方面軍長征，部隊重新整編，他任紅一方面軍幹部休養連指導員（連長何長工）。1935年長征途中，組織上派他到川南彝族地區開闢游擊根據地，任游擊隊政委。後在戰鬥中負傷被俘，犧牲于冕寧。

人物事跡

1928年春，王紹之奉命脫離國民革命軍，回鄂東協助中共鄂東軍委書記周為邦領導黃廣暴動，擔任中共黃梅縣委軍事部長。縣委考慮他是古角反共團總王煥廷的兒子，利用這一特殊身份，以開中藥鋪做掩護，恢復組織，準備暴動，並尋機做好王煥廷的轉化工作。誰知王煥廷反動透頂，得知兒子“解甲歸田”，妄圖憑藉王紹之的軍事才幹為他所用。在一次宴請地方紳士的酒席上，議論如何繼續擴大反共組織，加強反共力量，王紹之勸父“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王煥廷斥子“慈航普渡，難濟眾生”；子指父是“人民公敵”，父罵子是“王氏叛逆。”在爭論中，幾乎達到“火拚”的地步。幸得幾個頭面人物出來排解，“戰爭”暫告平息。

是年冬，縣委考慮王紹之在東區古角處境的艱險，把他調到下西區，以游醫作掩護，化名曾德安，協助縣委程運南組建擴穴特支，開闢鄂、皖、贛邊區地下交通。

1929年夏天，王紹之與壙穴特支九江支部書記桂月秋在九江，以黃梅人經營的李義發客棧為聯絡點，發展黨的組織，組織武裝暴動。因不慎被反動當局察覺，桂月秋被捕犧牲，王紹之被通緝。縣委為保護王紹之的安全，將他轉移鄂東辦事處。王紹之一到陽新，就與中共中央巡視員、湖北省委特派員曹大駿、吳致民二人接上頭。時吳致民兼任大冶中心縣委書記，派王紹之任陽(新)大(冶)手槍游擊大隊副隊長，此時，王紹之更名為黃應龍。不久，陽新、大冶兩縣特務隊、赤衛隊與陽(新)大(冶)手槍游擊大隊合併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二軍，王紹之任縱隊長。

1929年12月，大冶兵暴和陽新起義勝利後，部隊統一整編為紅五軍五縱所屬支隊：原五縱主力編為第一支隊，起義武裝為第二支隊，原紅十二軍和原五縱一部為第三支隊，王紹之為第三支隊支隊長。

1930年6月，紅五軍軍委在大冶劉仁八召開擴大會議，由滕代遠、何長工傳達上海會議精神，根據中央指示，成立紅三軍團，下轄紅五軍、紅八軍，王紹之在該軍先後擔任過軍部副官長、團長、軍附屬醫院政委。1931年9月，王紹之調任紅三軍團醫院政治委員，後任紅五軍團衛生部政治委員、紅軍軍醫學校政治委員，參加了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鬥爭。

紅軍在反“圍剿”戰鬥中，取得了重大勝利，但傷亡也很大，如猛攻平江縣城時，雖然戰果輝煌，但紅軍傷亡達300多人。當時，醫院藥物奇缺，王紹之隻身去武漢採購藥品和醫療器材。由於購買藥物過多，引起國民黨軍、警、特的注視，進行盤查，當作“通匪”嫌疑犯，將他扣留審查。幸得在漢黃梅同鄉會的友人四處活動，尋找黃埔軍校四期一個同學、國民黨中的軍官出面保釋，始得脫險。自從這次以後，打通了這條渠道，王紹之經常派人去武漢找同鄉會的友人，幫助購買急需藥品，保證了紅軍傷病員的治療。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12月，紅一方面軍攻克貴州黎平後，部隊進行了一次整編。在黎平，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等幾位老同志和紅軍女幹部，雖然年老、體弱，跟隨主力部隊行動有困難，但他們堅定地表示要跟隨主力紅軍走到底。為此，中央決定把他們集中在總衛生部第二休養連，即幹部休養連。周恩來親自部署，任命何長工為連長，王紹之為指導員。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指揮下，轉戰貴州、四川、雲南邊界地區，四渡赤水，迂迴曲折地穿插於敵人重兵之間，殲滅大量敵人。隨後，出敵不意，南渡烏江，佯攻貴陽，乘虛進軍雲南，巧渡金沙江，擺脫了數十萬敵人的堵截，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1935年5月，通過彝族地區，部隊到達冕寧縣時，為緩解紅軍主力快速搶渡大渡河，翻越夾金山，擺脫敵軍對後衛部隊的干擾，並為在大、小涼山開展游擊戰爭作準備，中央、中革軍委決定從紅軍中抽調一批得力幹部在冕寧組建中共越西特委、冕寧工委、冕寧革命委員會、冕寧抗捐軍，開闢游擊根據地。王紹之得知這一決定後，向組織申請，要求留下來。

1635年5月22日，毛澤東到達冕寧，在總司令部召集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冕寧地下黨負責人陳野萍及廖志高、王首道、李井泉、王紹之等人。毛澤東在會上講了大渡河兩岸形勢及游擊戰爭等問題。後由陳雲主持召開留下來的紅軍幹部會議，周恩來出席參加，並宣布王首道為中共越西特委書記，李井泉、陳野萍、王觀瀾、王紹之等為委員；陳野萍為中共冕寧縣工委書記，王紹之為冕寧抗捐軍總司令。

王紹之接受任務後，發動民眾，組織民眾參加抗捐軍。抗捐軍發展很快，有500多勞苦大眾參加。

在特委、工委的領導下，抗捐軍選送嚮導給紅軍帶路；運送傷病員和物品；鑄集軍糧；宣傳黨的政策；維護治安；打富濟貧。抗捐軍槍斃了國民黨冕寧縣瀘沽區區長、大惡霸余惠安，抄了城內大地主劉耀南、田坪大地主朱紹階等的家，把抄出的糧食、布匹、財物分給窮人；燒毀原縣政府部分檔案和公私田地糧田冊；宣傳廢除原縣政府殘害彝族同胞的“換班坐質”制度。

1935年5月27日，殿後的紅九軍團在縣南瀘沽擊潰追敵後迅速北撤。王首道、李井泉等奉令歸隊，留下一個連，由王紹之帶領，掩護地方常的工作。

紅軍主力部隊過完彝族地區後，王紹之率領抗捐軍就地打游擊，計畫與紅軍幹部劉彬率領100多名紅軍戰士組建的一支游擊隊配合行動，建立革命根據地。得悉敵薛岳、劉文輝、鄧秀廷各路敵軍即將到來，形勢急劇變化，剛剛建立起來的抗捐軍沒有經過嚴格訓練，堅持原有陣地實有困難，一天大早，王紹之乃將抗捐軍轉移城北一里多地的小堡，與劉彬游擊隊會合，與敵周旋。中午，隊伍開到縣北20公里的大橋場，在場鎮外休息，等紅九軍團尾隊走完才進場鎮。這時，彝族果基小約達達的弟弟果基尼帶領一群彝人，打著“紅軍夷民沽雞支隊”番號的旗幟，向抗捐軍要槍，說什麼是前面部隊叫了，王紹之與政委陳野萍商討說：“聽人說，小約達有反心，不可靠。沒有上級命令不能隨便給槍他們。為了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儘量避免和彝民發生衝突，首先穩住他們”。下午，果基、羅洪、倮伍等“三支”(支，即氏族，彝族部落的稱呼)彝人來得很多，王紹之估摸不透他們的意圖，與陳野萍、劉彬等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辦法：一、這裡無法堅持鬥爭，只有脫離危險區，迅速去追趕紅軍；二、當天下午就和果基家支、羅洪家支的頭人喝血酒盟誓；三、明天動身時，請果基小約達派20人送抗捐軍過彝族區(因為從冕寧北部安寧河支流拖烏河到南埡河一線是果基家支的範圍)。

這次喝血酒，抗捐軍的主要負責人都參加了。彝族只有果基小約達和羅洪作揖參加。小約達表現得比較勉強，王紹之和陳野萍有疑慮，晚上就找小約達做工作。

1935年5月28日一天早，抗捐軍從大橋鎮出發，小約達派來護送的人遠遠不止20人，加上羅洪家支、倮伍家支的彝人硬插入部隊跟著一道走，便把行軍行列插亂了，行動緩慢。走到大橋北約四公里的俄瓦山的山坡下，羅洪家支突然有人送來訊息，說軍閥鄧秀廷部已堵截去路，前進有困難。王紹之等便決定改變行軍方向，往左向西，朝田壩羅洪家支地盤走。小約達說：“那是羅洪家支的地盤，我不能去，我同羅洪家支是冤家，我到那邊去，他要害我。”王紹之、陳野萍都說：“有我們擔保，昨天才吃過血酒啊!”小約達固執著只能走自己的地盤。王紹之命令隊伍原地休息，做小約的思想工作。正在談話間，突然啪的一聲槍響，劉彬隊長中彈身亡，抗捐軍隊伍因而大亂，彝人趁機開始搶槍，還打死了紅軍幹部。抗捐軍執行民族政策，嚴守紀律，沒有開槍。在槍聲中，王紹之照樣向彝人做工作，並高喊：“不用打，不用打，有話我們慢慢說。”這時，喊也無用，槍讓彝民搶去不少，還擊會造成不良影響，只好下令突圍，朝既定方向走。抗捐軍在突圍時，有的衝散了，有的被打死，傷亡較大。快要衝出包圍圈時，王紹之中彈負傷，倒在山腳下的草叢中。抗捐軍戰士將他救到羅洪家支的羅洪迭都家隱藏，紅軍幹部方忠等亦被救至迭都家。鄧秀廷聞訊，派一個連進行搜捕，包圍了羅洪迭都的村寨，聲言不交出紅軍流散人員，就要血洗村寨，踏平羅洪迭都家支地區。王紹之為了不連累這位彝族兄弟和羅洪家支，對羅洪迭都說：“迭都兄弟，為了你的全家和村寨的安全，請把我交給國民黨軍吧!”說罷，王紹之挺身而出，怒目吼道：“紅軍在這裡，不準侵犯彝族同胞。”羅洪迭都和村寨的彝族同胞含著熱淚，望著鄧秀廷把王紹之、方忠等紅軍戰士綁走。

在冕寧獄中，慘無人道的鄧秀廷將關押的紅軍、抗捐軍戰士，不分男女，全部剝得一絲不掛，戴上手銬和腳鐐，關在一起，妄圖從精神上、肉體上折磨他們。鄧秀廷對王紹之施用了各種酷刑，要他供出抗捐軍其他幾位領導人的去向和中共冕寧地下黨的情況。王紹之咬緊牙關，堅不吐實，經受住了敵人的嚴刑拷打和凌辱。鄧秀廷黔驢技窮，於1935年6月中旬，派副官長劉國僑將王紹之、方忠押解到西昌，交國民黨中央軍第二路軍前敵總指揮部接收。薛岳親自進行審訊，王紹之始終保持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寧死不屈，拒寫反共聲明。後被押送到雅安。1935年冬又被轉送至成都殺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