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潤(1919～1991)，男，滬上中醫兒科名家之一。出身於中醫世家，祖父王仲康、父親王超然均享滬上一時之名。1935年考入上海新中國醫學院，並師從滬上兒科名醫徐小圃。1939年畢業後自設診所開業，並設立中國醫藥化驗所和藥理研究室採用現代科學方法檢查病情。1956年參加中國民主同盟，曾任民盟上海市委常委。198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玉潤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上海市
- 出生日期：1919年
- 逝世日期：1991年
個人簡介,曾任職務,研究課題,主要成就,科研成果,學術觀點,中醫本色,用藥特色,
個人簡介
（1919～1991）
王玉潤，?>上海市楊浦區引翔港人。出生於中醫世家，至他已是七代。祖父王仲康是清末上海名醫。王玉潤從小受到祖父和父親王超然的薰陶，立志行醫。民國24年（1935年）入新中國醫學院，歷次考試均列榜首，他隨名師中醫徐小圃侍診。民國28年畢業，自設診所行醫。1956年起先後任上海第十一人民醫院、曙光醫院兒科主任，上海中醫學院兒科教研室主任、中醫系主任、院長、名譽院長等職。
王玉潤論醫藥
王玉潤論醫藥王玉潤臨床工作幾十年，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經驗。他治學嚴謹，一絲不苟，除研討中醫古籍奧義外，尚博學現代醫學。他曾以中藥治療B型肝炎及血吸蟲病肝硬化獲得衛生部及上海市重大科研成果獎。
王玉潤研究血吸蟲病防治數十年，深入江、浙、皖、贛農村第一線，親眼目睹廣大農民為血吸蟲病所苦，決心解除患者的病痛。他博覽中醫古籍，發現晚期血吸蟲病患者的證候頗似古籍所述的“氣滯血淤”證候，在研究了晚一期血吸蟲病肝硬化患者的病理解剖及病理、生理狀態後，提出了晚血肝硬化的病機在於“經隧阻塞，氣滯血淤”，指出“活血化淤”是該病的治療大法。遂選用“桃紅飲”為治療的基本方劑，經過104例住院患者的臨床觀察均見顯著療效。經大量的實驗及臨床研究，發現抗肝纖維化桃仁提取物，是治療晚期血吸蟲病肝硬化的有效藥物。這是王玉潤識病、識藥和治本的重大成就。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長托斯特遜對這一療法作了高度的評價，認為堪稱世界一流。
王玉潤曾先後擔任全國血吸蟲防治研究會副主任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醫學組）委員、中華醫學會上海中醫學會理事長、上海市高級教師職務評審委員會委員等職，並被聘為香港中文大學中藥研究中心名譽顧問。1981年起，先後赴香港、日本、美國、馬來西亞及新加坡等國和地區講學或學術交流，所作《冬蟲夏草治療晚期惡性腫瘤》、《老年病防治及長壽》與《抗肝纖維化的中藥研究》等報告，在各國醫學界引起較大的反響。為擴大祖國醫學在海外的影響做出了傑出的貢獻。他在《中華醫學雜誌》、《中醫雜誌》等各種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主編西醫學習中醫、《中醫兒科學》教材、全國高等中醫院校《兒科學》教材，合編《血吸病防治手冊》、《寄生蟲病學》。
曾任職務
全國解放後，歷任上海市第十一人民醫院、曙光醫院兒科主任，上海中醫學院教授、兒科教研組主任及中醫系系主任等職。1984年2月至1985年8月擔任上海中醫學院院長，1985年9月起任上海中醫學院名譽院長。還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全國血吸蟲病防治研究會副主任委員，中華中醫學會上海分會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中藥研究中心名譽顧問，及上海市第八屆人大代表。
研究課題
60年代中期，受命從事血吸蟲病防治研究工作，率組多次深入江、浙、皖、滬等農村疫區，進行調查研究，並設點治療。他倡導“識病治本”的學術觀點，即為了識病、探求病源一切先進手段都可以用，為了徹底根治疾病一切最有效的藥物和手段都可以用，這就為他大膽採用中西手段、中西藥物、並創造性地研製有效新藥奠定了理論基礎。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著重研究晚期血吸蟲病所致的肝硬化，運用活血化瘀法制定處方“桃紅飲”，並總結經驗，進一步採取桃仁提取物治療，取得卓有成效，其成果獲上海市科技進步二等獎。
主要成就
晚年著手從理論上研究中醫內科學發展史，從臨床實踐上研究以中醫藥治療各種疑難病和愛滋病。多次應邀赴日本、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醫藥院校、醫學藥學界講學和作學術交流。曾主編上海市西醫學習中醫班《中醫兒科學》和全國高等中醫院校《兒科學》教材，參加編寫《血吸蟲病防治手冊》、《寄生蟲病學》。
科研成果
他著重研究晚期血吸蟲病所致的肝硬化，運用活血化瘀法制定處方“桃紅飲”，並總結經驗，進一步採取桃仁提取物治療，取得卓有成效，其成果獲上海市科技進步二等獎。
學術觀點
1．從傳統的“辨證論治”升華到現代的“識病治本”
王玉潤教授在他大半生的醫學和教研過程中，一貫主張和進行臨床治療和實驗檢驗兩者對照比較，以此在各個階段進行總結，使認識不斷地提高和深化。在五十年的時間裡，他始終一絲不苟地對患者不同症狀、體徵等臨床見症，進行細緻的觀察和詳盡的描述，尤其注重實驗室主要指標的顯著改善同患者外觀變化的吻合情形。他重視以理論指導實踐。在治療和實踐過程中他注意排除某些偶然因素如自然痊癒或他藥效用的可能性，使臨床和實驗所獲得的資料儘可能的客觀真實。 王玉潤教授十分推崇人類的最新發現和最新科技成果，並儘可能地將它與自己的臨床實踐和科學研究結合起來加以考察，並儘可能地將能利用於自己的臨床和科研的最新科技成果，結合套用於臨床和科研，為了有利於自己的工作和為病人的健康造福，40年代他就創辦了“中國醫藥化驗所”和“藥理研究所”，堅定不移地走臨床同實驗、經驗同理論互相補充、互相結合的道路。
大凡對研究對象發展的重新評估，通常跟它的科學知識由經驗形態變換為理論形態有關。18世紀物理學，處於臆斷與實驗相結合的階段。當人們對其理論和實踐問題的探索，破除了流行於整箇中世紀的“大宇宙和小宇宙基本相似”的經典世界圖景之認識後，物理學才擺脫了經驗形態而轉換和建立了理論形態。早年一位父輩溫病名家的死於“溫病”、一位至親的表弟陳正明的死於“濕溫傷寒”，使他痛切地感到固守中醫老的診治方法已經不敷客觀的需要。王玉潤教授對於父輩和自己切身經歷的慘痛教訓他一生都難以忘懷和釋然，因為只辨證而不辨病，哪怕辨證如何精細，但終究不能挽回自己至親至愛的人的生命。他無法諒解自己的無知和淺陋。對於往事的回顧總結、對於最新知識的如飢如渴的追求，以及通過實踐檢驗和實驗研究，他終於破除了對於原有經典理論的迷信。他認識到只有結合中西醫和發揮兩者所長，取長補短，才能切實提高診治效果，對患者帶來實際的利益。特別是通過“桃仁提取物抗肝纖維化的研究”過程，他的認識達到了理性的飛躍，從而揭示了“桃仁提取物抗肝纖維化”的內在本質和規律。
王玉潤教授提倡識病治本，不是淡化中醫的辨證論治，而是更加強調辨證，強調由表象之“證”深入到本質之“證”，更強調相同患者之間的個體差異，要求用合乎實際客觀情況且是恰當的單數形式，替代原有的類推、仍帶著很大思辨特性的複數形式，從而克服“證”的泛化根源。
王玉潤教授的識病治本，不僅重視辨證，而且更加重視論治；不僅要求認識針對性的致病因子、組織病理變化和藥理機制，而且要求提出針對性的基本治則以及發掘針對性的高效方藥（包括遵循中醫藥規律進行創造性的新藥研製，他的桃仁提取物合蟲草菌絲就是他治病求本在治療血吸蟲病性肝硬化方面的創造）。他還強調對治療結果有一個科學的、客觀的解說，而不是只滿足於病人表面症狀的改善，因而他主張在臨床上要有對照組進行反覆的比較觀察，進一步在實驗中獲得與患者疾病轉歸全過程內臨床症狀、體徵變化相一致的結果。
“識病”是人們從傳統的“辨證”演進到現代的認識疾病內在本質聯繫或規律性的全過程。目前，正處於它的全新發展時期。遺憾的是，目前雖有很多先進的科學儀器與技術幫助人們更客觀地認識疾病，但迄今為止仍然尚有不少疾病未能達到真正的“識病”水平。而現在一般稱為“辨病”的主要內容，僅是指疾病診斷這一方面而已。
“辨證”的主要依據為臨床症候。它通過哲學思辨的途徑，用直感方法診治患者，尚且帶有總結的抽象性與模糊含混的藝術傾向。“識病治本”無論是在臨床實踐中或者理論認識上，都是廣集傳統“辨證論治”理論和方法的精華，加以不斷提純、升華的最終思想結晶。王玉潤認為，“識病治本”有著比“辨證論治”、“辨病論治”更為豐富的臨床知識容量，完全可作為隨著當代科技的國際走向、朝世界醫學目標邁進的簡潔有力的認識工具。抗肝纖維化藥物發現的價值是王玉潤領導下，一批共同工作的同志在醫藥科研發展道路上具有歷史性開拓意義的建樹。它並不說明現在已經有效地控制了整個傳統醫學理論體系的大廈，而是指走出傳統醫藥觀念的樊籬獲得一種新觀念、新方法。
中醫本色
王玉潤教授1938年在新中國醫學院求學期間即師從兒科名醫徐小圃，這是他學習臨床和臨床經驗積累的開始，其後不論其工作性質和榮譽、地位發生了多大的變化，直至1992年去世，他作為老中醫的本色不變，從未脫離過臨床。總其一生，他從事臨床工作五十年，積累了五十年的臨床經驗。王玉潤的臨床特點最顯著的一點就是他融會了中西醫兩方面的知識，具有中西醫兩套診治手段。這就為他在臨床和實驗研究中開展中西醫結合創造了有利條件，極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治病療效。 早期主要是繼承老師的兒科臨床經驗，他曾以“從游一得集”為題在《國醫新聲》上發表數萬字的文章，其中有天花、白喉、消渴、乳中毒（腳氣）、濕溫等隨師臨診實錄。
臨床經驗
王玉潤在臨床實踐中不僅發揚了老師的經驗，而且有新的發展。王玉潤的臨床經驗主要是：
1．辨證論治和審因論治。作為老中醫的本色，王玉潤的臨床充分運用了體現中醫傳統特色、針對病因病機的辨證論治和審因論治。
王玉潤對於傳統辨證理論和方法的重視和運用表現在臨床和科研的多方面。他將臟腑經絡理論用於麻疹並發肺炎，體現了他將三焦辨證、衛氣營血辨證結合臟腑辨證融會貫通套用於臨床的經驗和特色。他認為，本病於脾肺兩經受病，外應於手足太陰，合於肌肉皮毛。傷寒之邪，始作必因外感，致動太陰濕土而內傷，蘊積君相兩火而然。麻疹病毒的傳變：毒盛於脾，熱流於心，臟腑之傷以肺為甚；肺受風寒，忽生喘急；心脾火灼，口舌生瘡；毒為食滯，腸鳴腹痛；肺胃蘊熱，津液乾涸。毒歸五臟，變有四症：毒歸於脾胃，則泄瀉變利；歸於心肺，則煩熱不退而發驚厥；歸於肺，則咳嗽出血；歸於腎，則牙齦糜爛而成疳。因為五臟心肺相連，肺位於上，心經火旺，肺先受之，所以麻疹的併發症尤以肺炎為最多，常見症狀為發熱、咳嗽、氣急、鼻煽、痰鳴、涕淚不見、煩躁、甚則昏迷。對於本病的治療，他強調以經絡臟腑學說為指導，認為本病以手太陰肺經和足陽明胃經兩經之火熱發而為病，所以只要清肺胃兩經之邪熱，諸症即可自退。王玉潤的臨床經驗從水火既濟還是心腎不足、心腎不交論治尿急尿頻也體現了臟腑經絡論治和運用陰陽、寒熱等四診八綱的理論特色。對於哮喘，他即從八綱寒熱虛實進行辨證，王玉潤認為：新病屬實，久病屬虛。哮喘反覆發作，可導致肺氣耗散，久則肺病及腎，而致腎陽虧虛，氣不攝納。故平時常見肺脾腎的虛象。一旦急性發作，就表現為邪實正虛夾雜的複雜現象。他將此病分為寒熱兩種類型：寒喘表現，症見面色。
用藥特色
王玉潤的用藥經驗，首先是出於對病人的高度責任性和為了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從大量的醫藥資料中篩選找出最有效的中醫處方，在大量有效處方基礎上又進一步通過大量臨床實踐和實驗研究找出和發現最有效的藥物及其有效成分，然後研究有效給藥方法、劑型和途徑。對於青木香、臭梧桐的降壓作用，對於紫草的預防麻疹和避孕，他都是通過實驗得到第一手資料，讓實踐作出回答，從不輕易相信道聽途說。最典型的例子是治療晚期血吸蟲病肝硬化的桃仁提取物的尋找和發現，並在臨床上推廣套用，無論在調查研究、實驗研究方面還是在臨床實踐方面，他都付出了艱辛的勞動，因而也獲得出色的成效。前已大量述及，不再贅述。
其次是對於蟲類藥的套用，王玉潤似乎情有獨鐘。他認為中醫治療驚厥除用平肝熄風的中藥外，還可用蟲類藥搜風止痙。他從清代名醫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找到根據，葉稱：“通絡方法，每取蟲蟻迅速飛走諸靈，俾飛者升，走者降，血無凝著，氣可宣通”，他進而認為，仗蠕動之物，最能透達病根。
中國古代醫學文獻中對癲癇與驚風的認識常混為一談。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書，統稱之為“驚癇”。直至北宋錢乙《小兒藥證直訣》，始創“急驚”，“慢驚”及“五癇”等病名，才明確了驚風與癇症的區別。《臨證指南》說：“癇病或由驚恐或由飲食不節，或由母腹中受驚，以致內臟不平，經久失調，一蠲積痰，厥氣內風，卒焉暴逆，莫能禁止，待其氣反然後已。”認為癲癇的病因病理主要是由於驚恐、飲食等造成臟腑失調所致。也有人認為，“痰濁內聚”，蒙閉清竅，亦可發為癲癇，故有些治療癲癇的成方中往往採用豁痰和開竅的藥味。他治癲癇則喜用控風止痙的蟲類藥，以取得較滿意的療效。
在另一篇文章《氣營雙清、通腑泄熱與蟲類搜風的臨床驗證》中他再次闡述了套用蟲類藥的經驗。蟲類搜風，對於溫病加乙腦的抽搐、痙攣作用不大，而對於神經系統調節失控效果較好。究其原因是全蠍等蟲類藥具有抑制神經細胞興奮的藥理作用，而乙腦的抽搐、痙攣這些症狀是由高熱、腦水腫所引起，非關神經細胞。臨床套用也證明蟲類藥對於溫病中的驚厥等症沒有多大的影響：當它單獨用時無效，而當它加用清熱藥時有效，可見對其有效的是清熱藥，而並非蟲類藥。他採用蟲類藥的主要指征為：肝風內動諸證，如驚厥、牙關緊閉兩眼上翻、頸項強直、不知人事等。並可用於頑固性頭痛、偏頭痛、關節痛、痹痛等，病機為：諸暴強直，皆屬於風；內風妄動，風留經絡，上下四肢流走而痛。代表方經為：止痙散。藥用：全蠍，蜈蚣，選用配伍藥：烏稍蛇，天麻，僵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