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生，江蘇鹽城人，現棲身江蘇省鹽城市市區一所中學。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學教師，雜文作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淦生
- 籍貫：江蘇省鹽城人
- 出生：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 職業：中學教師，雜文作家
- 性別：男
人物簡介,代表作品,作品選登,
人物簡介
在《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雜文報》《雜文月刊》《雜文選刊》《文匯報》《新民晚報》《四川文學》《新京報》《羊城晚報》《中國教育報》《團結報》《人民教育》等報刊發表雜文千餘篇。題材多涉教育，兼顧民生。文風犀利，語言老辣，思想深刻。
代表作品
《當民主淪為一種庸俗的工具》《當“魚米之鄉”成為一種記憶》《“做大”的疾速與“做強”的不達》《讀東坡先生的一篇“高考作文”》《當“高考情結”成為集體無意識》《“錯殺”，一個注定進入歷史的辭彙》《假如“醜小鴨”不是“白天鵝”》《讓世界翻個身》《“道德”從何而來？》《教書比天大》等等。
作品選登
“帶病堅持工作”可以休矣
“帶病堅持工作”，在我們這個國度里一直就被視為一種優良品行，被輿論所推崇、嘉許甚至鼓勵。這種思維的濫觴可能源自於戰爭年代的“輕傷不下火線”，因為那時候有著一種遠比一個人的健康甚至生命更重要的東西需要護衛和堅守——比如神聖的國土、民族的氣節、國家的尊嚴……戰爭年代遺傳下來的某些“慣性思維”，是否仍應成為今人的思維模式？
譬如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就有反思的必要。時下國家正在積極推進的醫療保險體制改革，正是為了從物質上保證每個國民的生存質量，而“健康至上、生命至尊”這一理念，也同樣應成為一種全新的價值觀念，固守於我們的價值體系之中。
隨便翻開一本英雄、勞模的先進事跡彙編，為他們的事跡感動的同時，也會發現“十個英模八個病”。是因為他們以自我犧牲（健康或生命）換得了這份榮譽，還是輿論只將褒獎的眼光盯著那些為工作而奉獻健康甚至生命的人？
筆者供職於教育系統，應該說工作環境的安全係數要比磚窯、煤礦、隧道高出許多，可我每年都能從媒體上看到同行們猝死於講台前、辦公桌旁，或是暈倒在下班路上的新聞。前不久，還看到過蘇南一位剛剛年屆不惑的女校長癌症手術後放棄休息，最終倒在校園裡的訊息。感佩於他們努力工作的同時，我也很“自私”地想，工作真的比一個人的生命還重要？家庭里失去一名重要成員、教育界失去一位優秀教師、地球上失去一個鮮活的生命，與少上幾周課、丟下幾個月工作相比，到底孰輕孰重？
帶病堅持工作，有些是強烈事業心的驅使，但不可否認有些乃是制度所逼。比如，一些地方的教育部門就明文規定，除了因公出差或公派學習，凡事假、病假都要自己請人代班，並扣發獎金、津貼，超過一定時限還要扣發工資。所以，不少教師小病能扛就扛，扛不住也就是抽空打個點滴再繼續上班。
當然，也有很人性化的單位。我的一位同學在美讀完博士後找了家高科技企業就業。這家企業的員工都可以享受到天數不等的帶薪病假。請假很簡單，假期在三天之內的，只要打個電話給上司說你因病不能上班就行；假期在三天以上的，需要醫生開的病假單。如果病情較重，需要長時間恢復的，先用上你這一年的病假，如果病假不夠用，還可以用上你下一年的病假，而這期間的工資津貼都是分文不扣的。
我國開始啟動了“帶薪休假”制度，在“帶薪休病假”這一點上，是否也應儘快“與國際接軌”？這樣的話，就不需要那么多人帶病堅持工作，甚至病倒在工作崗位了。
當民主淪為一種庸俗的工具
經過一個世紀的西風東漸，國人的民主意識今非昔比。但誠如古人所謂的“橘生淮南則為橘，橘生淮北則為枳”，這民主之樹一旦飄洋過海移植到我們這兒，便常常會異化，有時甚至淪為徒有其名的庸俗工具。
我知道有這么一所學校，因班級減少而導致部分教師必須離職。對每個教職工來說，“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如何解決這一棘手的難題而不留下後患，校領導思慮良久最終祭出了“民主”這一法寶：讓全校教職工背靠背無記名給每個教師投票打分，並公開唱票，當場以得票的高低敲定了離崗者名單。或許你已經想像到了，在這場投票中，人緣成了“民主”背後起決定作用的力量。某些工作平庸實績平平但八面玲瓏者成了聘用席上的座上客，而一些雖然實績優秀但不善交際者，卻被這記“民主”的重拳擊下了擂台。
票選下崗者，如果不是緣於策劃者的無知，那純粹是領導者在借民主之名，行轉嫁矛盾、推卸責任之實。在這件事上，“民主”成了一件遮掩某些領導簡單粗暴的工作方法的“馬甲”。
去年，美國著名的《時代》周刊曾以中國某“超女”作為封面人物。你千萬別以為這是美國人追星追到了咱中國，而是出於他們對中國“超級女生”的出爐不靠專家評定而憑客群海選，這一民主機制的認同。可美國人也真是天真，他們以為中國人的網上投票，是中規中矩的一人一票，殊不知我們在面對規則時，向來是“不拘一格”頗具創意的。有道是“文體不分家”，君不見近兩年的NBA全明星選舉，姚明得票總是遙遙領先無人匹敵，絕非因為他的球技蓋過奧尼爾勝過諾維茨基，實在是因為他的身後有著一個龐大的“親友團”，在網上兢兢業業地為他堆砌選票。可惜奧運冠軍不是網上投票選出來的，要不哪能容得外國人染指？
說到底，這“超女”的選拔、NBA全明星評選，終不過是一種娛樂，你多製造幾張“垃圾選票”也無傷大雅，沒人與你較真。可到了關乎國計民生、涉及政治科技文化領域的那些嚴肅的事情上，我相信人家就不會這么讓你“玩”了。要不美國那么現代化，總統選舉怎么不搞“網上投票”？西方那么開放，諾貝爾獎怎么不來個“簡訊評選”？但類似的事擱到咱們中國，還沒準兒就能這么處理。
近日，我所在的城市舉行了一項“全市十大師德標兵”的評選活動，作為主辦方的有關部門，不是拿出一定的標準，根據入圍者的師德表現、工作實績進行科學評定，而是將候選人的相片、事跡公布在一家網站上，讓公眾通過網上點擊、簡訊傳送等方式投票選舉。此計既出，一些有候選人的單位，不惜讓員工放下手頭的工作，整日在網上為本單位的參評者狂攬選票，直把這“師德標兵”的評選，搞成了一項比上網人數、比點擊速度的“體育賽事”。這樣的評選還有什麼信度可言？英模、標兵的評選可不是選“超女”評明星之類的娛樂活動，出現如此荒唐的局面，大概也是策劃者始料未及的吧？
該民主出現的地方，每每是民主的缺位；與民主無甚關聯的事兒，卻要假民主之名而行。這便是民主在我們這裡遭遇的悲哀。
老家猶在，故鄉不再
記憶里“小橋流水人家”式的故鄉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高樓馬路工廠”；田園式的老家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侷促的公寓；父老鄉親的農民身份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寓公”式的生活……
記得魯迅先生有篇自傳體小說叫《故鄉》，寫他定居京城後回故鄉搬家的事。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鄉村的凋敝使得先生的故鄉變得面目全非，隨著那次搬家，溫馨的老家大概已隨記憶中曾經無限美好的故鄉一起從先生的心頭消遁。雖然小說結尾處以“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這樣一個預示某種希望的句子來結束，給了讀者一個朦朦朧朧的亮點，但我知道先生當時的心境一定是蒼涼的。關於“路”的那幾句話，也就如小說《藥》中夏瑜墳上的那圈神秘花環一樣，只是給讀者的一點慰藉罷了。
我等凡夫自然不能和魯迅相提並論，但自幼在外打拚，然後在城裡謀到了一份差事進而定居異鄉，這一點上我們卻是相同的。我有父母兄弟仍在故鄉生活，所以老家依然在那片遙遠而熟稔的土地上牽動著我的思緒，像一根堅韌的繩子繫著遠飄的風箏。
不過，這些年“家鄉的發展”已讓故鄉漸漸遠離了我記憶里的存儲，甚至由於鄉鎮的撤併，打小就與我捆綁在一起的鄉、村的名稱都已不復存在，這使得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就更改了籍貫。那片土地早已改變了模樣，那裡的地名也已經張冠李戴———
如果某個深夜將我空投於此，我絕對猜不出這裡就是曾經生我養我的地方。因為我根本無法將那兒與記憶深處故鄉的印象重合在一起，我再也嗅不出一絲一毫留在我記憶里的故鄉的熟悉氣息。
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改變硬生生將“老家”與“故鄉”這兩個在我心目中原本重合在一起的概念撕裂開來———
我的“老家”還在那兒，但我的“故鄉”卻早已從地球上消失。
我的老家位於蘇北沿海。這裡的百姓在經濟上算不上富庶，但溫飽二字卻從來沒有對他們構成太大的困擾。到了本世紀初，臨近港口、鐵路和高速公路的地理優勢似乎遠比肥沃的土地、溫潤的氣候、充足的水源和品類紛繁的農產品更有吸引力———-
這裡很快就被滬浙、蘇南地區那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高耗能高污染企業的老總們看中，紛紛思量著將他們在發達地區已經難以立足的企業安頓於此。於是，縣城附近方圓30公里之內，一夜之間都成了“開發區”。原先綠色的農田被一道道圍牆圈起，原先散落的農宅都被拆遷，原先的農戶被收回了土地，在獲得一筆或多或少的拆遷費之後，紛紛離開了原先賴以生存的土地，遷居到了位於城鄉結合部的安置房中。
當逃離土地進駐公寓的新鮮感一天天消散，當銀行里儲蓄的數額一日日縮水，當高耗能低技術含量和勞動密集型產業風光不再，當污染一天天逼近……我的那些失去土地的鄉親們很多都陷入了一種迷茫：他們期盼的到底應該是怎樣的生活？未來的路又該怎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