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於畊

王於畊，原名王桂英，知名教育家；1921年 11月出生於河北省保定市。早年在保定女師求學時就投身革命，1936年參加“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11月參加八路軍，在一一五師學兵隊學習；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在新四軍戰地服務團任團員、民運工作隊隊長、宣傳科副科長、政治協理員、縱隊司令部秘書等職；以及區委書記、地委民運工作隊隊長、地委工作委員會副書記、濟南市總工會組織組長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於畊
• 別名：王桂英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河北保定
• 出生日期：1921年11月29日
• 逝世日期：1993年6月29日
• 職業：教育家
• 丈夫：葉飛

人物經歷

建國後，王於畊先後任福建省婦聯宣傳部長兼福州市婦聯主任、婦委書記，福建省婦聯副主任兼黨組副書記。1954年起，調任福建省教育廳副廳長、廳長兼黨組書記。1977年調入北京師範大學，任第一副校長、中共北師大黨委副書記、顧問。王於畊長期從事教育工作，熱愛教育事業，在福建省教育工作、北京師範大學學科建設和落實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均作出貢獻。曾發表過30餘篇文章，是全國教育學會副會長、福建省教育史志第一屆編纂委員會顧問。王於畊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是原福建省委書記葉飛的夫人。

王於畊1993年6月29日在京逝世，終年72歲。

抗日戰爭時期

從保定到南昌

王於畊原名王桂英， 1921年 11月 29日出生於在河北省保定市省府前街八號，乳名英兒。

1936年在保定女師求學時，王桂英加入了中共組織領導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1937年七七事變後，參加護理盧溝橋抗日傷兵。當年11月，在山西臨汾參加八路軍，在八路軍一一五師學兵隊學習，改名為王於畊。 1938年2月，從學兵隊結業，參加新四軍戰地服務團（團長朱克靖）。當月下旬抵達武漢，稍作休整，即隨團向南昌新四軍軍部進發。當船即將離開漢口碼頭之際，新入伍的三名戰地服務團成員急切地沖向船舷登船，王於畊敏捷地拉住了最後一名小姑娘伸出的手，使勁兒把她拉上船——她叫張茜，時年不到16歲——後為陳毅元帥夫人；二人從此開始了長達三十多年的友誼。

在雲嶺

1938年4月，新四軍軍部及戰地服務團從南昌移師皖南歙縣黃山南麓的岩寺。服務團下設戲劇、民運、歌詠、繪畫、舞蹈等幾個組，王於畊分在戲劇組（組長李增援）。戲劇組到達岩寺後，開始排演抗日新劇《送郎上前線》，十分忙碌。

1938年8月2日，新四軍軍部移至涇縣雲嶺鎮。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一到雲嶺，就採訪了新四軍女兵代表王於畊、周紉惠。她笑著說：“我簡直愛上你們了！”

20世紀50年代後期葉飛與王於畊在福州

在雲嶺，王於畊主動參加戰友們自發組織的“早讀班”，自覺學習政治理論知識，得到女生隊隊長楊瑞年以及團領導的大力支持。朱克靖、徐平羽等團領導親自為團員們講解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等課程。後來，全團還增加了夜讀時間。

王於畊喜歡寫作和編劇，服務團的牆報常有王於畊的文章，文字優美，不時迸發出驚人之句，不僅令年輕的夥伴們稱讚，也引得許多幹部特來觀賞，其中六團團長葉飛只看了一期牆報就對王於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繁昌之戰》

1939年春，王於畊隨戰地服務團三隊來到皖南，在鄧子恢的指導下，在皖北當了近半年民運組長。

1939年11月，日軍多次進犯皖南繁昌，新四軍第三支隊奮勇反擊，將敵擊退。朱克靖團長安排李增援、邵惟、吳薔（即吳強，長篇小說《紅日》的作者）和王於畊等幾位服務團的編劇骨幹，編寫三幕劇《繁昌之戰》。王於畊寫過《人財兩空》、《母親》等獨幕劇，但從未寫過多幕劇；《繁昌之戰》第二幕《征歸》是她第一次參加多幕劇的的創作。

《繁昌之戰》於 1940年元旦正式演出，觀眾反響強烈，台上台下互動踴躍，好評如潮，轟動一時。 1940年 3月 1日出版的《戰地青年》上，紀實報導《記繁昌某鄉祝捷大會》記錄了當地民眾觀看《繁昌之戰》的盛況。

《大時代的女性》

1940年 2月，戰地服務團決定編排一出新劇，慶祝即將到來的“三八國際婦女節”。朱克靖團長說：“婦女節的戲，要由女同志來寫，集體創作，由林琳、王於畊執筆。”新劇定名為《大時代的女性》，反映在民族解放戰爭中，婦女走過的道路和作出的貢獻。

團里召集近二十位女兵開座談會，朱克靖和徐平羽兩位團長參加，請每人講自己參加革命的經歷。根據座談討論，王於畊提出寫成三幕大戲。王於畊負責寫前兩集，林琳負責寫最後一集。

慶祝婦女節大會在大祠堂里舉行，會後上演《大時代的女性》。該戲由邵惟導演，李增援指導。林琳、常竹銘、康寧等二十多位演員基本上都是自己演自己，表演生動逼真。第一幕在雷鳴般的掌聲中謝幕，軍首長專門到後台，稱讚演得好。大家受到鼓勵，後兩幕演得更認真，贏得了更多掌聲和歡呼聲。

通過參與創作《繁昌之戰》和《大時代的女性》，王於畊在軍中聲名聲名鵲起，被譽為新四軍“才女”。

就在 1940年的“三八”節，王於畊被評為全軍先進人物，代表服務團所有姐妹接受了隆重的表彰。當天，王於畊的《沿著鐵軌走》一文發表在新四軍的《抗敵》雜誌上。

民運工作

1940年 4月初，戰地服務團大部從皖南軍部調到江南指揮部，歸由陳毅總指揮領導。全團百餘人編為劇團和民運工作隊兩部分，王於畊被任命為民運工作隊隊長。

《往事灼灼》

新四軍江南指揮部位於江蘇省溧陽縣茅山腳下的水西村，民運工作隊在水西村周邊的竹簀橋、安中里一帶開展工作。當地大地主“李老闆”有千畝良田，周圍幾個村子的人家多為其佃戶。在陳毅的指導下，王於畊帶領民運工作隊和農抗會，迫使“李老闆”借出二三十擔糧食，使貧苦農民勉強度過嚴重的春荒。

時近5月，春繭上市。為打破“李老闆”的低價壟斷，民運工作隊和農抗會經周密籌劃，採用武裝護送的辦法，一夜之間集中幾十條船滿載春繭起程，在敵據點附近的繭行以適當價格售出春繭，保護了蠶農的利益。事後，陳毅囑王於畊，可就此事寫報告文學或小說等。五十年後，王於畊終以《往事灼灼》一書實現了陳司令的要求。

黃橋燒餅歌

1940年9月新四軍進駐黃橋（江蘇省泰興市黃橋鎮）。時王於畊已任服務團秘書，當團長、副團長不在時，秘書將組織、協調團里的工作。

在黃橋戰役的前夜，王於畊和服務團團員們一起動員民眾準備乾糧支前，組織擔架隊、護理隊，組織小分隊宣傳演出，在黃橋鎮到處張貼自衛反擊的標語口號。

黃橋特產是黃橋燒餅，是支前的主要物資。一天，服務團的幾個骨幹李增援、章枚、王於畊、林琳到一家小店吃燒餅，李增援突然舉起一個燒餅大聲說道：“黃橋燒餅黃又黃，黃黃燒餅慰勞忙。 ”王於畊接著說：“燒餅要用熱火烤，軍隊要靠百姓幫。 ”林琳跟著：“同志們呀吃個飽，多打勝仗多繳槍！”

飯後，王於畊、林琳提議創作一首歌，於是李增援把大家的聯句整理成六段歌詞，章枚立刻譜曲，《黃橋燒餅歌》即告問世。《黃橋燒餅歌》很快在黃橋鎮傳唱，在新四軍中傳唱，成為一首非常具有歷史特點的革命歌曲。

管理教育俘虜

黃橋一役，新四軍俘虜了頑軍上千人。指揮部把管理、教育俘虜的工作交給了服務團。王於畊等從未管理過俘虜，鐘期光主任、敵工部長丘東平就教她們工作方法、注意要點，介紹管理教育俘虜的經驗。王於畊和服務團團員們一起做頑軍俘虜的工作，然後將他們釋放返家；堅決要求參加新四軍的則留在部隊。王於畊等圓滿地完成了任務。

1950年以後

1950年～1953年

1950年2月7日，福州市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處成立，王於畊任主任至1951年9月。

1950年3月8日至12日，福州市各界婦女代表會議召開，成立福州市民主婦女聯合會籌備委員會；王於畊作《福州市婦女運動當前的方針任務的報告》。在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上，王於畊當選主任。

1951年9月10日至13日，福州市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召開，成立福州市民主婦女聯合會，王於畊作《福州市一年半來婦女工作總結及今後任務的報告》。在一屆一次執委會上，王於畊當選主任，1952年6月離任。

1951年12月，當選福建省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

1953年1月27日，福建省貫徹婚姻法運動委員會成立，王於畊為主任。

1953年4月10日至16日，福建省第二次工會會員代表大會在福州舉行，王於畊任省總工會第二屆執行委員會委員。

1954年以後

1954年10月至1958年1月，王於畊任福建省教育廳副廳長；1956年4月至1958年3月任省教育廳黨組副書記。

1955年1月至1959年1月，王於畊任福建省政協第一屆委員會委員。

1958年1月至1959年11月，王於畊任福建省教育廳代廳長；1958年3月至1959年11月代理黨組書記；1959年11月至1968年8月，任廳長、黨組書記。

其間，1957年2月22日至1959年5月23日，任福建教育學院院長。

1959年1月28日至2月4日，福建省第二屆人大一次會議選舉王於畊為省人民委員會委員。

1959年7月廬山會議後，在“反右傾”政治運動的壓力下，福州教育工作者違心執行“左”的路線。在此期間，福州市教育局執行省教育廳廳長王於畊提出的“重政治、抓教學、搞勞動”的方針，堅持了一部分教學。

20世紀50～60年代，王於畊經常到閩侯一中、閩侯實驗國小(時均設於城門)等校蹲點，指導工作。閩侯縣高考成績多年名列全省前茅，被譽為“高考紅旗”，其他各項教育工作也是成就卓著。

王於畊在福建省教育廳工作時，著力依靠教師辦學的方針。解放初期，福建高考成績居華東各省之末，在廣大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從1957年起，福建省連續3年在全國高等學校招生統一考試中成績名列前茅，被譽為“高考紅旗”。1959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全面提高中等學校的教育質量》的社論，介紹福建省貫徹教育方針、提高教育質量的經驗。福州市高考成績位於全省前列，北京、內蒙、河北、山西、山東、河南、江蘇、上海、浙江、湖南、昆明等地教育參觀團先後到福州參觀訪問。

1960年1月12日，國家教育部副部長董純才、福建省省長魏金水和教育廳廳長王於畊，暨各省市自治區教育部門領導，以及部分教育先進單位的代表共250人，分別到福建省南安縣英都以及仙遊縣大濟汾陽民校及龍華平原民校檢查指導掃盲工作，召開現場觀摩會。兩地區掃盲工作卓有成效，大批文盲脫盲，培養出大批農村實用人才。農村幹部民眾高興地說：“政治翻身，經濟翻身，文化也翻身”。

王於畊與耕讀國小先進教師交談

當月，福建省教育廳廳長王於畊向來閩的外省教育參觀團介紹提高中學教育質量的經驗。

1960年，福建省第八次全省中教會議召開，省教育廳長王於畊總結了中學全面提高教育質量的經驗，指出貫徹教育方針，全面提高教育質量，必須重政治、抓教學、搞勞動，必須尊重和依靠教師，必須研究教學規律，必須建立穩定的、正常的教學秩序。

在這次會議上，王於畊在介紹一些名師的教學經驗時，提出：提高課堂教學質量的關鍵，在於教師認真備課“吃透兩頭”和“四熟悉”。“吃透兩頭”，即一頭吃透大綱和教材，明確本學科的教學目的和任務、學科的特點和教學的指導原則；通讀教材、鑽研教材，掌握教材的編排體系和各部分教材之間的內在聯繫，掌握教材的重點，關鍵和難點，掌握各知識點的教學要求。另一頭，教師備課時要了解學生已有的知識基礎、缺陷，學生的思維特點、學習習慣、方法、態度以及對教師的意見，教師對學生學習情況(包括課堂教學中的提問、作業、平時視察和考查，個別輔導中所發現的錯誤、缺陷和問題)作記錄卡片並進行分析，作為備課和改進教學的重要依據。“四熟悉”即：熟悉大綱教材，熟悉學生，熟悉生產勞動和國家大事，熟悉教學方法。備課要個人鑽研，集體討論，教學相長，檢查效果。教師在課堂教學傳授知識時，善於啟發學生的獨立思考，讓學生“戰鬥過關”，反對注入式的教學方法；重點問題“精講”和一般問題“略講”相結合，不平均使用力量；教師的講解，演示和對學生的提問、學生相互間的討論和教師的小結有機結合；善於使學生的思維和注意力隨教師的講解轉移，師生協同一致。共同完成課堂教學任務。要求學生對教材主要內容達到“透徹理解、牢固掌握、舉一反三、熟練套用”。

1962年8月18日，福建省政協第十次會議召開。省教育廳長王於畊向與會常委報告關於本省教育工作和高等院校暑期招生工作情況。

1963年5月，福建省教育廳召開第18次教育工作會議，研討、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廳長王於畊在總結中指出，教育事業的安排要與經濟基礎相適應，要瞻前顧後。發展中國小具有戰略意義，既不能超過經濟負擔，也不能過慢，必須遵循客觀規律，避免大起大落。

1964年，王於畊帶領幹部到福州第一中學蹲點，試行《中學五十條》。

錄取董琨

董琨，福州市第一中學高材生（1959年-1965年），系福建名人董執誼曾孫。因為家庭出身之累，由教育廳廳長王於畊親自過問得以錄取北京師範大學，以後輾轉奮進，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著作等身。

“八二九”事件

1965年11月，中共福建省委決定，由省教育廳長王於畊帶領工作組到廈門第八中學蹲點，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1966年8月24日，廈門第八中學部分造反組織的師生向中共福建省委、廈門市委提出調省教育廳廳長王於畊到該校批鬥的要求，未被接受；該校部分造反組織的師生300餘人步行赴福州，向中共福建省委“請願”。省委、廈門市委派車到同安縣天馬接送，次日到達福州。他們隨後便到福州各學校“串連”。

1966年8月29日，廈門八中、廈門大學和福州高校部分造反組織的學生，衝擊、接管中共福建省委召開的“批判教育戰線修正主義路線大會”。會後，部分福州市民與學生發生衝突。時稱“八二九”事件。

師資“斷層”座談會

1990年5月13日，全國政協委員王於畊等抵閩了解教育工作，參加關於教師隊伍“斷層”問題的座談會。會議認為，當時教師隊伍“斷層”問題十分突出，特別是高層次、高水平的學科帶頭人的“斷層”更為明顯。“斷層”除數量外，更嚴重的是質量“斷層”。有的青年教師思想、業務、文化素質均嚴重下降；中學畢業生不願報考師範大學；師大學生不安心學習。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中高校停止招生，青年教師因待遇低、學校分配不公等而流失嚴重。為此，座談會提出六點建議：制定人才培養規劃，加強對青年教師的培養；注意發揮老教授作用；放寬高校編制，早招一些年青教師進行培養；適當提高高校教師工資待遇；切實解決學術著作出版難問題；限制高校教師報考公務員。

葉飛王於畊之墓

1993年6月29日，王於畊在京逝世，享年72歲。2000年4月18日，王於畊與其夫葉飛之骨灰合葬於廈門革命烈士陵園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