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野（1916-1994），男，編輯家、出版家。1916年生於安徽績溪，原名程扶鐸（程敷鐸），1938年後改用今名。1930年在上海亞東圖書館當練習生。1938年至延安入陝北公學高級研習班，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畢業後任王稼祥的秘書約5年，其間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圖書資料室副主作，中央軍委編譯局翻譯處處長、編譯局秘書長，1946年擔任《晉察冀日報》社編委兼編輯部長，此後擔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出版科長、出版委員會委員。1949年至1950年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處長，1950年至1966年在人民出版社工作，曾任社長兼總編輯。1975年後，歷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理論組組長，國家出版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國家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兼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副組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子野
- 出生日期：1916
- 逝世日期：1994
- 性別：男
- 原名：程扶鐸
人物簡介,王子野：同編輯談讀書,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抱什麼態度讀書,讀什麼書,吳道弘：編輯家、學者和評論家王子野,鄒建華：記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王子野,
人物簡介
王子野曾出任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屆主席、第三屆名譽主席，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第一、二屆副會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第二、三、四、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王子野長期從事編輯出版工作，尤其是新中國建立後，曾積極參與創辦大型文獻性刊物《新華月報》。他在擔任人民出版社領導工作期間，對有系統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大量翻譯理論讀物做出了重大貢獻。他在擔任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領導工作期間，大力進行了出版戰線的撥亂反正工作，為恢復和發展新時期出版事業作出顯著貢獻。他翻譯有《西洋哲學史簡編》、《思想起源論》、《財產及起源》、《論戲劇》等，主持編纂《當代中國的出版事業》，其文章結集為《槐下居叢稿》。
繁忙的工作之餘，王子野有廣泛的興趣愛好。他喜愛藝術，收藏了許多西洋名畫集；他喜愛書法，時常揮毫運筆；他還很喜愛竹子。
王子野：同編輯談讀書
為什麼要提出這個問題
讀書是好事，誰也不會反對。可是要問現在的讀書風氣怎樣？老實說有點不大妙。有人說，現在流行一種風氣：不讀書好求甚解。這的確是個問題。不讀書而又喜歡發議論，其論必敗。怪不得有人說，現在阿Q派很流行，都喜歡“君子動口（空口說白話）不動手（下苦功）”。這些話不是沒有道理的。
我們這裡的讀書風氣又如何？說這裡沒有人讀書是不合事實的。但是應當說還沒有形成一種風氣，或者說空氣很稀薄。我們這裡是書籍的製造所，出版社中人不熱心讀書外面也許不相信，然而事實確是如此。廚子聞慣了油膩，不饞吃。我們不大讀書的原因是否也在這裡呢？假如真是這樣，那實在糟糕得很。
要確實知道這裡讀書風氣如何，大家可以算一算自己每年讀書的總賬，看看究竟一年能念幾本書。我們可以把一位比在座各位都年輕的俄羅斯思想家杜勃洛柳波夫作標兵，來比較比較看。杜勃洛柳波夫是個喜歡讀書的人，13歲那年，據統計一共讀了413本有名的著作。一個13歲孩子一年讀400多本書，我們又如何？我們一年能讀40本書能有幾人？
沒有讀書風氣的原因在哪裡？有人說，是因為沒有時間。誠然，有時確實忙，例如雜誌要發稿的時候，搞運動的時候，就一點時間也抽不出。但是不是每一個人，每時每刻都這樣忙，我看未必。我同一些同志研究過，一個星期讀10小時書，是沒有問題的。一星期讀書10小時，一年52星期，就能讀520小時，能堅持做下去，就是一件大事。
也有人說，是因為領導上沒抓緊。批評領導是應當的，但是要認真讀書，主要問題還在自覺。大家有興趣讀書，領導不抓，也會讀書。沒有興趣讀書，領導上硬叫你坐下來讀，形式上在看書，心裡卻在想別的，當然沒有效果。總之，自願讀書，事半功倍，強迫讀書，事倍功半。
讀書對於什麼人都重要。任何工作不讀書就做不好。經驗主義只能苦幹，不能巧幹。馬克思恩格斯假如只搞工人運動，不讀那么多書，不去吸取人類精神文明的遺產，就不會創造出科學社會主義。自然科學如果不在接受先人遺產的基礎上前進，就不會有今天的衛星、火箭以及各種尖端科學。知識來源於實踐，這是不錯的。但不能太簡單化地去理解。我們現在的理論工作還是落後於革命的實踐。黨中央很重視這個問題，所以正在大力提倡讀書風氣。我們這些編輯出版工作者也應當跟上去，不要掉隊。
抱什麼態度讀書
讀書抱什麼態度，這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我以為，讀書應當去三怕，立四要。
先講去三怕。
第一、是不要怕讀了書以後變成教條主義者。
一個人多讀了書，可以成為教條主義者，也可以不成為教條主義者。主要看方法和態度對不對頭。因為怕成為教條主義者，就索性連書本也不讀了，這是因噎廢食。不讀書沒有教條主義，但是不讀書就沒有知識，害處會更大。我們只要抱定一個宗旨，要讀活書，不要讀死書，讀了書一定要用，學以致用，理論聯繫實際，就絕不會成為教條主義者。即使中國過去的舊學者，也有些是讀書而不教條的，何況現在呢？
第二、是不要怕讀了書以後會脫離實際。
我們提倡讀書，並不是要大家不去接觸實際。理論結合實際是我們的根本原則。但是我們不能對這個問題作簡單化的理解。實際固然重要，理論也不可忽視。有人說，理論就是實際，實際也就是理論，這是很錯誤的說法。革命理論是近代工人運動的經驗總結，但又不是直接從工人運動中產生出來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一再說過的。我們如果只到實踐中去求理論，不去吸取前人和別人積累的經驗和知識，就是再多兩倍年紀，也不會使革命得到勝利。
有的同志認為學以致用的學習才好，否則不好。這是對的。但是也要防止簡單化。有的東西學了就能用上，有的則未必，不學到相當程度，看不出什麼效果來。例如學一章《資本論》，未必就會理解現在的商品經濟現象；讀了黑格爾的《美學》，不一定就會懂得梅蘭芳的藝術。但不能因此說這些人是白學，是教條。學習需要細水長流，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急於求功不是好事。假如只顧眼前的需要，我們也不必再去搞什麼甲骨文，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性質了。但是實際上，懂得了甲骨文，有益於將來的文字改革工作，搞清楚古代社會的性質，絕不能說同將來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無關。這種聯繫一眼是看不出來的，但卻是存在的。
第三、是不要怕變成書呆子。
書呆子的名稱很不光榮，大家怕做。我們先要弄清楚書呆子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這種人未必是書呆子。只有那些關了房門讀植物學而到了田裡卻韭麥不分的人才能說是書呆子。
假如把呆氣理解為人迷的話，我以為有幾分呆氣倒是好事，並不可怕。這種人對讀書有高度興趣，滿腔熱情，廢寢忘食，那又有什麼不好呢？看戲有戲迷，下棋有棋迷，做詩有詩迷，讀書也可以有書迷。有些科學家對科學入迷得實在厲害，例如愛迪生新婚之夜路過實驗室，就忘了結婚這件事。從這裡看，我們現在對書著迷的人還太少。要學習，就得花一定勞動，入一點迷，“皇天不負苦心人”，化一點功夫，就會有一定收穫。
去掉了三怕以後還要立四要：
第一、是要有目的。
有的人讀書沒有明確目的，為讀書而讀書，這是不好的。雖有目的，而目的只是為個人，為了追求個人的名利而發奮讀書，也是不好的。這種目的一定要反對。讀書應當首先是為革命、為工作，為集體的利益，為人民的事業。
第二、要有決心。
我們無論做什麼事，從來提倡持之以恆。學習也這樣，一定要做到不管領導上抓不抓，自己都能堅持不懈。一曝十寒，效果很小。現在很多人學外語就是這樣，今天學明天丟，念來念去ABCD，老學不會。相反，如果我們能夠持之以恆，那末“繩鋸木斷，水滴石穿”，就不會沒有結果。
第三、要虛心，
又要敢於獨立思考。學習不能有先入之見，要抱謙虛態度。但是也千萬不要虛心得毫無主見，人云亦云。不懂的問題，一定要弄清楚。不要光記結論，還要搞清楚結論是如何得出來的。我們提倡獨立思考，當然這獨立思考是要有立場的。
第四要塌塌實實。
偷巧，好高騖遠，不是學習的正道。學習超乎自己可能的東西，一定不會發生興趣，就不能持久。現在有些同志的學習熱情有點鼓起來了，我看了一些學習計畫，都很龐大。有一個人一個月要讀《自然辯證法》、《反杜林論》、《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等經典著作十幾本。對於這些同志，我首先表示敬意，但同時也要請他們考慮一下，這些書是否都讀得了。照我理解，是有困難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我讀了好幾遍，只懂了一半。
讀什麼書
讀什麼書，這裡有個讀書路線問題。在這方面歷來有兩種主張，一種是“開卷有益”，碰到什麼書讀什麼；另一種是“非聖賢之書不讀”，也就是外國人主張的非第一流書不讀。
這兩種主張都是極端的。我以為應該折衷一下。讀書元邊，既不可能，也沒好處。據說外國有個人把《大英百科全書》從頭到尾讀了一遍，我想是不會有什麼大收穫的，因為範圍太廣。但如果非聖賢之書不讀，又太專了一些。其實要讀懂聖賢之書，也非有廣博的知識不可。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就指出過這一點。毛主席也告誡我們要繼承前人的文化遺產。我們不懂黑格爾、費爾巴哈，很難學好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懂李嘉圖、亞當·斯密，也學不好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樣，我們如果對中國歷史一團漆黑，那也一定不能理解毛主席的著作。總之讀書一定要精，要有方向，但也不要範圍太狹。例如，做編輯的，除了本行之外，還可以學點文學。做詩填詞，我們學不會不要緊，但是文學知識總該有一點。還可以學點自然科學，至少要知道火箭、飛彈是怎樣一回事，知道當前最主要的科學成就。要學一點語法、邏輯，外語也要學。
學的東西那末多，但不是要大家一下子都學會，可以慢慢來，先抓主要的。當務之急是學好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
學習的方法是自由讀書，討論不要太多，沒有準備的討論會絕不要開。但是希望意趣相投、學習的東西相同的人經常能湊在一起談談，議論議論，還是有好處的。[1]
吳道弘：編輯家、學者和評論家王子野
我國近代以來編輯出版事業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出現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精於編輯業務、成績卓著的編輯家、出版家，人才輩出，前後相望。在現代出版界中，王子野同志就是這樣一位著名的編輯家、學者和評論家。
王子野，原名程扶鐸，1916年出生於安徽績溪。1930年國小畢業後，因家境貧寒輟學，不久到上海亞東圖書館當練習生。由於他勤奮學習，博覽群書，學問日增，思想上也不斷進步。抗日戰爭爆發後，積極參加抗日救亡宣傳工作。1938年入延安陝北公學高級研究班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第二秘書處秘書，兼任軍政學院哲學助教。1941年任中央政治研究室組長。1942年後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圖書資料室副主任，中央軍委編譯局翻譯處處長，《晉察冀日報》編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宣傳部出版科科長、出版委員會委員，從此一直在編輯出版崗位上工作。60多年來他對我國現代出版事業做出極大努力，有著重要的業績和貢獻，贏得很高的聲譽。
建國後，王子野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編審局處長，在胡愈之的領導下，曾積極參與創辦新中國第一個大型文獻性刊物——《新華月報》，總攬編輯、出版業務全局，並負責編委會，奠定了該刊的編輯宗旨和編輯風格。1950年12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後，王子野任該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在50、60年代長期擔任領導編輯職務，對有系統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與大量理論翻譯讀物，做出了重要貢獻。雖然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對待，但他對黨、對馬克思主義堅信不移，堅持做學問，追求真理。1975年，從文化部鹹寧“五七幹校”調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任理論組組長。1977年至1982年任國家出版局副局長、黨組副書記。在國家編輯事業領導崗位上，撥亂反正，落實出版政策，重視出版人才和出版物質量，關心和提倡書籍裝幀藝術，並多次撰文評論，起過很好的作用。80年代以後，兼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副組長，國家出版委員會主任委員和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第一屆副主席、第二屆副主席、第三屆名譽主席，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第一、二屆副會長，仍一如既往，關心出版工作。他親自為《當代中國的出版事業》一書審同，並撰寫該書“緒論”部分；經常在中央級報刊上推薦好書、評論作品。他關心和支持編輯學、出版學的研究，為多咱編輯著述撰寫序文。他說：“社會上各種行業都有自己的專門學問，經濟有經濟學，教育有教育學，新聞有新聞學，書刊出版後也有專門的目錄學、版本學、圖書館學，惟獨出版工作本身缺少專門研究。是出版工作沒有東西可研究嗎？不是的。出版的歷史起碼可以追溯到1000多年以前，反正比新聞早得多。要研究的東西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就是因為不被重視，所以才留下缺門。這空白總不能永遠留下去，出版學早晚總要在眾多的學科中占一席應的位置。”（1982年《韜奮與出版》一書序）王子野鼓勵編輯進行出版理論研究，曾主持全國出版研究年會和編輯出版理論優秀論文的評獎工作。還提倡編輯要讀書學習、博學多能，成為通才，並要繼承和發揚出版的優良傳統。1990年王子野向《出版工作》編輯部建議，約請一些老編輯寫一寫自己是怎樣做編輯工作的。之後該刊開闢“我怎樣做編輯工作”專欄，陸續發表了許多著名編輯所寫的具體經驗和切實體會，在編輯出版界起到了廣泛的有益作用。
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王子野為出版對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先後訪問日本、美國、義大利等國，跟這些國家的出版界人士廣泛接觸，宣傳了我國出版事業的成績，促進國際合作出版的開展。王子野是國內外公認的享有盛譽的出版家、編輯家。
一
王子野的編輯出版工作是跟人民出版社的建立與發展分不開的。自人民出版社成立起，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止，他一直是該社的主要領導，長期主持編輯工作，1960年起任社長兼總編輯。
有系統地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是人民出版社一項重要的任務。建國初期，除出版《馬恩文選》外，還有馬列原著單行本，王子野重視序言的校訂工作，特別是列入“幹部必讀”的部分，經常親自跟譯者聯繫（曹葆華等）。1954年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成立後，馬列原著的翻譯出版進入更有計畫、有系統的新階段。繼《史達林全集》出版以後，《列寧全集》中文第一版39卷的出版工作，僅用兩年時間就完成，60年代，又開始了出版《列寧選集》的工作，王子野親自撰文在《人民日報》上介紹。
對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原著的翻譯出版工作，王子野有一種真摯的感情和執著的追求。1984年9月在新版的《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出版發行座談會上，王子野滿腔熱情地發言，希望譯文精益求精，新版能反映出我國自己的特點，要有自己寫的前方和注釋；對《全集》的裝幀設計要求成為善本書。這些真誠的意見，也是他一貫的主張。王子野在人民出版社時多次講到普列漢諾夫翻譯馬恩著作時增加自己注釋的做法。因此人民出版社出版《費爾巴哈論綱》時，就附了普列漢諾夫寫的注釋。在“文革”中陳伯達曾以此作為批判王子野叛徒哲學的根據，王子野因此而受到迫害。
作為編輯家的王子野，認真貫徹出版方針。人民出版社建社不久，為了執行編輯出版分工原則，他堅決主張不出版專業分工以外的書籍，得到上級領導機關的支持。在編輯工作中，王子野十分重視出版物的質量。他主持出版社的編輯業務，親自審稿，對各級編輯的審稿意見，總是寫上自己意見、看法，或毫不留情地進行批評，但很有說服力。有一部關於辯證法的翻譯書稿，編輯的審稿意見很簡單，王子野看了書稿以後，寫道：“雖然你們三番四覆地修改，然而遺留下的問題還不知有多少（而且都是十分嚴重的）。我對你們的校定者和審稿者也是有意見的。”接著指出該稿譯文上的不妥之處、譯者杜撰的名詞術語，以及誤譯的例子。然後又說：“希望你們從這部稿子的校定、審讀的錯誤中得出必要的教訓，以改正今後的工作。我的意見如不對，也可批評。”（見“人民出版社書稿檔案”）往往有些譯稿原文比較粗疏，即使譯者是名家，王子野總是要編輯把審稿意見告訴譯者，讓譯者自己了解後進行校改。
1954年以前，人民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不少從蘇聯翻譯的哲學、社會方面的小冊子。後來認識提高了，1954年9月間，王子野在一本重印書上批語：“不要重印蘇聯一些教條主義的小冊子。”對於選題，指出“在目前的情況下，一般書的選譯，必須十分慎重，可緩就緩，可不譯就不譯，這樣做，不會吃虧”（見“人民出版社書稿檔案”）。
王子野對於國內一些學者的著作稿，同樣認真審讀。一部闡述新中國初期建設成就的書稿。王子野的審稿意見是：“這部稿子只是一些數字的堆積，再插進一些《共同綱領》的引文，使人無法讀下去。照此樣子不作較大的修改不能出版。我想修改的主要要求是充實血肉，每一個問題都必須講清道理。材料是很多的，……有血有肉又有骨頭，才能讀下去。”另一部學術著作的審稿意見，是這樣寫的：“對蘇聯學者的見解要認真加上一番消化功夫，不要信手大段大段地抄錄。但是參考書在文末須作交代。”（以上均見“人民出版社書稿檔案”）
王子野還經常提醒編輯部的同志，編輯工作是一項政治性很強的工作，一定要認真掌握好政策，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作指導。而他自己在編輯工作中的認真嚴肅、嚴格細緻的工作態度與作風，也是直接影響到全社編輯的業務素質與工作作風的。王子野除了審稿，還要審讀、修改編輯撰寫的圖書“內容提要”文字，有時改動得幾乎是重新撰寫的。人民出版社在建社後就建立總編輯在審讀、簽發書稿時，同時要審讀、簽發書稿的“內容提要”的制度。王子野還重視出版社的書刊資料工作，認為做好藏書資料工作，對培養出版社編輯人員有很大作用。
人民出版社初期的內部刊物《出版周報》，刊載上級有關編輯出版工作的指示、選登讀者對出版物的批評與建議，以及社內人員在編輯出版工作中失誤的檢查。諸如“新華時事叢刊”的編輯工作，書刊中重大的校對錯誤等，都刊出有關編輯、校對人員做出的檢查和認識。對於提高工作人員的業務素質和培養嚴肅認真的工作作風，起了很好的作用。60年代初，王子野在全社人員大會上提出編輯出版工作中的“三風”、“一嚴”問題。“三風”就是：勤儉樸素的作風、謙遜團結的作風、踏實細緻的作風。“一嚴”就是一切從嚴，首先是政治上從嚴。從編輯出版到行政管理，每一環節都要求嚴字當頭。選題組稿、審稿、加工要嚴，出版校對也要從嚴，行政管理制度的執行也要從嚴。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出版質量的不斷提高。
王子野還認為，提高書稿質量，首先必須領先著者、譯者、編輯的努力。因此，出版社除了加強編輯工作，在社內培養出更多的好編輯外，同時還應當推動著者、譯者和編者也積極改進自己應做的工作，雙方努力才能達到書稿質量的普遍提高。
講到出版社要團結一大批認真著譯的作者，總是王子野自己是做得很好的。他親自在編輯訪問作者的“訪問記錄”上寫意見、作提示，有時還在全社人員大會上表揚或批評，還提倡請各方面的專家學者到出版社做學術報告；他自己跟曹葆華、曹汀、朱光潛、呂振羽、季羨林、戈寶權等一大批學者專家——作者都有很好的交往。
其實，王子野對於社會上人才的重視與愛護，也是很突出的。60年代中期，他在出版社時，將一位研究普列漢諾夫的專家王蔭庭，請到出版社來讓他翻譯作品，發揮專長。粉碎“四人幫”以後，王子野滿腔熱情、鼓勵安徽一位美學家郭因出版學術著作。郭因的兩本專著《中國繪畫美學史稿》和《藝廊思絮》，分別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和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後記和向王子野的贈書中表示了他的感激之情。安徽有位青年學者徐學林，研究徽學，學有專長，對安徽出版史情有獨鐘，寫出過大量的論文。王子野對他十分關心和鼓勵。我很了解王子野對於人才的愛護和對有價值書稿的重視，只是他不願意多說自己是怎樣做的。
圖書質量是由內容與形式兩部分構成的。王子野對於圖書的外觀形式——裝幀設計也是十重視的。無疑，這和他的哲學、美學素養，以及對藝術的愛好是分不開的。他在總編輯崗位上經常關心圖書的封面設計和裝幀形式，為封面設計出主意。
所有這些，可以看出在人民出版社的發展過程中，終結著王子野的心血和貢獻。1985年紀念人民出版社建社35周年時，王子野用秀麗的行書寫下這樣的題詞：“樂為他人作嫁衣。”這也是對他自己服務、獻身編輯出版工作的真實寫照。
二
1991年11月，首次胡適學術討論會在安徽績溪召開。王子野被邀請參加了這次會議。作為胡適的同鄉和後輩，他作了題為《以辯證觀點研究胡適》的發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胡適在文化學術領域的多方面開拓工作予以肯定。因此提出：“對胡適的學術思想採取探討，也就是把以前倒污水時倒掉的嬰兒撿回來。當然應當小心，在撿嬰兒的時候不要把污水帶回來。……我以為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堅持雙百方針，允許大家發表不同意見，做到暢所欲言，心情舒暢。”這個發言受到與會同志的好評。
作為學者，王子野博覽群書，勤於鑽研，他藏冊極富，坐擁書城。他是珍愛圖書的藏書家，又是廣泛涉獵的學問家。人們很驚奇地發現，王子野面對大量藏書，但又隨時能夠找出來使用。在王子野的讀書習慣中，對於外國文學的若干名著往往喜歡對照外文原文進行閱讀。他懂得俄、英兩種文字，去世前幾年還在自學法文和日文。一次我去看望他時，這位白髮老人正面對著電視機認真地學外文。他對學問的執著追求，數十年如一日，樂此不疲，老而彌堅。這也是編輯家一種極其寶貴的品質，是使他集編輯家與學者、評論家於一身的重要原因。
80年代以後，人們經常能夠見到王子野的書法作品。從圖書刊名題字、題詞到條幅，生動的行草或古樸的篆隸，似乎突然出現了一個書法家的王子野。其實王子野的書法是很有功底的，只是過去忙於編輯業務和出版領導工作，無暇顧及。這幾年他有更多的時間追摹金石、研修魏碑；草書則傾慕于右任體，而又著意融合諸家，化為己長。需要說明的是，王子野在書法上的成就，有著深厚藝術修養的基礎。他很喜愛中西繪畫，他的藏書有大量的中外畫冊，對作品有很高的鑑賞能力，曾經為畫家袁運甫等人的作品作序評論。他能刻竹、治印，這些藝術修養使他的書法別具神韻，我曾見到過他揮毫書寫碑記。
三
跟王子野共事合作過的，或者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人們，都會一致稱頌他寫得一手好文章，清新流利、通暢曉達；同時也會覺得他講著帶有濃重鄉音的國語，講話、做報告時往往缺少鼓動性和條理性。平時相處，容易見到他不苟言笑、嚴肅莊重的一面，不易發覺他平易近人、風趣幽默的一面。
50年代在出版社時，王子野在食堂跟大家一起排隊買飯，很愛聊天、說笑話。他稱讚一個工友的工作有條理，說他有“大將風度”。一次，北京東城智化寺舉辦個人採集的蝴蝶標本展覽，他見人就介紹。只要讀一本好書，不住地向人推薦；如果是一本不滿意的書，也要說出批評意見。跟他在一起開會，晚上喝了點酒，就會閒聊，從學問到生活，無所不談。
王子野平日生活相互做事極其認真、細緻而又有條理。他日常伏案讀書、寫作的書桌，總是乾乾淨淨，書本和筆紙放得很有規律。書桌抽屜里的東西，也是井井有序。明窗淨几，為他創造了文思如涌、學問日進的良好環境。
1993年春天，我去拜訪王子野同志，正巧王子野同志不在家，出來開門的是他的在國中學習的孫子小遙。在小遙居室的牆上，我見到王子野用工整楷書寫的幾句話：
多做好事，少說空話，
先做後講，做了不講；
別人的好事，一件不忘，
自己好事，做了就忘。
這是王子野贈給他後輩的座右銘。我覺得正是他自己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標準的表現。應該說，也是王子野自己的座右銘。這種高尚的情操和職業道德，同樣需要在編輯出版界大大提倡和發揚的。[2]
鄒建華：記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席王子野
王子野在—九三0年當他十四歲時就離家獨立生活，到上海亞東圖書館當練習生，這是他從事出版工作的開始。一九三八年八月，他到延安陝北公學學習，同年十月參加中國共產黨。陝公學習結束後留在中央機關工作，給中央—位領導同志當秘書，在首長的親切關懷與鼓勵下，他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鑽研《資本論》等經典著作，對哲學問題的研究尤感興趣。他參加了延安一九四二年的整風學習，寫了一些論文和雜文發表在當時的《解放日報》上。一九四六年，他擔任《晉察冀日報》編委兼編輯部長，編報之餘還寫過不少嘲諷國民黨頑固派倒行逆施的雜文。
一九四七年，他在華北解放區離開報社投身出版工作，從那時到現在一直沒有離開出版戰線，時達四十年之久。
解放初期，王子野在胡愈之任署長的出版總署工作，擔任編審局的處長。他在胡愈之的親自指導下創辦了《新華月報》。一九五O年調到人民出版社擔任副社長、副總編輯，後任社長、總編輯，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前。在這十七年裡，他始終遵循黨的出版方針，把宣傳馬列主義和黨的政策放在首要地位。在他的領導下，出版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史達林全集》和《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他一貫重視出版物的質量，尤其是對經典著作的出版更不允許有半點差錯。對編輯幹部的培養提高也很費心血。他經常鼓勵幹部要博覽群書，增長知識，還經常給他們作報告和講課。“文革”中，他受到顛倒黑白的誣衊和迫害，下放幹校五年多。一九七五年調國務院政研室任理論組組長。一九七七年調到國家出版局任黨組副書記、副局長。這正是撥亂反正的時期，他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為肅清出版界“左”的流毒，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工作由於“四人幫”的破壞而出現的蕭條局面開始逐步繁榮，這中間有他一份勞績。王子野時刻把抓出版物的質量作為頭等任務。一九七九年底，國家出版局在長沙召開的全國出版工作座談會上，他強調出版物必須質量第一，他認為評判書的質量不能只看。市場價值”，要下決心多出一些受讀者歡迎的好書，這些書要站得住腳，是值得經常再版的。王子野對編輯工作有深刻的體會，他經常講：“編輯工作做起來的確趣味無窮，其中的學問大著呢，當好一個編輯實在不容易。首先編輯要不斷提高自我修養。知識面太狹了不行，沒有對某一學科專業知識也不行，既要成為‘通才’，又要成為小小的專家。作選題計畫要掌握各方面最新的信息。審稿時既要高瞻遠矚，又要明察秋毫，儘可能對它作出科學的、公允的評價。編輯加工更要心細如髮，東查西找，不怕麻煩。為了開拓稿源，不能不同作家搞好關係，更要千方百計地去發現和培養青年作家。”（引自《書海耕耘——編輯札記·序言》）
王子野雖然沒有進過中學、大學之門，但由於他能一貫堅持刻苦自學，靠自學學會了英、俄、法三種文字，現已年近古稀，還在學日語。他的第一部澤作是（蘇）薛格洛夫主編的《西洋哲學史簡編》，是一九四一年在延安窯洞里翻譯的。六十年代又陸續翻譯了拉法格的《思想起源論》、《財產及其起源》、《宗教和資本》、《唯心史觀和唯物史觀》等著作，這些譯文已大部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拉法格文選》（上、下兩卷）之內。目前他正在翻譯盧梭的文學藝術論著和《鄧肯自傳》的續編（已定稿）。一九八三年三聯書店將他解放前後發表的論文、文藝評論、雜文等編輯出版，取名《槐下居叢稿》。他在該書的《前言》中說：“長期以來我主要從事編輯出版工作，沒有什麼專業。就是業餘愛好也不專一，除了攻外語搞翻譯之外，哲學、美學、文學和藝術都沾點邊。有人稱我是雜家，我也愧不敢當。其實當個雜家也並不比當個專家容易，當專家只須精通一行，當雜家卻須懂得多行，要擁有百科知識才夠格，我哪裡夠得上？”他給人的印象是爽利明快，有什麼說什麼，不論在什麼場合，不論是講話還是作文，他總是毫不隱諱地亮出自己的觀點，上面這段話，就是一個老編輯家的由衷之言，它展現給我們的是他在編輯出版工作中不懈的奮鬥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