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同策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北襄陽
- 出生日期：1936年7月
- 職業：前吉林大學圖書館館長，古籍研究所教授，歷史文獻整理研究室主任
- 畢業院校：武漢大學歷史系
- 代表作品：《菜根譚注釋》,《蘇魏公文集》（上、下）,《魏公譚訓》
人物軼事,研究方向,主要成就,
人物軼事
王同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社會關係比較複雜。為此14歲讀高中時就被學校確定為有“反動思想”，全校開展批判，團內留團察看處分。讀大學時的“肅反”運動中，又因為對一同班同學的大字報，說過“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的話，再次受團內嚴重警告處分。到後來，“反右”運動檢查三次才過關，並下放20年。
“文革”時期，王同策是所在單位被揪斗的第一人。這個政治身份格局，使王同策在綿延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幾乎陣陣落不下。那時，誰一說“反動”、“反革命”，王同策就會心驚膽戰地感覺和自己近在咫尺。
也是由於上述“政治格局”，王同策待過的單位的領導，不乏一有機會就想甩掉王同策這個“政治包袱”的，所以王同策的工作調動，也就較為頻繁。
王同策的自然情況，還使得王同策有個“偏得”，即平日只要有了“反標”（反動標語的簡稱）案，就自然首先被列為重點懷疑對象。一次，一個公安局的人到學校來找王同策，說要問王同策幾個問題。“你前不久借閱過《新港》雜誌？”“是。”“雜誌在你手裡共有多少天？”“一周左右。因為沒有什麼好文章，翻了翻就還了。借還具體日期可查借閱登記”。“在此期間有沒有人從你處轉借？”“沒有。”“就是說雜誌一直就在你家。”“是的。”問完就走了。因為不能打聽，究竟怎么回事，至今不得而知，但這起“反標”案肯定與該期《新港》有關，湊巧的是正好這時王同策借了學校的這雜誌。更多的時候是用比較隱晦的方法，比如為蒐集王同策更多的筆跡，就以上級要檢查作文批改情況為由，抱去王同策教的班級學生的作文本。
“文革”期間的一樁“反標”案，王同策就深陷其中，久久未得擺脫。因為破案都由“專政小組”操作，是絕對保密的，內容當然不知其詳，但從追查中得知，案件涉及當時很常用的一種稿紙——“稿紙副頁”。其特點是，額頭隸體“稿紙副頁”四個字，下面是若干橫隔浪線，字和橫隔浪線都是紅色，左側空白，右側則連續豎排五六十個小紅點。這些“小紅點”中隱藏著“大學問”。原來，各地印刷廠每次印製這“稿紙副頁”時，那小紅點的數目和排列都有所不同，公安部門可以此掌握該稿紙為何時、何地印製，為破案提供方便。果然，這次就派上了用場。
那是一次單位召開傳達上級精神的會議，王獸醫（當時王同策所在的耕讀大學辦有“獸醫班”）挨近王同策坐，他看大家都在筆記會議內容，自己空坐著，覺得不太好，就拿出鋼筆，向王同策要張紙做筆記，王同策就隨手從正做筆記的“稿紙副頁”的後面扯了兩張給他。幾天后清查“反標”案，在向民眾介紹案情、廣泛蒐集破案線索時，偏偏就涉及“稿紙副頁”，王同策作為“文革”中單位第一個被揪斗的人，王獸醫就及時向專政小組檢舉了王同策。
專政小組幾個人把王同策找去，單刀直入：“你使用過稿紙副頁？”答：“是。”
“可不可以把那稿紙副頁給王同策們一頁？”答：“可以。”頭頭示意一名成員“陪同”王同策到宿舍取回一頁稿紙副頁。組長仔細查看了一番後，又與他資料夾里的一張核對，那頁紙上有歪歪扭扭的兩行字，那應該就是王同策撕給王獸醫的那張。問話繼續。“你這稿紙是哪來的？”答：“在學校教務處領的。”“不可能。學校從來沒有賣過這樣的。”答：“ 一輩子當教員，寫字的紙是從來不用買的。”“除了這樣的以外，還有沒有別樣的？包括你家裡的。”“我愛人在二中，也可能是她從二中拿回來的。”“二中我們查過了，沒有你這一種。”王同策無言以對。“你回去認真回憶一下，有結果告訴我們。”王同策只好答應儘量照辦。
一連好多天，怎么也想不出這稿紙的來源，專政小組問過幾次了，由於毫無進展，他們有些不耐煩。王同策找到組長，說我是真無法提供這稿紙的來源了，案件的構成條件很多，辦案不是得講究“四腳落地”嘛，即方方面面都得對上號，“反標”案也一樣，得作案條件都能對得上，才能定案。如果其他條件都和我吻合，稿紙來源一項就不用考慮了，那案犯就是我，專政機關怎么處理，我都毫無怨言。組長態度緩和下來，講了一番每人都有義務幫助組織上偵破反標案的大道理，讓王同策繼續“協助”查找稿紙副頁來源。
看來，交不出這稿紙來源，王同策是要永遠背著這書寫“反標”嫌疑的黑鍋了。於是回家翻箱倒櫃，查找“稿紙副頁”。蒼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從妻子的書堆里翻出了一疊“稿紙副頁”，前幾頁是妻子筆跡抄寫的每行長短不齊的×和○。 晚上妻子回來問其來源，她說“去年住院生茵兒時，同一產房的四商店的一位售貨員織的毛衣花樣挺好看，我就抄下來了”。原來這×和○，不是特務的聯絡密碼，是織毛衣的正反針記錄。“這稿紙哪兒來的？”“當時我也沒有帶紙筆，都是她的。”看來，是王同策在回家時，為了抄寫什麼東西，順手扯了幾張妻子的稿紙副頁。老天開眼，總算找到了。第二天，王同策向專政小組交上了妻子那一疊“稿紙副頁”和那售貨員的姓名、單位，這樁拖延了一個多月的“涉嫌反標”案件總算得以了結。
經過多次政治運動的歷練和“反標”案的“洗禮”，尤其是“稿紙副頁”案的持續追查，更深刻地認識到自己的身份和在當局心目中的位置，平日處事都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處處留意，事事小心。儘可能主動把自己時時置於民眾場合之中、監督之下，這樣起碼一旦出事，找證明人比較方便。比如，在閱覽室或教室里看書報，一看人走得剩下一兩個的時候，自己趕快離開，去人多的操場，或回幾個人在的住宿處；再如午睡時，一看別人都起來離宿舍出外邊了，自己也趕快穿鞋出屋。原因就在於“個人獨處”，多發的“反標”案一經發現，極易弄來“嫌疑人”那頂可怕的帽子。
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文獻學，重點為古籍整理的理論研究。研究課題代表：（1）古籍整理中選編及點校註譯的基本標準；（2）中國古代的官箴著作。
主要成就
《菜根譚注釋》（1989年浙江古籍出版社）；《蘇魏公文集》（上、下）、《魏公譚訓》（1988年中華書局，前者七人合作，任點校負責人；後者獨自點校）；《中國古代文學家傳記選注》（上、下）（1993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任副主編）；《雪堂學術論著集》（10集，收書103種）（中華書局待出，任副主編）；《宋史·司馬光傳注》（1984年嶽麓書社《中國古代史學家傳記選注》）；《從〈為政忠告〉看張養浩的吏治思想》（1984年11月14日《光明日報·史學》）；《張養浩譜系、年裡、仕跡拾遺》（1985年第3期《文學遺產》）；《楚雨？零雨？——古籍校勘舉隅》（中華書局《學林漫錄》第9集）；《“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究何所指？》（1984年第2期《史學集刊》）《就〈司馬光傳注〉的改筆談古籍注釋的標準》（1991年第2期《社會科學戰線》），另《讀詩札記》若干篇、《廉政史札》三十餘篇及其他論文20餘篇分別刊載於《吉林大學學報》、《東北師大學報》、《史學集刊》、《社會科學戰線》、《古籍整理研究學刊》、《古籍整理》、《光明日報》、《吉林日報》等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