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時代，一般指一戰以後，經濟大蕭條以前的約十年的時間。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1918)，經濟大蕭條(1929)還沒有到來，傳統的清教徒道德已經土崩瓦解，享樂主義開始大行其道。用菲茨傑拉德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奇蹟的時代，一個藝術的時代，一個揮金如土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嘲諷的時代。”菲茨傑拉德稱這個時代為“爵士樂時代”（一般指一戰以後，經濟大蕭條以前的約十年的時間），他自己也因此被稱為爵士樂時代的“編年史家”和“桂冠詩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爵士時代
- 外文名：The Jazz Age|Jazz Age|the Jazz Age
簡介,爵士時代,天才,成功原因,
簡介
弗蘭西斯·司各特·菲茨傑拉德於1896年9月24日出生在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一個商人家庭。他在中學時代就對寫作產生了興趣，在普林斯頓大學學習期間也熱衷於為學校的刊物和劇社寫稿，1917年輟學入伍後，更在軍營中開始了長篇小說的創作。1918年，在阿拉巴馬的蒙哥馬利附近駐紮期間，菲茨傑拉德愛上了18歲的南方少女澤爾達·賽爾，對以寫作來獲得成功有了比以往更強烈的渴望。退伍後，他繼續堅持寫作，終於在1920年發表了第一部長篇小說《天堂的這一邊》。
《天堂的這一邊》的出版讓不到24歲的菲茨傑拉德一夜之間成為了美國文壇一顆耀眼的新星。一個星期後，他與澤爾達在紐約結了婚。菲茨傑拉德和澤爾達年輕，迷人，擁有金錢和名望，是一對令人艷羨的金童玉女。他們活躍於紐約的社交界，縱情地享受愛情、年輕的生命以及成功的歡樂，過著夜夜笙歌、觥籌交錯的生活，後來又長年在歐洲居住。但由於講究排場，揮霍無度，他們的生活漸漸捉襟見肘。澤爾達因精神病多次發作被送進精神病院，菲茨傑拉德也染上了酗酒的惡習。1940年12月21日，菲茨傑拉德因為心臟病突發死於洛杉磯，年僅44歲。
在二十多年的創作生涯中，菲茨傑拉德發表了《了不起的蓋茨比》、《夜色溫柔》和《最後一個巨頭》等長篇小說，以及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說。其中1925年出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是菲茨傑拉德寫作生涯的頂點。這部小說入木三分地刻畫了財富和成功掩蓋下的未被滿足的欲望，反映了20年代“美國夢”的破滅，深刻地揭示了角色性格的矛盾和內心的衝突，同時也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菲茨傑拉德傑出的才華和寫作技巧。《了不起的蓋茨比》被譽為當代最出色的美國小說之一，確立了菲茨傑拉德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爵士時代
菲茨傑拉德創造力最旺盛的時期是美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1918)，經濟大蕭條(1929)還沒有到來，傳統的清教徒道德已經土崩瓦解，享樂主義開始大行其道。用菲茨傑拉德自己的話來說，“這是一個奇蹟的時代，一個藝術的時代，一個揮金如土的時代，也是一個充滿嘲諷的時代。”菲茨傑拉德稱這個時代為“爵士樂時代”（一般指一戰以後，經濟大蕭條以前的約十年的時間），他自己也因此被稱為爵士樂時代的“編年史家”和“桂冠詩人”。由於他本人也熱情洋溢地投身到這個時代的燈紅酒綠之中，他敏銳地感覺到了這個時代對浪漫的渴求，以及表面的奢華背後的空虛和無奈，並在他的作品中把這些情緒傳神地反映出來。在他的筆下，那些出入高爾夫球場、鄉村俱樂部和豪華宅第的上流社會的年輕人之間微妙的感情糾葛是一個永恆的主題，他們無法被金錢驅散的失意和惆悵更是無處不在。他的作品經常以年輕的渴望和理想主義為主題，因為他認為這是美國人的特徵；他的作品又經常涉及感情的變幻無常和失落感，因為這是那個時代的人們無法逃遁的命運。
天才
1921年，菲茨傑拉德和姍爾達在他母親家中。
在美國文學史上，20世紀20年代被稱為“爵士時代”，有“爵士時代桂冠詩人”之稱的司各特·菲茨傑拉德在1931年回顧這一時代時寫道：“這是一個奇蹟的時代，一個藝術的時代，一個嘲諷的時代，一個放縱的時代。”當然那個時代也是知識和才智的時代，許多優秀的文學作品，包括費茨傑拉德的小說，都在美國文學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司各特·菲茨傑拉德，1896年生於美國的首都華盛頓。父親愛德華·費茨傑拉德知書達禮，溫文爾雅，深受南方老派規矩的約束，他甚至在中年時也仍是一個十分漂亮迷人的男人。母親在父親看來是一個“僅比漂亮差點兒而已”的女人。他們有過兩個女兒，但都不到1歲便被疾病奪去了生命，後來生了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兒子，為紀念自己光榮的遠祖，愛德華先生給兒子取名為弗朗西斯·司各特·肯·菲茨傑拉德。兩個女兒的夭折使夫婦倆對兒子的健康特別關心和敏感，他們對費茨傑拉德百般關愛，哪怕只是一點點傷風感冒也不讓他去上學。
費茨傑拉德一家的生活是不穩定的，部分原因是因為經濟的拮据。所以，費茨傑拉德的生日慶典似乎多少有點令人失望。最糟糕的是他7歲那年的生日，他穿了一身水手服，準備扮演主人的角色，但是一個客人也沒來。
費茨傑拉德爭強好勝。8歲時，他把一個孩子打得頭破血流之後，跑回家編了一套有頭有尾的理由躲過了父母的責罵。
1908年，費茨傑拉德合家搬回到聖保羅。這是全家最難熬的日子，因為父親生意失敗了。或許是受到此事影響，費茨傑拉德學習開始用功起來，成績相當好，對體育、舞蹈、音樂都十分愛好。從這個時候起，他開始成為一個“執著的作家”。不久他的第一篇作品《雷蒙抵押之謎》變成了鉛字。故事刊登在 1909年10月的學校文學刊物《時時刻刻》上。
1911年，15歲的費茨傑拉德去了紐曼——天主教會辦的一所預備學校。除了學習功課，他還非常熱愛體育，無論是學習還是競技，他都出類拔萃。
顯然是畢曉普讓費茨傑拉德相信，普林斯頓的英語教授們都是庸才，他們分不清詩歌和糟糕的長短句之間有什麼區別。費茨傑拉德把這種觀點帶到了課堂上，立刻與任課老師發生了激烈的衝突。一個氣量特別狹小的老師非常氣憤地指出費茨傑拉德成績不行。費茨傑拉德立即站起來申辯道“先生，你不能給我不及格，我是一個作家。”學校沒有因為他自詡為“一個作家”而容忍他太差的成績，1916年1月，他被迫退學了。
失敗是屈辱的，同時他又遭受了一次失戀的打擊。儘管他才藝出眾，但是他的戀人感興趣的不是質量而是數量，很快便將他拋棄了。
1917年4月，剛復學不到半年的費茨傑拉德加入軍隊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1920年4月，他們舉行了婚禮。這時的費茨傑拉德已經是一個處在成功前夜的作家，對他來說處處都充滿了光輝燦爛得意想不到的事情。
愛情和婚姻成為費茨傑拉德小說的焦點。在他婚後三、四年的幾篇更為重要的小說中，婚姻成了尋常的主題。儘管他的婚姻是幸福的，但其文學作品中涉及這方面的主題都隱含了些許不幸。
1921年10月26日，女兒弗朗西斯降生。此後，他的一大批作品出爐，包括著名的《飛行的火箭》、《頭和肩》、《大家喜歡的姑娘》等等。他的私人帳簿也就不斷地增加，他成了富人。
費茨傑拉德從小就極度虛榮，在贏得大量金錢之後，豪華的生活除了滿足他的虛榮之外，更多地卻是給他帶來了煩惱和空虛。日復一日的飲酒及隨之而來的悔恨和狡猾而又難堪的辯解。對娜爾達的一往情深，對婚姻始終如一的執著，以及伴隨而來的妒忌、怨恨和爭吵……
所有這些都體現出一種無可奈何的毀滅，時間和才華的浪費。他曾經夢想成為一位第一流的作家，想像自己成為商業偉才，然而這一切都毀於“日復一日，永遠是深夜3點鐘”，“除參加一個個晚會外，無所事事”的生活。無休止的歡鬧和過量的酒精使他染上了肺結核。1940年12月21日，他因心臟病突發而過早地結束了他44歲的灼灼年華，留下了只寫了6章的極有可能成為另一部輝煌巨著的《最後一個巨頭》，成為文壇憾事。不知是娜爾達浪費了他的才華，還是他浪費了娜爾達的才華，他們既是一對愛侶，又是一對“冤家”。娜爾達最終因精神崩潰被送進了瘋人院，悽慘地死去。
費茨傑拉德夫婦與兩歲的女兒斯各蒂。小斯各蒂好奇地看著前方。
《了不起的蓋茨比》的基本情節也屬於同一個模式,菲茨傑拉德的天才卻將一個並無多少羅曼蒂克色彩的“三角關係”點化成為一個獨特的“了不起的”蓋茨比靈魂受難的纏綿悱惻的悲劇。
三
蓋茨比有什麼“了不起”?
蓋茨比從年輕時起就一心要追求“一個絢麗得無法形容的宇宙”:
實際上長島西卵的傑伊·蓋茨比來自他對自己的柏拉圖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兒子……因此他必須為他的天父效命,獻身於一種博大、庸俗、華而不實的美。
一旦愛上了“黃金女郎”,“他那些無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暫的呼吸就結合在一起了”。她成為他理想的化身,儘管黛西早已移情別戀,儘管他清楚地聽出“她的聲音充滿了金錢”,他仍不改初衷,固執地追求重溫舊夢:
黛西遠不如他的夢想——並不是由於她本人的過錯,而是由於他的幻夢有巨大的活力。他的幻夢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他以一種創造性的熱情投入了這個幻夢,不斷地添枝加葉,用飄來的每一根絢麗的羽毛加以綴飾。
因此,他對理想的執著追求和獻身精神也超越了世俗的男歡女愛的恩怨。為了重溫舊夢,他不惜投身紐約金錢世界的污泥濁水,但是他對財富本身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並無興趣,出污泥而不染。
為了抱著一個夢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價。他一定透過可怕的樹葉仰視過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同時發覺一朵玫瑰花是多么醜惡的東西,陽光照在剛剛露頭的小草上又是多么殘酷。
他的靈魂在受難,但是他無怨無悔,從一而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小說敘述者從一開頭就表白從不輕易褒貶人物,卻在和蓋茨比訣別之前理直氣壯地喊道:“他們是一幫混蛋,他們那一大幫子都放在一堆還比不上你。”所以,蓋茨比是“了不起的”。
四
蓋茨比是20世紀20年代美國文明孕育出來的產兒。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元氣未傷的美國進入了歷史上一個空前繁榮的時代。“美國夢”像一個在半空遊蕩的色彩斑斕的大氣球,使一代美國人眼花繚亂,神魂顛倒。菲茨傑拉德說過:“這是美國歷史上最會縱樂、最絢麗的時代,關於這個時代將大有可寫的。”他所大寫特寫的正是這個時代,並且將它命名為“爵士時代”,因此人們往往稱他為“爵士時代”的“編年史家”和“桂冠詩人”。
菲氏並不是一個旁觀的歷史學家,他縱情參與了“爵士時代”的酒食徵逐,他完全溶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現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生活氣息和感情節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時,他又能冷眼旁觀,體味“燈火闌珊,酒醒人散”的悵惘,用嚴峻的道德標準衡量一切,用淒婉的筆調抒寫了戰後“迷惘”的一代對於“美國夢”感到幻滅的悲哀。不妨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不僅是“爵士時代”的一曲輓歌,一個與德萊塞的代表作異曲同工的美國的悲劇,也是作家本人“靈魂的黑夜”的投影,“在那裡永遠是凌晨3點鐘。”
小說家以凝鍊而富有濃郁抒情氣息的語言,畫出“爵士時代”一個“美國夢”從鼓樂喧天到夢碎人亡的悲哀,情節、人物、對話、場景、主題等等熔鑄成一件完美的藝術品。正如同時代中國小說家沈從文所說,一座希臘小廟,“精緻、結實、勻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
五
但是,《了不起的蓋茨比》寫的不僅是“美國夢”幻滅的悲哀。它也寫了“人類最後的也是最偉大的夢想”的頑強生命力,蓋茨比雖九死而不悔的追求就是它最好的印記。
小說是這樣結束的:
蓋茨比信奉這盞綠燈,這個一年年在我們眼前漸漸遠去的極樂的未來。它從前逃脫了我們的追求,不過那沒關係——明天我們跑得更快一點,把胳臂伸得更遠一點……總有一天……
於是,我們奮力向前劃,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進入過去。
菲茨傑拉德“逆流向上的小舟”最後埋葬在馬里蘭州洛克維爾市一座古老的聖瑪利天主教堂的墓園裡。想當初,一個不甘寂寞的金髮少年,夢想憑自己的錦繡才華,營造一座金碧輝煌的地上天堂,享盡人間賞心樂事。曾幾何時,貧病交迫,夢碎酒醒。他身不由己來到這個角落安息,和他的紅粉佳人分享一抔黃土和永恆的寂寞。墓碑前地面一塊碑石上鐫刻的正是這部傑作的最後一句。無獨有偶,一個當代“美國夢”的巨人、電腦大王比爾·蓋茨,也將這一句鐫刻在華盛頓州豪宅圖書室內的頂板上,作為“逆水行舟”的座右銘。
成功原因
雖然作家們通常寫的都是自己的所看所思和所想，也就是對自己時代的觀察——即便是歷史體裁的小說，一般也是這種觀察的變相的體現——可是很少有作家像菲茨傑拉德那樣強調自己和所處時代的那種水乳交融的關係。初登文壇的作家習慣於強調自己時代的重要性和獨特性——這並不讓人費解，畢竟人類的數千年的歷史對於他們來說是紙面上的抽象的概念，而他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愛戀、痛苦和追憶去塑造的那個時代自然是惟一的由血和肉構成的。如果你再自戀一點再勇敢一點，你難免會像菲茨傑拉德那樣沉浸在時代的幻夢之中不可自拔。
菲茨傑拉德和姍爾達
有一點可以肯定，沒有姍爾達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作家菲茨傑拉德，至少他的小說會是另外一個形態。
菲茨傑拉德是一位對時間的流逝極為敏感的作家，和他同時代的美國文學批評家馬爾科姆·考利曾說:“他老想著時間，就像他是在一間擺滿日曆和時鐘的房間里寫作。”在寫於1931年的《爵士時代的回聲》一文中，菲茨傑拉德準確地將爵士時代界定於1919年的五月示威至1929年10月經濟危機的開始。隨後他略帶誇張地將這個時代稱為“這是奇蹟的時代、藝術的時代、困厄的時代、諷刺的時代”。他個人的經歷也恰好應和著這個狂歡的時代，伴隨著它潮起潮落。1920年，在24歲的年紀上菲茨傑拉德的寫作生涯就有了一個完美的開局:他的首部長篇小說《人間天堂》由當時頗負盛名的斯克里布納出版社出版，並且立刻列入全美暢銷書的行列；他的短篇小說、劇本、詩歌連篇累牘地出現在當時的一些重要的報刊雜誌上；根據他的小說改編的電影也已經上映。在個人生活上，他終於迎娶了愛慕已久的南方美人姍爾達。
提到菲茨傑拉德就不得不提及他的漂亮的妻子姍爾達·賽瑞。菲茨傑拉德和姍爾達的戀愛——一個北方青年中尉和一個南方窈窕美人的羅曼史——和他們充滿傳奇色彩與流言蜚語的婚姻，已經在菲茨傑拉德好幾部長篇小說以及其他許多短篇小說中用作素材。而姍爾達的長篇小說《救救我華爾茲》顯然也是對他們婚姻生活的描繪。如果說許多作家也會有自己的來自於女人的靈感之源的話，菲茨傑拉德可以說更甚一步——他是在濫用自己的戀愛和婚姻，就像他毫無節制地酗酒一樣，直到這場婚姻被寫作掏空甚至扭曲。他們似乎把小說當做彼此交流的一種特殊的方式，通過那些虛虛實實的故事，宣洩他們的迷惘、抱怨和不滿，提出攻擊和指責，沉溺於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辯解。許多人包括海明威都將菲茨傑拉德創作能力的衰退歸咎於姍爾達，可是實際情形如何也許只有他們自己知道。有一次，在評論英國作家高爾斯華綏的小說《福爾賽世家》時，菲茨傑拉德認為小說的主題太沉悶，他懷疑高爾斯華綏早年可能遭到過愛情上的某種挫折，因為只有親身涉歷過這方面的生活時，他寫出的東西才有活力。在說最後一句話時菲茨傑拉德也許想起了自己和姍爾達痛苦但充滿“活力”的婚姻吧，這么說來，婚姻的苦澀甚至滋養了他的寫作。有一點可以肯定，沒有姍爾達就不會有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作家菲茨傑拉德，至少他的小說會是另外一個形態。三十年代中期，姍爾達精神分裂住進精神病院，1940年菲茨傑拉德因心臟病在好萊塢猝逝，六年之後一場大火吞滅姍爾達所在的醫院，由於被困樓頂無法逃生，姍爾達被活活燒死，遺體面目全非，難以辨認。兩人悽慘的結局和他們早年窮奢極欲的生活形成強烈的對比，並且為菲茨傑拉德充滿憂鬱和懷舊色彩的小說營造了最終的陰鬱的氛圍。
菲茨傑拉德在20年代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在商業上的，他的前幾部小說銷得不錯，而他的短篇小說也頗受一些流行雜誌的歡迎，到二十年代中後期，《星期六晚郵報》為他一篇短篇小說付出的稿酬就有3500美元，這在當年是非常高的數字。但是嚴肅的作家是不屑於在那裡發表小說的，一次，菲茨傑拉德慫恿海明威給《星期六晚郵報》投稿，海明威的反應是:“給它投稿？扯淡。你給他們兩篇吧，就算咱們倆的。”主宰那十年文壇的其實是這樣一些作家:德萊塞、安德森、門肯、劉易斯、奧尼爾和弗羅斯特。1930年辛克萊·劉易斯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講的末尾表達了對未來美國文學的信心，他特別提到幾位年輕作家，包括海明威、托馬斯·伍爾夫和福克納，但是沒有菲茨傑拉德。同樣，德萊塞在1933年寫的論文《偉大的美國小說》中也褒揚了一長串當代小說，但也沒有提到菲茨傑拉德的小說。
菲茨傑拉德和1920年代
我們在菲茨傑拉德小說中看到過多少個散發著浪漫氣息的舞會啊，而且往往是某個心事重重的青年在人叢中尋覓他光彩奪目的姑娘。
文學從來就不是空中樓閣里的物件，它和意識形態的關係向來是複雜地纏繞在一起的，在那個年代左傾的作家是走在時代前列的，像德萊塞、辛克萊·劉易斯、厄普頓·辛克萊、約翰·多斯·帕索斯等作家都擁有廣泛的影響力。菲茨傑拉德一度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而且對於他混跡其中的那個時髦的社交圈始終懷有隱蔽的敵意。但他對他所抨擊的“有閒階級”其實是情緒複雜的，其中混雜著嚮往、不齒和怨恨，這種曖昧的態度當然不會為當時那些“旗幟鮮明”的左翼作家們所接受，但是他的小說最終卻受惠於這種曖昧，他對自己身在其中的那個階層的批判因而顯得更為豐滿和有說服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當左派觀點不再那么時髦時，菲茨傑拉德那些更關注個人感受的小說似乎更受批評家和讀者的青睞了，當年菲茨傑拉德頗為妒忌的辛克萊·劉易斯和約翰·多斯·帕索斯似乎不再是他的對手了，美國近年出的數種文學史在列舉那個年代的代表作家時，能和菲茨傑拉德相提並論的似乎只有福克納和海明威，但這遠非定論，而是此時代的文學風尚的表露而已。實事求是地說，菲茨傑拉德的小說在處理廣闊的社會題材方面確實較弱，他的小說總的來說處理的是社會的一個較窄的層面，其中充斥著形形色色華而不實的舞會、酒會和狂歡，就連他自己比較偏愛的處理1919年五一節大遊行的小說《五一節》(那幾乎是他惟一一部直接處理重大現實題材的小說)，也是通過對耶魯學生舞會的描述順便帶出的。我們在菲茨傑拉德小說中看到過多少個散發著浪漫氣息的舞會啊，而且往往是某個心事重重的青年在人叢中尋覓他光彩奪目的姑娘。
菲茨傑拉德和他的小說 他有著卓越的詩人才會有的那種抽象能力，這使他的小說就算是記載個人化的生活和較窄的生活場景時，仍然能讓你明確地意識到這是一部“史詩”。
如果我們能給予題材應有的重視的話，可能菲茨傑拉德還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是他自有其過人之處，那就是他的小說中經常流露出的濃郁的詩人和夢想家的氣質和風格。作為小說家，他最為傾心的作家卻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濟慈。他把自己和濟慈劃歸同一種類型:“成熟得早的才華往往是屬於詩人類型的，我自己基本上就是如此。”的確，他對世界的觀察是細膩的詩人式的，往往能在普通的場景中發現動人心魄的美，這也是他拯救他的小說於尋常場景的屢試不爽的靈丹妙藥。現當代小說家往往自動地將客觀描寫當做自己需要謹守的首要法則，就像福樓拜那樣，少有人再像19世紀的作家那樣離題千里大發感慨了，可是這等於是主動放棄了一種手法，雖然這種方法的運用帶有極大的危險性，換句話說，只有那些真正高明的作家才敢動用。而菲茨傑拉德正是這樣的作家，就這一點，不妨將菲茨傑拉德和他同時代的兩位作家作一個比較。海明威的小說善於緊緊抓住人物的行動和對白，小說顯露出來的首要品質正是他追求的硬朗，當然這種品質也是整個現代主義一再確認和追求的，這使他的小說很容易獲得不無教條傾向的批評家的讚譽。托馬斯·伍爾夫是那個時代另一位被譽為天才的作家，他也是才華橫溢長於抒情的，可是他的小說語言抒情得多少有些陳腐——尤其在他的短篇小說中，就這一點而言，他和菲茨傑拉德還不在一個檔次上。菲茨傑拉德小說的詩意不在於表面的詩化的語言，而是在於他的整個感受方式是詩歌式的，他有著卓越的詩人才會有的那種抽象能力，這使他的小說就算是記載個人化的生活和較窄的生活場景時，仍然能讓你明確地意識到這是一部“史詩”。
菲茨傑拉德最重要的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篇幅並不長，譯成中文之後只有12萬字，可是由於菲茨傑拉德出眾的抽象能力，這部小說所承載的意義遠遠超出了通常這么長的篇幅所能承載的。它幾乎成為一個時代的寓言——甚至一個有關美國夢的寓言。這部小說結尾部分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有同感的人顯然不在少數，數部美國文學史都便利地將它當做對那個時代文學描述的總結，它成功地將一部表面上看起來不無感傷情緒的愛情小說提升到廣義的詩的高度。在創作長篇小說的同時，菲茨傑拉德還寫了160餘篇短篇小說，翻譯成中文的有22篇，其中新版的《瘋狂星期日》有16篇，另外還有早幾年出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中有8篇(《闊少爺》和《瘋狂星期日》兩篇是重合的)。總體而言，他的短篇小說成就不如長篇，這些短篇小說大多是給一些流行雜誌撰寫的，因為它們可以支付更高的稿酬。這些小說通常都有跌宕起伏的情節，華美的修辭，以及上流社會人士的喜怒哀樂(當然，雜誌對於上流社會總是趨之若鶩)。譯成中文的這些短篇小說已經是他各個時期比較有影響力的作品了，可是他早期的小說——比如《頭與肩》、《伯尼斯剪髮》、《近海海盜》等——還脫不出校園小說的窠臼，儘管小說本身寫得生動流暢，但是無論社會意義還是文學價值都不大。他最好的短篇小說是《闊少爺》和《五一節》，前者不動聲色地抨擊了所謂的上層社會的虛偽，而後者則是對現實重要題材所做的一次有深度的嘗試。這兩篇小說在菲茨傑拉德一貫的細膩之餘，還有著菲茨傑拉德通常並不具備的硬朗和力量。《一顆像里茨飯店那么大的鑽石》和《班傑明·巴頓奇特的一生》則是他最為別致的小說，兩篇小說都充分發揮了他幻想的特質，像是出自愛玩超現實主義理念的義大利小說家(比如皮蘭德婁或卡爾維諾)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