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戰爭初期，無錫出現了一個新安旅行團式的團體，雖然其活動的時間和行程不能和“新旅”相比，但它同時集中了100多名進步知識青年，在淪陷前夕撤離家鄉，憑著對黨的信念，邊流亡進行抗日宣傳，邊尋找黨的組織關係，途經蘇、皖、贛、鄂四省，行程千餘里，歷時一月多，終於到達南昌新四軍辦事處和武漢八路軍辦事處，全部投身於革命隊伍。以後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至少有19位英勇獻身，有6位成長為建國後的部省級領導幹部，有30多位成為廳局級幹部，還湧現出了一大批方方面面的領導和專業人才，這種情況即使在全國也是不多見的。
這個團體就是無錫抗日青年流亡服務團（簡稱“錫流”）。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無錫抗日青年流亡服務團
- 成立時間：1937年7月26日
- 機構職能：開展抗日救亡行動
機構職責,歷史沿革,總結,
機構職責
建立一個統一的救亡組織，保證無錫抗日救亡活動的持續發展，發展黨員，保存革命力量，撤離無錫，更好地投入抗日鬥爭。廣泛宣傳抗日救國、人人有責的道理，為宣傳發動民眾抗日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協助黨組織開展抗日救亡行動。
歷史沿革
“錫流”的活動時間雖然只有個把月，但它的形成卻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
無錫地區革命歷史悠久，1923年10月就建立了團組織， 1925年初就建立了黨組織。在大革命時期，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都有蓬勃發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無錫地區打響了江南農民秋收暴動的第一槍。以後，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鎮壓和黨內“左”傾錯誤路線的嚴重惡果，無錫地區的黨組織迭遭挫折，到1934年終因被破壞而停止了活動。但在這一過程中，也培養和鍛鍊了一批革命骨幹，並在廣大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中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的侵略野心和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不抵抗主義的反動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抗日救亡和愛國民主運動的洶湧浪潮，無錫的進步青年也從中感知到了自己新的歷史使命。出於鬥爭的需要，他們或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影響下，或在自發愛國熱情的激勵下，紛紛組織起各種形式的進步社團，積極開展抗日民主運動。
“九一八”事變一爆發，以中共黨員陳鳳威（原名陳迅易）、薛永輝（原名張其楠）、周秋野（原名周野萍）為骨幹的曙光文藝社就在《國民導報》上出版《反日特刊》。1931年12月，他們又發起成立無錫教員抗日救國會，組織全縣國小教師為抗日救國和爭取合法權利進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請願示威，在此基礎上成立了無錫小教同志聯合會，至次年4月被取締，曙光文藝社也被迫停止活動。
1932年2月，中共領導下的左翼文化團體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派研究部部長、中共黨員孫克定（原名孫佐鈺）到無錫，在中共無錫縣委的支持下建立了“社研”無錫分會，秘密吸收進步青年研究、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擴大影響範圍，“社研”分會決定籌建海燕文藝社作為公開活動的外圍組織，但在召開成立大會時遭國民黨特務破壞，孫克定等13人被捕，關押一年多後始被保釋。
1935年3月，以包厚昌和李鴻年、李慈（原名李潔人）兄弟等為重要成員的無錫業餘讀書會成立，會員們從閱讀抗日救亡書刊到實際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一二九”運動中，讀書會成員積極聲援途經無錫的上海大中學生赴京請願團。次年4月，包厚昌被秘密逮捕，關押50餘天后無罪開釋。讀書會因無法公開活動而被迫解散。
1935年夏，在反對國民黨政府簽訂出賣華北的“何梅協定”的聲浪中，李伯敏、錢敏（原名錢秋葦）等組織無錫抗日緝私同盟，向民眾宣傳抗日和提倡抵制日貨。7月，錢敏、許曉軒等組織青年讀書會，並幫助開辦永生書店，在廣大青年中銷售和組織閱讀進步書刊，通過這一活動，把各個讀書會和分散的進步青年緊密聯繫了起來。以後，陳佩三、李伯敏、王新（原名王祜照）、孫慎（原名孫順）、張士英、錢浩元等都成為青年讀書會成員。在聲援上海學生赴京請願團時，青年讀書會和業餘讀書會聯合行動，分頭動員學生、教師、工人、店員等各界民眾五六千人進行示威遊行，並衝破軍警包圍前往慰問上海學生，在滬寧沿線引起了巨大反響。
同一時期，還有1936年2月由陳佩三、蔡翔雲、周婉如、徐品芳等組成的無錫婦女問題研究會，1936年3月和6月由周秋野、李伯敏、周婉如、錢敏、王新、包厚昌、薛永輝、舒仁岳、孫慎等發起組織的無錫新文字研究會和無錫世界語協會。這些團體在培養鍛鍊青年骨幹、團結擴大抗日救亡隊伍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除了無錫當地的青年外，許多在外地讀書的無錫籍青年如薛葆鼎、王新民（原名惠永昌）、高昌瑞、李廣（原名嵇仲虎）、顧循、孫章錄等，也在1936年7月利用假期回鄉之機，成立了旅外學生暑期服務社、二三級友會等團體，與在錫的各進步社團一起，聯合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如邀請抗日救亡運動知名人士史良、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等來錫演講，舉辦民眾夜校以教育發動民眾等。
在此過程中，1935年8月在黨影響下的上海、南京兩地讀書會負責人在無錫太湖王崑崙別墅召開的萬方樓會議，對全國和無錫的抗日救亡運動有很大的影響。參加會議的有錢俊瑞、王崑崙、曹亮、曹孟君、孫曉村等，無錫有陳佩三等與會。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即《八一宣言》的精神和有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並據此要求各地在讀書會的基礎上籌建救國會。會後，各地各界救國會紛紛建立。1936年5月底，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正式成立。
這一形勢要求無錫也能儘快建立一個統一的救亡組織。此時，暑期又將結束，在外地上學的一大批救亡骨幹即將離錫，為了保證無錫抗日救亡活動的持續發展，經各進步青年社團負責人協商同意，於1936年8月共同建立了無錫學社。無錫學社實質上就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無錫的分支機構，但為便於向國民黨當局申報批准，成為公開合法的組織，就採用了這個學色彩采較濃的名稱。學社幹事會由李伯敏、陳佩三、錢敏、薛永輝、蔡翔雲、周婉如、宋犁夫等人組成。學社的成立使無錫有了一個直接接受黨的影響的、統一的、公開合法的抗日救亡組織，它雖然只公開存在了5個月，卻做了大量工作：曾在兩個月內接連邀請多名社會進步人士到錫演講；舉辦民眾夜校進行抗日救亡教育；組織劇團、歌詠隊演出救亡文藝節目；創辦《時代認識周刊》作為宣傳抗日救亡的輿論陣地；魯迅逝世後組織了民眾性的悼念活動；綏遠事件爆發後組織援綏宣傳隊深人工廠、農村進行抗日宣傳、募捐……這些活動使無錫學社的影響日益擴大，參加的青年日益增多，同時也日漸不能見容於國民黨當局。1937年1月28日，學社主要負責人李伯敏、陳佩三、錢敏、薛永輝、宋輦夫等被非法逮捕，學社被追停止公開活動。
“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被捕的無錫學社負責人先後出獄，無錫的抗日救亡運動再度高漲。7月中旬，李伯敏、陳佩三、錢敏等20餘人去滬參加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舉辦的抗日救亡訓練班。回錫後，即以無錫學社骨幹為基礎，於7月26日籌組無錫各界青年抗敵後援會，李伯敏、陳佩三、錢敏、王新、顧循、蔡翔云為常務理事。28日，由國民黨當局主辦的無錫各界抗敵後援會成立。籌備中的無錫各界青年抗敵後援會即取消名義，作為無錫各晃抗敵後援會的宣傳組開展活動。9月初又聯合其他幾個青年抗日團體改組為無錫青年界抗敵後援團（簡稱“錫青抗”），作為無錫各界抗敵後援會的一個團體成員，以取得合法的地位和經費的支持。“錫青抗”組織的宣傳隊巡迴演出足跡遍及無錫城鄉各地。“八一三”戰事開始後，“錫青抗”組成的傷兵救護隊常駐惠山、周新鎮的傷兵醫院從事救護工作。通過各種抗日愛國的活動，“錫青抗”周圍團結、吸引的進步青年達上千人。這一支抗日救亡骨幹隊伍，正是在黨的領導或影響下，由一系列進步青年社團多年來的鬥爭實踐鍛鍊培養而成的，它也正是後來無錫抗日青年流亡服務團的人員基礎。
無錫的救亡青年中，有不少在土地革命時期就曾經是共產黨員或共青團員，在抗日救亡的實踐中，又有更多進步青年越來越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正確地領導他們進行抗日鬥爭，他們迫切希望能夠尋找到黨的組織。8月，就在“錫青抗”成立不久，李伯敏、錢敏等得知原中共無錫縣委書記楊昌齡（原名楊韶明）從蘇州監獄獲釋後將赴滬尋找組織關係，就請他向黨匯報無錫抗日救亡的情況，並儘快派員來錫指導。10月，“錫青抗”重要骨幹陳雲霞奉函去滬，受其姐夫、正在籌建中的中共江蘇省委有關負責人林楓之託，將吳志明領到無錫與錢敏直接聯繫。吳志明又名宋振鼎，1928年入黨，後兩次被捕，抗戰爆發後重新參加革命，臨時省委承認了他的黨籍，並委任為臨時省委以張愛萍為負責人的軍事運動委員會下屬的外縣工作委員會書記，另兩名委員為陳立平和宿士平。外縣工委的主要任務是在蘇錫常一帶重建黨組織，領導抗日救亡運動。具體分工是吳志明負責無錫，陳、宿分別負責常州、蘇州。吳志明到無錫後，經過考察，先後發展了錢敏、王新、陳佩三、許曉軒、李慈等7人入黨，組成一個黨支部，由吳志明任書記。
正在無錫的抗日救亡運動走上一個新的起點之時，局勢發生了急劇變化。11月，上海、崑山、蘇州相繼陷落，無錫不日也將淪於敵手。在此萬分危急的情勢下，為了保存革命力量，更好地投入抗日鬥爭，黨支部決定組織愛國青年撤離無錫。於是，就在25日無錫淪陷的前夕，一批“錫青抗”中的骨幹成員忍淚揮別家鄉父老，踏上了西去的征程。
由於撤離的青年原先都分散在四鄉從事流動宣傳和救護傷員等工作，除城區的部分人員曾開會商議並從無錫抗敵後援會支取了一筆經費外，其餘只得派人分頭通知到無錫西北鄉的陸區橋國小集中，應命到達的共有七八十人。對於下一步的行動，他們最初的計畫是到宜興、溧陽一帶打游擊，因為那裡有宜溧山區可以作依託，另外，那裡在1927年曾發生過轟轟烈烈的農民秋收暴動，民眾基礎較好，還留下了一些老同志和槍枝，近日又聽說出現了農民民眾自發的大刀會組織，可以相互聯合作戰。於是他們立即集合前往溧陽，所用的名稱是無錫青年抗敵救亡服務團。
到溧陽後，他們受到了當地抗日救亡青年的熱情接待。那時，溧陽主要有兩個進步青年組成的救亡組織，一個是以沈蘭芝、黃金鑒、方克強（原名方其昌）、張之宜等為主的溧陽青年抗日服務團，這幾位都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共產黨員，後來失去了組織關係；另一個是溧陽青年抗日宣傳隊，主要由進步學生組成。那時在溧陽還有上海螞蟻社救亡演劇團的何懼、張庚、張錚、陳錦清等，上海文化界內地服務團的柳浞、柳乃夫、李竹平等。無錫青年到達後，彼此很快就聯合在一起行動。在溧各救亡團體幾經商討，決定建立溧陽各界抗日協會，加強對救亡工作的統一領導。為了做好留下打游擊的準備工作，經“抗協”研究決定，由溧陽的彭坤元、蔣鴻麟和上海的柳浞、李竹平帶一批人去戴埠山區發動民眾；方克強、張之宜、朱行厚等則陪同無錫的青年分散到周城、河心一帶開展宣傳發動工作，並設法與大刀會取得聯繫；以黃金鑒為首的部分溧陽青年則去做國民黨溧陽縣長吳呂熙的工作，要他在撤逃時留下部分槍枝、錢款以供打游擊之需。但這些均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周城、河心一帶的地方勢力擔心被救亡青年所吞併，採取不合作態度；而吳呂熙也耍弄了欺騙手段，他答應留下槍、款，條件是黃金鑒等護送他撤到蕪湖。誰知到蕪湖後，他溜之大吉，什麼也沒有留下，而黃金鑒等則滯留在蕪湖。
此時戰局又出現了新的態勢：日軍一路沿滬寧線西侵，一路沿太湖南側向南京包抄，已到達廣德，溧陽陷於包圍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繼續留下來打游擊顯然已無可能。“抗協”就在周城召開錫、溧、滬三方面負責人的緊急聯席會議，決定向後方轉移。無錫的救亡青年也在周城召開大會，正式成立無錫抗日青年流亡服務團，準備向內地流亡。大家推選孫克定為團長，副團長有周秋野、錢敏、吳志明。當時吳志明任書記的黨支部是不公開的，但在實際上起著核心作用。服務團下面分三個隊，負責人有薛永輝、嚴文祥、李伯敏、陳佩三、王新、包厚昌等。當時還由學過美術的楊增（原名楊雲農）設計了布制的白底紅字臂章，圖案為一持槍衝鋒的人形，上標“錫流”的拉丁文縮寫“CS”兩個字母。此後他們在途中常沿路書寫這個標記以作前後隊的聯繫。對於奔赴的目的地，當時存在著兩種意見：一種是去武漢尋找八路軍辦事處，因吳志明在到達無錫之後，曾於11月份在梅村宿巷宿士平家召開過一次外縣工委會議，確定萬一局勢突變無法保持組織聯繫，就到南京找八路軍辦事處。而此時上海已被日軍占領，南京也岌岌可危，因而去武漢“八辦”取得組織聯繫就成為黨支部順理成章的選擇。另一種意見是大多數人的想法，就是去江西老區尋找黨組織和紅軍游擊隊，武裝起來打回江南老家。反正尋找黨的目標一致，向西行進的方向也一致，於是大家統一起來向蕪湖進發。溧陽青年救亡組織的20多人和上海的一些救亡青年也決定隨隊行動，加上其他地方的一些零散人員沿途不斷參加進來，總人數曾達到130多人。他們在11月30日溧陽淪陷的前夕離開了溧陽。
到了蕪湖，那裡集中了來自蘇、滬地區的各種各樣流亡團體和大量難民，同時，吳志明與外縣工委的另一名委員陳立平也相遇了。他們根據當時的情勢，認為動員各流亡團體去江西南昌為宜，遂與各地的流亡團體負責人開會商議，決定組織江南淪陷區難民移贛墾殖代表團，以組織安排難民去江西墾荒為名前往南昌。就在“錫流”和溧陽青年來到輪船碼頭準備坐船沿長江西上時，日軍飛機突然飛臨江邊進行大轟炸，英國怡和商行的德和輪被炸中起火，最終沉沒，已經上船的數百名難民多為婦女兒童，大部葬身於火海或江水。“錫流”和溧陽青年尚未登船，大家臥地隱身岸邊，幸無一人傷亡。他們目睹日軍殘殺無辜平民的暴行，益發激起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無比仇恨和投身抗日鬥爭，打敗日本侵略者的堅強決心。他們牢牢記著，這一天是1937年12月5日。
日軍的轟炸使長江的正常航行受到了嚴重威脅。“錫流”內部對行進線路又出現了不同意見。由周秋野、薛永輝帶領的第一隊決定渡江北上，走陸路經合肥到安慶，然後前往南昌。他們帶走了一部分經費，另一部分留給團部。第二天，他們就從蕪湖渡過了長江，到裕溪口坐火車到了合肥。在合肥他們了解到，去安慶的公路沿線盜匪橫行，極不安全，只得繼續北行前往懷遠，因為孫克定的妹妹孫秀瑾就在這個隊里，她的父親其時正在懷遠縣政府工作。他們本來是想到南昌去的，此時只能設法走淮河水道去漢口了。但到懷遠後，孫秀瑾父親告訴他們，走水路也不安全，唯有鐵路比較保險。這樣，他們就又坐火車經蚌埠到徐州，轉而西行，到達鄭州後，又折而南下，到了武漢找到八路軍辦事處，並將帶去的經費全部上交。
其餘的人則分成兩批，第一批50餘人，以“錫流”人員為主，也包括溧陽的張之宜、陸平東、朱行厚等，由王新、包厚昌、陳佩三、張之宜等帶領，以墾殖代表團先遣團的名義，搞到一條大木船先行出發，溯江上行，到達九江。剩下的“錫流”和溧陽人員在孫克定、錢敏、吳志明等帶領下，沿江步行，經過繁昌、銅陵，到大通時找到一條木船，坐船到達九江與先期到達的人員會合。吳志明、陳立平、錢敏、陳佩三、陳雲霞、華英（原名華輝）等因要去中共長江局聯繫組織關係，就轉乘輪船前往武漢，與八路軍辦事處取得聯繫，所帶經費也全部上交。其餘人改乘火車到達南昌，聯繫上了正在籌建中的新四軍辦事處。溧陽的大部青年在到達安慶後，應當地抗敵後援會的要求，留下幾人協助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其餘人員離開江岸折向西南，經東至直達波陽，從那裡渡過鄱陽湖，抵達南昌，又和“錫流”的人員匯聚到了一起。
“錫流”的這次行程，被著名女作家、當年的親身經歷者菡子（原名羅涵之）稱為一次“小小的長征”，這是一個非常貼切的概括。毛澤東同志曾把紅軍的長征比作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那么這三個比喻也正可以用來說明“錫流”。
“錫流”也是一份宣言書。它向人們宣示：參加“錫流”的無錫、溧陽愛國青年是一批為了祖國、民族的前途命運而不畏任何艱難險阻的優秀兒女。“錫流”中不乏家境優裕的大地主、大資本家的子女，有許多本人已是國小校長、教員，也還有已成名的學者，但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他們毅然拋家別親、離鄉背井，踏上前程難卜的征途，遠赴他鄉去尋找黨組織，尋找黨領導的抗日隊伍，尋求救國救民之道。一路長途跋涉，或則徒步前進，或則背纖逆行，腳磨出了泡，肩磨出了繭。白天三餐難繼，常以山芋、蘿蔔充飢。晚上借宿空屋破廟，薄被難以禦寒。身上長出虱子，卻戲稱為“光榮蟲”。足傷難於行走，仍堅持於“爛腳隊”。種種磨難，不以為苦，反以為樂，充分體現了愛國青年的豪情壯志。
“錫流”也是一支宣傳隊。不論是徒步行進中的宿營地，還是乘船時的停靠碼頭，他們所到之處，都隨即刷標語，作演講，為周圍的民眾、難民，甚至是國民黨軍隊的士兵教唱抗日歌曲，演出《三江好》、《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劇目，廣泛宣傳抗日救國、人人有責的道理，為宣傳發動民眾抗日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錫流”也是一部播種機。它在沿途的民眾、難民，甚至是國民黨軍隊的士兵中，播下了動員起來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點點火種。或許這在當時只是一些微弱的星星之火，但正是全國各地無數這樣的星星之火，最終燃成了焚毀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魔爪的燎原烈焰。“錫流”的成員本身也是一顆顆革命的種子，此後，他們播撒到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在抗日戰爭和以後的解放戰爭急風暴雨的洗禮下，最終成長為一棵棵支撐起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偉大事業的棟樑之材。
“錫流”成員到達武漢和南昌後，絕大多數分別參加了各地的革命工作。
周秋野、薛永輝、嚴文祥帶領的“錫流”一隊20餘人抵漢後，有部分人找到了在武漢的親屬或其他關係，就地進行抗日救亡工作。周秋野等10人到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去延安，但“八辦”鑒於要求去延安的人太多，那裡安置條件有限，勸他們暫不去延安。當時山西實力派閻錫山面對日軍的進攻，為了保住地盤，與中共保持了較好的統戰關係，採納了中共方面不少建議，包括創辦山西民族革命大學，培養和招收年輕軍政幹部以創辦新軍、改造舊軍等。黨組織已先後派去了不少青年骨幹。其時山西“民大”正在武漢等地招生，“八辦”就建議周秋野等前去報考。周秋野、嚴文祥二人遂先考入山西“民大”，結業後分配到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以後編人八路軍，又分別進入延安和綏德的“抗大”學習，此後一直留在北方軍政機構工作；解放後周秋野曾任駐澳大利亞、南斯拉夫等國大使，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享受正部級待遇。薛永輝、孫明、胡任方（原名胡國瑞）等8人仍想去延安，就又到西安去找關係，西安方面也是同樣的意見。這樣他們就去報考了正在西安招收政工人員的閻錫山衛隊師第六十六師。後來，薛永輝、孫明、程雪、胡任方、蘇敏（原名胡國瑤）等先後從山西去了延安；宋品珍因病早逝；王達三在解放戰爭時期犧牲於塔山保衛戰。薛永輝以後又由組織派回家鄉，成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一直在太湖地區堅持游擊武裝鬥爭的著名薛司令。
由九江前往武漢的吳志明、陳立平、錢敏、陳佩三、孫章錄、陳雲霞、華英等去中共長江局接組織關係，卻遇到了意外的情況。原來根據193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黨籍及重新入黨問題的第一次通知》的新規定，當初江蘇臨時省委對吳志明黨籍的承認當時不被認可，這樣他所發展的7名黨員的黨籍也就只能作為無效。但由於這些同志實際上已經具備了黨員的條件，所以長江局要他們重新辦理入黨手續。鑒於新四軍組建後即將東進抗日，需要大批江南幹部，長江局就將他們派去南昌向新四軍辦事處報到，他們的組織情況由陳立平帶同前往南昌向中共東南分局匯報。這樣，這批同志就連同走北線先期到達武漢的“錫流”一隊的一些人員一起到了南昌。後來錢敏、陳佩三、王新、李慈都在南昌重新辦理了入黨手續。至於吳志明，則按照長江局的意見回到家鄉淮陰重新開闢工作，經過實際鬥爭的考驗，於1940年10月重新人黨，此後長期在新四軍三師和內蒙古地區擔任部門領導工作。陳立平由東南分局分配工作，後回到太涌地區堅持鬥爭；解放後曾任江蘇省政協副主席。
其餘的“錫流”人員和溧陽青年分批到達南昌後，受到了黨組織及抗日愛國人士的歡迎和極大關注。正在南昌編輯出版《中國農村》刊物、與新四軍辦事處保持密切聯繫的薛暮橋、羅瓊，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重要負責人孫曉村，南昌救國會負責人夏征農，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長陳少敏都前往看望，有的並為他們講課作報告。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和新四軍辦事處雖正在籌建，但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曾山、分局宣傳部長兼新四軍辦事處主任黃道也接待了他們。他們還被安排聽取了一次新四軍軍分委副書記陳毅同志關於開展東線敵後游擊戰爭的報告。在經過短期休整後，東南分局對他們分批進行了安排。
孫克定、楊增、傅一夫、王豁、張士英、鄭求真、朱穆之等和未與“錫流”同行而另行到達南昌的宿士平共10人被分配去浙江工作。因當時的浙江省主席黃紹駭是比較願意同共產黨合作抗日的桂系人士，他接納了一批進步人士和共產黨員如張錫昌等，還在遂昌、龍泉、雲和搞了三個實驗縣，需要不少抗日救亡幹部。為此，黨組織陸續派去了不少青年骨幹。後來，隨著形勢的變化，孫克定輾轉到達皖南軍部重新分配工作；解放後他成為中國著名的數學家。宿士平後在金華被捕，關押上饒集中營，經茅家嶺暴動到達茅山根據地。楊增後來回到江南開展抗日武裝鬥爭。朱穆之後來一直從事銀行工作。
錢敏、陳佩三、周婉如、李伯敏等率一批人被分配去江西省青年服務團。這是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擴充自己的實力而創辦的，黨組織乘機派進去大批進步青年。服務團下分10個大隊，其中第五大隊主要由無錫和溧陽青年組成，大隊長陳佩三，秘密支部書記錢敏，組織委員沈嘯森。周婉如、李伯敏則在第三大隊分別擔任支部書記。五大隊主要活動於上饒地區的弋陽、玉山、橫峰一帶，除了開展抗日宣傳教育和統一戰線工作外，還秘密發展黨的組織及其外圍中華青年解放先鋒隊。服務團內的國員黨人士被完全孤立起來，其他各大隊也是類似情況。國民黨當局見青年服務團已難於控制，遂將其解散，其中的男青年分批送往武漢國民黨軍委會戰時幹部訓練團集訓，女青年則分別編人戰地服務團。五大隊被送去集訓的有錢敏等20餘人。他們在“戰乾團”不堪忍受反共思想的訓導和集中營式的生活，在錢敏等的帶領下，大部自發撤出逃回新四軍辦事處，其時曾山、黃道也正要通知他們撤回。他們就被分別派到新四軍或各地黨組織工作。錢敏後來回到家鄉開展蘇南東路地區的抗日鬥爭，抗戰勝利後又繼續開闢和發展了蘇浙皖邊區的游擊武裝鬥爭，直到當地解放；解放後曾任第四機械工業部（後來的電子工業部）部長。陳佩三未去“戰乾團”，撤到了福建，後來也回到無錫擔任縣委書記，因環境惡劣和積勞成疾，病逝於抗戰勝利的前夜。李伯敏轉移到浙江，後被捕犧牲於監獄。編人戰地服務團的女同志，後來有幾位被組織調往皖南新四軍軍部，其中，周婉如曾到延安學習，並參加黨的“七大”；謝志成成了陳丕顯的夫人和戰友；柳肇珍與新四軍六師十六旅旅長羅忠毅結婚，在日軍的一次突襲中犧牲於宜興。留下來的幾位女同志後因江西形勢惡化撤至福建，其中蔡翔雲、華英、徐品芳先後犧牲於福建；孫竹雲後與福建省委書記曾鏡冰結婚，她與楊蘭珍、宋梅影等一直在福建堅持到解放。
其餘大部分“錫流”人員被安排去位於鉛山縣石塘鎮的贛東公學（又稱新四軍石塘政訓班）學習。在途經鉛山縣城時，應國民黨縣政府的要求並經黨組織同意，留下孫章錄、李廣、陳野萍、嚴永潔、程桂芬等十多人成立鉛山縣抗日青年服務團。他們先後在鉛山、弋陽等地進行抗日宣傳活動，在團內發展了不少黨員，後來實際上成了中共閩浙贛特委的一個聯絡站。這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上級黨組織遂決定將其中的黨員撤出，分別派去皖南軍部和贛東各地工作。孫章錄、李廣後來都回到蘇南，孫章錄一直堅持在太涌、蘇浙皖邊區；解放後曾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李廣轉戰茅山、魯南，直到解放；解放後曾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常委、組織部長。嚴永潔與當時的贛東特委書記譚啟龍結婚後，便一直在一起共同戰鬥。
到石塘贛東公學學習的“錫流”人員經過短時間的軍政訓練後，由閩北特委分別安排了工作。包厚昌、王新、張之宜、孫慎、孫顧、徐品芳、殷梅倩、龔鵬佐、邵鐘、華仁義、施立人、張祖耀、侯日千、陸平東、朱行厚等15人組成戰地服務團被派到國民黨江西省保全第一團搞宣傳工作。這是國民黨江西省保全司令部向新四軍辦事處提出的要求，因為在當時國共合作的形勢下，國民黨各派系都在為擴充勢力而拉攏、爭奪知識青年，這也為我黨在國民黨軍隊內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提供了機會，因而閩北特委作出了這一安排。戰地服務團到保一團後，與士兵交友談心，宣傳抗日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倡導民主平等，同時向駐在地的民眾廣泛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工作，很快贏得了保一團下層官兵和駐地民眾的信賴，同時也遭到了反動人士的忌恨，稱之為“赤化”。保一團被調往南昌整訓，戰地服務團也面臨分化編遣。在這種情況下，根據黨組織的指示，戰地服務團人員全部撤出，4位女同志留江西另外安排工作，男同志均調往皖南新四軍軍部。以後，包厚昌、王新、龔鵬佐被稱為“陳毅同志派來的三位模範指導員”隨新四軍東進江南東路地區。在長期艱苦的敵後抗日游擊戰爭中，王新、龔鵬佐、華仁義、施立人、范敏等先後壯烈犧牲。包厚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一直戰鬥在大江南北，成為當地威名遠播的包司令；解放後曾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省政協主席。張之宜也在極其艱險的環境下堅持太涌地區的游擊武裝鬥爭直至解放。
參加石塘軍政訓練的其他“錫流”成員，有的隨同剛在石塘整編成軍的新四軍三支隊前往皖南；顧風、沙陸墟（原名沙仲虎）等一批人分配去福建工作；程蘭芬、張君實、舒仁岳等大部分留在江西，在贛東各縣的青年抗日服務團、抗宣二隊、婦女生活指導處等團體內開展抗日救亡工作。許多同志入了黨，因為堅決與敵偽頑開展鬥爭，有不少人成為國民黨當局的緝捕對象。後來，這批同志大多經組織安排撤到皖南，被分配到黨政軍各部門投入了新的戰鬥。楊增的弟弟楊雲軒在皖南事變中犧牲；錢敏的弟弟錢浩元犧牲於茅山。
總結
在當年抗日救國的滾滾洪流中，“錫流”或許只是一條小小的支流。但它同樣是大浪淘沙、洶湧奔騰。除了極個別人經不住衝激被歷史所淘汰外，絕大多數人則奮臂擊水，急流勇進，在漫長的數十年中，在不同的崗位、以不同的方式為中國的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建設發展作出了不同的貢獻。一些“錫流”的老同志在回首往事時，依舊對“錫流”滿懷著深深的憶念。他們把“錫流”比作人生的起點、成長的搖籃、點燃革命激情的火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