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漕糧撥運
- 性質：漕政名
- 地點：薊州、易州
- 目的：以供守護陵寢
撥運形式,社會功能,
撥運形式
清制，每年于山東省截存薊糧及運通漕糧內，按應食俸餉米四分之二撥給本色，派撥薊州米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七石、易州米三萬五千一百五十五石；陵寢官員應領江、白、粳三色俸米，輪流在江南、浙江漕白糧內按四分之二撥給本色，東陵三色米二千五百六十七石，西陵三色米一千六百五十六石；又直隸省密雲等處駐防官兵俸餉，每年于山東漕薊糧內按四分之一撥給本色，共派撥二萬一千零六十四石；又山東省青州駐防每年於薊糧內截留運供兵米二千一百二十八石，德州駐防兵米不敷亦準動撥漕糧。此外，凡各省應運京倉、通倉漕糧，如偶遇一方水旱偏災，由各該督撫臨時奏請截留撥運，以為拯荒平糶之需，不限常數。
社會功能
其一，賑災救荒，以紓民困。被災之後，地方荒歉，民間乏食，朝廷賑災的方法多是蠲免賦稅與給其糧種，但對災難中的百姓而言，糧食尤為重要，故朝廷與地方“全以多籌米糧為要”。除地方倉儲開倉放糧之外，截留漕糧亦是一種快速而有效的賑災方法。昔賢曾有論曰：“目前救荒，簡便應急，百方思之，莫如截留漕運之米為善”(《欽定康濟錄》)。清代災害頻仍，賑濟所用錢糧多出自有漕各省，其中漕糧所占比例甚大。僅舉二例明之。乾隆七年，江南徐、淮等處迭被水災，黎民乏食，截江西、湖廣漕糧7萬石，散賑各處；乾隆二十年，淮、揚及蘇州遇災，截留湖廣漕糧20萬石運赴江蘇，以備接濟(《漕運則例纂》卷18)。此類舉措在康雍乾時期屢見不鮮。在不影響京師之需的情況下截漕賑濟，既示當朝者慈悲恤民之心，亦收安定社會、促進生產之效。
其二，平糶市價，調控市場。清代前期，在主要的產糧區與缺糧區之間已形成各級交易市場，通過市場流通實現糧食餘缺的自我調劑和糧價的相對平穩，所謂糧多則賤，糧少則貴。但在一個未曾發育成熟的市場中，糧價不僅是經濟好壞的直接反映，也受諸多社會與政治因素的影響，處置不當輕則致市場秩序混亂，重則激起民變，清代不少米潮事件即因此而起。通過常平倉對糧食及時的吞吐而平抑市價，是官方調控市場的慣常做法，然其實現的前提是“倉有積貯”，在倉儲不敷所用的情況下，截留漕糧，平糶市價便成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清代多次實行截漕平糶，具有規模大、範圍廣的特點。如，雍正十三年閏四月，截留漕米20萬石平糶(《雍正朱批諭旨》)；乾隆二十四年五月，近京一帶，雨澤愆期，糧價昂貴，截留漕糧20萬石以資接濟(《清高宗實錄》卷586)。平糶的價格一般低於市價，實際所糶之費多報入各地倉庫充為行政費用，或采米存貯以備動用，或運交戶部，只有少部分仍撥歸原地，作為漕運各項費用。
其三，截漕充倉，以備積貯。清代從中央至地方設立了規模不等、職能眾多的倉儲，如常平倉、義倉、社倉等，這些倉儲在保證軍需、供給俸祿、賑災備荒、調劑市場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一般而言，倉儲米谷主要依靠官方採買和民間籌措(如私人捐納)，從康熙時起實行截漕充倉，如康熙五十八年，截留江西、湖廣漕米30萬石存貯江蘇、安徽地方倉內(《清聖祖實錄》卷283)。乾隆以來，截漕補倉更為常見，天津北倉、德州、臨清、濟寧等水次倉，地方府州縣倉，以及受災嚴重和倉糧有大量消耗的地區，均根據需要不同程度地截留漕糧以充倉儲。就充實倉儲的方法而言，官方大規模採買易生弊端，“各處買采並舉，每省莫不以數十百萬計，交相爭購於一時，必致米價昂貴，是地方未受平糶之利，先受目前米貴之累”，而截漕補倉可謂一舉而得數善，“官倉盈而額數不缺，民食足而價不貴”(《皇朝經世文編》卷39)。
其四，充實軍餉，以供駐軍。滿族人入主中原之後，除在京師及附近地區駐紮大量八旗、綠營兵外，還在全國各軍事戰略要地屯聚大量兵力，軍餉所需甚眾，加之戰事頻起，從清初的統一之戰、“三藩”之亂、白蓮教起義到嘉、道時期的太平天國運動，以及大大小小的民族鬥爭，皆需充足糧谷以為後盾。為了保障地方駐軍的軍糈食米以及戰爭的順利進行，清廷常截留漕糧以補軍餉之缺額。如黔省兵興，需米甚多，朝廷計畫將乾隆元年湖北、湖南徵收應運的漕糧正米、耗米共2660餘萬石全數截留，俟黔省需用之時撥運；嘉慶八年，截留湖南漕糧8萬石運赴陝西以充兵餉(《戶部漕運全書》卷50)，並截留湖廣及江西漕糧，以供滄州駐防兵米(《戶部漕運全書》卷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