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載消耗量

消耗量，指的是本定額的人工工日不分列工種和技術等級，一律以綜合工日表示，內容包括基本用工、超遠距用工和人工幅度差。

消耗量

人工幅度差指定額項目以外所必須增加的直接生產用工附加工時。具體指：
①工序交*、搭接停歇的時間損失；
②機械臨時維修、小修、移動不可避免的時間損失；
③工程檢驗影響的時間損失；
④施工收尾及工作面小影響的時間損失；
⑤施工用水、電管線移動影響的時間損失；
⑥工程完工、工作面轉移造成的時間損失。

主要內容

本定額的材料消耗量包括主要材料、輔助材料和零星材料等，並計入了相應的損耗，其內容和範圍包括：從工地倉庫、現場集中堆放地點或現場加工地點至操作或安裝地點的運輸損耗、施工操作損耗和施工現場堆放損耗；
主要材料指經過施工後能構成工程實體的各種材料（包括構件、成品、半成品）。如：鋼材、水泥、砂、石、磚、木材等。
輔助材料指經過施工後不構成工程實體，但屬實體形成不可缺少的各種材料。如：燃料、油料等。
（3）本定額的機械台班消耗量是按照正常合理的機械配備綜合取定的；
（4）本定額的其他人工費包括材料二次搬運和冬雨季施工期間所增加的人工費。
（5）本定額的其他材料費包括零星材料和冬雨季施工期間所增加的材料費。
（6）本定額的其他機具費包括中小型機械使用費、材料二次搬運費、生產工具使用費、冬雨季施工期間所增加的機械費及儀器儀表使用費。

年消耗量

2001年底以來，國際學術界出現了一種懷疑中國經濟成長率的思潮。克魯格曼講，我不明白為什麼香港的經濟成長率為零，中國卻能夠達到7%；許多海外經濟學家不相信能夠超過4%。最為系統的是美國匹茲堡大學教授羅斯基（TomasG.Rawski），列舉就業，收入，投資，農業，航空等數字，證明中國經濟成長率的不實，主要根據是能源消耗與經濟成長率不一致，1997-2000年期間，中國GDP累計增長24.7%，但同期能源消耗只增長了12.8%。特別在1998年，能源消耗增長率與經濟成長率之比，竟然比前一年和後一年都差出4個百分點，1998年能源消耗降低6。8%，經濟成長7。8%是不可能的。他認為1998年GDP增長率，2.2%是上限，實際上可能更低，1999年為2-2.5%，2000年為2-3%。

中國經濟學家紛紛指出羅斯基的錯誤。如張曙光指出，羅斯基推算的基本前提是：能源數字是準確的，經濟成長與能源消耗是嚴格匹配，高度相關。但這個假定不能成立。能源消耗係數取決於技術進步和結構變化。這兩點在中國有明顯變化。工業和農業增加值有高估，但服務業增加值明顯低估。從各地的情況來看，落後地區往往虛誇，而發達地區有的卻有瞞報。

周天勇在2002。6。15。中國經濟時報指出：由於國有經濟的改革和戰略性重組，對高消耗能源產業的技術改造和結構調整，產業結構向輕型化轉變，低能耗高附加值產業的快速增長，農村閒置勞動力轉移和利用，實行集中供暖供氣，調整生產和生活的能源消費結構，保護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使中國經濟成長方式發生了向低消耗，中高增長率特徵的轉型，GDP產出的能源消費係數持續下降。1997---2000年期間，能源消耗下降了，但是耗能工業的產量如電力，冶金，建材，化工，農業生產資料，耗電量大的工具機，硫酸，乙烯，汽車，家用電器等，產量都在增長。趙曉認為，中國財政收入，城鎮居民收入，銀行存款，出口和國債項目都有真實的增長，因此總體經濟成長率達到7%以上是可信的。

以上分析雖有道理，但未必能夠使羅斯基服氣，因為沒有能夠解釋1998年的情況。我可以提供兩個情況解釋1998年的能源消耗大幅度下降。第一，國有企業煤炭大量積壓，國家為了保護國有煤礦和環境資源，在1998年嚴令地方舉辦的小煤礦停產，實際上後幾年地方小煤炭有所恢復，但是在1998年的確大量停產了，如果真有繼續生產的，也絕對不會上報。企業所消耗的煤炭是以前的庫存和沒有上報的“瞞產”。第二，服務業的發展，特別是地下經濟的泛濫，在1998年有一個增量。這主要是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影響了國內的出口和內需，某些地方政府放鬆了對地下經濟如“三陪”的控制。據我估計，1998年以來從事“三陪”的人員大約有500萬，每年小費收入可能達到5000億人民幣的規模，這部分貨幣支付沒有進入政府正式統計。1998年GDP是78345億人民幣，其中第一產業14552億，第二產業38619億，第三產業25174億。這部分地下經濟占到第三產業總產值的20%，全部國內生產總值的6。38%。

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分收入所拉動的消費卻計入了正式統計，而且拉動消費鏈條相當長，從租房，計程車，高檔服裝和化妝品，到手機，“三陪小姐”們是全副武裝。如果有一半消費，乘數為4，拉動的總消費就是10000億人民幣，占1998年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29152億人民幣的34%，占1998年國內生產總值的12。76%。

再看增量。假設1998年許多地區放寬了政策（不知道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是否將其列入“制度創新”之類？），以“三陪”為中心的地下經濟有比較大的增量，比如比上年增加30%，即小費部分增加了30%，假設為1000億。假設邊際消費傾向是0。5，即500億進入當年消費增量，乘數為4即2000億。全國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增長額也不過2900億，國內GDP增長額也不過6110億！就增量而言，1998年的經濟成長有相當部分竟然來自地下經濟。

在5000億小費中，假設有50%是企業報銷的，即有2500億元，可以視為交易成本提高增加了企業的負擔，在數量上大致相當於企業的虧損額。就是說，生產企業虧損之所以沒有影響經濟成長率，部分原因是因為“服務業”的增長，而這部分服務業，當然是節省能源的。

從總量上講，我相信中國的經濟成長率虛誇不大，但決不證明在結構和性質上沒有問題。1998年以後中國經濟迅速惡化，生產企業不景氣，農民收入很少提高，兩極分化不斷擴大，所謂“服務業”加速發展，除去新經濟等健康部分以外，也存在非常不健康的“地下經濟”，這是由暴富階層和權力腐敗所帶動起來的奢侈腐朽性消費。如果我們考慮到1998年的以後的經濟成長，還包括大牛市，發彩票等金融手段，有人稱之為“辦賭場”。再加上借內債，並以未來國內市場換取外資進入。雖然我們不應該否定這些措施的積極意義，但是這樣“增長”與真正的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畢竟不能同日而語。迷信市場經濟的主流經濟學家簡單地把服務業的發展稱為“歷史進步”，忽視其背後的腐朽性地下經濟成分；把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稱為“金融深化”，忽視其表面上的泡沫經濟成分，把它們創造的GDP與生產科技部門，國防戰略產業等量齊觀，甚至凌駕於它們之上，是一種誤導。同樣的GDP，其實質性意義不一樣。妓女的小費，即使創造高得多的經濟成長和經濟效益，也不能與航空航天業所代表的綜合國力相提並論。

羅斯基的計算雖然有誤，但是他的懷疑有根據。羅斯基在美國不是經濟自由主義者，他對於中國以前的成就一直高度肯定，但是對1998年以來的高增長率有懷疑，這和我們“非主流”相近，不能簡單歸為“中國崩潰論的反華大合唱”之列。1998年以後，中國“主流經濟學家”鼓吹的“帕累托最優”被打破，經濟成長的負面效應日益顯現，我們認為應該進行戰略調整，以避免出現重大危機。主流派卻認為，1998年以來中國在體制改革，與國際接軌方面有重大進展，他們不願意承認經濟成長速度背後掩蓋的重大問題，在澄清羅斯基數字時，有自己的價值取向。

我認為中國經濟學家正確的態度應該是，糾正羅斯基的數字錯誤但是肯定他的懷疑態度，以更加準確的數字和事實，對我國經濟成長率背後掩蓋的，比羅斯基質疑更加嚴重的問題，作出實證性的科學判斷。

二．GDP指標的重大缺陷及其修正

羅斯基的數字分析沒有抓住中國統計數字失真的要害。要害是什麼？是在經濟成長中，沒有扣除人為造成的災害和環境污染損失，我曾經當面對羅斯基指出這個問題，但他說美國也不計算。我認為即使全世界都不計算，中國也必須計算。

1981年，羅馬俱樂部在《關於財富和福利的對話》一書中提出：

“經濟和生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生態遭到破壞的世界裡不可能有福利和財富。旨在普遍改善福利條件的戰略，有圍繞著人類固有的財產（地球）才能實現；而籌集財富的戰略也不應與保護這一財產的戰略截然分開。一面創造財富，而一面又大肆破壞自然財產的事業，能創造出消極的價值或破壞的價值。”

我們在22年前開始改革開放的時候，曾經揭露：“大躍進”直接經濟損失

1200億，“文革”十年經濟損失5000億，“三線建設”損失6000億。但是，有哪一次戰亂哪一次浩劫比得上今天和平日子裡一年所支付的生態代價？誰敢大言不慚說這是歷史規律決定的，是現代化難以避免的代價？

修改目前GDP統計指標，已成為國際社會共識，這才是真正的“國際慣例”。

第一，現行巨觀經濟核算體系沒有反映資源與環境在生產過程中的破壞、投入和消耗。它的理論假設前提是：自然資源無限，無價格，環境污染無須治理。經濟學的基本假定：資源稀缺，實際上是指人的時間稀缺，所謂提高效率有效分配資源，是指有效分配人的時間。經濟學從來沒有假定自然資源是稀缺的，因為它把空氣和水（即自然資源）稱為“無限無價”。這與西方國家早期現代化的實際客觀環境是一致的，一方面國內人口和生產規模小，一方面通過強權殖民，掠奪全世界的資源。

第二，當人類生產活動嚴重危害環境，並且產生能源危機以後，經濟學並沒有修改其“資源稀缺”的假設前提，因為這就等於取消了經濟學。經濟學家們只是簡單地把資源從無價格變成有價格。這說明資源稀缺假設，的確不是指自然資源，所以無須做大的修正；當自然資源真正變成稀缺的時候，不但不把資源的使用，和破壞環境以後不得不花費的治理費用，從人類生產活動的統計中扣掉，反而把它進一步加進去，造成虛假的經濟成長。這是極為荒謬的，它告訴我們：得病吧再治病，污染吧再治理，災害吧再建設，只要能創造GDP。

第三，當人類追求產值和利潤的欲望，發展到不顧環境和資源的程度時，必然同時危害人類自身。經濟學和所有人文社會自然科學，都有倫理的底線，這就是：它是為人類謀利益求發展的，而不是損害或者毀滅人類自身的。但是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卻沒有區別損害人類和有利於人類。比如提倡高消費，奢侈消費和浪費，吃胖了再減肥，得了糖尿病再治糖尿病，都可以加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因此絕對不會再有簡樸，節慾，克制，人與自然和諧的世界觀，不是因為它對人類沒有好處，是因為它對增加GDP沒有好處，對資本的擴張沒有好處。

第四，經濟成長背後是什麼？是政治家的豐功偉績，是資本家的利潤，少數人可以獲得經濟成長的大部分好處，而環境破壞的惡果卻要由大多數人承擔。如果水資源被破壞，使用市場經濟漲價的辦法，那么，富人和特權階層可以用礦泉水洗澡，而窮人卻要飲用污染的水。GDP統計將“好的、壞的”產出一視同仁計入經濟成長，違背了人類經濟活動的基本倫理前提，當然就不能反映經濟的公平性。

第五，經濟統計指標是為全部社會活動指引方向的，GDP的誤導，掩蓋了人類在追求經濟成長過程中的不公平性，先是少數人剝奪大多數人，然後是大多數人一起動手毀滅環境。已開發國家仍舊堅持自己的價值觀和特殊生活，他們所謂的環境保護，只不過是把污染向開發中國家轉移，開發中國家的“精英”則拾他們牙慧。現在是窮人，窮國在毀滅自己的環境，同時也就毀滅了全球環境，這是對已開發國家以資本運動秩序，和西方價值觀念毀滅各民族傳統生活方式的一種負面懲罰。

自70年代起，國際社會已經把資源與環境的價值核算提上議事日程。

第一個試圖打破GDP荒謬性的，是1972年由兩位美國學者詹姆斯·托賓和威廉·諾德豪斯共同提出的淨經濟福利指標，主張把都市中的污染、交通堵塞等經濟行為產生的社會成本從GDP中扣掉。加入被忽略的經濟活動，如休閒，家政、社會義工等。他們將GDP分成好的及環的，好的減掉壞的是社會淨經濟福利。

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淨國民福利指標。列出每項污染的可允許標準，超過污染標準的，必須編列改善經費，改善經費從國民所得中扣除。雖然GDP年增長8.5%，扣掉污染改善成本後只有5.8%。

對自然資源耗損與經濟成長率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研究，是美國羅伯特·盧佩托在1989年發表的淨國內生產毛額。他們選擇自然資源非常豐富印尼為例，雖然印尼從1971至1984年間，GDP每年增長7.1%，若扣掉出口木材和石油的耗損成本，只有4%。

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標由美國戴利與科布1989年提出，英國、美國、德國、瑞士、澳大利亞已用來計算國家進步狀況。它計算財富分配狀況，分配在不平均標準之外要扣分；它計算社會成本，例失業率、犯罪率；它區分經濟活動中的成本與效益，如醫療支出、逾時工作是社會成本，不算為對經濟的貢獻。1950---1996年，澳大利亞人均GDP從9000澳元增長至23000元。以新指標衡量，1996年只剩16000元。

199O年聯合國開發計畫署提出的”人力發展指標”。沙烏地阿拉伯國民所得1997年世界排名第41，在人力發展指標中為75。加拿大人均年國民所得世界第八，但人力發展世界第一。

聯合國在1995年提出可持續發展指標，重新定義增長與發展。發展是指一個社會在制度、管理、生活品質、財富分配等“品質”上的進步，一個社會可以有經濟成長，卻不一定有發展。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高速增長”來源於過時的發展觀，表現為對國民生產總值和高速增長的熱烈追求。嚴重後果是：環境急劇惡化，資源日趨短缺，人民的實際福利水平下降，發展最終難以持續而陷入困境。”而最新成果是“生態經濟學”提出的綠色GDP概念，將經濟成長導致的災害，環境污染和資源浪費，從GDP中扣除。

在中國，追求GDP增長，忽視甚至掩蓋環境問題，顯然比世界大多數國家更加嚴重。在經濟成長中獲得了巨大利益的權力資本階層，當然不會真正關心環境問題。他們是一群有美國綠卡，有鄉村別墅的人。各級政府的主要活動，仍舊是提高GDP增長率。為他們服務的主流經濟學家，大力鼓吹經濟自由主義和制度決定論，已形成話語霸權，壓抑許多有識之士的真知灼見。比如張祥平，把經濟學的基本圖表從一個象限擴大到4個象限，增加了“負數”部分，他的著作《制度對話》已經列入我主編的《世紀選擇》叢書，由石油出版社出版。另外一本是《中國人的生存環境》，非常感謝這位以筆名出書的易正先生，他在美國努力3年，蒐集大量的中國出版物，以生態經濟學的方法對中國經濟成長的代價進行了計算，這是迄今所有研究中國環境資源的著作中，資料最為翔實，估計損失最大的一本書。我在下面主要引用他的研究成果。

三．中國：生態損失超過國內生產總值----驚人的推算

聯合國《2002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指出，環境問題使中國損失GDP的3。5---8%。中國作為世界受污染最嚴重的國家，正處於十字路口，目前的路是“危險之路”，另一條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而易正先生的計算的數字更大：

第一，森林。中國國土面積占世界陸地面積的7%，而森林面積僅占世界森林面積的4%。森林覆被率14%，世界平均為30%。森林資源消耗加速；八十年代年均消耗蓄積量3.44億立方米，比七十年代初年均1.96億立方米增加75%。

第二，水土流失。面積為367萬平方公里，占全部國土面積40%。中國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國家，每年有100多億噸沃土付諸東流，相當於流失1000萬畝耕地上的30厘米厚耕作層，其流失的氮、磷、鉀等養分遠大於全國化肥的年產量，而有機質的損失則永難彌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