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學的產生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的南楚到明代，為古代湘楚文學時期。這一時期的文學代表人物有屈原、陰鏗、李群玉、胡曾、周敦頤、王以寧、樂雷發、馮子振、歐陽玄、李東陽等；第二個時期，從清代到中日甲午戰爭，為湖湘經世文學時期， 其文學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齡前魏源、曾國藩、何紹基、郭嵩燾、鄧輔綸、王闓運等；第三個時期，從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為資產階級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譚嗣同、陳天華、寧調元、易順鼎等；第四個時期，從“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到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為新民主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時期，其文學代表人物有歐陽予倩、田漢、丁玲、沈從文、張天翼、周揚、周立波、康濯、莫應豐、韓少功、古華、譚談、孫健忠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湖南文學
- 外文名：Hunan Literature
- 地區：湖南
- 起源：2000多年前的戰國時期
古代湘楚文學時期,湖湘經世文學時期,資產階級文學時期,新民主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時期,
古代湘楚文學時期
根據史料記載，從新石器時期到西周這一段歷史時期，除沅湘間流傳著一些民歌及民間傳說外，尚無有記載的文人創作。自楚漢時期屈原流寓沅湘、賈誼謫宦長沙之後，流波所及，始開湖南文學風氣。尤其是屈原的辭賦，他懷著對祖國、對人民的深厚情感，寫下了許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風土人情、民間祭祀、神話傳說的辭章，表現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開創一個與<詩經>風格迥異的南方楚辭、離騷文學流派的同時，也奠定了湖南文學的基石。到魏晉時期，湖南出現了劉巴、蔣琬等名見於經傳的本土作家。陰鏗是南朝梁、陳時期的著名詩人，也是湖南出現的第一個真正稱得上有成就的詩人。他的五言詩風格清麗，俊逸高遠，自成妙境，開初唐沈銓期、宋之問近體之風，成為李白、杜甫心儀的前賢。唐代是我國古代詩歌的鼎盛時期，湖南文學也漸有起色，較著名的作家有詩人歐陽詢、李群玉、胡曾、曹松、齊己，散文家劉蛻等。當時著名詩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齡、杜甫、韓愈、柳宗元、李商隱等都曾流寓湖南，並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偉大詩人杜甫還客死在湘江的一葉孤舟上。宋元明時期湖南著名的文學人物有周敦頤、王以寧、樂雷發、馮子振、歐陽玄、李東陽等。
湖湘經世文學時期
湖湘經世文學時期的時間跨度為清代到中日甲午戰爭。其時，湖南文學仍以傳統的詩文為主。衡陽王夫之，就是清初詩文成就卓著的大儒。愛國憂時的民族正氣和縝密深厚的學術功力，交融在其詩文中，直接啟迪了一代湖南文風。至鴉片戰爭前後，一些士大夫被西方侵略者的炮聲驚醒，他們要求改革弊政，富國強兵。在鄉先賢王夫之“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的理論遙相倡導下，湖南文士得風氣之先，經陶澍、賀長齡、魏源弘揚光大後，形成了以曾國藩、左宗棠為代表的湖湘經世派文學群體。他們以功業自許，以實務為先，寫詩作文則提倡介入生活。也就在這一時期，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趨於繁榮。在散文方面，出現了以曾國藩為領袖的桐城古文湘鄉派，湧現了吳敏樹、鄧輔綸等一些著名作家，他們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義法，明確提出將“經濟之學”納入文學範疇，認為文章除了必須講究義理、考據、詞章外，還應當力矯空疏，經世致用。在詩歌方面，出現了何紹基、王闓運等名家。他們都是門人弟子甚眾，文採風流，盛於一時，交相輝映在三湘天宇，造成了當時中國詩壇的奇麗景觀。
資產階級文學時期
資產階級文學時期，時間上為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前後。在這一時期內，湖南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詩文、小說作武器，進行反清、反袁愛國宣傳，對推動革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前期，維新派詩人譚嗣同的詩文洋溢著熾烈的愛國主義感情，噴射出慷慨的戰鬥光芒，氣勢磅礴，語言暢達，使傳統的詩文傾向社會化、通俗化。此外，易順鼎、皮錫瑞等都力求新路。後期的著名作家有陳天華、寧調元、八指頭陀、易白沙等。其中，“革命黨之大文豪”陳天華熟練地運用了人民喜聞樂見的說唱形式及淺顯的白話文，寫作了《猛回頭》、 <警世鐘>等作品，為辛亥革命起義作了輿論上的準備。寧調元為南社主要詩人，他詩學杜甫和龔自珍，詩風蒼涼雄放，慷慨多悲，語言卻明白曉暢，雅俗共賞。八指頭陀也是這段時期的重要詩人，他的一部分憂國憂民之作呈沉鬱凝重之美，而一部分描山繪水之作則具清新素雅之態。
新民主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時期
新民主主義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時期，時間跨度是從五四運動前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到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這段時期堪稱湖南文學史上空前的繁榮時期，名作大量湧現，大家星月爭輝，作家群不斷形成，文學思潮異常活躍。也就在這一時期，傾向於自然淡雅、平易樸實、地方色彩濃郁的自成一格的湖南文學基本形成。這個時期又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五四運動前後到新中國建立。在五四新文化開創的湖南沃土上，經毛澤東、徐特立、黎錦熙等宣傳、倡導，造成了很好的文化氛圍，產生了一批飲譽我國現代文學史的著名作家、文學理論家，如田漢、歐陽予倩、成仿吾、沈從文、丁玲、周立波、張天翼、蔣牧良、葉紫、康濯、謝冰瑩等，這些作家不僅在各自的文學領域中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且對建國後的湖南文學創作影響深遠。第二個階段是建國後的40年。在這個階段的前期，亦即“文革”前，湖南文學初步形成了繁榮昌盛的局面。周立波自50年代中期定居家鄉，任省作協、省文聯主席以來，熱心指導文學青年，並以自己獨具風格 的《山鄉巨變》等作品，影響和培養了一批中青年作家。他的繼任者康濯在這方面也做得很突出。這樣，在湖南湧現了未央、周健明、謝璞、劉勇、任光椿等實力強勁的中青年作家，他們寫出了一些在全國有一定影響的作品，逐漸形成了湖南作家群獨有的思想風格和藝術特色。這個階段的後期，亦即從“文革”到1989年，湖南文學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前進過程，湖南作家接受了複雜的人生考驗，迎來了湖南文壇又一個絢爛的春天。其中古華、莫應豐、任光椿、孫健忠、葉蔚林、譚談等，他們的創作始於60年代，成熟於新時期。在古華、莫應豐等的帶動下，接著又湧現了一批文學新人，如韓少功、彭見明、蔡則海、何立偉、劉艦平、水運憲等，形成了一支聲震中國文壇的“湘軍”。新時期的湖南文學，內容由政治型向社會型轉變，主題由單向性向多向性發展，文學表現的範圍明顯地拓寬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題材以及道德、倫理、愛情、風俗等文學主題相繼出現。隨著政治、經濟改革的深入和對外開放政策的實行，人們的思考更深刻，視野更開闊，文化交流更廣泛，湖南文學匯入了新時代的洪流，呈現出燦爛的前景。
1979——1984年，共創作、出版長篇小說22部，其中兩部（古華《芙蓉鎮》、莫應豐《將軍吟》）獲茅盾文學獎；中篇小說210多部，其中4部獲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短篇小說近3000篇，其中9篇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兒童文學作品900多篇（部），其中5篇、3部獲全中優秀少年兒童文學獎和優秀兒童讀物獎；詩歌6000多首，其中1首（未央《假如我重活一次》）獲全國優秀詩歌獎；散文、報告文學400多篇，其中2篇獲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少數民族文學作品近800篇，其中5篇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獎；民間文學作品近1000篇，其中2篇獲全國優秀民間文學獎；傳記文學5部；文藝理論論文和專著近4000篇（部）。文學“湘軍”的稱謂就是隨著這種創作人才的集團性崛起和文學作品的大面積獲獎的情況而出現的。
1985年以後，文藝理論批評新觀念新方法異常活躍，現代派文學思潮及創作方法開始引進，湖南的文藝創作進入了一個多向發展和全面探索階段。文學方面，韓少功（《馬橋詞典》、《爸爸爸》、《女女女》）、葉蔚林（《五個女子和一根繩子》）、孫健忠（《舍巴日》、《死街》）等開始“尋根”，殘雪追求下意識和無意識的宣洩，狀寫生命的恐懼與焦慮（《蒼老的浮雲》、《黃泥街》），徐曉鶴著力表現人性的醜陋（《達哥》），莫應豐陷入奇思怪想（《桃源夢》）。與此同時，堅守傳統現實主義園地的也不乏其人，通俗文學、兒童文學得到發展，以江堤、彭國梁、陳惠芳為代表的年輕詩人開始“新鄉土詩”創作。文學湘軍的整體勢頭有所減弱，而創作個性更為鮮明。
1989——1991年，湖南文學進入一個調整時期。3年中，全省共創作出版長篇小說65部，中篇小說300多篇，短篇小說3000多篇，散文和報告文學集29部，詩歌集30部。
1992——1999年，湖南文學進入新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湧現了一些有影響的作品。《曾國藩》（唐浩明）入圍第四屆茅盾文學獎，長篇小說《楊度》（同上）獲國家圖書獎、中國圖書獎，長篇小說《玩古》（彭見明）獲全國“八五期間優秀長篇小說獎”，散文集《人生路彎彎》（譚談）獲第四屆全國優秀青年讀物優秀圖書獎，兒童文學集《淡淡的白梅》（龐敏）獲全國第5屆兒童文學獎，此外，陶少鴻、向本貴、何頓、王躍文等的中長篇小說，葉夢、王開林的散文等也在當前中國文壇占有一定地位。
與此同時，湖南作家群悄悄完成了更新換代。80年代初成名的作家雖仍在創作，但已失去了當初獨步文壇的氣概與風華；80年代末90年代初登文壇的中生代作家，以“七小虎”為代表（陶少鴻、翁新華、姜貽斌、劉春來、屈國新、匡國泰、林家品），加上何頓、聶鑫森、葉夢等，已成為文壇湘軍的中堅，而一批60年代甚至70年代出生的新生代作家，如王躍文、王開林、陳惠芳、龐敏、王靜怡、湯素蘭、聶茂、江堤、謝樂軍等，也以群體的姿態崛起於文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