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精神與二十世紀湖南文學

簡介

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吳楚方脫蠻夷之號，風氣朴略，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吳會久矣。

在這種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南移的背景上，湖南開始在中國歷史上嶄露頭角。北宋的周敦頤是繼屈原之後湖南本土產生的第一顆耀眼的大思想明星，成為宋明理學的開山之祖。南宋時期即形成湖湘學派，胡宏、張拭都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宗師級人物，張拭講學的嶽麓書院成為“道南正脈”所在。到明清之際的大思想家王夫之集其大成。而在鴉片戰爭前後由陶澍、魏源挖掘光大王夫之的學說，使湖湘文化終成影響湖南和中國百餘年歷史進程的文化思想流派。但是到當代，尤其是新時期以來，在越來越走向開放、走向世界的中國，處在華中腹地的湖南曾經擁有的地理優勢已逐漸失去，而沿海沿邊的省區越來越顯示出地理優勢。交通制約使經濟發展滯後，工商基礎相對薄弱，人們的觀念相對保守。尤其處在廣東和湖北經濟發達省區的南北夾擊之下，作為農業大省處於十分被動尷尬的境地。由此，湖湘文化精神的歷史局限性也越發凸現出來。近世湖湘文化的形成離不開地理之母的孕育，它的創造性轉換則有賴於對地理局囿的超越。

固然，一種區域性文化的形成總要受地理環境的影響和制約，但是人文環境的影響和制約無疑更有著決定性作用。丹納在《藝術哲學》第四編的“種族”一章里，對希臘的自然環境和氣候於希臘藝術的影響作了十分細密精彩的分析，揭示“自然界的結構留在民族精神上的印記”。但他更強調的是“精神”的環境和氣候。他說：“的確，有一種‘精神的’氣候，就是風俗習慣和時代精神，和自然界的氣候起著同樣的作用。”他所說的“精神”的環境和氣候不僅包括時代精神和風俗，而且也包括了當時的社會審美心理、觀念形態和民眾的藝術風格傾向等精神的文化因素。當我們分析近世湖湘文化的成因時，他的研究同樣給我們以啟迪，使我們去關注區域的“精神”的環境和氣候所起的作用。

首先，“屈賈情結”成為近世湖湘士人強韌的區域性文化心理凝聚點。屈原、賈誼是忠君愛國、憂國憂民的人格範本，他們特有的人格結構和處世態度，和儒家經邦濟世的文化特質高度吻合，故成為數千年儒家知識分子摹擬追求的典範。“屈賈情結”是中國歷史上入世的知識分子一個文化的幽結，它的影響至今不減。現代的魯迅精神可以說就是屈原精神在新的歷史環境中的承續和揚棄。屈原《離騷》中的詩句“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被魯迅作為小說集《彷徨》的題記，這是他對屈原精神的提純，也是他對自己精神的提純，但屈、賈首先是屬於湖南的，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他們對中國文化史、文學史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段人生，是在湖南的土地上度過的，湖南士人對他們別有情鐘，就是理所當然的了。鄉情本是人類最原始、最基本的一種感情，尤其在以農耕自然經濟為基礎，以宗法血緣關係為社會網路紐結的中國社會，鄉情就表現得特別執著，在人的一生中顯得特別重要，甚至成為一個人的“精神家園”。俗話說“親不親，故鄉人”，“葉落歸根”，都是鄉情意識的深刻表達。故中國人對“老鄉”、“同鄉”這層關係特別看重，“湘軍”這一概念本身就包含著這種文化情愫。在這種文化背景上，湖南士人對屈、賈的特別推崇和張揚就屬情理之中的事了。有研究者提出“屈原的故鄉，就是在他長期‘放流’的沅湘地區，屈原的出生地就是在湖南漢壽”，“屈原‘無罪棄逐’在湖南沅湘地區達幾十年之久，屈原的光輝作品絕大多數是在沅湘地區創作的，屈原以身殉國也是沅湘地區，這充分證明屈原的‘放流’，實際上是被楚王罷了朝廷官職，被迫離開國都，回到沅湘地區的故鄉”。如果這種說法還不足以為據的話，那么屈原的後半生流寓沅湘，他的多數作品是在沅湘創作的，他的偉大之作《離騷》產生於南楚巫文化的土壤，卻是不爭的史實。屈原的《離騷》是一首衣被千秋、可與日月爭輝的政治抒情詩，它的靈魂就是經邦濟世的精神。《離騷》亦是一首崇高人格和不朽靈魂的讚歌，成為一塊高懸於歷史源頭的明鏡，歷代正直有為之士，皆以此鑒照自己，激勵自己，它蕩滌著歷代士人靈魂中的卑污，陶冶著他們的人格、情操。特別是屈原在汨羅江自沉，把這位偉人與歷代湖南士人的人生牽得更緊。賈誼則是西漢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在屈原自沉汨羅約一百年後因遭貶謫從遙遠的長安來到湖南，度過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賈誼的一生是短暫的，僅活了32歲。他“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20餘歲，為博士，提出許多改革主張，表現了他深邃的歷史洞察力和卓絕的政治敏銳性，受到漢文帝的賞識，但因此觸發了朝中群臣的不滿和忌恨，“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曰：‘洛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由於這些小人的讒毀，終於使“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轉眼之間，賈誼就由天子的近臣被發落到離都城數千里之遙的異姓諸侯王國當太傅。在貶謫往長沙途經湘水時作的《吊屈原賦》中，他借憑弔屈原來抒發自己的抑鬱不平之氣，明悼逝者，實為自悼。他猛然抨擊了屈原所處時代“鸞鳳伏竄”、“鴟梟翱翔”、“讒諛得志”、“賢聖逆曳”、“方正倒植”的黑暗政治，以此寄寓自己的遭際之慨。他憤激地喊著：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湖湘文化精神與二十世紀湖南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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