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學理論批評，指清代前期即從17世紀40年代到19世紀30年代約200年間的封建社會階段的文學批評。與前代相比，清代文學批評總的特點表現為理論上的全面性、系統性、多樣性，它是中國封建社會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的總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清代文學理論批評
- 類別：文學
成就與特點,詩詞理論,文論,小說、戲曲理論,
成就與特點
清代文學批評是在明代文學批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風氣轉變是在明清之際，這是兩個封建王朝興亡交替的時期。歷史的劇變，強烈地刺激著漢族文人中那些善於思考的人，他們在對歷史經驗進行政治批判、思想批判的同時，對前代的文學創作及批評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在這一時期，就詩文理論說，對當時影響最大的是錢謙益，其次是侯方域、魏禧、汪琬諸家。錢謙益在民族鬥爭和地主階級內部鬥爭中，表現得首鼠兩端，缺乏氣節，曾被人非議，但是他在仕清告歸後的十餘年裡與抗清人士多有聯繫。他在文壇上活動的時間長，交遊也很廣，歸甩迎對明代士風、學風、文風的積弊有所認識。他不僅指出，“世降道衰，教學偏背，煩蕪之章句，熟爛之時文，剽賊傭積之俗學，耳食目論，浸淫薰習”，造成了“近代文章，河決魚爛，敗壞而不可救”(《有學集》)的嚴重後果；而且在《列朝詩集》以及某些文學論文中，具體地分析了明代文學及其理論的發展過程。他論詩文強調情性、世運和學養三者並重。侯、魏、汪三家，皆以古文著稱，其論文主張雖不盡同，但都圍繞著“才”、“氣”、“理”、“法”這些根本問題，開了以後桐城派文論的先河。然而生當明清之際而開創有清一代學風並發展了傳統詩文理論的，還應推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擔簽炒他們都是愛國志士、進步思想家，因此對明代士風、學風、文風的批判，站得高，看得深，文學見解也具有更強烈的現實意義。黃宗羲強調“詩以道性情”，顧炎武察祝恥申論“文須有益於天下”，王夫之主張寫“身之所歷、目之所見”。他們都想從文學與現實、文學與時代的關係入手，把文學創作與批評從模擬形跡的風氣引上“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顧炎武）的道路。這三人之中，以王夫之的文學理論成就最高。他不僅論述了文學與時代、主觀與客觀、才肯囑台組情與實踐、內容與形式等一般理論原則，而且深刻地總結了詩歌創作與批評中的審美規律。但大都維護封建正統的明道、宗經、徵聖的文學觀。其中還有的人把明代以李贄為代表的反傳統的進步思潮，斥為“狂禪”、“叛聖”、“佞舌惑亂天下”。他們既提出了一些進步的文學主張，但他們的一些見解，也為清代地主階級的學者文人確立“義理、考據、辭章”合一的封建正統的文學原則，提供了若干根據。
康熙、雍正、乾隆、嘉慶時期，是清代經濟發展、政治穩定的時期，也是清代文學批評、文勸境學理論全面發展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統治者對包括文學在內的學術文化的發展，施以有力的政治干預，一是大興文字獄，一是以“清真雅正”規範文風。這時程朱理學為官方所提倡，而從清初發展起來的考據之學，也由“經世”變而為“避世”。這樣的歷史條件決定了清代的文學批評只著重於總結過去。雖然在文學論壇上出現了不同文學流派（如詩中有神韻、格調、性靈；詞中有浙派、常州派等）、不同文學樣式（如詩、詞、散文等）的文學批評家和文學理論，但卻沒有改變中國傳統的雜文學理論體系，而只是對前人的藝術經驗做了比較系統的總結。因此，開創中國純文學理論體系新時代的歷史任務，只有留待將來的資產階級批評家去完成。
詩詞理論
這一時期的重要詩歌理論家有葉燮、王士禛、沈德潛、袁枚、翁方綱，還有馮班、吳喬、賀貽孫、廖燕、鄭燮、趙執信、趙翼、潘德輿等人。他們在詩歌理論上作出了貢獻。葉燮的《原詩》被譽為清人詩話之冠冕，它以理論性、系統性見長。特別是在詩原論、發展觀以及對詩歌創作與鑑賞中審美規律的論述等方面，在融匯前人之說的基礎上，又頗多創見。王士禛是神韻派的領袖，於清代前期主盟詩壇數十年。他一生論詩，雖有變化，而標舉神韻，則一以貫之。其理論繼承並發展了司空圖、嚴羽一派的詩歌美學，批評著重於審美鑑賞，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詩家辣察駝的極詣。他的詩論與詩作，較典型地表現了民族高壓政治下漢族官僚地主及其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沈德潛是格調派的代表，其論詩主張“溫柔敦厚”、“關係譽她葛鞏人倫”。王士禛論詩重在“清真”，沈德潛言詩重在“雅正”，他們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清代朝廷的文藝政策。在清人詩論中，具有反傳統色彩的是袁枚的性靈說。其論詩主“真”，重“情”，強調創作中的主觀因素，敢於向“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挑戰。但性靈說也帶有某些片面性。他在理論上為“艷體”辯護，創作上也時入纖佻。翁方綱的肌理說，又代表著以學為詩的傾向。他說：“為學必以考據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甚至鼓吹“借詩以資考據”。雖然主觀上他想救神韻之空虛、格調之浮廓、性靈之纖佻，但結果卻走上了以文為詩，以理為詩，以考據為詩的歧途。以上清代詩論中的幾個重要流派，就其標舉宗旨、各立門戶來看，其理論都有片面性。
文論
清代的文論，在駢、散兩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散文理論以桐城派為正宗，其代表理論家和代表作家有方苞、劉大櫆和姚鼐。他們在思想上宗奉程朱理學，在藝術上則繼承了明代唐宋派古文家的傳統，染有濃厚的時文氣味。方苞論文，標舉義法，注重雅潔，力謀程朱之道與唐宋古文的融合、道學家與古文家文論的統一、唐宋派與秦漢派藝術的合流，從而奠定了桐城派理論的基礎。劉大櫆進而把方苞的理論具體化，主張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並說“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姚鼐則把方、劉二家之說加以融匯、抽象、提高，以“天與人一”、“藝與道合”、“意與氣相御而為辭”，全面概括了寫作古典散文的思想原則與藝術規律。至於後起的陽湖派及其代表惲敬等人，在文風、理論上與桐城派雖有不同，但仍可歸入同一營壘。桐城派之外，清代經學家、史學家的文論也頗有影響。經學家如戴震、段玉裁、錢大昕、焦循等也講義法，講義理、考據、詞章合一，是與桐城派文論相通的。但是，他們更強調以義理、考據為本，以詞章為末，著重於注經、論道的學術之文，代表著極端的雜文學觀念。史學家中如章學誠論詩、論文均屬大家。他不隨流俗，頗能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他認為“六經皆器”，“六經皆史”，“六經、三史皆時文耳”；而文的功用則在於述事、明理、藏往知來；寫作原則須是氣求其清，理求其真，體求其純，辭求其潔。清代的駢文頗有成就，駢文理論也隨之興起，阮元的主張頗有代表性。他提出文言說、文韻說，作文筆之辨，認為“凡文者，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藻”，“奇偶相生，音韻相和”，散行直達者是筆而不是文。其主旨在與桐城派爭奪“文統”正宗地位。
清人的詞學，同創作上相應，也有浙派詞與常州詞派之分。浙派的代表是朱彝尊與厲鶚。他們論詞，推尊姜夔、張炎，提倡醇雅清空，既反對粗豪怒張，也反對淫靡纖艷，乍看去意在抬高詞體，實際上也是適應當時“清真雅正”的理論主張。常州派晚出，張惠言、周濟等人生當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歷史變革即將到來的時期，一種深刻的危機感推動著他們對詞體的性質、內容、社會作用、藝術特徵，作出與浙派不同的新的論述。他們首先把詞推上“與詩賦之流同類”的正宗地位，說它“緣情造端，興於微言”，近乎“變風之義，騷人之歌”。他們論創作，強調反映現實，有所寄託。周濟還說“詩有史，詞亦有史”，詞也要成為“後人論世之資”。
小說、戲曲理論
清代小說理論亦有發展，其代表者是明末清初的金聖歎（見金人瑞）。他是一個由複雜的時代矛盾所造成的一個特別複雜的人物。其政治傾向、哲學思想、文學觀點中，都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他對中國古典小說理論作出了貢獻。他從人物塑造、結構布局、文學語言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比較精闢的見解，實際上涉及到了中國古典小說創作的民族特點與藝術規律。雖然其中也夾雜著時文選家的陳腐格套，但仍然代表了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較高水平。康熙、雍正以後，清代的小說理論和小說批評，主要是圍繞《三國志演義》、《聊齋志異》、《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幾部古典小說展開的，其中毛宗崗、脂硯齋評者等人，亦不乏新的見解，但都不如金聖歎的小說理論那樣全面、系統。 清代在戲曲理論、批評方面著述豐富，出現了很多曲話著作，其內容或談創作，或研聲律，或考曲目，或輯資料，或評論作家作品，或雜考戲曲故事，或論述表演技巧，內容廣泛，形式多樣。從理論成就言，則首推清初李漁所著《閒情偶寄》中的詞曲部、演習部。李漁論曲，強調維繫封建禮教，使人趨善避惡，但主要是從結構、詞采、音律、賓白、科諢、格局等方面具體闡述戲曲創作與表演的藝術規律，從而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理論體系。此外，焦循《花部農譚》論述民間戲曲，黃旛焯《梨園原》探討表演藝術，都各有理論價值。
詩詞理論
這一時期的重要詩歌理論家有葉燮、王士禛、沈德潛、袁枚、翁方綱，還有馮班、吳喬、賀貽孫、廖燕、鄭燮、趙執信、趙翼、潘德輿等人。他們在詩歌理論上作出了貢獻。葉燮的《原詩》被譽為清人詩話之冠冕，它以理論性、系統性見長。特別是在詩原論、發展觀以及對詩歌創作與鑑賞中審美規律的論述等方面，在融匯前人之說的基礎上，又頗多創見。王士禛是神韻派的領袖，於清代前期主盟詩壇數十年。他一生論詩，雖有變化，而標舉神韻，則一以貫之。其理論繼承並發展了司空圖、嚴羽一派的詩歌美學，批評著重於審美鑑賞，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詩家的極詣。他的詩論與詩作，較典型地表現了民族高壓政治下漢族官僚地主及其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沈德潛是格調派的代表，其論詩主張“溫柔敦厚”、“關係人倫”。王士禛論詩重在“清真”，沈德潛言詩重在“雅正”，他們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清代朝廷的文藝政策。在清人詩論中，具有反傳統色彩的是袁枚的性靈說。其論詩主“真”，重“情”，強調創作中的主觀因素，敢於向“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挑戰。但性靈說也帶有某些片面性。他在理論上為“艷體”辯護，創作上也時入纖佻。翁方綱的肌理說，又代表著以學為詩的傾向。他說：“為學必以考據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甚至鼓吹“借詩以資考據”。雖然主觀上他想救神韻之空虛、格調之浮廓、性靈之纖佻，但結果卻走上了以文為詩，以理為詩，以考據為詩的歧途。以上清代詩論中的幾個重要流派，就其標舉宗旨、各立門戶來看，其理論都有片面性。
文論
清代的文論，在駢、散兩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散文理論以桐城派為正宗，其代表理論家和代表作家有方苞、劉大櫆和姚鼐。他們在思想上宗奉程朱理學，在藝術上則繼承了明代唐宋派古文家的傳統，染有濃厚的時文氣味。方苞論文，標舉義法，注重雅潔，力謀程朱之道與唐宋古文的融合、道學家與古文家文論的統一、唐宋派與秦漢派藝術的合流，從而奠定了桐城派理論的基礎。劉大櫆進而把方苞的理論具體化，主張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並說“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姚鼐則把方、劉二家之說加以融匯、抽象、提高，以“天與人一”、“藝與道合”、“意與氣相御而為辭”，全面概括了寫作古典散文的思想原則與藝術規律。至於後起的陽湖派及其代表惲敬等人，在文風、理論上與桐城派雖有不同，但仍可歸入同一營壘。桐城派之外，清代經學家、史學家的文論也頗有影響。經學家如戴震、段玉裁、錢大昕、焦循等也講義法，講義理、考據、詞章合一，是與桐城派文論相通的。但是，他們更強調以義理、考據為本，以詞章為末，著重於注經、論道的學術之文，代表著極端的雜文學觀念。史學家中如章學誠論詩、論文均屬大家。他不隨流俗，頗能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他認為“六經皆器”，“六經皆史”，“六經、三史皆時文耳”；而文的功用則在於述事、明理、藏往知來；寫作原則須是氣求其清，理求其真，體求其純，辭求其潔。清代的駢文頗有成就，駢文理論也隨之興起，阮元的主張頗有代表性。他提出文言說、文韻說，作文筆之辨，認為“凡文者，在聲為宮商，在色為翰藻”，“奇偶相生，音韻相和”，散行直達者是筆而不是文。其主旨在與桐城派爭奪“文統”正宗地位。
清人的詞學，同創作上相應，也有浙派詞與常州詞派之分。浙派的代表是朱彝尊與厲鶚。他們論詞，推尊姜夔、張炎，提倡醇雅清空，既反對粗豪怒張，也反對淫靡纖艷，乍看去意在抬高詞體，實際上也是適應當時“清真雅正”的理論主張。常州派晚出，張惠言、周濟等人生當社會矛盾日趨尖銳、歷史變革即將到來的時期，一種深刻的危機感推動著他們對詞體的性質、內容、社會作用、藝術特徵，作出與浙派不同的新的論述。他們首先把詞推上“與詩賦之流同類”的正宗地位，說它“緣情造端，興於微言”，近乎“變風之義，騷人之歌”。他們論創作，強調反映現實，有所寄託。周濟還說“詩有史，詞亦有史”，詞也要成為“後人論世之資”。
小說、戲曲理論
清代小說理論亦有發展，其代表者是明末清初的金聖歎（見金人瑞）。他是一個由複雜的時代矛盾所造成的一個特別複雜的人物。其政治傾向、哲學思想、文學觀點中，都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他對中國古典小說理論作出了貢獻。他從人物塑造、結構布局、文學語言等方面，提出了不少比較精闢的見解，實際上涉及到了中國古典小說創作的民族特點與藝術規律。雖然其中也夾雜著時文選家的陳腐格套，但仍然代表了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較高水平。康熙、雍正以後，清代的小說理論和小說批評，主要是圍繞《三國志演義》、《聊齋志異》、《紅樓夢》、《儒林外史》等幾部古典小說展開的，其中毛宗崗、脂硯齋評者等人，亦不乏新的見解，但都不如金聖歎的小說理論那樣全面、系統。 清代在戲曲理論、批評方面著述豐富，出現了很多曲話著作，其內容或談創作，或研聲律，或考曲目，或輯資料，或評論作家作品，或雜考戲曲故事，或論述表演技巧，內容廣泛，形式多樣。從理論成就言，則首推清初李漁所著《閒情偶寄》中的詞曲部、演習部。李漁論曲，強調維繫封建禮教，使人趨善避惡，但主要是從結構、詞采、音律、賓白、科諢、格局等方面具體闡述戲曲創作與表演的藝術規律，從而形成了一個相當完整的理論體系。此外，焦循《花部農譚》論述民間戲曲，黃旛焯《梨園原》探討表演藝術，都各有理論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