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德電腦間諜案也表明，如同60年代的青年文化一樣，80年代以來的電腦文化也是一種全球性現象。此案的作案人員全部是年輕人，他們仍在為自己無法無天的“牛仔”精神而自豪，但他們實際從事的卻是盜竊和出賣信息的勾當。這是對黑客文化的巨大消解。在歐洲大眾眼裡，黑客就是橫行不法的電腦罪犯，和60年代～70年代的早期美國黑客形象相去甚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混沌計算機俱樂部
- 成立時間：1984年
沃荷蘭,平衡計畫,間諜曝光,斯多的執著,漢諾瓦集團,潘戈的黑客夢,
沃荷蘭
1984年，32歲的程式設計師沃·荷蘭（Wau Holland）在漢堡成立了混沌計算機俱樂部（Chaos Computer Club）。沃取“混沌”之名是為了聳人聽聞，實際上，俱樂部組織嚴密，等級森嚴，並且有堅定的信仰。沃是一個激進主義者，相信政府和其他大機構無權干涉人們的生活，但個人卻權獲取一切信息。他和俱樂部成員打擊的是由權威機構所擁有和運行的電腦系統，這些機構總是無視個人的存在。因此，像沃這樣的黑客總把自己想像成現代羅賓漢。也許有些矛盾的是，俱樂部一方面迎合德國人對法律與秩序的偏好，另一方面又試圖宣揚個人自由。沃爭辯說，如果黑客打入計算機系統，那也是為了揭穿西德當局“系統無懈可擊”的謊言。黑客活動可以暴露電腦安全的不足之處，並提高公眾的安全意識。1984年他和混沌俱樂部乾出一件大事，以證明他的理論的價值。
西德郵電部80年代建立了一套電子信息服務系統，意在使計算機終端成為繼電話和電視之後的第三種不可或缺的家庭設備。電話線將把家用終端與巨大的資料庫連線起來，只要繳納一定費用，就可以獲取任意信息。1984年，郵電部作出了一個大膽預測說，將會有100萬西德人使用該系統，進行查詢列車時刻、預訂歌劇票等種種事宜。但這種系統既昂貴，又令不懂電腦的顧客望而生畏，而且，大量使用它意味著承認技術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許是由於殘留在腦海中的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技術的記憶，西德人始終對技術懷有一種不安的情緒。對某些人來說，計算機會帶來失業的幽靈；另外一些人則把它視作對數據保護的威脅。西德公民絕不想要見識新的收集和分析私人數據的手段。所似，一點也不奇怪，到1988年，只有12萬家庭訂購了這個系統，這項4．5億美元的投資成了一個巨大的失敗。
沃始終認為電子信息服務系統不是鐵板一塊。他利用漢堡最大的銀行證明了這一點。他的招數很簡單：俱樂部設法偷到了銀行在該系統中的識別碼和口令，然後使用一台自動撥號機不停地從銀行往俱樂部中撥打電話請求信息服務，把費用記在銀行賬單上。一夜下來，銀行的賬單高達8．1萬美元。沃並不想收取銀行的這筆錢，相反，他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公布了他們的惡作劇。這使剛剛起步的俱樂部立刻聲名大振。西德人開始相信，他們的銀行賬戶不過是電子流氓的掌中玩物，而他們的孩子則加入了混沌俱樂部。
俱樂部的集會仿佛年輕人的朝聖。縱橫交錯的電纜將一部部電腦。電話與數據機連線在一起，年輕人整夜在計算機上鼓搗，累了就倒地而睡。沃在門口布置了警衛和金屬探測器，以防當局的騷擾。很多人把俱樂部視作一個無害的持不同政見者團體。它與紅色旅、新納粹等等反對派相比，似乎更多地是為了純粹的樂趣。俱樂部鼓勵這種看法，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宣揚自己。很快，記者、製片人和學者的與會人數幾乎超出了黑客。技術神童們的最新訊息成了黃金時段的電視新聞。
平衡計畫
1986年9月，卡爾駕車從漢諾瓦到西柏林，然後乘捷運到東柏林找到蘇聯貿易代表處。他對衛兵說他有個商業建議，希望與代表處的人談談。他相信代表處的工作人員全都是克格勃。半小時後，出來了一個人，問卡爾有什麼要求。卡爾解釋說，他是來自西德的電腦黑客，能夠搞到二些“有趣”的信息，不知是否能做點交易。那人點了點頭又走進去。10分鐘後，走出來一個高個子黑頭髮的男人，自我介紹說他叫瑟吉，然後把卡爾帶到另一間屋子裡。
卡爾再次講述了他的來意。瑟吉似乎不大明白“黑客”是什麼意思，卡爾盡其所能作了解釋。他說黑客可以闖進許多西方的計算機系統，奪取從高能物理研究機構到銀行的種種情報，他願意把相應的黑客技術及美國的一系列軍用計算機系統的登錄名和口令一次性賣給蘇聯人，條件是買方一次性支付100萬馬克。瑟吉吃了一驚，但沒有說什麼。
瑟吉肯定覺得又好笑又好奇。這是他第一次見識電腦黑客。由於蘇聯感興趣的技術，特別是先進的計算機技術，大多在“巴統”的禁運範圍之內，蘇聯長期以來一直通過各種手段想方設法獲取西方的軟體和硬體。FBI始終堅信，矽谷遍布蘇聯間諜。它聲稱蘇聯駐舊金山總領事館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把美國的技術盜回國內。它懷疑領事館內暗藏著林立的天線和各種監視設備，目的都是為了捕捉矽谷的電話通訊。
沒人知道蘇聯是否有利用西方的年輕黑客的計畫。至於蘇聯人已經集結了一組精選的年輕專家以刺探美國計算機、派遣瑟吉這樣的人潛入混沌俱樂部的集會以招兵買馬的理論，恐怕只是西方官員的神經過敏。但當卡爾主動找上門來的時候，瑟吉不禁心動。
瑟吉告訴卡爾，他很感興趣，但他還不可能為一些他不僅沒見到、而且也沒弄清的東西付100萬馬克。他要卡爾下次帶一些樣品來，以便他拿到莫斯科進行分析。如果情報確實值100萬馬克，他會付這筆錢的。隨後，瑟吉拿過卡爾的護照，作了一些記號，便離開了房間。很快，他回來告訴卡爾說，下次再來的時候，走弗里德里克或是波赫馬大街的邊境檢查站，警衛會放他自由通過。當時西柏林人要想去東柏林，通常要提前一天申請，再交25馬克。
兩天后，卡爾開著道伯的車來到波赫馬邊境站，果然，警衛只看了一眼他的護照就揮手放行。這次他交給了瑟吉一些樣品。兩星期後，莫斯科有了回音。樣品里的確有些有趣的東西，但還遠遠達不至莫斯科的要求。100萬馬克是沒戲了，但瑟吉表示，彼此仍可以做點交易。蘇聯人希望得到有關雷達技術、核武器和星球大戰計畫的資料。要是能弄到VMS和Unix作業系統的原始碼、編譯程式以及CAD/CAm 軟體，西德黑客們將不會空手而歸。
瑟吉交給卡爾兩張照片，上面是一個年輕婦女和一個小孩，還有這位婦女的名字、地址和電話。瑟吉交代卡爾，如果西柏林當局間他為什麼頻繁穿越邊境，他應當回答說去看女朋友，他們有個小女兒。
此後卡爾每周到東柏林見瑟吉一次，每次領取600馬克。但瑟吉對他帶去的東西卻不滿意。他告訴卡爾，交來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信息索引而不是信息本身。卡爾有些焦急，他不想讓平衡計畫付諸東流。他決定帶潘戈去見瑟吉。他對瑟吉吹噓說，潘戈是個出色的黑客，一定能弄到有價值的情報。
潘戈給瑟吉帶去了一些見面禮：DEC計算機的安全程式及其他軟體。但瑟吉不為所動。他說他需要各種先進的工程軟體，或者是用以設計晶片的計算機輔助設計軟體。潘戈解釋說他能夠通過一台電腦週遊全球，但在目前，他傳輸信息的手段極為有限。他的數據機速率太慢，盜竊瑟吉所需的軟體要花上幾天時間，這樣做太危險了。能否提供一台強有力的電腦和高速的數據機？“如果有合適的設備，我就能完成任務。”畢竟，使用一台高性能電腦從事黑客活動是潘戈的夢想，但他沒有告訴瑟吉。
一般18歲的少年，無論對電腦多么熱愛，都不會與克格勃間諜談生意。如果有人問潘戈，如何從政治甚至道德的角度看待他的所作所為，潘戈多半會聳聳肩膀，點燃雪前，認為這是雞毛蒜皮的小事，根本無關宏旨。這和政治、道德有什麼關係呢？黑客活動既是手段又是目的，信息及其內容不過是第二位的。他只想要一台強大。的電腦用以施展才能，自己負擔不起而蘇聯人卻有這個財力。既然他們能幫助他滿足願望，那么替他們搞點東西又何樂而不為呢？他甚至覺得他的行為具有某些英雄色彩，因為他的動機非常純潔：要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黑客。平衡計畫只是這個偉大目標的第一步。而捲入只有在間諜小說中才能讀到的陰謀，更令他覺得充滿刺激。
和他一樣，赫斯也對加人間諜集團感到興奮。他知道這樣做意味著犯罪，但他絕沒有停止黑客生涯的意思。他剛剛看了電影《戰爭遊戲》，其中的少年黑客打入了北美空防指揮部（NORAD），幾乎引發了第三次世界大戰。他迫切希望再現這個少年的榮光，因為他已侵入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而這一實驗室四通八達。他堅信，只要自己有足夠的耐心，定能進入NORAD。
赫斯一直堅持說，黑客活動對他來說只是一場驚險遊戲，他對軍事網路的興趣源於他想偷吃禁果的欲望，而不是為了給蘇聯人跑腿。他繼續進行入侵。
當卡爾交出赫斯搞到的Unix原始碼後，瑟吉第一次付出了一筆重賞——25000馬克，全部是100馬克的現鈔。此後，根據瑟吉認定的軟體的價值，他支付的報酬從3000馬克到5000馬克不等。卡爾的做法是至少把一半錢留給自己，另一半則分給軟體的提供者，他覺得自己拿得心安理得，因為最骯髒的活都是他幹的。而且此時他失了業，這筆進項對他格外重要。儘管如此，沒有人因為平衡計畫而大財，事發前，瑟吉付給這個間諜集團的錢總共只有9 馬克。
建築
潘戈懷疑卡爾和其他人只是為了錢，而他卻有自己的理由。靠黑客活動掙錢，去東柏林與蘇聯特務接頭，只是他選定的黑客生活的一部分。他相信黑客本身自有其存在價值，而他是這一價值的衛道士。他的這種想法部分是出自吉布森的小說《電腦魔異》。小說的主人公，一個吸毒成痛的計算機牛仔凱思，通過侵入網路、盜取數據而使自己從腐化的生活中解脫出來。《電腦魔異》成為潘戈的教科書。要不是因為他已有了別號，他就會給自己取名凱思。在潘戈的頭腦里，為蘇聯人做事有很正當的理由，因為凱思也會這么做的。他模糊地意識到，出賣情報好像與間諜活動有關——但他無法把它與自己所於的聯繫起來。他在做的事情是他一直不曾放棄過的事情：侵入計算機。而現在終於有人認識到他的天才了。
到了1987年，潘戈繼續為瑟吉工作，但他在尋找蘇聯人所要的東西方面進展甚微。每月卡爾給他打一次電話，問他有貨沒有，而潘戈總是給予否定的回答。他知道自己辜負了卡爾的期望，但侵入計算機越來越難了。卡爾對潘戈日漸失望。道伯的態度也令人生氣，他變得無精打采，雖然他精通西門子電腦，但卻沒找到任何原始碼。與此同時，瑟吉要求卡爾開除海格巴德，因為他毒癮太大，而且口沒遮攔。
只有赫斯贏得了瑟吉的尊敬。赫斯似乎精通美國的軍事網路，而且，只有他能定期提供一些成果。平衡計畫已逐漸從百萬馬克的夢想一落成為零打碎敲的小買賣，稍微大一些的生意都靠赫斯。
但赫斯不知道的是，他正在一步步落人圈套。
間諜曝光
看到斯多被黑客折磨得寢食難安，他的女朋友瑪莎·馬休斯想出了一條妙計。
瑪莎是一位24歲的伯克利法學學生，她生性安靜，與斯多的狂躁形成鮮明對比。她建議說，既然這個電子流氓對軍事機密如此感興趣，為什麼不利用這一點設個套？蒐集一些政府的公開檔案，把它們偽裝成絕密軍事情報，然後放在LBL的計算機里作為釣餌，何愁魚兒不上鉤呢？斯多恍然開竅。
兩人立即著手蒐集了好幾百頁枯燥的政府檔案，為這些檔案單獨建立了一個賬戶，每個檔案都被精心地重新命名，使看到的人以為它們是在描述一個協調“星球大戰”研究的新網路。在其中一份檔案里，他們甚至插了一封信，邀請人們寫信索取進一步的信息，包括《星球大戰網路連線須知》、《1986一1988年星球大戰網管理計畫》，甚至《星球大戰網路成員秘密名單》。斯多把這些檔案進行了巧妙的安裝，使得只有他和任何假冒系統管理員的人才能看到。剩下的事情就是守株待兔了。
幾天后，黑客照例到LBL巡視一番。果然，他在幾分鐘之內就注意到了有關星球大戰網的檔案。他在裡面“淘”了1小時之久，這使他終於露出了狐狸尾巴。在這么長的時間裡，追蹤者得以成功地查到他的電話。他住在漢諾瓦的某個地方。
1987年6月27日傍晚6點，位於漢諾瓦的福克斯公司依然是一片繁忙景象。公司總裁烏都·福洛爾正要下班回家，門鈴響了。門外站著7個人——2名聯邦刑事部偵探，4名不萊梅警察，還有一位地區檢察官。檢察官向福洛爾出示了搜查證，罪名是電腦詐欺，而嫌疑犯則是馬庫斯·赫斯。
福洛爾吃驚不小，他知道赫斯骨子裡有股冒險精神，所以聽說他從事黑客活動並不感到意外。但許多程式設計師都愛好入侵計算機系統，這是預料中的事情，甚至還可以說，赫斯的部分工作就是檢驗系統的安全性。福洛爾怎么也不能相信，赫斯犯下的罪行有這么嚴重，需要興師動眾前來調查。
赫斯也很吃驚，但並不慌亂。警察搜查了他的辦公室，又驅車前往他的公寓搜查。兩小時後搜查結束，赫斯一刻也沒有停留，徑直去了一個酒吧參加黑客們每周一次的聚會。在會上，他對剛剛發生的事情隻字未提。第二天他照常去上班。
但經過這場事變，赫斯不再進行黑客活動了，但他並沒有停止向卡爾和瑟吉提供軟體。這筆錢來得太容易了，許多軟體他不過是從福克斯公司的計算機上拷貝下來的。
與此同時，斯多越來越不耐煩。第一次追蹤成功已經過了5個月，但當局卻連調查進行到哪一步都不讓他知道。
最終，在6月底，斯多接到了聯邦調查局的電話，告訴他已經抓住了那名黑客，他的家和辦公室也被搜查過了。但他們仍拒絕透露黑客的名字。既然黑客已經就擒，LBL就不必再設釣餌了。於是斯多立即更換了實驗室的口令，加強了安全防衛。神秘入侵從此消失了，斯多也恢復了他的日常工作。他和同事談起這起計算機入侵的道德含義。斯多認為，計算機網路是科研人員、計算機專家和學生共享信息、合作研究甚至談情說愛的工具，用戶必須相互信任。隨著網路的擴張，這種信任感也必須加強。那么，如果類似漢諾瓦黑客的傢伙出來濫用網路，計算機專家怎樣才能建設和維護像網際網路這樣的開放網路呢？對斯多來說，這一事件暴露了一個難以走出的困境：要安全還是要信息交換？
他開始考慮寫作一本書，描述他追蹤西德黑客的過程。1988年初，他整理出一份寫作提綱，併為一家計算機雜誌撰寫了一篇技術論文。但4月的時候，就在這篇論文得以發表之前，一份名為《迅捷》的德國雜誌捷足先登，披露了漢諾瓦黑客事件。很快，《紐約時報》也在頭版刊出西德黑客的故事，並提出利用網路從事間諜行為的可能性問題。LBl 為此召開了記者招待會。
幾天之內，有關西德黑客在機密的美國計算機系統中橫行無阻的訊息就傳遍了各地。一個機靈的記者甚至設法打聽出赫斯的名字予以公布。許多媒介打電話到他家裡。
赫斯竭力躲避記者。他猜想他在LBL的黑客活動被迫蹤了，但他沒有想到他受到斯多如此嚴密的監視。《迅捷》的報導更令他大吃一驚：上面赫然登出他坐在電腦前的照片！那是通過他公寓的窗戶偷拍的。
這一事件本來會被人逐漸遺忘，如果不是出現了那份電傳的話。
1988年初，慕尼黑警察局想在慕尼黑和威斯巴登的聯邦警察總部間建立一條高速數據專線，以傳輸電傳信息。由於電傳通訊的特殊要求，編程工作既費力又不討好，警察局請利多富公司（NixdOrf）來做，利多富則把它轉包給柏林的一家小軟體公司。湊巧的是，這是潘戈新開的公司。此時的潘戈還在技術大學讀書，但他已經放棄功課一心追求金錢。他開玩笑說自己已成了雅皮士。
潘戈的公司正愁沒活乾，當然不會放棄送上門的機會。潘戈覺得此事十分滑稽。他，一個西德有名的黑客，為蘇聯人服務的“左翼人士”，現在開始為警察局效力了！他的同事幫助警察局架好了線，然後請慕尼黑警察局輸送一段電傳樣本，以便拷貝到磁帶上，帶回柏林試驗用。這位同事把電傳列印出來給潘戈看，潘戈十分得意。上面有一封紅色旅發給西德研究部長的恐嚇信，還有兩位警察局高級官員的旅行日程，附帶計畫中的保全措施。當海格巴德到柏林來訪友時，潘戈忍不住把電傳拿出來炫耀一番。
海格巴德此時的處境每況愈下。他屢次進出精神病院的戒毒中心，對他頭腦中的幻想更加堅定不移。他認定愛滋病的縮寫AIDS的真實含義是“反光明會摧毀系統”，而自己正是愛滋病的起源，上天讓他感染上這種病毒是為了徹底消滅光明會。他的毒痛越來越重，因而，當一位漢堡的記者找到他挖掘有關計算機入侵的材料時，他告訴他們，自己是最強大最有才能的黑客之一，但他們必須高價收買他的故事。
他聲稱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他的入侵。記者們想親眼見識一下海格巴德的本事，就給了他500馬克，讓他到漢堡的一家高級飯店住一晚。他們甚至還出錢讓潘戈來了一趟。西德黑客對媒介的這種做法習以為常：他們一向靠泄露秘密換取報酬。記者們告訴海格巴德和潘戈，如果故事能在（迅捷》之類的雜誌上刊出，他們還會付更多的錢。
在漢堡的飯店裡，海格巴德對記者發表了一通黑客宣言，當然不乏海格巴德·西萊恩上尉和光明會之類的故事。他透露，美國國家安全局正準備發動未來戰爭——一場以“軟炸彈”即電腦病毒為武器的電腦戰。“是的，”海格巴德總結說，“這場電腦戰，我們的軟戰爭，已經開始。”
但當記者請海格巴德坐到計算機前時，他根本無法證實自己的神話。他試圖進入好幾個地方的電腦系統，但都悲慘地失敗了。他知道自己必須拿出更有說服力的東西。
所以，他想到了潘戈給他看的那份電傳。他向記者炫耀說，黑客們甚至打入了慕尼黑警察局的系統。
這時已是1988年7月，黑客故事已發表了3個多月。報刊上有關此事的喧囂仍未平息，潘戈開始害怕。他對“星球大戰網”的事情一無所知，但全西德的人都在談論間諜案，這使他十分不安。他與海格巴德議過此事，但海格巴德已陷入瘋狂狀態，對許多記者胡言亂語。他對道伯抱怨海格巴德的多言，道伯安慰他說，沒有人會相信海格巴德說的話。
然而西德電視記者阿曼和萊哈特聽說了海格巴德的電傳故事，徑直到柏林尋找潘戈。阿曼深信漢諾瓦黑客案與蘇聯有關，所以，當上司安排他採訪黑客潘戈時，他立刻答應了。潘戈對記者們講述了電傳故事的真相。很好，記者們說，但他們現在想了解有關赫斯的情況。
“你跟赫斯熟悉嗎？”
“我根本不認識他。”
“能不能談談有關黑客和間諜的事情？”記者們窮迫不捨。
“我對此一無所知，”潘戈堅持說。
阿曼並不灰心。“你聽說過星球大戰嗎？還有北美空防指揮部？”
到這時，潘戈已喝了3大杯啤酒，開始鬆弛下來。
“好吧，”他平靜他說，似乎突然想起了什麼。“確實，有一些軟體交給了蘇聯人，但那沒什麼大不了的。”
他開始講述整個故事。記者們吃驚得幾乎從椅子上掉下來。他們安排潘戈向秘密警察自首。
自首數月以後，潘戈為自己感到慶幸：他發現，在他自首前幾個星期，海格巴德已在律師的鼓勵下自首了。兩人的想法驚人地一致：通過自首換取特赦。哪怕潘戈再遲幾天，當局可能就會對他立案偵察了。
到1988年底，卡爾隱隱覺得有人在監視他。第二年元旦後不久，卡爾又來到東柏林，交給瑟吉有關莫里斯蠕蟲案的報告。他相信，如此威力強勁的蠕蟲程式一定是蘇聯人感興趣的。他還交給瑟吉一份由克利夫·斯多撰寫的病毒報告。事情真是充滿了諷刺性。
瑟吉對卡爾說，他們的活動必須暫停。他相信西方的情報部門正在監視卡爾的活動。卡爾想，該移居西班牙了，開一家電腦公司。與瑟吉的生意越做越清淡，現在他又提出暫停，誰知道這一事業會不會就此破產。卡爾希望到國外重打鑼鼓另開張，把間諜的事情徹底拋在腦後，這樣他就永遠不會被抓住，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看起來他們將毫髮無損。
就在這時，警察行動了。
1989年3月2日凌晨，道伯、卡爾和赫斯在不同的地方同時被捕。當天晚上，300萬西德電視觀眾從阿曼和萊哈特製作的“廣角鏡”節目中看到了令人震驚的一幕：節目的第一個畫面是柏林格列尼克大橋，這是東西方交換間諜的場所。黑客的側影被打在螢幕上，接著，鏡頭切換成一幅世界地圖，上面有許多箭頭，由矽谷指向莫斯科。觀眾意識到，這是一起重大的間諜案，預示著一個新的高科技問諜時代的到來。克利夫·斯多出現，講述了發生在LBL的事情。他凝視著觀眾，若有所思他說：“有人侵入我的計算機尋找有關星球大戰的信息。”
節目主持人宣稱，黑客間諜案是1974年紀堯姆案件以來發生的最大間諜案，在那起案件中，聯邦總理威利·勃蘭特的密友和助手岡特·紀堯姆被發現是東德秘密警察的一名上尉。全國大嘩，勃蘭特被迫辭職。這次，西德秘密警察的頭目稱黑客的行為“是一種新的惡意侵入我們的數據網的手段。”內務部發言人則說，逮捕這些黑客“給了克格勃狠狠一擊。”
“廣角鏡”在媒介引起了連鎖反應。間諜在西德人中向來是一個敏感話題，他們尤其對這種新的陰險的間諜活動方式感到震驚：心懷不滿的青少年發現計算機的薄弱環節，利用它們威脅西方的軍事安全。官員和計算機專家不斷強調說，北約的一些最機密的數據，就藏在赫斯和其他黑客進入的計算機中。即便他們獲取的數據是未加保密的，蘇聯人也可能根據這些數據推測出絕密情報。
但是，沒有多久，內務部就開始從給克格勃狠狠一擊的說法上退縮。隨著新聞最開始的轟動效應的減弱，多疑的記者開始詢問：這一群黑客問諜到底給國家安全造成了多大損害？他們出賣了高度機密的情報嗎？還是僅僅一些無害的公用軟體？
斯多的執著
克利夫·斯多一眼看上去就像個電腦狂人。他留著長長的棕色捲髮，沒有一刻安寧的時候，說話也帶著極度誇張的意味。他的舉動顯示，他也是60年代的產物。
斯多60年代進入大學學習，是狂熱的反越戰分子，思想左傾，但卻不是新左派的一員，因為他自認討厭一切教條。他更多地依照自己的原則做事，比如說，他的一個原則是，他只為純粹的科研機構工作。他絕不會進入勞倫斯利沃莫爾實驗室（LLL)，因為它擔負著為美國軍方設計核彈頭和星球大戰武器的任務，更不必說申請國家安全局（NSA）的職位了。1952年成立的國家安全局的主要職能是保證美國政府和軍方通訊的安全性，破譯外國的秘密通訊，以便蒐集情報。在那裡工作的計算機專家，在斯多看來，屬於間諜一類。
所以，1986年，斯多來到了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LBL）。LBL坐落在伯克利校園內，是LLL的姊妹實驗室。斯多的主要工作是為夏威夷的天文台設計望遠鏡。其時里根政府正在削減基礎科學的研究費用，而把資金轉移到軍事武器的研製上。斯多的研究經費告罄，他被迫尋找其他的活計。好在他中學和大學時代都熱衷於計算機，這使得他比其他天文學家多了一點優勢。8月，他應聘成為LBL的電腦系統管理員，負責維持系統的正常運轉，及幫助實驗室的科學家更有效地使用大型主機。雖然這並不是斯多理想中的工作，但他總算可以留在伯克利了。
斯多最初的任務中，有一件看起來雞毛蒜皮的小事：消除一個微小的會計誤差。實驗室自行設計的會計軟體顯示：系統的賬目和實驗室的實際計費有75美分的出入。為了這神秘的75美分，斯多一直工作到深夜。
他漸漸發現，事情並沒有那么簡單。有人在盜用實驗室的賬戶從事侵入活動。這個黑客會造成危險嗎？LBL系統中的信息大多是私人性質的，並不關乎國家安全。黑客可以看到項目申請書。電腦系統的說明。閒聊的電子郵件甚至情書，這些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斯多擔心的是，黑客會利用LBL的計算機跳到網際網路的其他地方。實際上，入侵的黑客已開始對LBL的計算機失去興趣，正試圖遠程登錄到Milnet上——這是一個連線國防部各基地的軍事網路。
斯多一向憎惡軍方，所以他並不清楚Milnet上運行著一些什麼東西。但僅僅看到一些軍事基地的地址就足以令人相信這件事非同小可：阿拉巴馬州紅石飛彈指揮部，帕薩代納噴氣推進實驗室，阿尼斯頓陸軍兵站，維吉尼亞與佛羅里達海軍基地，加州埃爾瑟岡杜空軍系統指揮部航天分部。黑客不僅打入了這些地方，而且還在有意尋找一些信息。他命令計算機搜尋帶有“隱形”、“核武器”和“北美空防指揮部”字樣的檔案。他還侵入了有關太空梭秘密任務的檔案。
斯多在史丹福大學工作過，曾聽到許多有關黑客的故事，但他認為那些人只是一些無傷大雅的惡作劇者而已。然而他這次的感覺卻有所不同。他對這個黑客在全國性網路中肆行無忌十分吃驚。很多情況下，黑客只進行一些簡單的猜測就可以令計算機系統門戶大開。這些系統的安全管理驚人地鬆弛。例如，一個遠方賬戶可以使用“客人”作為登錄名和口令。或者，使用姓作登錄名，使用名作口令。因而，黑客可以命令計算機顯示所有的用戶名，然後用這些名字逐一試驗以進入系統。在某些情況下，當黑客設法獲取了超級用戶身份後，他可以建立自己的賬戶，或是改變現有賬戶的口令以備將來之用。
當斯多看到黑客到達了LLL的一台機器時，他驚慌起來，因為那裡有核彈頭和星球大戰的秘密。他打電話給LLL，通知系統管理員關閉那台機器。
斯多懷疑這個黑客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不安分的學生，決定要在他現場作案時將其抓獲。他設計了陷餅，把黑客每次入侵的情況記錄在印表機上，還寫了個程式，每次入侵者登錄，電腦就會呼叫他。所有黑客活動的細節，斯多都詳盡地記在一個登記本上。很快，追蹤黑客占據了他的大部分時間。偶爾，他會在辦公室里打地鋪以對黑客進行晝夜監視。
在計算機系統中發現一個人侵者，和入侵者成功地猜出口令從而打入系統一樣，充滿了偶然性。追蹤黑客需要堅韌不拔的毅力，需要大量時間，還需要運氣。特別是當黑客總是小心翼翼掩蓋蹤跡的時候，追蹤者必須具有和黑客同樣高超的技巧。這意味著分析黑客的思維，預知他的下一步行動。像斯多這樣的系統管理員之所以對黑客窮追不捨，不僅僅是因為計算機安全遭到了破壞，還因為他的自尊也受到了傷害。他必須保證實驗室在對外開放的同時，把黑客拒之門外。
追蹤黑客對斯多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黑客的活動橫跨許多網路。他可能與某個網路只連線幾分鐘，何時連線也難以預料。因而，斯多儘可能地使追蹤活動自動化。起初，他不知道入侵者由哪個連線埠進入，所以在通往被襲擊的計算機的每條線路上都安裝了印表機。這一措施使他很快發現入侵者使用的是X.25連線埠。這是一個世界通用的連線埠，所以入侵可能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發動。黑客一旦入侵，斯多的尋呼機就響起來，這時無論是在洗澡間裡，腳踏車上還是早餐桌前，斯多都會立即放下一切，衝到計算機前觀察黑客的一舉一動。
這場追捕戰愈演愈烈。許多次斯多已經精疲力竭了，入侵者仍在那裡不斷撬門。斯多開始懷疑入侵者會不會是一台機器人。有可能存在一個專門用來尋找軍事情報的電腦程式嗎？他很快否定了這一點，因為入侵者常常拼錯單詞。
這個黑客也不可能來自伯克利分校，因為雖然他熟悉Unix，但卻對伯克利Unix一無所知。他到底來自哪兒呢？
斯多一直在學術圈內工作，與外界接觸很少。在他眼裡，一切事物都黑白分明。從事純粹科學研究。拒絕與軍方合作的科學家是好人，而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聯邦調查局和軍方則是邪惡的、不可信任的。這個黑客也是這樣。他不僅在他無權進入的計算機系統中遊蕩，而且還在浪費著斯多寶貴的時間，這些時間他本套用來幫助實驗室的天文學家設計望遠鏡。一些寬宏大量的同事談到少年黑客時只是淡淡一笑，但斯多卻覺得他們不可原諒。他希望把他們送進監獄。
斯多知道要想抓住黑客，就必須追蹤電話。而這樣做必須有搜查證。為此，斯多做了一件有悖自己原則的事情：他給FBI打了電話。他解釋說，他的計算機中有一個黑客，似乎對軍事機密十分上心。FBI的回答令他吃驚：警探們有比75美分誤差大得多的事情要做。
地區檢察官的態度要好得多。斯多告訴奧克蘭市檢察官，為了追查到黑客電話的起源，他需要電話公司的合作，而電話公司必須有搜查證才能行動。檢察官立即簽發了一張搜查證。
在電話公司的幫助下，斯多追查到維吉尼亞州麥克林一家國防工業承包商門下。這家公司賭咒發誓說，它絕沒有可供黑客利用的安全漏洞。然而事實勝於雄辯，黑客以該公司為跳板潛入其他電腦，給公司留下了上千美元的電話賬單。他還在系統中埋下了一匹特洛伊木馬，在用戶輸入口令時複製一份送到一個隱藏的檔案中以備後用。這家公司的系統管理員驚慌失措。他們要求斯多保密，因為如果人們知曉了一家承包製造計算機安全系統的公司遭到了黑客的襲擊，那可是天大的醜聞。作為交換條件，斯多要求公司提供過去幾個月的電話記錄。
記錄顯示，黑客在入侵LBL之前已活躍了好幾個月——比斯多想像的時間要長得多。他已經闖入了近30個計算機系統。黑客在Milnet上找到了4箇中央情報局官員的網址和電話。他並沒有真正進入中央情報局的計算機，因為它們並不與公總計算機網路相連。但他似乎在步步逼近。斯多思想鬥爭了一會：為什麼要與當局同流合污呢？但他還是下意識地撥通了中央情報局的電話。中央情報局的4位偵探立即趕到伯克利。
至此，斯多的努力已同中央情報局，國家安全局。空軍特別調查辦公室、國防情報局，甚至當初無動於衷的聯邦調查局攪在一起。儘管他時時感到良心上的不安，但卻無法抑制自己的激動之情。深入的電話追蹤已顯示，黑客發動襲擊的地點在德國。這種國際聯繫使斯多嗅到陰謀的味道。他想像黑客間諜們在黑暗的小巷中互相耳語的情景。然而，他卻沒有多少事情可做。現在，黑客事件的揭密依賴於多方合作。當局的行動是遲緩的，斯多只能想像“那邊”的情景，並儘量減少黑客可能造成的損失。
如果黑客開始刪除檔案或損壞系統，斯多就用unix中的“殺死”指令中斷他的聯繫。如果黑客進入含有機密情報的計算機內，或是試圖下載敏感檔案，斯多就使用一種低級而有效的方法：從口袋中掏出鑰匙掛在黑客入侵的線路旁邊，造成瞬間短路。黑客以為這是線路雜音，重試一次，斯多會再次掛上鑰匙。黑客最終只好放棄嘗試。
下一步就是等待西德境內的追蹤結果。西德郵電部在美國的要求下，追蹤到不萊梅大學，不萊梅大學為此關機3天。但黑客並沒有停止行動。下一次追蹤顯示他是從漢諾瓦出發的。然而這並不能證明黑客就是一個德國人。準能保證漢諾瓦不是一個跳板呢？要想真正發現黑客的蹤影，需要美國和西德當局的密切配合。對斯多來說，這意味著更多的等待。
1987年的新年來到了，斯多越來越煩躁不安。作為一個科學家，他知道耐心是必需的，然而他的耐心似乎快到了極限。他不得不依靠官僚當局來完成他的任務，而外國政府的介入只會使事態更加複雜。
漢諾瓦集團
潘戈結識了卡爾·寇奇，一位來自漢諾瓦的混飩俱樂部成員。他很想認識沃·荷蘭，但這位混沌俱樂部之父的年齡和政見都使十幾歲的潘戈難以接近。儘管柏林到處都是反叛青年，潘戈一直認為自己是一條好漢，但寇奇的狂放不羈卻使他甘拜下風。自我介紹之後，寇奇從攜帶型電腦的電池盒裡取出一塊大麻。吸食毒品只是寇奇生活的一面。他告訴潘戈，他喜歡管自己叫海格巴德·西萊恩。
這個名字取材於一部驚險小說《光明會三部曲》，書中的主角海格巴德·西萊恩上尉英勇無畏地與一個強大的秘密組織光明會作戰。光明會始於11世紀伊斯蘭教，後來統治了全世界，為了消滅這一組織，上尉潛入了光明會，做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壯舉。這個住在1985年的漢諾瓦的海格巴德相信，光明會依然存在，並且策劃了暗殺從約翰·甘迺迪到伊恩·弗萊明（007間諜小說的作者）等各種人的陰謀。他相信自己就是驚險小說中上尉的化身，其使命就是為了阻止光明會激發核大戰。他還認為全球性的計算機網路是一種陰謀手段，負責這些網路的人們妄想獨霸全世界。他要滲人網路中粉碎這些人的罪惡企圖。
潘戈很欣賞海格巴德。他自己使用計算機設備進入電腦化空間，但海格巴德似乎真正地住在那裡。他知道海格巴德的幻想與吸毒對腦子造成的傷害有關，但即便如此，海格巴德詩意的氣質仍是他所喜歡和羨慕的。
兩人一起乘火車去了漢諾瓦，潘戈也進一步了解了他的新朋友。海格巴德的父親很早就離家出走，把年幼的海格巴德和妹妹丟給母親。海格巴德親眼目睹母親患癌症死去，16歲時，父親也因同樣的病症撒手人寰。在高中時，像許多西德學生一樣，海格巴德是政治上的活躍分子，堅定地反對核戰爭。但在父親死後，大麻和LSD取代了政治。
海格巴德把潘戈介紹給漢諾瓦的黑客圈子。在這裡，潘戈終於找到了像他一樣反對權威但又脫離政治的年輕人。毒品和電腦密不可分，潘戈開始了解海格巴德的現實觀：唯一的現實是你自己選擇的現實。漢諾瓦的黑客集會意味著整夜戰鬥在電腦前，用大麻刺激靈感，用古柯鹼驅除疲勞。
這些人中，有一個綽號叫做道伯（Dob）的26歲的程式設計師，本名是德克一奧托·布熱津斯基。他在做學生的時候也是個不安分的傢伙，巧妙地逃脫了服役。他是大型西門子電腦的編程專家，最愛好純正大麻和佳釀美食。
潘戈結識了卡爾·寇奇，一位來自漢諾瓦的混飩俱樂部成員。他很想認識沃·荷蘭，但這位混沌俱樂部之父的年齡和政見都使十幾歲的潘戈難以接近。30歲的彼得·卡爾是漢諾瓦一家賭場口齒伶俐的服務員，1988年，當道伯因酒後開車而被沒收駕駛執照後，卡爾就成了他的司機。儘管潘戈胡作非為過，但與卡爾相比不過是小兒科。卡爾從小在孤兒院長大，常常幹些向西班牙走私汽車和毒品的勾當。1985年，他從阿姆斯特丹向西德走私大麻途中被捕，被判處9個月緩刑。
漢諾瓦集團的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成員叫馬庫斯·赫斯（Markus Hess），他是漢諾瓦大學物理系學生。與其他3人相比，他更像個守法公民。他是郊區中產階級家庭的典型子弟，沒有父親早亡的歷史，也沒有逃避兵役的劣跡。他在當地的一家公司福克斯公司有一份程式設計師的兼職工作，該公司專門經營Unix軟體。
這5個人走向電腦的道路各有不同。卡爾曾上過技校，但跟不上課程進度，只上了一年就退學了。此後，他對搞技術的人就特別崇拜。他絲毫不懂計算機，但對懂行的人則奉若神明。道伯則把電腦當作逃避現實的手段，就像喝酒一樣。海格巴德則被關於光明會的幻想所驅使。潘戈熱愛電腦化空間裡的生活，並且一直懷有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黑客的野心。赫斯的少年時代循規蹈矩，遭遇電腦後，他發現了背離父母為他安排的道路的可能性。他喜歡兩種生活的強烈反差：他的公開身份是福克斯公司的程式設計師，卻偷偷地在電腦網路的世界裡倘佯。
赫斯很快通過倫敦的一所大學找到了通往網際網路的網關（gateway）。這正是黑客們夢寐以求的進入網際網路的跳板。1986年，赫斯和海格巴德發現了加州的SLAC。由SLAC出發，赫斯又到達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伯克利分校的電腦很難進入，但勞倫斯伯克利實驗室卻是門戶大開。實驗室喜歡鼓勵外界的研究人員使用實驗室的計算機，進入實驗室的口令常常就是用戶名。在這些悠閒的加州人眼裡，安全似乎只是玩笑。
海格巴德缺乏編程技巧，因此無法領會這家實驗室可能提供的機會。而赫斯則能夠發現程式中的臭蟲並利用系統存在的缺陷。他很快認識到一個叫GNu Emacs的程式可以提供超級用戶特權，有了這種特權，他在實驗室中如入無人之境。他發現一個用戶已經數月沒有登錄，便決定借用他的賬戶。他的警惕性很高，每次侵入都小心翼翼地觀察用戶的動靜，一旦發現系統管理員在監視，便立刻溜之大吉。
1986年10月，在與道伯和海格巴德一起喝啤酒時，赫斯感到情形有些不對，他們似乎有什麼新的打算。他們話中提到一個叫瑟吉的傢伙，並且流露出有辦法用電腦掙到錢的樣子。兩周后，道伯提出要跟赫斯做一筆交易。只要他弄到伯克利Unix（由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發出的一種Unix作業系統版本）原始碼（source code）的拷貝，定有重酬。赫斯同意了。伯克利Unix的使用很廣泛，搞一個拷貝似乎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赫斯花了一周時間匯集了Unix原始碼交給了卡爾。直到一個月以後，道伯和海格巴德約他出來散步，赫斯才明白事情的嚴重性。“Unix原始碼被賣給了蘇聯，這意味著你現在跟我們上了一條船。”
這證實了赫斯的懷疑，道伯的話並非戲言。卡爾、道伯、海格巴德、潘戈和他現在成了一個間諜小集團，向蘇聯人出賣電腦情報以換取金錢。
1986年，用黑客活動謀取財富的想法剛剛在西德出現。一位漢堡地區檢察官構想：年輕的黑客們利用自己掌握的電腦專業知識從事工業間諜活動，甚至為蘇聯效力。擅長操縱他人的克格勃官員要想發展幾個任性的孩子作間諜，應該不會是什麼難事。不僅神經質的西德政府和充滿想像力的研究計算機犯罪的專家有此擔心，黑客自己也開始意識到這種可能性。
漢諾瓦的黑客小集團決定把他們的黑客才能產業化。在道伯的公寓裡，卡爾、道伯和海格巴德在大麻的刺激下進行了整夜的討論，首要的問題當然是如何與蘇聯人接上頭，一種辦法是去蘇聯駐波恩大使館；另一種辦法，也許是從間諜小說中看來的，是往護照中夾一張小紙條，在穿越東西柏林邊境時拿給東德衛兵看。3人一致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卡爾沒有他的夥伴們的技術天才，但卻不乏勇敢和樂觀，他自告奮勇去東柏林接頭。他們的想法很簡單：他們是一群能夠進入世界上一些最敏感的計算機的黑客，從這些計算機中他們能竊取到最機密的信息，而這正是蘇聯人所需要的。並且，他們可以為蘇聯人提供先進的軟體，以幫助他們趕上技術發達的西方國家。蘇聯人怎不動心？當然他們清楚，這樣做是犯法的。但通過向蘇聯出賣軍事和科學情報，他們將能夠保持兩個超級大國的力量均衡，因而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這個計畫的名字？叫做“平衡計畫”好了。
這個想法的關鍵是，不能向蘇聯人傳授黑客技巧，而是要不斷地用恰到好處的情報吊足蘇聯人的胃口。如果蘇聯人想要了解黑客的訣竅，那將是一筆一次性買賣，價格可不能太低。他們決定開價100萬馬克。隨著大麻劑量的增加，他們的想像力越發豐富。幹嗎只同蘇聯人做生意？為什麼不加上中國人呢？這個主意很快被否決了，因為他們認為中國還算不上超級大國。平衡計畫必須集中目標。
潘戈的黑客夢
混飩俱樂部中，有一位自稱“潘戈”（Pengo）的活躍的黑客，打扮引人注目：長長的頭髮染成了黑色，並用大量的摩絲使之在頭上高高聳起；腰間纏著粗重的鏈條，腳上則套著黑色軍靴。這個朋客打扮的年輕人本名叫漢斯·胡布納，他懷有一個偉大的夢想：成為全世界最傑出的黑客。
漢斯出生於1968年7月，父母都是西柏林的中產階級。當時的西德正動盪不安，學生運動席捲全國。漢斯的父母都是堅定的反主流文化分子，嘗試用一種嶄新的方法教育兒童。他們相信孩子應該自己決定吃什麼、什麼時候用餐具吃飯，甚至什麼時候換尿片。他們主張孩子的自我表達不受限制，鼓勵漢斯學會自己解決問題，做父母曾經被禁止做的事情。
幼年的漢斯比大多數同齡人都更耽於幻想。他把戰後重建的柏林當作自己的遊戲場。城市裡遍布希特勒時代建造的混凝土工事，這些建築堅不可摧，建築師們只好讓其留下，有時就在工事上蓋新公寓。柏林的孩子們喜歡在防空洞中探險，四處搜尋舊鋼盔，軍裝和其他戰爭遺物，全然不知這些東西的歷史意義。也許，這些縱橫交錯的神秘暗道使漢斯第一次領略到了“網路”的樂趣。
漢斯命中注定要成為一名黑客。還是一個中學生的時候，他從同學處借到一部書本大小的手提電腦，立即用它來編寫程式，仿佛生來就會編程一樣。他具有清晰的邏輯思維，並且為發現了自己的創造力而興奮不已。
個人電腦在80年代初進入西德。第一批消費者是富裕的中產階級的子女們，他們的父母高興地買下似乎有教育功能的電腦，希望這個玩具能吸引孩子，讓他們忘了毒品和朋客。漢斯12歲的時候就加入了一個朋客樂隊，並開始吸食大麻。然而，一發現電腦，他立刻被迷住了。在廢棄的房子裡做朋客挺過癮，和女孩子約會也很帶勁，但電腦化空間比任何東西都更能打動漢斯的心。
漢斯很快開始和朋友攢起電腦來了。儘管與剛進入西德市場的蘋果機和IBM機相比，自攢的機器顯得粗陋不堪，但它的價格低廉。對漢斯來說，這台機器使他真正體會到二進制世界的神奇。
隨後漢斯迷上了電腦遊戲。他發現在電子遊藝廳的大螢幕上玩尤其刺激。他整日泡在學校附近的一家遊藝廳里，正是在這裡，他嘗試了第一次黑客行為。他發現煤氣灶的點火器有一種絕妙的效果：只要用它打火，投幣遊戲機就會以為硬幣已經投入了。在投幣孔附近打出一次電子火花，就可以免費玩20次遊戲。
這一發現使漢斯得以長時間地嘗試遊藝廳里的各種遊戲。他最愛玩的遊戲是“潘戈”，這個遊戲簡單而刺激。遊戲的主角是一隻名叫潘戈的企鵝，它在螢幕上把冰塊推來推去，撞擊一個叫做“斯諾比”的怪物。遊戲的訣竅在於，要趕在斯諾比毀掉所有的冰塊之前幹掉這頭怪物，否則潘戈就只有坐以待斃。漢斯玩這種遊戲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常常是早晨6點才偷偷溜回家上床裝睡。6點半的時候媽媽要起床上班，7點她會敲兒子的房門提醒他該上學了。漢斯爬下床，穿上衣服，直接去遊藝廳報到。
不久，漢斯撞進了一個更具挑戰性的世界：電腦通訊。他曾經看到物理老師通過用數據機與學校的中央計算機聯絡來提取課程表，但卻從來沒有用過這個東西。一天晚上，在一個同學家裡，他第一次使用數據機登錄到電子公告牌上。在登錄前漢斯必須起一個名字，在計算機術語中這叫做“別號”（handle），他不假思索地取了“潘戈”。那天晚上，漢斯成了潘戈，從此墮入了羅網。
同學的數據機速率很低，每秒鐘只能傳送700比特信息（大約30個字母）。以這個速率，閱讀遠程計算機傳來的1頁文字需要1分鐘時間。但潘戈對此並不在意：他興奮地看到，整個世界都為他敞開了大門。
進入全球計算機網和玩遊戲一樣，都令潘戈心跳加快，但刺激性卻不可同日而語。他不再僅僅是玩遊戲而已，現在，他成了能夠完成真正任務的真正機器的主人。他能夠得到東西，也可以解決問題。螢幕上不只是閃爍的電子，而是深藏的獨立存在的宇宙。這個宇宙是潘戈的父母因不了解而無法發號施令的天堂。
潘戈裝配了一台自己的數據機，每天下午一回家就打開電腦，在電子公告牌上與人閒聊一陣，互相交換情報。然後，他就開始設法侵入各種網路，雖然人在柏林，但他的頭腦卻在電子宇宙中遊蕩。有時候他會攻擊特定目標，有時只是漫無目的地閒逛。網路在地理上距他越遠越好。有時，看到他到達的機器正有50個用戶同時進入，潘戈就會感到一陣狂喜：他潛入了一股強大勢力的核心部位。
潘戈有很多東西要學，他靠摸索無師自通。他學會了編寫掃描程式，可以整夜不停地撥號，以尋找另一端的數據機的高頻訊號。他學會了一旦進入計算機系統後，怎樣發掘自己需要的內容。有時候他忍不住要和系統管理員聊天。
1985年的一天，潘戈在早晨4點侵入了史丹福大學的直線加速器中心（SLAC）。他向一位系統管理員打招呼，那人似乎很喜歡同一位遠在德國的黑客聊天。不久，他又遇到了第二位系統管理員，這人卻叫他趕緊滾蛋。潘戈回答說他不準備離開，如果他們強迫他這樣做的話，他就要造成系統癱瘓。管理員不以為然，於是潘戈就開始發難。他寫了一個循環程式送到SLAC的計算機上，這個程式的運行方式如同連鎖信一樣：它先複製兩份拷貝，每份拷貝運行後又變成兩份，如此循環不止。這是個迅速窮盡一台計算機資源的絕佳辦法。不到1分鐘，計算機就因不堪工作重負而陷於停頓。潘戈知道自己做得有些過分，但又覺得自己應該言必信、行必果。再說，破壞SLAC的強大而重要的計算機，在黑客圈裡著實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
這就是黑客們喜歡顯示的電子威風。一方面，黑客活動是一場單打獨鬥的遊戲；另一方面，如果一家大公司或研究室的計算機系統被第一次突破，又是一件可以大肆吹噓的“壯舉”。告訴別人自己的偉績會提高一個黑客的地位，同時，黑客的傳統也要求分享盜竊的口令。當然這會帶來各種風險，因為會有更多的黑客對已突破成功的計算機發動更多的襲擊，系統管理員會因發現敵情而改變口令。但是，黑客們很難做到不與其他人共享勝利的喜悅，因為只有黑客才能理解黑客的成就。這也符合男孩們爭強好勝的天性。
16歲時的潘戈已經把學校功課扔在腦後，對同學也視而不見。他離開了遊藝廳，整日和他的電腦、數據機相依為命。他的母親不明白，為什麼他總是忙到黎明，也搞不懂他為什麼如此頻繁地使用電話。但她不想干涉兒子的自由。她沒有要潘戈解釋，潘戈也沒有主動解釋。像許多父母一樣，她為兒子精通電腦而感到高興。世界各地的教育家異口同聲他說，每一個孩子都應該儘可能早地學習使用電腦，而父母們則是這一說法的忠實信徒。潘戈的父母不是唯一對計算機的其他影響缺乏認識的人。對於有冒險精神、不遵守紀律的青少年來說，玩計算機很容易導致青少年電子犯罪，但父母們往往看不到這一點，所以潘戈的愛好得以繼續下去。為了讓他有更好的學習環境，母親甚至讓他搬到父親的公寓去住（潘戈的父母很早就離了婚）。
父親為兒子定下一條規矩：電話只能晚上8點以後使用，所以潘戈總是在8點以後開始他的電子歷險，直到半夜父親來敲門要他上床休息。父親一轉身離開，潘戈在無人打擾的情況下又開始6小時的奮戰，餓了就打開冰櫃搜羅一番。在漫長的夜裡，他靠乳酪充飢——因為乳酪不會掉渣到鍵盤中。
就是在像這樣的一個晚上，他認識了漢諾瓦的黑客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