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翻》,韓丁作品。
基本介紹
- 書名：《深翻》
- 作者：韓丁
- ISBN：9780979276422
- 類別：人文社科
- 出版社：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8
- 副標題：中國的一個村莊的繼續革命紀實
內容介紹
[ 關於《深翻》：
1971年韓丁再度回到張莊，對張莊組織農村集體化的過程進行了深入的調查。他將改革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加以報告並分析，於1983年出版了《深翻》。
《深翻》中文版序 威廉.韓丁(美)
我非常高興《深翻》中文版終於與讀者見面了。我特別高興的是《深翻》中文版是山西人翻譯的。最使我感到滿意的是張莊村的幹部和鄉親們對於本書的出版和所給予以的精神和物質上的支持。《深翻》就是寫他們的故事，因此，它的出版對他們來說意義最重大。一個作者很難想到像他作品的主題和故事的主人翁反過來又一次激發了他的創作更令人滿意了，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和重新創造的文化正是本書原本形成的源泉。如果《深翻》的出版不能做別的什麼，我希望它能刺激山西人民，特別是太行山的人民拿起筆、錄音機或電腦，開始為後代記錄他們個人的、家庭的和社會的歷史。告訴他們的後代，那些豐富的、鼓舞人心的、使人震驚的、令人捧腹的、友好的、活躍的、無法預言的，但卻是值得記憶的複雜的故事。
從字面上講，“深翻”的意思是深深的翻土。但我用這個詞去象徵50年代和60年代中國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建設者們對中國農村社會建設的偉大和深刻的成就。
今天，把這場運動否定為“過失、極左、歷史性的錯誤”的說法是很時髦的。中國現今的土地所有制理論家們甚至提出一種理論。他們說“從本質上講，農業搞集體組織是經不起考驗的。”他們說，播種與收穫間隔的時間太長，以致於在合作制下，農民很難想像出他們個人的努力與未來幾個月後分享的報酬有什麼關係，因此起不了物質刺激的作用。由於缺乏物質刺激，從而導致工作質量不高，對莊稼漠不關心，低產量、低報酬。因此，合作社的結果便是“吃大鍋飯”——也就是說，這是分享貧窮的一種委婉的說法。這些理論家更說，因為分配額小，每個人得到同等的報酬，因此是均貧。到今天，這種理論似乎已成了“真理”。現在無論任何人只要說到“農業合作化”都會說“那是一口大鍋飯”。
現今還有一種時髦的說法，這種說法認為中國農業合作化是長官通過武力，或者是通過命令把合作化強加給了全中國的農民。他們還說，從互助組開始，到低級社再到高級合作社，以各種不同的形式，經歷了各個不同的階段，最後又合併為公社的集體化運動的發展是教條主義者夢想來出來，再強加給農民來滿足某種理論的專橫武斷的作法，而不是對生活的需要和願望的任何反映。
我認為，通過閱讀《深翻》會徹底推翻以上兩種說法。
《深翻》描術張莊村在建立一個廣泛的合作集體農業的過程中，每一個階段的發展，個人的利益不但沒有被否定，而且是整個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部分。
在互助組階段，各家各戶在互助的基礎上交換勞力、畜力和大農具，小孩對小孩、成人對成人、牛對牛、車對車。被劃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來交換。照習慣，當個人、家戶的貢獻不可能平衡時，小組就以糧食來補齊，這樣，沒有人占便宜也沒有人得負擔別人。
實際上，這樣等價交換有時是會有困難的。因為，並非所有的糧食都一樣，重量、濕度、是否發霉，都會影響一斗糧食的價格，量具（例如斗）有時也會與標準不符。而且，對人力的估價也難免有些主觀因素。但是總的來說，在一個小組裡面的組員們都能克服這些困難能收到互相幫助的效果，會使所有組員都感到公平滿意。當耕畜、車甚至小農具不足時，分工合作的優點更明顯了。
後來，進入初級社階段，農民們合併了土地、耕畜和大農具，他們收入的分配是按照工分，這是一種按工作效果、技術和貢獻來分配的制度。這不是“吃大鍋飯而是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的基礎分配原則，張莊使用的主要辦法是，為許許多多不同的工作確立定額標準。自從村里實行了小（生產）隊核算開始，每個小隊由 50——60農戶組成，隊里為一百多種不同的農活制定了標準——一天的工能鋤多少畝地、能拉多少車糞、能犁多少地、能種多少玉米。這樣，一天完成滿工作量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個人的貢獻而輕易地定算工分，這樣情況下，小隊根據每個人的力氣和技術來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生產隊的會計有帳，等到分配所得時，每個社員根據所掙工分分配糧食和現金。但在個人所得分配前，要從全隊的總收入先交稅金，再扣留公基金和公益金。公基金用來投資在生產工具的購買，公益金用來作教育、醫療保健和對病、老成員的補助。
這樣，雖然像張莊這樣的村對村集體收入所制定的基本分配原則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但在公積金和公益金的分配上卻套用一種具有共產主義精神的補充原則“按需分配”。在這一範圍內，核算單位中的每一個活著的人，不分年齡、性別、健康水平和能力，對集體資產有同等的所有權，而且在教育、醫療方面享有同等的權利，對病人和老人都給予幫助。
正是“按需分配”這條補充原則導致了那些管理不當、瓴導不力的大隊有時會犯絕對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毛病。產量低的地方，社員們所付出的勞動只能掙得剛剛夠吃自己吃的糧食。這時，往往口糧（按人口分配的糧食）和福利就要用掉隊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沒有剩餘可以去獎勵勤勞的和有技術的社員，在這樣情況下，會挫傷了積極努力工作的，因為他們會覺得他們勤勞工作，但收入並不高於不努力工作的人，這樣的平均主義，不但會引起士氣下降，連糧食產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會隨之下降，情況就會越來越糟。
但是，因為一些陷入了僅有口糧水平的搞得很糟的集體，因此，就指控整個體制是絕對平均主義是不對的。就整個國家來說，這些貧窮的集體只是少數，貧窮並不是解散它們的很好理由。集體化體系是牢固地建立在現實主義的，它是有物質利益為基礎的。在全國，它套用的是“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它給幾億人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興旺。因此，應該把那些搞得不好的隊，重新組織起來，走山西昔陽縣大寨大隊的陳永貴帶頭走的路。陳所做的是發動民眾在每個村選出有社會主義覺悟和獻身精神，能先公後私的有能力的男女，由於他們能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所以能夠團結和組織起全村的人，集體改造自然和集體建設，搞好副業和工業，陳把這樣的人放到領導崗位上，他們先改變了家鄉繼而改變全縣的面貌。
張莊雖然離大寨很遠，但也受到了大寨的影響。七十年代初，在不同領導幹部的領導下，社員們的莊稼收成很少。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在春天就到河南去買紅薯乾，但經過挫折和失敗，這裡最終產生了有覺悟和獻身精神領導班子。這個以黨支書王金紅為首的領導班子一上任就發揮村里所蘊藏的智力和能力，把張莊由一個 “老、大、難”村變成了一個工業和農業都出色的先進村。由於有十幾個繁榮的工業企業和在山西水平較高的農業機械，張莊變成了一個十分令人羨慕的模範村。
我認為中國三十年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事實駁倒了“農業合作社是極左、烏托邦、導致了長期平均主義，是吃大鍋飯”的說法。70年代末期，中央農業政策調研組的多方面研究，總結道：30%的大隊搞得好，40%雖然面臨嚴重問題，但仍可維持，還有30%搞得很差，不能輕易地重新組織起來。如果這些數字準確，那就與我在我最了解的幾個地方的有限的觀察結果相吻合了。這樣，就有二億四千萬農民在集體化生活得很富裕，另外三億兩千萬農民起碼能顧住自己。有據可查的這么大的數字很難證明“農業生產從其本質上就不適合集體所有制形式”這樣說法的正確性。如果還有搞得不好，很明顯的，原因不出在集體化，而是領導不好，訓練失誤和政策貫徹不力——過早地邁向更高一級、隔階跳躍、命令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和其它官僚主義現象。仔細閱讀《深翻》，這一點就會得到證實。
仔細閱讀《深翻》還會幫助反駁第二種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合作化運動在各個階段的前進，從互助組到低級合作社，又到高級合作社直到公社是被那些革命的教條主義者強加在農民身上的武斷專橫的理論公式，根本不根據農民實際經驗，而強加在農民身上。
從互助組開始，真實的生活告訴我們的是，每一種形式的組織，在其發展中都存在著內部矛盾、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矛盾中有一部分是較嚴重的，解決這樣的矛盾最有效的辦法是或採取更高一級的集體化，向更完整的集體形式邁進，或乾脆放棄集體生產。如果當時選擇了一條道路，發展個體經濟，相似的矛盾終究會以更嚴重的、對抗性的和不可解決的形式產生出來，難道不是嗎？否則，我們今天所目睹的又是什麼？
如同毛澤東所預料的，集體化道路構成了一個複雜的梯子，一套連續的台階或階段，從私有制到公有制，從各個方面都處於危急中，靠老天支配、受波動的市場支配、受個人年老體弱支配的個體生產者，到全國性的公有制經濟和社會的集體網路，在這個範圍內，生產力達到了充分的解放，個人安全由於整個團體的力量得到了保證。
毛澤東的見解是辯證的，他描述了一個不斷發展的社會，各個不同水平的集體都以它們自己力所能及的、和它們自己內部的潛力所決定的速度，朝著更高的多方位的合作生產前進。陳永貴十分清楚地理解了這個見解。在《深翻》題為“肥田沃土”一章中，他指出了大寨及周圍村莊，在一旦達到了平均水平的興旺後如何希望前進到全公社核算，最終發展到全縣核算。到那個階段，最大的集體、在更高水平上、具有相等繁榮程度的公社就和國家合成一體了，這樣，集體的財產就變成了全民所有，而縣作為一個整體則轉為一個大的農業單位。陳說“這個成為事實後，我就可以領導整個縣那么大的農場進行生產了。”
然而，在此我要強調的不是長期以來還沒有人能夠實現的集體化的偉大的未來（當然在個體體制下是無法實現的），而是把集體生產從一個水平推動到另一個水平的內部經濟和社會力量的相互作用，這不是主觀理想主義的法令的結果，而是由它們的成功而產生的和遇到的矛盾的結果。
互助組，這個合作化的最簡單的形式很好的闡述了這一點。沒有足夠的耕畜、馬車、糞罐、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種機，貧窮的農戶，幾戶才擁有牛的一條腿，有犁卻沒有車，有車卻沒有犁，在這樣的村莊，互助是很有優越性的，至少開始時是這樣，並且相對容易組織。互助的基本原則是“互助自願”，相等勞力或相等價值彼此交換，應實行民主管理。另外，為了容易貫徹這個原則，互助組不宜過大。這些原則雖然易制定、易理解，卻難以切實貫徹，特別是時間長了以後。
各家各戶一旦開始在一起勞動，在決定上就發生困難。辟如說，下雨了，土地疏鬆易鋤，我們該先鋤誰家的地呢？莊家乾旱，又該先澆誰家的地呢？你的騾子拉了我的車，我們該用什麼比率來交換？為了扯平我欠你的一些糧食，但我的糧食有點發霉，我又該打多少折扣呢？要決定這些事就需要開許多次會，因此就需要大量的時間，我們可以通過解散互助組來避免這些問題，或通過合併土地、耕畜和大農具，合作起來種地。分享收成來繞開這些問題。
如果決定合併土地，我們就解決了以上許多問題，但一連串的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一般地講，雖然我們都是些相對貧窮的勞動農民。但我們所擁有的土地、耕畜和農具的量卻各不相同。如果我擁有的多，合併的多，我就應該得到的多，等到分紅時我就要求為我入社的財產分配一份額，而不只是按勞分配。
如果社員們能在按勞和按財產的分配比例上取得一致的意見，（這個比例常常是一半對一半），那么以上的問題就好解決了，但時間一長，小組裡的生產關係（誰投入了多少）就一定會變化。如果集體領導得好，大家都辛勤耕作，毛收入就會增加，剩餘額自然也以積累資金的形式相應增加，這樣就可以進行新的投資。這個積累和投資主要地應歸功於組裡那些強壯的、正在成長的青年社員的勞動。一段時間以後，我們就會對那么多的糧食和錢分給那些靠財產分紅、不勞而獲的人感不不滿。為了公平合理，小組就必須降低靠財產分紅的人的百分比，增加勞動工資的百分比。到後來，由活勞動所創造的新的財富越來越多，社員們就會要求全部廢除財產投入的比例，這樣，就在較低級合作社的基礎上建立了較高級的合作社。這並非任何人的武斷決定，而是現實形勢的必然結果，是村里勞動與資本之間比例產生變化的結果。當勞動創造的新財富超過了合作開始時所依賴的舊財富時，如果還根據舊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分配比例，就會把財富從那些靠辛勤勞動過活的人身上轉移到那些擁有財產的人（甚至這些人已經不再勞動了）這樣，就成了剝削。
反對新剝削的社員們會站在耕畜集體化的一邊。在互助組階段，農民們開始合併土地和財產時，對耕畜的集體化起了重要的作用。這並不是某些領導幹部的要求，而是在實際經驗中，生產過程中牲畜私有這個關鍵性的環節所引起的社會矛盾的反映。土改以後，互助組中的一員借給另一個農民一頭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勞動可以換來一個人力5天的勞動。在張莊，李胖子有一頭驢、一頭騾子，農忙季節把他們借出去，就可以換取大量人的勞動力，數量之大，以致分根本不必為別人幹活，甚至很少給自家幹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則要加倍幹活。這樣顯然違反了“按勞分配”的原則，而更像是按擁有的財產分配，是一種更穩蔽的剝削。最後，村委會按公道的市場價格為所有的牲口估了價，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們賣給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體的財產，由集體餵養和管理。
毛的集體化“階梯”描述了從小到中到大的核算單位，最後又與國家的最底一級的單位聯合起來不斷進步，給了農民們一個像國家工廠的工人們一樣的後盾和安全。這不是一個傳統的、容易被意外的天災蟲災打碎的泥碗，而是一個由整個國民經濟保障的鐵飯碗。80年代的改革開始時，集體所有制還沒能達到以大隊為核算單位，當然更沒能達到建立公社核算（登上集體化“階梯”重要的一步，但離全民所有制還相距甚遠）改革摧毀了農業合作化運動。實際上，即使是大寨這個社會主義的典範村也只能達到大隊核算。這是因為大寨是一個很小的村莊，總共90戶，只有大多數地區一個小隊的規模。別的地方更糟的經歷說明，在小隊變成大隊或村級核算之前，他們必須是同等富裕起來，它們的勞動日的現金標準不得相差太大，否則，硬把他們扯在一起核算就是平調（一平二調）——一個集體將另一個集體的財產進行非補償性調撥，這種令人難以接受的行為成了眾所周知的“共產風”，這是一種錯誤的做法，它通過命令讓人們平等，而不是幫助村裡的所有小隊克服生產上的問題，達到生產隊之間收入上的真正的平等，以便為公社作為核算單位創造條件。
然而，如果合作化運動繼續搞下去的話，隨著生產的發展，合作的問題就會像合作社的興起、土地合併、取消土地股份和合併牲畜一樣很自然地被列入議事日程。陳永貴相信，一旦當地公社各大隊的勞動日報酬都達到了1.5元，（為了不與他們相差太遠，大寨當時執行的就是這個標準）他們就可過渡到公社核算。
陳說：“一旦實行了公社核算，我們就可重新安排生產計畫，我們可以在應該植樹的地方植樹，在收成最好的地上種莊稼。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大塊地上，充分利用農業機械。這樣，一切事情就就緒了。光靠我們大隊管理不了我們能造出的新的土地，我們得和別的大隊攜手，過渡到公社所有，一齊來管好所有的事情。如果有人說這樣錯了，應該重新分開，那就讓他解釋一下我們該怎么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怕合併財產，我們有很多財富，應該共同享受，這和平分窮困不一樣。”
陳永貴所描述的是一種真正的經濟發展，一種成功的土地建設，它在朝著毛澤東為社會主義道路所描繪的所有制階梯上更上了一層，爬上這個階梯不是烏托邦，不是唯意志論，不是教條主義，這是一個為中國農民描繪的，只要中國農民不放棄社會主義道路就可以實現的未來。
那么，在為支撐更大的組織而逐步擴大集體化規模的同時，農民們究竟可以得到些什麼呢？規模經營、生產力發展、投資積累、機械化、多種經營、專業化、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特別是社會福利方面、婦幼保健、醫療服務、照顧老弱病人，對各個年齡層次的所有人的 各種水平的教育。從長遠來看，這就意味著最終消減三大差別——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從短期來講，將意味著動員全部的人力物力為當地的發展而奮鬥。
毛澤東的“以糧為綱”一直被嘲笑為片面的，並因諸如砍伐果樹、森林種糧食等行為而受到指責。但“以糧為綱”只不過是下面這一段話中的一句：“以糧為綱，為發掘農村的潛力發展農、林、牧、副、漁業。”
毛的觀點遠不只一個方面，而是全面而有綜合性，具有遠見的，它指出了中國廣大農村的方向。那些拒不解散的大隊，全面貫徹了毛的指示，都繁榮起來了。在那些集體解散了的大隊中（實際上是絕大多數的大隊）只有那些特殊優惠的地區——像長江下游、珠江三角洲、山東北部沿海、天津和北京周圍的華北平原、瀋陽、長春和哈爾濱的東北地區，搞起了一些多種經營，當然主要是搞了與所屬地區的城市中心有聯繫的工業活動。其餘的地方，絕大多數都停滯不前。儘管糧食價格和主要農產品的價值升高了，儘管化肥、農藥和良種的投入增多了，但由於投資缺乏（例如在搞個體生產或大隊不再積累的村莊），又分開了耕地而使得有效的機械化實際上不可能了，而地勢偏僻和交通通訊狀況差，導致必要的農業投入和他們的產出之間不合理的價格比例，使他們受到了制約。主要地，是由於“單幹”意識所引起的混亂狀態使他們受到了制約。不是激發人類美好品質的“先公後私”，而是誘發壞事的“發家致富”。
如果這些地區不重新組織起來，如果他們不以各種形式重新學會如何在一起工作，那么他們的問題就會變得更糟，兩極分化只會加劇，經濟蕭條只會加深，“像麵條一樣的細長的農田”不可能發展，只是死路一條。
我認為《深翻》，寫出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本質和這個運動的正確性，它澄清了當前歪曲合作化運動的宣傳。但在本書涉及到的大的政治問題上，在毛澤東和劉少奇間的政策分岐的性質上，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以後革命的性質上，《深翻》做的不好。書中提出了許多恰當的問題，但卻很少給出清晰的答案。
我在書的163頁寫道：這兩種具有強烈分岐的不同觀點（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觀點）的確是存在的。“它們只是反映了中國問題的兩個完全不同的方面,體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現在的問題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們是否有階級性，這兩種觀點是代表了兩個對立階級的階級觀點呢？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採取什麼步驟最好的意見上的不同？
我接著寫道“在這一點上讓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劉少奇的觀點，他號召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否是號召搞資本主義”。
在寫這些話的當時，我對這些問題並不十分清楚，然而現在，問題就清楚得多了。我現在認為毛是對的，像我在165頁上解釋的那樣，不但農民迫切需要組織起來，搞土地合作，防止兩極分化是對的，而且對問題的對立面的性質的分析也是對的。
評論者：HD 主題：現在剛翻譯出版的？有意思 回復日期：2002-3-8 9:37:31
如題。
評論者：wryd 主題：續完 回復日期：2002-3-8 11:59:24
在寫這些話的當時，我對這些問題並不十分清楚，然而現在，改革開放十四年以
後，問題就清楚得多了。我現在認為毛是對的，像我在165頁上解釋的那樣，不
但農民迫切需要組織起來，搞土地合作，防止兩極分化是對的，而且對問題的對
立面的性質的分析也是對的。這是兩條路線鬥爭的第一個尖銳的現象，這個鬥爭
從一解放就一直支配著中國的政治。毛在考慮需要一場文化大革命時，總結道，
合作化問題上的爭論反映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階級鬥爭，前者傾向於走社
會主義道路，而後者則傾向於走資本主義道路。
但是，這個階級鬥爭又不像在世界大多數國家中的階級鬥爭一樣，有一個明
確的工人階級存在，在中國，決定性戰役是在共產黨內部展開的。在黨內展開的
原因是，共產黨在1949年的勝利是那樣的全面，它的威望是那樣的高，權力是那
樣的大，以致它成了一個政治活動的競技場，同時，黨內本身就有像黨外一樣多
的派別，這樣，各種各樣的團體在黨內共存是因為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
（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革命）就把包括民主資產階級在內的所有進步力量
聯合在一起。這個新民主主義的統一戰線，是由不同階級建立起來的，這個統一
戰線的建立，是因為幾十年來不同階級在政治和軍事的戰鬥里有聯合的必要。但
這樣的聯合是暫時的。各個階級對未來的社會有不同的目標。因此就分裂了。只
是在毛活著的時候，一直把社會主義作為一切政策的中心，並通過反對所有對它
的攻擊來保護著它、動員人民通過民眾運動來改造社會，並在運動的過程中教育
人民、教育黨，提高領導和被領導者覺悟，不斷的尋求新的途徑來為改造社會更
進一步。
然而，在前進中的每一步，毛的路線都會遇到反對和抗拒，這反對和抗拒主
要來自中央圍繞在劉少奇旁邊的一群較保守的人，劉少奇認為共產黨在一切之
上，他們認為黨應該不受外部監督，只要黨內自我整風就好，不必把黨深入到人
民的民眾運動中。這些人不認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他們依靠的是計畫者，他
們強調專家和技術、等級制度和一人專政。他們片面地把物質刺激作為社會進步
的關鍵，否定把個人世界觀的改造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必要的基本的工作。
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執行和結果上，兩條路線發生了一連串的尖銳的爭
執，在一系列的衝突達到頂點以後，毛總結道，黨的高級層內一小撮走資派已成
了社會主義革命發展中不可逾越的絆腳石。耐心的說服和教育，以及迄今為止黨
所進行的整風，已證明對解決這個問題無濟於事。這時，毛髮動了文化大革命，
這是一場從下而上整頓黨的，屬於黨外人民的民眾運動。
毛當時得到的結論，即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對抗性矛盾就在黨內，是令人吃
驚的，是前所未有的。而他所提出的解決這個問題辦法——發動全體人民，更是
令人吃驚的和前所未有的，這是一個大膽而不可預知、充滿困難且不能保證成功
的計畫。很少人——甚至在毛的最堅決的支持者中——真正理解這個計畫。當
然，我也不太明白。在張莊較有政治覺悟的，像黨支部的幹部們也不明白，他們
後來告訴我“我們確實不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道路。毛主席談過、說明過、解釋
過，可我們還是不明白，對我們的生活來說，它意味著什麼。只有現在，改革以
後，實行了責任制以後，我們不得不把所有的東西都承包給個人去謀利之後，我
們才有了一點資本主義道路的經歷，才明白了一點兒”。
不能原諒的是，我也一直被同樣的問題所困擾著。在美國長大，我至少有許
多年與資本主義打交道的經歷，對於它我極少有錯覺，但也只是到了改革開放後
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一個個部門都拆毀了（這是我以前從來不認為是可能
的），我才終於開始明白毛所說的中國的資本主義道路和“走資派”是什麼。這
樣，1979年以來全面展開的改革教育了我，我開始明白，它並不是像改革派所說
的，他們所作的只不過是要探索對國家發展最有效的道路。他們也不是要通過錯
誤和挫折學到什麼，他們嘗試這個或反對那個，也不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也不是像改革派所說的，他們只不過是在“摸石過河”（一種非政治的概念，因
為它不告訴你他們要過哪條河）相反地，它是一套有意識的、逐步去執行的、完
整的計畫。這個計畫一步步地拆毀了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逐塊挖掉社會主義經濟
基礎基石。
改革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特別熟練精心安排和計畫的戰役，它要做的正是它公
開宣傳不做的事，每一個階段都以選擇社會主義政策或制度中一些小的、難以反
駁的弱的關節，作為攻擊的對象開始，再掩蓋和取消與這個關節相連的整個結構
的聯繫。他們搞的時間越長，這一點就越清楚。他們要做的根本不是“摸”，而
是要不屈不撓地展開一個宏偉的藍圖，把中國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牢牢的拴在一
起，使中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完整體系中的一個部分。通過什麼辦法呢？通過把
中國改變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一個落後的內地，使中國再一次陷入新殖民主義的
剝削。
如果我現在能重寫《深翻》，有了從改革的實踐中獲得的認識，我就會非常
不同地，更具有批判性地去評價解放後關於鞏固新民主義體制的矛盾。我也會批
判我以前所認為的，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絆腳石是封建主義，而不是黨內走資派
的錯誤看法，我會對毛在廬山會議的鬥爭，對毛與批評毛的人之間的衝突，作出
更加積極的評價。毛抓住了絕大多數人（其中包括我自己）沒有抓住的一幅清晰
的圖畫。這幅圖畫告訴我們那些大肆聲張的批評出自何處，告訴了我們批評的階
級所帶的偏見，他堅決支持社會主義改造的總路線，堅決推動大躍進。如果我有
今天的認識，我會對文化大革命有更正面的評價，我會更正面地對毛的一生的工
作做出評價，特別是他的晚年，因為正是在他的晚年，毛作出最有創造性的貢
獻，他看得最遠，對於人類和社會辯證的發展探索得最深。
我們這個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包括毛領導的都已在混亂中結束，至少暫時
已結束。但是儘管毛的偉大戰略計畫——文化大革命沒有能夠挽救中國的社會主
義，但他的分析卻揭示了過去的無產階級革命者所面臨的問題的關鍵，並給未來
的革命提供了沉痛的教訓，像太陽必然升起一樣，它們一定會再完整地出現。毛
的遠見和他的勇氣揭露了在社會主義建設期間，共產黨內一直都在進行的、對抗
性的階級鬥爭。他堅持，只有通過動員真正創造歷史的人民民眾，來掌管和糾正
黨，才能挽救革命。毛堅持說：“黨本身只是繼續革命的辯證過程中的一種工
具，它不是統治者……。黨不能站在革命運動的外邊去預見發展的規律，為了讓
人民了解這些規律，他們必須深入到運動中去。先鋒隊也不能例外，它也只有通
過實踐，才能發現規律。”（見毛澤東，評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Mao
Tsetung，A Critique of Soviet Economics，Monthiy Review Press，1977，
第二十頁）
我多么希望當初我寫《深翻》時，已經能對這些觀點做出很有說服力的說
明，如果真能做到這樣，它對那些在下一個世紀必須改造世界的人將是一本有用
的書。然而，現在重寫它是不可能的了。在張莊三部曲的第三部中我還有機會把
這些談清楚。這第三部叫《分山》（我改變以前名命為《立春》的決定），《分
山》將告訴你一個小村莊集體農業解散，採用家庭承包責任制的故事。
威廉.韓丁1993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