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深圳龍崗客家文化
- 代表：田豐世居、鶴湖新居、茂盛世居
- 中心：以龍崗為中心
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客家文化在今日深圳文化的地位,
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
客家人大量遷入深圳地區，是康熙三十年即1690年前後的事。經過兩三代人六七十年的艱苦奮鬥，到乾隆十九年即1754年始，以坑梓“新喬世居”（乾隆十九年）為代表，第一批大型客家圍堡相繼建成。這些圍堡式民居跟其他客家地區的民居相比，既有聯繫，更有區別，自成類型：一、規模大（一萬多到兩萬多平方米），二、規格高（大量使用高標準三合土），三、數量多（僅坑梓鎮便有四十餘座），是其突出特點。這些大型圍堡，標誌著深圳客家不僅已經落地生根，經濟上也已經有了相當的實力。到嘉慶初年（1800），以龍崗為中心的深圳客家地區，進入了一個“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輝煌時期。這一時期持續了百餘年。第四次大遷徙運動中出來的客家人，在當時大背景、新環境的影響下，文化觀念都普遍地或多或少地發生一些變異和進步（如“重農不抑商”）。而深圳客家在其發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文化特色，更鮮明、更突出，這就是：堅持耕讀，重視商業，移風易俗，積極進取。
2·1 堅持耕讀文化傳統
耕讀文化，是客家文化傳統的支柱。來到深圳的客家人，保持並發揚了這一優秀傳統。以坑梓江夏堂黃氏為例。在康熙初年到達坪山的黃朝軒，於康熙三十年（1691）打髮長子居中公帶領他的三個兒子到坑梓發展。作為農民，他們很快地將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裡。但是，當時地多人少（三世昂燕公帶領族人入住“新喬世居”時，據說連丫環才18口人），也請不到足夠的人工，春插往往不能按時完成，“這邊該耘田了，那邊還沒插秧”，急得阿婆站在河邊傷心地哭泣，原本無名的小河，便因此得名“阿婆叫壢”（客家話：叫，哭；壢，小溪）。 坑梓黃氏不丟農耕本色，堅持以農為本，加倍努力經營這片熱土，使這個“很山”的貧瘠山區，墾荒有成，阡陌縱橫，很快實現了水稻、花生等糧油作物自給有餘，經濟基礎愈益雄厚。從“新喬世居”（1754年）落成，百餘年間，沿著四公里長“九曲十三彎”的“阿婆叫壢”，相繼興建了 “龍灣世居”（1781年）、“龍圍世居”（1800年）、“秀山樓”（1830年）、“龍田世居”（1830年）、“龍敦世居”（約1850年）、松子坑大圍（約1860年）、“盤龍世居”（1860年）、“吉龍世居”（1888年）和井水龍大圍等十六七座大型圍堡式民居。“阿婆叫壢”是哺育了坑梓客家名副其實的“母親河”。隨著人口與經濟實力的增長，黃氏又向金斗壢和田腳河這兩個水系拓展，形成兩個新的圍堡群落：金沙村、李中村。在坑梓六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沿三個水系，黃氏先後建成近40座大中型圍堡，星羅棋布，蔚為壯觀。在坪山、
惠州等地，黃氏還建有11座圍堡。至今仍巍然矗立的這些圍堡，是深圳客家“曾經輝煌”的歷史見證。講到這裡，我想再一次鄭重建議：在講到“今日深圳”的時候，不要再重複“一夜城”那類割斷歷史的有嚴重負面影響的宣傳。割斷歷史的建設者，不是好的建設者。無視本地文化歷史的城市，不可能成為讓人尊重的文化名城。
重視文教是客家的好傳統。坑梓黃氏更有特出表現：在“光緒維新”的影響下，他們最先接受興辦新學的思想，於1906年興建了新式學校棗光祖學堂，其校園建築，依則上海南洋公學。其三層教學主樓，至今仍在光祖中學巍然屹立。光祖學堂從廣州、惠州請來懂教育的校長教師，不數年便成為惠（陽）東（莞）寶（安）地區的一所名校，與深圳客家辦的另一所新學棗觀瀾鎮松元廈村陳氏興辦的“振能學校”齊名，為本區文教普及與提升，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樣的學校，出在大都市，不算希罕；但它卻卓然出現在山區僻壤，這就不能不歸功於客家人重視文教的好傳統。要知道，坑梓客家興建光祖學堂，距離清廷制定興辦新學《學堂章程》的1903年還不到三年！1926年，又在光祖學堂的基礎上發展出來“光祖中學”。站在這經歷了九十多年歷史滄桑的教學樓前，誰能不肅然起敬，發出由衷的讚嘆與感慨？
2·2 重視並發展本地商業
龍崗客家在大力發展本地農業的同時，亦大力發展商業經濟。
龍崗鎮“鶴湖新居”羅氏祠堂堂聯下聯曰：“鳳止龍崗謀成東莞鶴湖興廈宇千秋勳業冠人寰”，說的是，羅氏龍崗開山祖瑞鳳公在鶴湖村落戶之後，便在當時較為發達的東莞開商鋪做生意，賺了大錢，才有了資本，興建占地兩萬一千平方米的大型圍堡“鶴湖新居”。後來，羅氏進一步發展，遠至廣州、潮州、汕頭都有他們的土地、商鋪。
坑梓地處山區，遠離墟市。坑梓客家黃氏便積極做好物資交流工作。他們秋天收購稻穀、花生、甘蔗，就地加工，然後把糧油糖輸送到惠州淡水等地市場；春天，他們又在惠州等地收購豬糞、石灰（用以中和山區酸性土壤），運回坑梓以滿足春耕春種所需。買不起的農戶，可以賒，秋後還谷，曰“賣谷花”。黃氏非常重視商業活動，秀山樓維珍公為了不落淡水一個墟市，竟更改了生日。坑梓黃的商鋪很多，據說當年在淡水的商店當鋪占了一條街。有些鋪子很具實力。據說，有一次老家這邊叫買些白鬍椒，在廣州的鋪子領會有誤，把全市的白鬍椒全買下了，結果形成市場短缺，行市猛漲，黃氏鋪子順勢出手，就發了一筆財。乾隆初年，昂燕公主持修建第一座大型圍堡“新喬世居”，臨近竣工，發現所備物料經費都大有富餘，便讓兒子到大水灣另尋吉基，僅隔二十七年，又建起一座“龍灣世居”。據“長隆世居”後人黃永令先生說：梅峰公作長隆，未完，沒錢了，想不做了；兒子奇義公對父親說：“繼續做吧”。他做生意拿出錢，讓長隆做好了。兒子賺了錢，父親都不知道。“龍田世居”一位老太太告訴筆者，為建龍田，“賣掉了香港一條街的店鋪”。“遷海復界”沒動窩兒的坑梓土著各姓，後來急速衰落，原因之一，就是死守農作，拒絕經商。
我們在考察坑梓黃髮展史的時候，曾經長期困惑於：他們是怎樣獲得如此強勁的經濟實力的呢？單靠農業，是不可能這樣發起來的。他們的“商業”，是不是“正道”？清代深港一帶鴉片生意火爆，還有軍火走私，這會不會是他們暴富的秘訣呢？深入調查的結果，否定了這種揣測。他們不僅沒有參與這種骯髒貿易（城肚一老人說：有人做，但規模小），甚至還是鴉片生意的受害者。坑梓黃氏到第八第九世無甚建樹，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養尊處優，吸食鴉片。青坑排的子弟就是這樣：“青坑排，拖爛鞋。”當年的嘲諷，流傳至今。盤古石村某公見兒子迷戀吸毒，不可指望，只好把家事大權交給兒媳。兒媳張氏不負眾望，挑起大梁，主持修建了“盤龍世居”（同治三年，1864），建築面積一千多平方米。這就是八九世時起的最大的圍堡了。
主持建造“長隆世居”的梅峰公，有些文化。他的祠堂大門，有一副頗富哲理的對聯，用以勸勉後人：“創業難守業難知難不難，耕也好讀也好學好更好。”他又自撰過一副對聯作為遺訓，其下聯是“士農工商各事一業方為濟世完人”，跟“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識已有了質的不同；這種文化心理，已然超越了傳統客家的耕讀文化理念。這一超越，並非只是梅峰公的一點“思想火花”；從坑梓黃氏各房各支的表現看，這一文化心理上的超越，是一種普遍性的進步。從整個龍崗、整個深圳客家來看，這種既重文教、又鼓勵經商的文化，對於歷來“重農抑商”的客家來說，是一種了不起的突破。這也正是深圳客家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深圳客家對傳統客家文化發展的最可寶貴的貢獻。到了本世紀八十年代，深圳客家能夠順利地接受開放改革的新思想，快步跟上時代潮流，並且如魚得水、大展身手，把自己的家鄉建設成為全國客家地區中經濟最繁榮、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這並非僅賴於“地利”棗如果僅靠“地利”，深圳客家的經驗便沒有什麼普遍意義。我們的考察表明，人的因素、人的文化因素還是第一位的。深圳客家那段“曾經輝煌”的歷史，還是很值得鉤沉體味的。讓這豐厚的文化積澱，滋養今日深圳的新老居民，在建設國際文明大都市的事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正是深圳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委的義務與責任。
2·3 淡泊神靈，不拘舊禮，移風易俗，積極進取。
傳統客家既敬祖，又奉神，其多神信仰，鬧得多數客地“神佛滿天飛”。深圳客家也有敬祖奉神的一面，然較之傳統客家，是淡泊多了；奉神較之敬祖，又淡泊多了，而且，許多祭拜活動主角是婦女，男人不拜。這一點我們開始未曾留意。一九九八年初春，香港國際客家學會和人類學會組團來龍崗考察，著名客家學者勞格文先生髮現問題：“這裡的客家人沒有自己的寺廟。沒有和尚，如何做法事道場？如何超度亡靈？”後來我們留意了，在坑梓地面上，只在金沙村附近找到了一座據說曾經香火鼎盛的“潭公廟”，但三十年代就拆了；在新喬世居的左側一個胡同里見到兩個並排的小廟，一邊供奉著觀世音，一邊供奉著哪吒太子，也是解放前坍塌，近年修復。都是信眾奉持，沒有尼姑和尚。喪事從簡，已成為本地民俗。城肚黃漢英老人（退休會計，86歲）說：這裡的神靈信仰變得很世俗淡泊，廟很少，沒教堂，有假和尚，知道是假的，也照請不誤，正所謂“瞞了陽人眼，盡了孝子心”；對神明不是畢恭畢敬的了，似乎看透了。老人家用一種輕鬆調侃的口吻講出了以上實情。這種淡泊神明的心態，也是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
在政府宣布禁止土葬之前，深圳客家也是“二次葬”，但不修對山林水土構成嚴重破壞的圈椅式大墳，而是修一種車庫式的“陰城”，可以存放多個“金罌”（骨殖壇）。從環保角度看，陰城對山林的威脅已降到最低程度。這種喪葬習俗的革新，而且完全是民間自發的，在講孝道敬祖先的客家人，這真是一個非同小可的進步。試想，在閩粵贛客家中心區，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尚屈服於傳統喪葬禮俗的桎梏；而深圳客家卻早已擺脫，且是自己解放自己。這種革新始於何時？我們的調查還沒有結果。問到為什麼修陰城而不修大墳，回答是“大墳占地多，與活人爭地”、陰城“省錢省地”。這實際上已經體現出一種極為樸素、唯其樸素更彌足珍貴的環保意識。我在《客家文化》（新華出版社，1991版）里介紹過深圳客家的這種陰城，並給予肯定的評價，引起一位在日本留學的博士生的興趣，他為此專程來深圳。據他說，沖繩人基於“國土珍貴”的理念，也取陰城這種墓葬方式。兩地共同的喪葬習俗，有沒有聯繫呢？是相互影響，還是同步發生？在人類文化發展的考察上，具有怎樣的意義？去年去台灣出席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發現新竹、桃園的山上也有這樣的陰城。問台灣客家學者，他們也說不清其源流歷史。乘京九火車，你還會發現，從
河源到深圳，沿路的墓葬形式，從大墳到陰城，呈階段演變、漸次過渡的態勢。這一過程的終點是深圳，過了羅湖到香港新界一帶又見不到陰城了。由造大墳到修陰城，肯定是一種進步。那么，深圳客家是不是帶頭最先跨出這一步的呢？應該如何認識這一步的社會文化意義呢？前幾年，政府宣布“禁止土葬、推行火葬”時，我們注意到了，在全國各客家地區，深圳客家人又是表現最令人欣慰，他們多數人以“應該如此”的態度平靜順利地接受了這一改革。究其所以，固然因素很多，但深圳客家人在自身的發展中，在自己的社會習俗文化中培育起了一種破除迷信、移風易俗、自己解放自己的積極向前的力量。深圳客家文化中的這種要素，是十分可貴的。在推行社會改革的時候，能否切實認識、充分肯定並真誠依靠這種積極力量，往往是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2·1 堅持耕讀文化傳統
耕讀文化，是客家文化傳統的支柱。來到深圳的客家人，保持並發揚了這一優秀傳統。以坑梓江夏堂黃氏為例。在康熙初年到達坪山的黃朝軒，於康熙三十年（1691）打髮長子居中公帶領他的三個兒子到坑梓發展。作為農民，他們很快地將大量土地集中到自己手裡。但是，當時地多人少（三世昂燕公帶領族人入住“新喬世居”時，據說連丫環才18口人），也請不到足夠的人工，春插往往不能按時完成，“這邊該耘田了，那邊還沒插秧”，急得阿婆站在河邊傷心地哭泣，原本無名的小河，便因此得名“阿婆叫壢”（客家話：叫，哭；壢，小溪）。 坑梓黃氏不丟農耕本色，堅持以農為本，加倍努力經營這片熱土，使這個“很山”的貧瘠山區，墾荒有成，阡陌縱橫，很快實現了水稻、花生等糧油作物自給有餘，經濟基礎愈益雄厚。從“新喬世居”（1754年）落成，百餘年間，沿著四公里長“九曲十三彎”的“阿婆叫壢”，相繼興建了 “龍灣世居”（1781年）、“龍圍世居”（1800年）、“秀山樓”（1830年）、“龍田世居”（1830年）、“龍敦世居”（約1850年）、松子坑大圍（約1860年）、“盤龍世居”（1860年）、“吉龍世居”（1888年）和井水龍大圍等十六七座大型圍堡式民居。“阿婆叫壢”是哺育了坑梓客家名副其實的“母親河”。隨著人口與經濟實力的增長，黃氏又向金斗壢和田腳河這兩個水系拓展，形成兩個新的圍堡群落：金沙村、李中村。在坑梓六十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沿三個水系，黃氏先後建成近40座大中型圍堡，星羅棋布，蔚為壯觀。在坪山、
惠州等地，黃氏還建有11座圍堡。至今仍巍然矗立的這些圍堡，是深圳客家“曾經輝煌”的歷史見證。講到這裡，我想再一次鄭重建議：在講到“今日深圳”的時候，不要再重複“一夜城”那類割斷歷史的有嚴重負面影響的宣傳。割斷歷史的建設者，不是好的建設者。無視本地文化歷史的城市，不可能成為讓人尊重的文化名城。
重視文教是客家的好傳統。坑梓黃氏更有特出表現：在“光緒維新”的影響下，他們最先接受興辦新學的思想，於1906年興建了新式學校棗光祖學堂，其校園建築，依則上海南洋公學。其三層教學主樓，至今仍在光祖中學巍然屹立。光祖學堂從廣州、惠州請來懂教育的校長教師，不數年便成為惠（陽）東（莞）寶（安）地區的一所名校，與深圳客家辦的另一所新學棗觀瀾鎮松元廈村陳氏興辦的“振能學校”齊名，為本區文教普及與提升，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樣的學校，出在大都市，不算希罕；但它卻卓然出現在山區僻壤，這就不能不歸功於客家人重視文教的好傳統。要知道，坑梓客家興建光祖學堂，距離清廷制定興辦新學《學堂章程》的1903年還不到三年！1926年，又在光祖學堂的基礎上發展出來“光祖中學”。站在這經歷了九十多年歷史滄桑的教學樓前，誰能不肅然起敬，發出由衷的讚嘆與感慨？
2·2 重視並發展本地商業
龍崗客家在大力發展本地農業的同時，亦大力發展商業經濟。
龍崗鎮“鶴湖新居”羅氏祠堂堂聯下聯曰：“鳳止龍崗謀成東莞鶴湖興廈宇千秋勳業冠人寰”，說的是，羅氏龍崗開山祖瑞鳳公在鶴湖村落戶之後，便在當時較為發達的東莞開商鋪做生意，賺了大錢，才有了資本，興建占地兩萬一千平方米的大型圍堡“鶴湖新居”。後來，羅氏進一步發展，遠至廣州、潮州、汕頭都有他們的土地、商鋪。
坑梓地處山區，遠離墟市。坑梓客家黃氏便積極做好物資交流工作。他們秋天收購稻穀、花生、甘蔗，就地加工，然後把糧油糖輸送到惠州淡水等地市場；春天，他們又在惠州等地收購豬糞、石灰（用以中和山區酸性土壤），運回坑梓以滿足春耕春種所需。買不起的農戶，可以賒，秋後還谷，曰“賣谷花”。黃氏非常重視商業活動，秀山樓維珍公為了不落淡水一個墟市，竟更改了生日。坑梓黃的商鋪很多，據說當年在淡水的商店當鋪占了一條街。有些鋪子很具實力。據說，有一次老家這邊叫買些白鬍椒，在廣州的鋪子領會有誤，把全市的白鬍椒全買下了，結果形成市場短缺，行市猛漲，黃氏鋪子順勢出手，就發了一筆財。乾隆初年，昂燕公主持修建第一座大型圍堡“新喬世居”，臨近竣工，發現所備物料經費都大有富餘，便讓兒子到大水灣另尋吉基，僅隔二十七年，又建起一座“龍灣世居”。據“長隆世居”後人黃永令先生說：梅峰公作長隆，未完，沒錢了，想不做了；兒子奇義公對父親說：“繼續做吧”。他做生意拿出錢，讓長隆做好了。兒子賺了錢，父親都不知道。“龍田世居”一位老太太告訴筆者，為建龍田，“賣掉了香港一條街的店鋪”。“遷海復界”沒動窩兒的坑梓土著各姓，後來急速衰落，原因之一，就是死守農作，拒絕經商。
我們在考察坑梓黃髮展史的時候，曾經長期困惑於：他們是怎樣獲得如此強勁的經濟實力的呢？單靠農業，是不可能這樣發起來的。他們的“商業”，是不是“正道”？清代深港一帶鴉片生意火爆，還有軍火走私，這會不會是他們暴富的秘訣呢？深入調查的結果，否定了這種揣測。他們不僅沒有參與這種骯髒貿易（城肚一老人說：有人做，但規模小），甚至還是鴉片生意的受害者。坑梓黃氏到第八第九世無甚建樹，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養尊處優，吸食鴉片。青坑排的子弟就是這樣：“青坑排，拖爛鞋。”當年的嘲諷，流傳至今。盤古石村某公見兒子迷戀吸毒，不可指望，只好把家事大權交給兒媳。兒媳張氏不負眾望，挑起大梁，主持修建了“盤龍世居”（同治三年，1864），建築面積一千多平方米。這就是八九世時起的最大的圍堡了。
主持建造“長隆世居”的梅峰公，有些文化。他的祠堂大門，有一副頗富哲理的對聯，用以勸勉後人：“創業難守業難知難不難，耕也好讀也好學好更好。”他又自撰過一副對聯作為遺訓，其下聯是“士農工商各事一業方為濟世完人”，跟“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意識已有了質的不同；這種文化心理，已然超越了傳統客家的耕讀文化理念。這一超越，並非只是梅峰公的一點“思想火花”；從坑梓黃氏各房各支的表現看，這一文化心理上的超越，是一種普遍性的進步。從整個龍崗、整個深圳客家來看，這種既重文教、又鼓勵經商的文化，對於歷來“重農抑商”的客家來說，是一種了不起的突破。這也正是深圳客家最重要的文化特色，是深圳客家對傳統客家文化發展的最可寶貴的貢獻。到了本世紀八十年代，深圳客家能夠順利地接受開放改革的新思想，快步跟上時代潮流，並且如魚得水、大展身手，把自己的家鄉建設成為全國客家地區中經濟最繁榮、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這並非僅賴於“地利”棗如果僅靠“地利”，深圳客家的經驗便沒有什麼普遍意義。我們的考察表明，人的因素、人的文化因素還是第一位的。深圳客家那段“曾經輝煌”的歷史，還是很值得鉤沉體味的。讓這豐厚的文化積澱，滋養今日深圳的新老居民，在建設國際文明大都市的事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正是深圳文化工作者不可推委的義務與責任。
2·3 淡泊神靈，不拘舊禮，移風易俗，積極進取。
傳統客家既敬祖，又奉神，其多神信仰，鬧得多數客地“神佛滿天飛”。深圳客家也有敬祖奉神的一面，然較之傳統客家，是淡泊多了；奉神較之敬祖，又淡泊多了，而且，許多祭拜活動主角是婦女，男人不拜。這一點我們開始未曾留意。一九九八年初春，香港國際客家學會和人類學會組團來龍崗考察，著名客家學者勞格文先生髮現問題：“這裡的客家人沒有自己的寺廟。沒有和尚，如何做法事道場？如何超度亡靈？”後來我們留意了，在坑梓地面上，只在金沙村附近找到了一座據說曾經香火鼎盛的“潭公廟”，但三十年代就拆了；在新喬世居的左側一個胡同里見到兩個並排的小廟，一邊供奉著觀世音，一邊供奉著哪吒太子，也是解放前坍塌，近年修復。都是信眾奉持，沒有尼姑和尚。喪事從簡，已成為本地民俗。城肚黃漢英老人（退休會計，86歲）說：這裡的神靈信仰變得很世俗淡泊，廟很少，沒教堂，有假和尚，知道是假的，也照請不誤，正所謂“瞞了陽人眼，盡了孝子心”；對神明不是畢恭畢敬的了，似乎看透了。老人家用一種輕鬆調侃的口吻講出了以上實情。這種淡泊神明的心態，也是深圳客家文化的特色之一。
在政府宣布禁止土葬之前，深圳客家也是“二次葬”，但不修對山林水土構成嚴重破壞的圈椅式大墳，而是修一種車庫式的“陰城”，可以存放多個“金罌”（骨殖壇）。從環保角度看，陰城對山林的威脅已降到最低程度。這種喪葬習俗的革新，而且完全是民間自發的，在講孝道敬祖先的客家人，這真是一個非同小可的進步。試想，在閩粵贛客家中心區，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尚屈服於傳統喪葬禮俗的桎梏；而深圳客家卻早已擺脫，且是自己解放自己。這種革新始於何時？我們的調查還沒有結果。問到為什麼修陰城而不修大墳，回答是“大墳占地多，與活人爭地”、陰城“省錢省地”。這實際上已經體現出一種極為樸素、唯其樸素更彌足珍貴的環保意識。我在《客家文化》（新華出版社，1991版）里介紹過深圳客家的這種陰城，並給予肯定的評價，引起一位在日本留學的博士生的興趣，他為此專程來深圳。據他說，沖繩人基於“國土珍貴”的理念，也取陰城這種墓葬方式。兩地共同的喪葬習俗，有沒有聯繫呢？是相互影響，還是同步發生？在人類文化發展的考察上，具有怎樣的意義？去年去台灣出席第四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發現新竹、桃園的山上也有這樣的陰城。問台灣客家學者，他們也說不清其源流歷史。乘京九火車，你還會發現，從
河源到深圳，沿路的墓葬形式，從大墳到陰城，呈階段演變、漸次過渡的態勢。這一過程的終點是深圳，過了羅湖到香港新界一帶又見不到陰城了。由造大墳到修陰城，肯定是一種進步。那么，深圳客家是不是帶頭最先跨出這一步的呢？應該如何認識這一步的社會文化意義呢？前幾年，政府宣布“禁止土葬、推行火葬”時，我們注意到了，在全國各客家地區，深圳客家人又是表現最令人欣慰，他們多數人以“應該如此”的態度平靜順利地接受了這一改革。究其所以，固然因素很多，但深圳客家人在自身的發展中，在自己的社會習俗文化中培育起了一種破除迷信、移風易俗、自己解放自己的積極向前的力量。深圳客家文化中的這種要素，是十分可貴的。在推行社會改革的時候，能否切實認識、充分肯定並真誠依靠這種積極力量，往往是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客家文化在今日深圳文化的地位
正如我們在上面多次所說，深圳客家在其發展歷程中，既保持發揚了客家耕讀文化優秀傳統，又能適應本地發展需要而匯納創造了更為積極進取的新文化，在過去的三百年間，創造過“經濟繁榮、文化發達”的輝煌業績。相對於今天深圳的輝煌，有些人會說“那算什麼！”但是，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我們尊重歷史。因為歷史是一面鏡子，歷史可以讓人們更清醒、更聰明、更果敢、更堅韌、更有信念、因而更加自覺。真正的新人，就是覺悟到自己在歷史發展長河中所處地位和所負責任的人。這是真正自覺的人。我們理解的深圳文化發展戰略，其核心，就是如何把深圳人培育成為真正自覺的新人，一代一代愈益自覺的深圳新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強調要重視深圳客家的歷史和文化。這不是點綴，更不是權宜之計。以往的“深圳文化發展戰略”討論，似乎並沒有考慮過“深圳客家的歷史和文化”在其中應有的地位。這種“發展戰略”的可行性和實施後果，不能不令人質疑。
成立於一九八八年的“深圳客家研究會”，一直以研究深圳客家為己任。我們對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也有個認知過程。我們的調查研究工作，得到龍崗區政府以及坪山、坑梓等鎮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年的“龍崗客家文化節”的舉辦，更表明在“龍崗文化發展戰略”中，已有了“客家歷史與文化”的地位。這是十分可喜的。客家文化不是“過去了的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她還要向前發展。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有可能讓龍崗的文化建設與發展，置身於一個深厚豐富的歷史文化背景，遵循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讓我們的事業，從此進入一種歷史地有序地良性發展的新時期。我們更願藉此東風，趁熱打鐵，更加深入系統地做好本地客家研究，為龍崗的文化建設，同時也是為深圳的文化建設，做出更大貢獻。
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及其研究，還有著多方面的價值和廣泛的意義。
第一，幫助重構深圳近代史。正如深圳博物館張一兵先生所說，由於戰亂頻仍，深圳的文史資料喪失殆盡。深圳的歷史，大部分“若明若暗”。一個地區，一個城市，讓自己的歷史處於這么一種狀態，那是說不過去的。“禮失而求諸野”。多年的研究表明，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搞清楚了，深圳的近代史研究就可以說完成了一大半。完成了這一步，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把它編成鄉土教材，讓我們的孩子更好地了解“生我養我”的這片熱土，讓他們成為真正具有愛家鄉、愛祖國、富於歷史使命感的自覺新人。
第二，要想讓世界了解自己，深圳客家必須在學術層面上獲得自己應有的地位。正如上文所說，深圳客家，是第四次客家大遷徙運動中的不可多得的典型。因此，深圳客家研究，在客家學和客家史研究上，都可以有自己的貢獻。在學術上有了地位，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福建永定土樓，成為福建旅遊業的一張王牌，就是因為海內外建築學界給了它高度的評價，稱之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瑰寶”。福建的客家研究學者又給了它“客家歷史的見證、文化的結晶”崇高評價。這種研究與評價，更激發了海外遊子榮歸故里的熱情，每年回來尋根認祖的旅遊團絡繹不絕，其效益就遠不止於旅遊一業了。由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史學會民居專業學術委員會、中國文物學會傳統建築園林委員會傳統民居學術委員會發起，明年七月將在廣州舉行“客家民居國際學術研討會”，有近百個建築學、文化學學者出席會議。會後分三路實地考察：一路贛南棗梅州；一路贛南棗閩西；第三路，深圳棗梅州。深圳客家研究會將有三至五位學者出席會議，分工合作，爭取全面系統地把深圳客家圍堡推介出去，給與會學者以深刻印象；再帶有興趣者到龍崗實地考察。明年十一月，第五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將在馬來西亞舉行，再利用這個機會，把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系統深入地推介出去。開好這兩個會，讓學界了解深圳客家，讓深圳客家在學術層面領有一席之地。
第三，龍崗客家圍堡，是深圳的一大筆文化財富。目前只有“大萬”“鶴湖”兩個保護單位，經費投入很少，也沒有好好用起來。韓國文智成教授1996年參觀大萬世居、鶴湖新居、龍田世居和龍灣世居之後，曾無限感慨地說：“這些大屋，無論哪一個，若在韓國，都是國寶級！”如何保護好這筆文化遺產？如何用好這筆財富？這些問題都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了。議之之前，首先要做好普查工作，在普查的基礎上，做好重點調查、測繪和文化評估工作。普查工作完成之時，即可編印出版一部圖文並茂的大型畫冊棗《深圳（龍崗）客家圍堡》。保護工作，以民間為主，政府有指導責任和協調義務。保護工作，很有講究。福建把胡文虎兄弟的“虎豹別墅”全貼上了瓷磚，“熱情”過度，不倫不類。我們不要搞這種所謂“保護”。這是一項長期而又複雜、細緻的工作，最好是儘快出台相應的政策法規，給民間以指引與規範；同時，有效保護投資各方的合法利益。“保護”和“利用”，相輔相成。不加保護，便無法利用；沒有利用價值，也就不會有保護的積極性。這些老屋，多數空置，損毀程度不一，需要作些修繕工作。應鼓勵投資修繕，堅持“誰投資，誰受益”。利用方面，首先考慮如何為當地民眾服務。例如，可以選擇一些相對完好、地點適中的大型圍堡，稍加修繕，再投點文化娛樂設備，作為民眾文化活動站。同時，主動跟旅遊部門聯絡，開通“龍崗客家文化旅遊線”，或在旅行社現有的“東部觀光旅遊”線路上增設、添加客家圍堡參觀節目。可以請圍堡後人中的退休教師或退休幹部做“地陪導遊”。這樣，就可以不斷加大深圳東部旅遊的文化含量。像坪山馬巒村，更是開展“周末、節假日客家鄉情消閒旅遊”之類“回歸自然”活動的極具開發潛力的好去處。這種旅遊項目，正是人造景點遍布的深圳所急需的。深圳客家，對於我們生活在深圳的文化工作者來說，是個很大的題目。我們深感責任重大而力量有限。我們祝願首屆龍崗客家文化節圓滿成功，讓更多的人了解深圳客家，讓人們更多地了解龍崗客家，從而有力地推動深圳客家研究。希望到下一世紀下一屆文化節的時候，我們可以更系統更深入地展現深客家文化的風采。
成立於一九八八年的“深圳客家研究會”，一直以研究深圳客家為己任。我們對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也有個認知過程。我們的調查研究工作，得到龍崗區政府以及坪山、坑梓等鎮政府的大力支持。今年的“龍崗客家文化節”的舉辦，更表明在“龍崗文化發展戰略”中，已有了“客家歷史與文化”的地位。這是十分可喜的。客家文化不是“過去了的文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她還要向前發展。有了這樣的認識，我們就有可能讓龍崗的文化建設與發展，置身於一個深厚豐富的歷史文化背景，遵循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讓我們的事業，從此進入一種歷史地有序地良性發展的新時期。我們更願藉此東風，趁熱打鐵，更加深入系統地做好本地客家研究，為龍崗的文化建設，同時也是為深圳的文化建設，做出更大貢獻。
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及其研究，還有著多方面的價值和廣泛的意義。
第一，幫助重構深圳近代史。正如深圳博物館張一兵先生所說，由於戰亂頻仍，深圳的文史資料喪失殆盡。深圳的歷史，大部分“若明若暗”。一個地區，一個城市，讓自己的歷史處於這么一種狀態，那是說不過去的。“禮失而求諸野”。多年的研究表明，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搞清楚了，深圳的近代史研究就可以說完成了一大半。完成了這一步，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把它編成鄉土教材，讓我們的孩子更好地了解“生我養我”的這片熱土，讓他們成為真正具有愛家鄉、愛祖國、富於歷史使命感的自覺新人。
第二，要想讓世界了解自己，深圳客家必須在學術層面上獲得自己應有的地位。正如上文所說，深圳客家，是第四次客家大遷徙運動中的不可多得的典型。因此，深圳客家研究，在客家學和客家史研究上，都可以有自己的貢獻。在學術上有了地位，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福建永定土樓，成為福建旅遊業的一張王牌，就是因為海內外建築學界給了它高度的評價，稱之為“中國建築史上的瑰寶”。福建的客家研究學者又給了它“客家歷史的見證、文化的結晶”崇高評價。這種研究與評價，更激發了海外遊子榮歸故里的熱情，每年回來尋根認祖的旅遊團絡繹不絕，其效益就遠不止於旅遊一業了。由華南理工大學建築學院、中國建築學會建築史學會民居專業學術委員會、中國文物學會傳統建築園林委員會傳統民居學術委員會發起，明年七月將在廣州舉行“客家民居國際學術研討會”，有近百個建築學、文化學學者出席會議。會後分三路實地考察：一路贛南棗梅州；一路贛南棗閩西；第三路，深圳棗梅州。深圳客家研究會將有三至五位學者出席會議，分工合作，爭取全面系統地把深圳客家圍堡推介出去，給與會學者以深刻印象；再帶有興趣者到龍崗實地考察。明年十一月，第五屆國際客家學研討會將在馬來西亞舉行，再利用這個機會，把深圳客家的歷史與文化系統深入地推介出去。開好這兩個會，讓學界了解深圳客家，讓深圳客家在學術層面領有一席之地。
第三，龍崗客家圍堡，是深圳的一大筆文化財富。目前只有“大萬”“鶴湖”兩個保護單位，經費投入很少，也沒有好好用起來。韓國文智成教授1996年參觀大萬世居、鶴湖新居、龍田世居和龍灣世居之後，曾無限感慨地說：“這些大屋，無論哪一個，若在韓國，都是國寶級！”如何保護好這筆文化遺產？如何用好這筆財富？這些問題都應該提到議事日程上了。議之之前，首先要做好普查工作，在普查的基礎上，做好重點調查、測繪和文化評估工作。普查工作完成之時，即可編印出版一部圖文並茂的大型畫冊棗《深圳（龍崗）客家圍堡》。保護工作，以民間為主，政府有指導責任和協調義務。保護工作，很有講究。福建把胡文虎兄弟的“虎豹別墅”全貼上了瓷磚，“熱情”過度，不倫不類。我們不要搞這種所謂“保護”。這是一項長期而又複雜、細緻的工作，最好是儘快出台相應的政策法規，給民間以指引與規範；同時，有效保護投資各方的合法利益。“保護”和“利用”，相輔相成。不加保護，便無法利用；沒有利用價值，也就不會有保護的積極性。這些老屋，多數空置，損毀程度不一，需要作些修繕工作。應鼓勵投資修繕，堅持“誰投資，誰受益”。利用方面，首先考慮如何為當地民眾服務。例如，可以選擇一些相對完好、地點適中的大型圍堡，稍加修繕，再投點文化娛樂設備，作為民眾文化活動站。同時，主動跟旅遊部門聯絡，開通“龍崗客家文化旅遊線”，或在旅行社現有的“東部觀光旅遊”線路上增設、添加客家圍堡參觀節目。可以請圍堡後人中的退休教師或退休幹部做“地陪導遊”。這樣，就可以不斷加大深圳東部旅遊的文化含量。像坪山馬巒村，更是開展“周末、節假日客家鄉情消閒旅遊”之類“回歸自然”活動的極具開發潛力的好去處。這種旅遊項目，正是人造景點遍布的深圳所急需的。深圳客家，對於我們生活在深圳的文化工作者來說，是個很大的題目。我們深感責任重大而力量有限。我們祝願首屆龍崗客家文化節圓滿成功，讓更多的人了解深圳客家，讓人們更多地了解龍崗客家，從而有力地推動深圳客家研究。希望到下一世紀下一屆文化節的時候，我們可以更系統更深入地展現深客家文化的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