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社出版Jonathan Kozol編著圖書。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涅盤還是沉淪
- 裝幀：平裝
- 定價：35.00元
- 作者：Jonathan Kozol
-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15-9
- ISBN：9787567539099
- 副標題：美國貧困兒童教育觀察
編輯推薦,名人推薦,媒體推薦,作者簡介,目錄,後記,文摘,
編輯推薦
為什麼有些生活在最窮困社區的孩子能夠成長為健康的、對社會有用的人才，而有些貧困家庭的孩子卻失敗，甚至墮落，答案就在這本書中。
2012年美國年度獲獎紀實作品
作者25年的親歷、調查與記錄，揭示真實的美國中國小教育。
名人推薦
科左爾巧妙規避了社會學方面的術語，利用他非凡的洞察力與同理心，為讀者描繪了那些受到個人性格與周遭的混亂及貧困所影響的人物。他的作品有力地控訴了美國是如何對待那些貧困小人物的。 ——《出版人周報》
這是一部引人入勝又兼具啟發性、感染力的作品，科左爾講述的是那些貧困的黑人以及拉美孩子們……這群孩子頭腦清楚、富於同情心且前途充滿了希望。——《科克斯書評》
這本書不同於其他講述逆境中的孩子如何突破、戰勝逆境的矯情作品。……科左爾從始至終都與這些孩子保持著非常人性化的聯繫，他從來不會站在政治的立場上來介入這些孩子們的生活。——《波士頓環球報》
這部了不起的作品不僅照亮了貧困孩子的人生，還直射美國人靈魂的最陰暗面。——《俄勒岡人報》
這部作品吸引人之處不僅在於它關注到了被我們忽視的貧困群體，更從個人角度解讀如何戰勝貧困。——《書單》
科左爾講故事的技巧在本書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用平凡的小故事就能展示出發自靈魂的幽默、同情心與貫穿故事始終的超凡智慧。——《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媒體推薦
科左爾巧妙規避了社會學方面的術語，利用他非凡的洞察力與同理心，為讀者描繪了那些受到個人性格與周遭的混亂及貧困所影響的人物。他的作品有力地控訴了美國是如何對待那些貧困小人物的。
——《出版人周報》
這是一部引人入勝又兼具啟發性、感染力的作品，科左爾講述的是那些貧困的黑人以及拉美孩子們……這群孩子頭腦清楚、富於同情心且前途充滿了希望。
——《科克斯書評》
這本書不同於其他講述逆境中的孩子如何突破、戰勝逆境的矯情作品。……科左爾從始至終都與這些孩子保持著非常人性化的聯繫，他從來不會站在政治的立場上來介入這些孩子們的生活。
——《波士頓環球報》
這部了不起的作品不僅照亮了貧困孩子的人生，還直射美國人靈魂的最陰暗面。
——《俄勒岡人報》
這部作品吸引人之處不僅在於它關注到了被我們忽視的貧困群體，更從個人角度解讀如何戰勝貧困。
——《書單》
科左爾講故事的技巧在本書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他用平凡的小故事就能展示出發自靈魂的幽默、同情心與貫穿故事始終的超凡智慧。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作者簡介
作者 喬納森·科左爾 著有多部關於孩子及其教育的作品，並因此獲得過美國國家圖書獎、羅伯特.F.甘迺迪圖書獎以及其他大小獎項。他被稱為“美國現今那些被剝奪權利的人群的最佳發言人”，但他認為孩子們才是自己的最佳發言人。這本書寫滿了孩子們的生命力與自發性，請讀者聆聽他們的宣言。
譯者 田田，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碩士學位。現任職於東北財經大學國際商務外語學院，主講英語精讀、英語聽說等課程，譯有《開發幼兒智力和創造力的99個策略》。
目錄
致讀者
第一輯：過去的陰影
1旅程開啟
2埃里克與他的妹妹
3皮特羅和他的孩子們
4西爾維奧：無人可敵
5愛麗絲：生活的細節
第二輯：一縷耀眼的光芒
6倖存者
7那個特別的男孩和他有趣的媽媽
8長大成人（小鳳梨之一）
9春風得意（小鳳梨之二）10有頭腦的生活（傑里米之一）
11沒有輕而易舉就得到的勝利（傑里米之二）
12安吉洛的掙扎
13標識每一天
後記 關於小鳳梨更多的故事
致謝
後記
關於小鳳梨更多的故事
1
我相信一定會有讀者看了書中孩子們的故事——那些孩子的生活非常艱辛，還有些孩子很早就離開了我們——他們也會想知道一些我們無法控制的事情會對這些孩子帶來什麼樣的後果。維姬的兒子、皮特羅的兒子，就像西爾維奧那樣，被自己性格中無法控制的力量驅使著從而導致了自我毀滅。現在，安吉洛也會承認，他之前由於判斷失誤而導致的錯誤加劇了自己所面對的困難。還有班傑明，家庭帶給他的麻煩，也因為他自身的原因而愈發嚴重。
不過，對於孩子們的悲劇，社會也負有一定的責任。這些孩子中，三個男孩在自己成長最易受影響的階段受到了來自馬提尼克病態環境的包圍。當犯罪行為在莫特黑文橫行的時候，安吉洛剛剛成年。班傑明也是，他親眼目睹了自己的哥哥迷失在比克滿大街泛濫的毒品交易中。一個城市怎么會將一位母親與她的孩子們置身於這樣的環境中讓他們成長呢？
“責任”這個詞只是一個流行詞而已。人們總對我們說市中心的孩子應當對自己的成功或者失敗富有“一定責任”，但這些孩子卻沒有責任來選擇自己的出生地或者成長環境，他們也不應當因為學校的失誤而被指責，當然，社會極高的失業率與孩子們更是一點關係都沒有，經濟與工業的飛速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無所事事，每天只能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晃來晃去。瑪莎在2001年經濟蕭條期時對我說：“遊客會問我經濟危機會不會影響到附近人民的生活。我告訴他們莫特黑文的居民一直都生活在絕望中，所以很難看出有什麼影響。”
這么問會合理一些吧：如果這些讓人泄氣的外在決定因素都沒有出現在孩子們的成長過程中，那他們還會陷入這樣混亂、痛苦的生活，並在成年之前喪失自己的生活嗎？我們無從知曉答案，但我覺得一定會不一樣。對於這些成長於市中心的孩子們來說，不健康與自毀的傾向不是他們的“特殊疾病”。我回想起我父親60多年治療精神病的實例，他治療過很多他認為很“固執”的有錢的年輕人，他們“總是尋找毀掉自己生活的方法”，有一些人還一次次地企圖自殺。
對於少數族裔的孩子們來說，因為社會秩序而導致的成長環境的差異則不可能輕易地被膚淺的“家長失職”或者“個人責任”這樣的詞語一筆勾銷，這是某些人最後的手段，他們會為了美國針對這些最貧困的人所犯下的罪過而不遺餘力地開脫。
但例外的問題需要在這裡被闡釋。
正如我所記錄的，小鳳梨住在迪亞哥-比克曼的居住區內，每天去第六十五國小上學的時候需要通過許多艱難險阻。在那裡，她遇到了“駱駝先生”，在她就讀國小三四年級的時候輪換的7位老師中的一位。傑里米住在一棟破舊樓房的頂樓，他在那裡被人用刀尖頂著搶劫了，而且我們也能看到有時候他說因為電梯“不想下來”而不得不爬樓梯回家。他幸運地就讀於第三十國小，但在中學時期卻經常被同學毆打、欺負。
不過這些孩子，還有萊奧納多、小鳳梨的姐妹們、塔比瑟以及其他與我在聖安很親近的孩子們沒有被這些問題以及附近的危險打倒。他們以健康的精神狀態完成了中國小學習，還讀了大學，展望著他們的教育為他們帶來的機遇。雖然班傑明沒有讀過大學，但他也開拓出了屬於自己的美好職業。
我需要再次強調的就是這些孩子們都有與眾不同的優勢。每個案例中，都有某個人介入，並帶來了意想不到的結果。以勞拉為例，她就讀的中學非常差，但一位敬業的老師沒有放棄她，後來她就讀的高中也不好，可是又有一位老師“發現”她是一個有天賦的學生並給予她單獨的指導，最終她才有機會升人大學。小鳳梨、傑里米還有萊奧納多的故事都是如此，要么是瑪莎，或者布朗克斯區以外的人，又或者紐約市以外的人出現，指引著他們逃離在南布朗克斯區學校曾經經歷過或者即將經歷的苦難。其他來自布朗克斯區或者類似社區的孩子則通過全國範圍的“一個更好的機會”(A Better chance)這樣的項目而得到了良好的教育，也可以參加位於紐約的一個“預科預備學習”組織，該組織會挑選部分非常上進的少數民族學生，幫助他們獲得一些最優秀的預科學校的讀書機會。
只是所有這一切都需要學校的慈善項目以及社會的慈善捐助，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慈善活動都不是公共教育系統性的公平與平等的替代品。如果說從小鳳梨或者傑里米的學習經歷中能得到什麼經驗的話，那並非是我們應當慶祝他們得到了額外機遇，而是極度貧困地區的公立學校本身也應當有豐富的教學資源、小型班級、合格的授課教師，這樣我們就能夠給每個孩子提供學習的機會，現在，這樣的機會對於貧困地區的學生來說，只能通過仔細的選擇或者獲得教堂牧師或者他們偶然遇到的成年人的同情心而獲得。慈善、機遇和微小的選擇性並非教育孩子們什麼是真正民主社會的最佳方式。
2
與班傑明、傑里米和小鳳梨小時候的環境相比，聖安周邊以及莫特黑文的其他地區都有了很大的變化，不過還有很多地方沒有變化。
外在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許多大樓之間的空地已經蓋了單戶的房屋或者兩戶一棟的房屋，這些房屋大約修建於20世紀90年代末，前面是一小片草地、花園或者停車場，周圍圍著一圈熟鐵柵欄。聖瑪麗公園的對面，即靠近比克曼大街盡頭的聖瑪麗街兩旁蓋起了一排木頭房子。這些房屋原本是供附近的家庭居住的(大概他們也是這么被通知的)，但現在，這些房子的售價竟然高達20萬美金，這些房子基本都被收人大概是莫特黑文居民3倍的個人或者家庭擁有或者占據。
瑪莎‘奧弗羅爾認為，這些房屋所代表的，只不過是推廣中產階級化過程的早期階段而已，這在距離聖安大教堂南部和西部10～12條街，以及通往曼哈頓的大橋附近的街道都很常見。在這裡，幾十年前生產商或者工業者擁有的倉庫結構或者建築已經成為了藝術家與攝影師的工作室或者住宅。這些街道上也出現了許多新的建築，上面還掛著寫有“出租閣樓”字樣的廣告，附近也有一些古玩店與看著像小酒館似的飯店。初秋的時候，我與瑪莎在附近散步，一家餐館的老闆告訴我們他現在不指望著開餐館賺錢，而是“為了未來投資”。
……
不過，讓我感知到小鳳梨一家一直以來對於任何沮喪事情不為所動的快樂與好性情，並不是通過她發給我的那些長篇、數量巨大的信息，或者關於她家人狀態的更新，而是那些她每隔幾天匆忙發給我的簡訊與電子郵件讓我找回了舊時的感覺。
“嘿嘿，喬納森！希望一切都好。新書寫得怎么樣？學校里其他都好，還是生物課比較困難，但我覺得我一定會通過考試的。希望能儘快見到你。就想跟你打個招呼！”
“早上好啊，喬納森。你們怎么樣？想告訴你我上的英語課太讓人興奮了！還有社會政治學！我還在找第二份工作。很想念你，愛你的小鳳梨。”
“嘿嘿，喬納森！希望一切都很好。昨天給你打電話，不過沒人接。我知道你正在寫新書呢。希望一切順利。一定要抽出時間放鬆一下哈……”
“親愛的喬納森，你沒有回我的信息，我不生氣，就是有點擔心。莉莉告訴我你為了新書忙壞了。我能理解，真的，晚上創作……好了！該去找工作了……”
“你好！周末的時候，姐姐過生日，我們都在一起了。沒什麼大事。我爸爸在瓜地馬拉向你問好。”
小鳳梨的樂觀情緒也感染了我，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也會腳踏實地地去思考。與以往一樣，當她遇到類似醫療保險這樣問題的時候，她也會變得很激動。不過，小鳳梨不會讓自己像別人那樣輕易地陷入可怕、陰鬱的情緒。不管遇到什麼狀況，她都不允許自己長時間抑鬱。過不了多久，她就會像長跑運動員那樣，雖然會跌倒，但還是會馬上站起來繼續前進，還揮舞著拳頭告訴自己：“我不會被打敗！”如果她知道我情緒低落的話，她還會恰如其分地批評我幾句。
就在上周，我與她通話的時候，小鳳梨立刻察覺到我的聲音里有一絲倦怠，她問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挺好的。”我說，我解釋道就是覺得書的結尾比較困難。我說我不知道我與她曾經相遇的地方是否發生了許多變化，我來來回回地修改結尾，因為我不想讓讀者覺得厭煩。
“喬納森，”她說，“我希望你能樂觀積極一些。我與勞拉取得學位之後，我們一定會回去幫助別的人。知道嗎，儘可能改變點什麼。如果很多人都像我們這樣的話，那一定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說：“我得剽竊你的這些話了。”
“沒問題！”她說。她問我記不記得那一次在距離她父母住的地方不遠處的河邊散步的時候我對她說的那些話。“知道嗎，打那些有把握的勝仗，不要為了自己無能為力的事情，或者現在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而困擾、煩惱。這對每個人都適用。”
我說：“我覺得我還得繼續剽竊你的這些話。”
“沒問題！”她再次強調，“反正這都是你對我說的。我免費讓你使用吧。”她笑道：“我跟你開個玩笑……”
“哇！知道嗎，都這么久了，你一寫完書，我就去看你。這次，我要住得比上次的時間更長。我知道這有點強人所難，但我喜歡與你們在廚房一起忙碌著。還有，我們還有很多話要談，不是嗎？”
文摘
旅程開啟
對於那些依靠社會慈善或者期待紐約市政府或商界領導重新制定基督教道義的貧困婦女和兒童來說，1985年的聖誕夜非常難挨。彼時，紐約市湧現出一批富裕甚至是超級富裕的人，他們前所未有地在窮人或者流浪漢面前大膽地展現自己的富足，而數以千計的貧困人員則被趕進了破舊又充斥著毒品的收容所，所謂的收容所，大部分都是位於曼哈頓中心的破舊賓館，有一些在幾十年前還是極為高雅之處。
馬提尼克大廈應該是當地最大的收容所之一，它位於梅西百貨公司對面，距離著名的第五大道僅一街之遙。大約1400名兒童及400名家長住在這座賓館裡，雖然這裡擠得可憐，而且房間昏暗又骯髒，有一些我拜訪過的家庭居住的房間在12月底冷得如冰窖一般，孩子們在白天只得蓋著毯子抱成一團，晚上則戴手套睡覺，但這裡好歹也算是能為他們遮風擋雨了。
記得在那些滴水成凍的夜晚，我在第六大道或者百老匯大街的電話亭給法律援助律師史蒂文·班克斯打電話，他無數次救助了住在馬提尼克大廈的居民。紐約先鋒廣場吹過的風寒冷刺骨，人行道冰凍得像鏡子一樣，可馬提尼克那些不得不出門購買牛奶、麵包或者藥品的孩子或家長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他們把能找到的舊衣服、外套或者衛衣都找出來穿在身上，脖子上還緊緊圍著脖套。
在這裡，我認識的許多孩子患有慢性傷風，還有不少孩子被哮喘和支氣管炎折磨。有的嬰兒得了痢疾，失眠的家長則患有抑鬱症，不少媽媽在我面前無助地落淚。
此前，我從未想過在美國會有這樣窮困的人群。20年前，我也曾執教於波士頓的黑人居住區，在那裡管理過貧民窟居住者，並且自己也住在附近。當時，許多家庭的屋子裡老鼠橫行。可馬提尼克賓館出現的疾病、骯髒以及貧困真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那年冬天，幾乎每一個我遇到的馬提尼克的孩子都忍受著飢餓的折磨。無數次，當我看到我所拜訪家庭的孩子盯著我天天背的牛仔包的時候，我都會停下採訪，打開背包把我帶的食物分給他們吃，通常是一個蘋果，幾塊曲奇或者一盒葡萄乾。有時候，我也會要求看看賓館提供給他們的小冰櫃裡面有什麼。偶爾，冰櫃里會有一個麵包或者幾片臘腸，甚至是一兩塊幾天前吃剩的比薩。大多數情況下，冰櫃里只有一個皺巴巴的水果，幾罐蘋果醬，一個花生黃油罐頭，但有時連這些都沒有。
接下來的兩年，我一直拜訪馬提尼克賓館的住戶。當時，一部名為《悲慘世界》的戲劇正在紐約市各大劇院上演。該劇講述的便是巴黎19世紀貧困兒童的故事。馬提尼克的一些比較膽大的孩子會在下午或者晚上走過12或15條街，到劇院或者周圍的飯店乞討。後來，一些無家可歸的男女也開始在附近乞討，一些酒鬼或者精神病患者則會睡在附近大樓的門口，或者直接找個厚紙盒睡在人行馬路上。
劇院負責人可不願意看到這些流浪漢的出現。觀眾們花錢來欣賞國外兒童的痛苦，他們最不願意在看完戲走出劇院時看到現實版沿街乞討的悲慘兒童。
警察和當地商人僱傭的私人保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想出一個趕走劇院附近流浪漢的對策，說得好聽一點，叫做“整治”行動。與此同時，在曼哈頓東區，一群商界領導則僱傭了一批流浪漢來驅逐紐約中央公園車站裡無家可歸的人，這些人為躲避嚴寒在車站的候車室里已經居住了數年之久。
讓無家可歸的人撤出曼哈頓市中心的最終方案在幾年後才得以實施。在這之前，儘管劇院負責人想盡各種辦法，還是會有一些馬提尼克的大孩子繞過保全或者警察，從看戲的觀眾那裡討得幾塊錢。
馬提尼克里年紀小一點的孩子則沿著大廈附近的幾條街乞討。每當紅燈亮起汽車減速的時候，他們便衝到馬路中間。如果趕上哪位司機的同情心壓倒了煩躁的話，他就會將車窗搖下一些，給孩子們扔點錢出來。你要是覺得孩子們晚上還在馬路上亂闖的行為應歸咎於其父母管教不嚴的話，那么在了解了這些父母的生活狀況有多艱辛以後，你的態度一定會有所緩和，因為他們為人父母的能力已經被殘酷的現實消磨得所剩無幾。
在馬提尼克，意志的崩潰與正確決斷能力的喪失隨處可見。有的家長剛住進馬提尼克就精神崩潰了，有的家長雖然意志比較堅強，但面對馬提尼克擁擠的居住條件、糟糕的衛生狀況以及瀰漫於空氣中的不安全感與極度焦慮，他們也不得不低頭。海洛因和強效古柯鹼可以在這裡隨意買賣，因此，許多人開始沾染毒品。（馬提尼克大廈一共有17層，因為最上面兩層無人居住，第16層樓就變成了毒品交易的自由市場。當然，大廈保全知曉這些，只不過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罷了。）很多人因為吸毒而染上了愛滋病。不過在1985年，這裡的居民並不了解什麼是愛滋病，他們並不曉得自己患的是什麼病。
紐約市社會公益服務體系或者行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並非不知道這些人的居住情況。只要是能夠躲過保全進入大廈的人都會看到走廊里到處堆滿了垃圾，孩子們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在垃圾中間玩耍，我也是在兩名富有同情心的社工的幫助下躲過保全的看守，基本每次都能隨意到樓上採訪住在那裡的家庭。
但對孩子們和他們的家庭來說，最具毀滅性的因素既非身體疾病，或者毒癮泛濫，也不是廣為人知、被文獻記述的致癌物（比如敞口容器裝著的石棉或者大廈大廳里的石棉包裹的管道等等）。通過兩位社工幾個月來的大膽揭露，我才發覺馬提尼克大廈對那些無家可歸不得不留在這裡的人來說，不僅僅是個讓人絕望、疾病泛濫且危險的地方，更可怕的是，這裡的經營者與管理者縱容了這裡臭名昭著、直截了當的犯罪行為。社工特別向我介紹了這裡的一個年輕人，他臉上總掛著不加掩飾的、猥瑣的笑容，據說他是這座大廈其中一名所有者的親戚，所以他就依仗手中的權力來勾引大廈里的年輕女性與他進行色情交易，以此換取她們需要的嬰兒床或者亞麻布等。
“他以此為傲，”一位社工告訴我，“他興高采烈地將這些事講給我們聽，而且還把細節描述得很清楚……”這位社工告訴我，大廈的保全也經常占年輕媽媽的便宜。其中一位聰明、有見識的婦女就說她曾經拼力抵抗住保全的騷擾，類似事件她在後來也經常遇到，並說與我聽。
在這裡似乎沒有什麼秘密可言，因為對於普通的法律法規與管理治理而言，馬提尼克大廈自成一個“封閉體系”。倘若有人敢抱怨或者反抗的話，她只會得到保全或者管理員的懲罰，他們會剝奪針對她的基本服務，或者在管理員授意之下報警，指控該婦女品行不端，其實類似的行為在馬提尼克大廈太普通常見了，幾乎住在這裡的每個人為了生存需要都不得不違反一些規定或者設計一些小詭計。
舉個例子來說，出於火災隱患的考慮，馬提尼克大廈不允許住戶做飯。但是市政分配給各個家庭的生存資金少得可憐，媽媽們根本不可能每天去飯店買飯回來吃，她們不得不偷偷地在大廈里做飯，如果市政檢查員來大廈檢查的話，她們就把盤子都藏好。大廈的管理人員一邊為住戶提供垃圾袋，讓她們在檢查日這天蓋好盤子，一邊又假裝不知道這些事情。如果哪位母親拒絕滿足這些保全的需求，她們就會因為做飯這件事被保全威脅恐嚇，從而不得不妥協。
這裡的孩子肯定見過自己母親被羞辱的場景。如果孩子年紀太小，還沒上學的話，可能就被攆到走廊里，但大部分母親都太擔心孩子了，不敢讓他們離臥室門口太遠。即使孩子們沒有親眼看過那些場景，但他們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經常在想，大廈里這一幕幕是否會讓孩子日後覺得那些比自己更有權力的人沒有什麼最基本的禮貌？日後他們會不會不願意相信學校里的老師？官方人員在他們眼中是否也存在信任危機？對於母親們竭盡所能保護自己免受噩夢影響的舉動，他們日後會更愛自己的母親還是會心懷怨恨，認為母親沒有第一時間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
那時候，經常幫助我的一位社工曾毫不留情面地將馬提尼克比喻成“紐約市中心摧殘貧困兒童精神的集中營”，他性情敏感，本科畢業於耶魯大學，研究早期兒童開發。當他知道我是猶太人的時候，還專門問過我這一比喻是否冒犯了我。我告訴他不會，因為我也認為這個比喻很恰當。
兩年後，我出版了一本關於馬提尼克大廈的書，並在《紐約人》雜誌上連續刊載了兩期，這也吸引了其他媒體的注意。當時主持夜間新聞電視欄目的記者泰德·科佩爾就曾讓我帶領一隊攝製組進入馬提尼克大廈，製作完成一期紀錄片。社工和大廈里的一些母親們幫助攝製組和製作人躲過保全進入了大廈。一位母親將攝像機藏在了嬰兒車裡，這樣可以躲過保全的檢查，然後乘坐電梯，將攝像機安全帶到了她所居住的樓層。後期，如果其他住戶答應接受製作組採訪的話，這位母親也會陪著我們一起完成錄製。
就在我們即將結束最後一次採訪的時候，被一位頂層的保全盯上了。當時他敲門，我們沒開，結果他就報告了經理。薩爾·圖切利經理就帶著一隊保全來與我們對峙，他性情粗暴，腳踝處還別了把槍。他們要求攝影師交出剛才拍攝的材料。遭到拒絕後，他們的態度就跟日常面對住戶反抗的時候一樣粗暴。我被一掌打倒在一面金屬牆上，一位攝影師受了重傷，製作人則是一位非常大膽的女性，她脫下高跟鞋反擊。後來，這件事驚動了警察，攝影師才得以帶著錄像走出大廈。
我當然知道這座大廈不歡迎任何記者，而且帶我們進入大廈的社工都冒著極大的危險。直到這次，我才真的見識到為了隱蔽訊息，這裡的管理有多么的極端和可怕。這也讓我更加形象地意識到，政府與馬提尼克大廈的所有者簽約，其實就是商定以每年八百萬的價格支付給大廈來收容這四百多個無家可歸的家庭，這其實就是將他們與社會隔絕，以免出現任何麻煩或犯罪行為。
我也可以體會到，每次保全，多數情況下是經理，一大早來砸門催繳房租的時候，住在裡面的母親和孩子們會有多害怕。其實房租是政府每月以支票的形式直接寄給大廈經理的，沒有及時收到房租跟住戶一點關係都沒有。“一大早6點整，”一位母親告訴我說，“他就砸我的門。我打開門看到他站在走廊里，拿槍指著我吼道‘房租呢？’”
這就是紐約——這座世界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在25年前是如何對待生存於其中的那群最為脆弱的孩子們的。這些大廈在1988年與1989年間被關閉。關閉的原因並非市政領導動了惻隱之心，而是因為大廈里絕望的住戶影響到了城市形象和當時需要參選的領導的前程。大廈里我認識的大多數住戶一塊兒坐船被送到了紐約市最北端的布朗克斯區，那裡極為貧窮，而且是眾人皆知的隔離區，其實這些住戶中只有兩家人是黑人和拉美人。不過這下好了，因為布朗克斯區既沒有遊客，也沒有媒體。那裡是城市愛滋病最為高發的地區，吸毒人口最為集中的地區，不少人患有相當嚴重的精神病，婦女患有糖尿病或者尚未確診的惡性腫瘤，而且也是全國小兒哮喘發病率最高的地區。
雖然這些不幸的人們已經有“家”可歸，但他們居住的環境對身體和心靈仍是一種摧殘，不過這可能比他們之前的遭遇好一點。在重新安置無家可歸的人最多的地區，只有一所市政出資經營的名為林肯醫院的醫療機構，但這個醫院不止一次地被取消了醫療許可證，因為醫生的失誤已經導致至少12位病人的死亡，其中還包括兩名嬰兒。對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來說，精神病院不太遠，位於安置地六站捷運距離之外的曼哈頓上東區，那裡醫療條件好，但特別昂貴，而且也不收治這些人。正在讀書的孩子因為一次次重新安置而被迫不斷轉學，來到這裡後發現自己就讀的公立學校跟密西西比50到100年前的情況差不多，完全與其他人種族隔離開來。
這就是政府如何重新安置這些人的。我也追隨至此，在孩子父母親的邀請下，經常在周末下午或者假期的晚上來看望這些孩子們，延續了我們在馬提尼克大廈就建立起來的友情。我也去過他們的學校，結識他們的老師，還去過他們做禮拜的教堂，了解他們的牧師。我甚至還去過他們的醫院，有時是家長請求我去的，以為這樣可以幫他們贏得更多的注意。因此，我認識了不少醫院裡的醫生，他們當中的許多人都大公無私、全心奉獻，他們在救人治病的過程當中竭盡所能來彌補基本醫療設備的不足。
我就這么斷斷續續地與他們聯繫了大概15年。但從2005年開始，我患病多年的父親突發重症，與我母親在兩年之內相繼過世，我花了大概一年的時間才從喪失父母的悲痛中走了出來，因此，我便與一些家庭失去了聯繫。後來，我又回到了那些地區，試著與曾經熟識的家庭重新建立聯繫。有些孩子還是少年，但那些我在馬提尼克大廈就認識的孩子們都已年過二十。我們促膝長談，或者散步。有時候，我們會約定在附近的餐廳一起吃晚飯。我回家之後，也會經常與他們保持電話、書信聯繫，或者在他們有電腦的前提下，通過電子郵件聯繫。就這樣，我們延續了之前的友誼。
這些年間，在這些孩子身上發生過什麼？家庭有什麼變化？一些家庭過得不錯，少數家庭過得相當富裕，但大多數只是存活下來了，或者說只是勉勉強強活了下來，還有一些家庭無法維持生計。下面講述的就是他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