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泰山孤貧院
- 外文名：Taishan alone Poor College
- 作者：勒里期·姆·安格林
- 出生日期：1880年
- 地點：喬治亞州梅肯鎮
安臨來，1880年出生在美國喬治亞州梅肯鎮一個信仰宗教的農民家庭，幼年讀書，少年務農。後來曾跟一個猶太人學生意，懂會計，熟悉工商業務。隨後又在南美山區傳教和教學。青年時期，他在南林克羅納州柯林頓城，與西克納拉孤兒院的孤女安美麗（亞娃·徘頓）相戀。婚後，夫婦同去墨西哥州蘇納拉瓜馬斯城傳教與教學。
19世紀下半期，隨著美國殖民主義勢力向外擴張，美國教會上層曾掀起一個國外“傳道”的熱潮。他們號召美國的青年擔負起“白種人的責任”，立志去東方“未開化”的民族當中“傳道”，要求“在這輩子把整個世界基督化”，實際上是要在宗教的掩護下，使不已開發國家，乃至世界美國化。1889年，美國和加拿大的青年會聯合組成“北美協會”，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就是通過北美協會的穆德（JonnB.Mott，1865—1955），把青年會向外擴張到亞洲、非洲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他們在這些國家內，蓋了許多美式的會所，連建築材料和室內設備都是從美國購置的，並派了許多美國幹事，擔任關鍵性的職務。安臨來夫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中國的。
宣統元年（1909年），美國基督教傳教士勒里·姆·安格林和他的妻子來到了泰安。他就是泰山孤貧院的創始人安臨來。“安臨來”是他來華後用的名字。1909年夏天，安臨來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見到了在中國泰安傳教多年的布來拉克（時為泰安城元寶街浸信會教堂牧師，在華取名白太理），從他那裡了解到了泰安的詳細情況。安臨來時年29歲，立志要到中國布道。於是他同妻子商量好後，辭去了傳教和教學職業，向教友募捐籌集資金，於同年11月8日，隨白太理登上了從舊金山開往中國青島的輪船，橫渡大洋，輾轉來到泰安，開始在元寶街浸信會傳教。翌年夏天，他和妻子、女兒到泰山黃溪河避暑時，女兒不幸患傳染病死去，安臨來和妻子十分悲痛，加之與浸信會在信仰方式上存在分歧，與白太理也漸生爭端。他不甘心接受別人對他的控制，1911年便離開了這所教會，在泰安城東關迎暄街，用5000吊錢從一個德國人手裡購置了一處一宅多院、有30多間房屋的房舍（今泰安市社會福利院南半部分），辦起了“神召會教堂”。安臨來住北院三間北屋，靠西一排廊房是他的辦公室和書房，原德國人做油房用的一間大屋便為禮拜堂。同時，他還雇用了幾個人服侍一家人衣食住行。每逢星期天，他就乘坐馬車率侍從去山口、范鎮和萊蕪等地布道。很快，他便聞名於泰安、萊蕪等地。
1912年，在安臨來辦神召會期間，泰安先後有5名孤兒由於飢餓和死亡的威脅來到了這位安牧師身邊，他們分別是彭鈞重、張興友、馮希泉、杜約翰和網住子。安臨來收留的第一個孤兒是彭鈞重。一天，安臨來夫婦到泰安范家莊傳教，在路上遇見了衣衫襤褸的彭鈞重，經詢問，得知他是父母雙亡，以討飯為生的本地人。安臨來見彭鈞重雖垢面破衣，但很聰明，便把彭鈞重抱上馬車，把他帶到了神召會教堂聽差。靠乞討生活的流浪兒張興友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在神召會教堂聽差的舅舅領到教堂，請安臨來為他安排點活乾，安臨來嫌張興友這孩子太小不能幹活不想收留。後來小興友在教堂玩耍時，讓安夫人碰見了，當安夫人問清楚原由之後，就答應讓孩子留下，並讓他跟放奶牛的飼養員先放牧奶牛。從此，張興友就在此地度過了他40年漫長的孤貧院生涯。隨後，陸續又有馮希泉、杜約翰、網住子等孤兒來到了這裡。1916年秋天，安臨來將原來雇用的人員全部辭退，讓這5個逐漸長大的孤兒抬石、運沙，鋪路墊院；後又收容了兩位孤苦的婦女為他們炒菜做飯，縫補漿洗，辦起了泰山孤貧院，即“阿尼色弗之家孤貧院”（Homeofone—siphoms）。安臨來曾多次給眾人講解：“阿尼色弗是《聖經》新約全書里受到保羅稱讚的一個人的名字，保羅在獄中被監禁而受苦難的時候，阿尼色弗常常去看望他。阿尼色弗這個詞，按《聖經》講的意思是‘利益的帶來者’，也就是‘給患難者以幫助’。”安臨來認為，“辦孤貧院並非個人的願為，而是‘上帝的啟示’”。他說孤貧院的工作就是解除人們因疾病、窮困帶來的痛苦，給飯吃、給衣穿，解救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們，使他們“在十字架下找到安寧和寬恕，並給以上帝的力量和愛”。
1910年春天，安臨來夫婦看到了上海的英文刊物《教務雜誌》（ChineseRecorder）元月號上吳德施主教發表的《為中國辯護》。這篇文章對安臨來夫婦觸動很大，文中強調了基督教要想在中國傳揚，首先需要好的行為，西方對亞洲的傷害是基督福音傳播的重要障礙。文中這樣寫道：“中國對外關係的記錄，特別是對所稱為基督教國家的關係不是一個光榮的記錄。的確，我們要垂頭俯首想一想，在美國我們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大不列顛在中國對鴉片通商的處理所鑄成的大錯和自私的行為，一直到最近許多年來都認為它的特性表現得太過火了。”關於中華民族品質，吳德施寫道：“中華民族在亞洲各民族中的至高地位確實基於它的智力與道德的優越，而不是憑什麼軍事或政治才能而取得的”；“中國人與地球上行走的人是一模一樣的，並且如果給予別的民族相等的機會，他能有把握趕上，決不遜於其他民族中最優秀的人物，與西方大學學生競爭的那些中國留學生的成功就是中國知識分子的雄勁與才能的一個證據。假若我們把這個民族看作是衰頹無能的民族，那么我們就大錯而特錯了！”吳德施在這篇文章中有許多讚美中華民族之辭，在當時來說是十分罕見的。對此，安臨來夫婦十分佩服。他們一致認為“這樣分析透徹、正確、全面的文章在國內外教會報刊上，的確是一篇好文章，對於從本質上了解中國人民、民族，創辦好孤貧院將大有益處”。
孤貧院初建時，步履非常艱難。但它逐漸發展壯大，至1919年孤貧院收養了30餘人。1921年前後，魯北一帶大旱，農民場院裡“三年不滾碌碡”，逃荒要飯人成群結隊。安臨來三次讓人去臨清與河北威縣一帶收容災民中的孤兒，孤貧院裡竟收了300餘人。社會各界許多組織和人士對安臨來的做法，持有歧意，從此孤貧院幾乎喪失了外來的資助。安臨來在《阿尼色弗孤貧院》一書中是這樣記載的：“這些年來，我和夫人沒有從國內（指美國）布道機關得到過一點薪水”，“我們任何時候都沒有依靠過哪個單位和團體的恩賜，而是全靠上帝給予的意志去管理這個孤兒院”。“我們不是只有歡樂而沒有悲傷，有時我們在房間裡掩面哭泣”，“有時缺衣少食，不得不忍飢挨餓。在寒冷的晚上分出被褥、衣物給他人禦寒”。1928年安臨來在一份協定書中寫道：“我和我的妻子決定，只要我們活著就要做泰山孤貧院的創辦者；只要我們活著——不論是什麼時候，我們都要把泰山孤貧院當做家住在那裡。”
由此可見，安臨來創辦孤貧院的動力，是他對宗教的信仰和對中國人民的敬仰以及為了向中國人民進行傳教的決心。泰山孤貧院創辦時，正值中國內憂外患，民眾處於戰亂、災荒的情況下，該院卻收容了眾多的孤兒，吃、穿、用都需要錢，由於收入無定，資金無源，孩子們經常缺少衣食。這時的浸信會教堂牧師白太理等人，又乘機大肆攻擊、誹謗安臨來辦孤貧院是教會的“叛逆者”，一時對安臨來的斥責、非難遍及基督教界，對孤貧院的援助幾乎全部斷絕。1921年前後，孤貧院裡因傳染病流行，有幾十個孩子喪生。那些日子裡，因為缺錢買糧，孤兒們有時是吃了上頓沒下頓，只好靠野菜山果充飢。安臨來夫婦採用各種手段，向各國教友宣傳，呼籲救援。他們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貧，這時的安臨來與剛來中國時判若兩人。為了解除困境，安臨來夫婦連結婚時的戒指也賣掉了，以解燃眉之急，給飢餓中的孤兒們買米充飢。恰巧，這戒指被泰安的一位傳教士買去，他認出這是安牧師夫婦的一件信物，便又贈給了安臨來夫婦。安臨來和妻子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曾回美國進行募捐。孤貧院動員年齡稍大的孩子出院謀生，留下的孩子三個一群，五個一夥結伴在泰山上挖野菜，摘野果充飢，孤貧院缺糧斷炊，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有沒有飯吃。由於嚴重營養不良，很多孩子患了夜盲症。後來天花病又流行。安臨來從美國返回泰山孤貧院時，發現病災十分嚴重，便請來一位名叫白保羅的美國醫生辦起了醫療所，有4名護士，後增至十幾名，除了對本院人員提供醫療外，還為泰安附近民眾治病。
為擺脫困境，安臨來夫婦倆想盡辦法，採用各種手段、各種宣傳方式向人們介紹所創辦的孤貧院。他們用中英文列印書信，還將一些孤兒的身世撰寫成文，廣泛地向海內外散發；編印《收穫》、《岱聲》報刊，郵往美、英、瑞典、新加坡等國。這些國家的許多教會團體和個人，通過阿尼色弗泰山孤貧院美國芝加哥辦事處，把捐款匯往泰山孤貧院。《岱聲》第一期院聞版中登載了本院男女學生籍貫統計，孤貧子弟1007人。當時各地的一些“達官貴人、富商大賈”借遊山玩水之機來孤貧院“參觀”、“視察”，安臨來夫婦亦藉機募捐。1934年，安臨來出版了《阿尼色弗孤貧院》一書，他通俗生動流暢的文筆和登載的十幾幅照片，使該書圖文並茂，系統全面地介紹了泰山孤貧院的情況。安臨來在書中寫道：“在中國，還有更多的孤兒需要救助”，“全國各地不斷地向我們提出申請，但因資金缺乏，我們不得不告訴他們，要等待我們有足夠的資金為他們做好準備以後再到孤貧院來。”同時，他還發起了“十萬元基金募捐活動”，將精緻的《勸捐簿》送往工商界，還親自帶領顧鞠蓀、敬奠瀛等人帶著印有“善於善同”字樣的勸捐簿去南京找國民黨中央的政府大員勸捐。時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的孔祥熙、教育部長朱家驊、汪精衛，以及南京市長吳鐵城、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青島市長沈鴻烈、第十五路軍總指揮馬鴻逵與第十五路軍軍長葛光廷等人紛紛解囊，捐款從100元至500元不等。1931年，馬鴻逵來到孤貧院，安臨來陪他視察後，把《勸捐簿》擺到了馬的面前，馬鴻逵捐錢，孤貧院買了5台縫紉機，成立了第一個織衣部。
最後，是在泰山隱居的馮玉祥將軍向孤貧院伸出了援助之手。1933年的一天，馮玉祥初訪泰山孤貧院時，曾問安臨來，為什麼不在美國，而來中國泰山辦孤兒院？難道美國沒有孤貧？但是，當馮玉祥了解到這個院收容了幾百名孤兒等情況後，便漸生同情之感。他曾多次對人講：“安臨來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一個真正的慈善家。”
1934年冬天，孤貧院的齊美娥等8對孤殘青年聯合法婚，馮玉祥先生知道後，偕夫人李德全到院參加婚禮並親贈大洋90元，以示祝賀。馮玉祥先生憐助孤貧，卻不欣賞“阿尼色弗之家孤貧院”這一院名，認為此院名有濃厚宗教色彩，就與安臨來商量，建議更名為“泰山教養院”，讓這些受苦難的孤兒們在這裡得到撫養，受到教育，將來成為社會有用之人。安臨來遵從了馮玉祥的提議。
從此，馮玉祥先生倍加關懷教養院的孩子們，他還將自己寫的詩歌和一些進步書籍送給孤兒們學習、閱讀。孤兒們對馮玉祥先生在學習、生活、成長中的關心、愛護，都報以感激之情，每逢年節都派人到普照寺馮玉祥住處拜賀。馮玉祥將一對蘇州刺繡品贈給安臨來夫婦。安視為珍貴之物，讓人繡上“馮玉祥贈”的字樣，送到了美國。1935年馮玉祥離開泰山後，還繼續寄錢資助泰山教養院。
泰山孤貧院的學校教育和生計，主要靠自力更生、半工半讀以及國內外各界人士捐助來維持。其教育是採取半天讀書、半天勞動的形式。1918年正式開班辦學，當時孤貧院在當地聘請了一位名叫陳松山的老先生來執教，男女學童30多人。後隨著孤兒增多，院方又在東關柴家胡同、趙家胡同增設了西校、南校。1928年，孤貧院為擴大校舍，買了泰城東北隅的夏家香客店（原泰安師範附屬國小校址）專做男校。全院有教員多人，多系聘僱，他們中間不少教員有較高的學識，老師管維良、王宗約、顧鞠蓀等都受過高等教育，抗日戰爭時期任泰山專署專員的趙篤生，七七事變前，曾在該校任教。全院教師最多時達40多名。學生600餘人，設22個班，每班分上、下午兩部制。後期則多從本院畢業的學生中選拔學業優良者留院任教。其課程從國小到國中都是採用普通學校的教科書。
《聖經》是孤貧院的必修課，但不占用正課的時間。每天要讀半小時《聖經》，星期日作禮拜。院裡還組織唱詩班，朗唱聖詩，藉此擴大基督教義的宣傳。
泰山孤貧院從1920年至1930年這10年，是發展的10年，也是興旺發達的鼎盛期。
自1916年到1937年，安臨來夫婦為擺脫因白太理等人的攻擊而造成的困境，曾多次回到美國，向眾多的宗教人士進行廣泛的宣傳，消除了誤解，取得了宗教人士的信任和同情，並推銷孤兒們針織、刺繡產品，還募捐了善款。安臨來夫婦還邀請了部分懂技術、善經營的朋友一同來興辦實業，這不僅可以生產自救，也為孩子將來走上社會靠自己的勞動成為自食其力的人創造了條件。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他與美國芝加哥辦事處聯繫才被迫中斷。
1920年夏季的一天，孤貧院首屆學生畢業。安臨來邀請泰城各界名人和教會的頭面人物約百餘人出席畢業典禮。他親自介紹孤兒們入院後的生活、學習等情況及他們的成長過程，學生代表上台發表了畢業演說，然後照像留念。參加畢業典禮的人們通過參觀，對泰山孤貧院的撫養、教育等工作取得的成績都讚不絕口。至1934年，留院的孤兒就達五六十人。最早入院的彭鈞重、馮希泉曾任營業部、男生院的負責人；張興友長期做管理工作，曾一度任副院長，其他人有的做文書、簿記員、教員、打字員、護士等工作，繼續在院任職或服務。但是更多的孤兒畢業出院後，像他們的父輩一樣，帶著一身力氣流入社會，尋找出路。從偏鄉僻壤到上海十里洋場，從魯、冀、京津到江南塞北，戰亂與災禍之水把他們沖卷到中國的四面八方，經商的，做工的，種田的，當兵的，布道的都有。
泰山孤貧院教職員工以及孤、老、婦、幼達700人左右，安牧師是這個院的主宰者。男孩子稱他“牧師”，女孩子則要稱他“爸爸”。平時院裡規矩甚嚴，孤兒們勞動分業，上學分班，住宿分院分舍。各生產單位各班級都有人管理。孤兒們男女分校讀書，分院住宿；在禮堂集會作禮拜時，男生在左邊，女生在右邊，教職人員居中。女生院門口有人看守，不準隨便自由出入，就連星期天、節假日也不準女子外出，只有在星期六的下午，由安臨來夫婦或他們派人帶領孩子們一同上山，或到河邊玩耍。星期天、節假日男孩可以上街。每逢春節時，孩子們才能允許回鄉探望；但要求在正月十五前返回。平時家中親人來探望孤兒，都是在院門口的接待室里。至於男女婚姻，平時控制特嚴，一般23歲畢業後方許戀愛婚配，否則要受懲罰或制裁。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下，泰安師範學校、省立泰安二中的師生，罷課遊行，赴京請願，此伏彼起的學潮波及泰山孤貧院。安臨來加強了對孤兒們的管束、控制，一旦發現苗頭便下驅逐令。三天兩頭，就有孩子突然被叫進安牧師的書房，然後安臨來對孩子說：“孩子，你已經長大了，這裡還要養育比你年齡小的孤兒，現在你可以走了。願上帝保佑！”安臨來這樣不容分說地一次一次地把學生趕走，引起了廣大學生的不滿。
泰山孤貧院的發展是非常艱難的，發展最興盛的時期，是1922年前後的幾年。1922年以前，孤貧院從濟南郭天成工廠購進了織布機，辦起了織布廠，後又辦了針織、漂染、製鞋、鐵木工、土石工等生產組織和農藝場、奶牛場等。1922年前後，安臨來夫婦回到美國搞了一次募捐活動，募集到了部分資金，又招聘了一批懂技術、會經營的人入院，很快建立了各個生產組織，泰山孤貧院逐步有了發展。生產、募捐所得的款，安臨來幾乎全部用於孤貧院的擴建。1925年，孤貧院又購買了磨麵機、發電機，辦起了麵粉廠，安裝了院內的電燈和東關街的路燈。孤貧院還修建了浴室，設立了圖書室、展銷室。1928年，全院已有草屋220多間、土地36畝、織布機22台、織襪機近20台、麵粉鋼磨5台、柴油機、發電機等。全院收養人員達700人左右，公務人員150人左右，此時是泰山孤貧院的興盛頂峰時期。
1929年，魯西一帶遭受水災，災民成群結隊，流入泰安。泰山孤貧院北臨梳洗河，由於戰亂和災荒不斷，多年河道失修，夏秋雨季到來時，河水時常溢漫兩岸，淹沒沿岸百姓和孤貧院的農田，成了東關百姓的一害。逃難的災民來到泰山孤貧院後，安臨來便組織他們修整堤堰2700餘米，治理了這段河道。這一年孤貧院的人員多達1100多人。
30年代中期，由於天災人禍、國困民窮，逃荒要飯的孤兒不斷進入孤貧院，院內的生產卻越來越不景氣，各地捐款又不能及時匯到。1933年，安臨來聽說上海有條100800斤的鯨魚，便親自率人去把這條鯨魚買下，裝進一節特製車廂，沿途賣票展覽。由於政府的干涉，收入甚微，花銷又大，結果也沒賺著錢。後來又購買了電影放映機，在泰安首次放映電影。還買了一輛汽車，專門搞運輸賺錢。儘管他千方百計掙錢，但孤貧院仍然入不敷出。安臨來只好向商號富戶借貸。三分利息，利滾利，三年翻一番。孤貧院有一部分土地、房產作了抵押。至1936年累計債務達十幾萬元，在那些日子裡，討債的人天天上門催要，有的與安臨來講理，有的出言不遜，還有的又喊又鬧，安臨來如坐針氈，十分不安。有一天，他拿起筆，致函泰安縣府，聲明要去坐牢：“為了養育中國的孤兒，我欠了你們的債務，財主們催債逼得我無路可走，請給我一口監房，我去坐你們的牢！”當時的縣長派商會會長曲維堂出面協調，此事才得已平息。安臨來思來想去，不得不回美國募捐，以求償還債務。
1937年11月，安臨來夫婦經過深思熟慮的準備，帶領他的得意門生陳永年、肖樹棲（此時在濟南謀生）及肖的女兒肖美麗，回到美國。此行歷時3年時間，他們遊歷了大半個美國。
安臨來等人在美期間，孤貧院代理院長由周文英擔任，副院長由張興友、王敬靈擔任，會計由張洪範擔任，還從泰安一個教會請來一位美籍芮教士協理院事。這些人事安排，都是安臨來赴美前安排好的。1938年前夕，形勢更加緊張，日軍逼近泰安，敵機不斷來轟炸，韓復榘的軍隊更是成群結夥地潰敗下來。國民黨和部分有錢有勢的人，只顧逃命，泰安火車站貨場中有一批國民黨官僚來不及運走的麵粉，周文英、張興友得知後，發動全院大人孩子一起到貨場搬運麵粉，一夜之間就像螞蟻搬家似的，把火車站貨場的麵粉運回了孤貧院，解決了全院人冬春的口糧，大家十分高興，再不用為吃不飽肚子而擔心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募集計畫仍未完成，安臨來只好把募捐事宜交給他的辦事處代理，於1940年秋天回到了闊別3年之久的泰山孤貧院。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中美交通中斷，這時在美國募捐的匯款已無法匯至中國。同時，日軍開始驅趕在中國的美籍人員。泰安的日本憲兵隊下令驅逐安臨來夫婦。安臨來夫婦堅決不從，他對日軍回答說：“這個教養院，是我們按照上帝的旨意創辦的，歷經千辛萬苦已有30多年了，院裡的孩子們由我們撫養，這些無家可歸的、可憐的小孩子沒有我們他們怎么活，上哪裡去？現在戰爭和災害已經臨頭，我們不能舍離而去，只顧自己逃命，這樣，上帝會懲罰我的，我們要和孩子們共渡難關！”日軍憲兵怎能善罷甘休，他們三天兩頭闖進來進行搜查；日本憲兵傳訊，對安施加壓力，安臨來始終不服從。最後，日軍就派一個班衝進孤貧院，長期駐在那裡進行搗亂，並占據了孤貧院，在院中經常闖進安氏的臥室或書房，有時日本兵故意騎在懸掛美國國旗的旗桿上解小便。安臨來夫婦被搞得狼狽不堪，也只能唉聲嘆氣、哭泣或祈禱，別無辦法。
1942年夏天，日本人時常傳訊安臨來。安臨來陷入了絕望之中。安臨來的夫人有機會時便悄悄告訴年齡較大的孩子要想法投奔八路軍，參加抗戰，早日打敗日本侵略軍。這一年的8月份前後，安臨來突然病倒了，大夫診斷他患的是“中風不語”症。1942年9月5日，安臨來在泰山孤貧院的臥室里病逝，終年63歲。
安臨來病故後，一個叫石楚安藏的日本人乘機“掌管”了泰山孤貧院，逼走了該院副院長張興友、張洪範。安臨來的遺孀安美麗（亞娃·緋頓），被全副武裝的日軍強行遣送到濰縣樂道院監禁，這位年近六旬的美國婦女的境遇可想而知。1945年日本投降後，美國領事館才把她接往青島，後回美國。日本投降至1946年，泰山教養院仍在日本人委派的“院長”統治之下。是年，安臨來生前在美國芝加哥設的辦事處派羅文彬（美國人）來華整頓泰山教養院。這時安臨來生前的門生大都畢業各奔前程了。羅文彬來中國後與在濟南工作的肖樹棲聯繫後，又與在濟的從泰山孤貧院出來的學生商議，成立了“泰山教養院院務委員會”，肖親任主任委員，並決定把當時已在禹城教學的原教養院院長周文英請回復任院長，張錫珂任副院長。同年9月周文英、張錫珂先後到任。這時蔣介石發動的內戰已起，院裡的經費越來越困難，他們靠肖樹棲繼續接受美國芝加哥的“資助”。
1948年春泰安解放。同年秋濟南解放。此間，人民政府正確執行了宗教政策，並對該院給予必要的救濟和援助，院負責人員還是原班人馬。至1951年9月15日，泰安專員公署應院內廣大孤兒、職工的請求，才派工作人員接管了該院。此時全院共有170餘人，麵粉廠的發電設備已變賣給了博山煤礦，其他生產項目多停產歇業，已經到了瀕臨破產的地步。從此，該院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逐步改造、建設成一個社會主義福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