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科學主義

蜘蛛之眼，這雙閃亮亮的大眼睛是屬於蠅虎跳蛛（Phidippus audax），成年的蠅虎跳蛛平均大小大概是13-20毫米。拍攝此圖的攝影師諾亞弗拉姆施瓦茨（Noah Fram-Schwartz）在尼康（Nikon）顯微世界攝影比賽得到第三名的成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泛科學主義
• 意義：唯科學主義
• 起源：科學與玄學的論戰
• 科學派：玄學派力主劃清科學與哲學之間
• 玄學派：形塑了現代新儒學的致思方向
• 影響：推進了唯物史觀派文化哲學的發展

科玄論戰

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思想界爆發了一場引人矚目的論戰，這就是“科學與玄學的論戰”。“科玄論戰”，不僅是20世紀中國哲學論爭的焦點，而且也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中國哲學尤其是文化哲學的走向。無論是回眸20世紀中國文化哲學發展的脈絡，還是展望21世紀中國哲學與文化發展的走向，都無法迴避對“科玄論戰”這一極富象徵意義的文化哲學事件的詮釋與解讀。

爆發背景

從20世紀中國歷史的演進看，“科玄論戰”的爆發並不是一種偶然的文化現象。“五四”以來的文化論爭，為論戰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背景，而中國走向近代（或現代）的過程，則構成了其更加廣泛的歷史前提。實際上，“科玄論戰”是東西方文化論戰的繼續；以張君勱、梁啓超為代表的“玄學派”是東方文化派；以丁文江、胡適、吳稚暉等人為代表的“科學派”是西方文化派。隨著科學與玄學論戰的深入展開，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瞿秋白等相繼參加論爭，他們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對玄學派與科學派的觀點進行批評，從而形成了論戰的第三方——唯物史觀派，遂使論戰發展為玄學派、科學派、唯物史觀派三家爭鳴的格局。因此，“科玄論戰”實際上將“五四”運動以來形成的中國現代的保守主義派文化哲學（以現代新儒家為其主流）、中國現代的自由主義西化派文化哲學、中國現代的唯物史觀派文化哲學之陣營的營壘分化得更加明確。

論戰主張

玄學派

在“科玄論戰”中，張君勱的主張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力主劃清科學與玄學（人生觀）的界限；第二，反對科學萬能，而不反對科學；第三，“欲提倡宋學”。毋庸置疑，這三點對於後來的現代新儒家文化哲學的發展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首先，就科學與哲學的劃界問題而言。自張君勱在“科玄論戰”中凸現了科學與玄學（哲學）的劃界問題之後，這一問題就一直是現代新儒家文化哲學家們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從現代新儒家發展的歷程來看，在現代新儒家中心開啟性人物熊十力來看，要發展科學和哲學，就必須對它們進行劃界，區分兩者各自的對象，確定兩者不同的方法。從一定意義上說，熊十力對科學和哲學的劃界，是對“科玄論戰”的總結。此後，馮友蘭又進一步提出了一套真際與實際的理論，說明哲學與科學的關係；賀麟提出了哲學思考文化就是要研究價值問題的主張，從而在科學研究自然、哲學研究人生的基礎上，確立了文化哲學所應採取的文化——歷史方法，使現代新儒家對文化哲學問題的思考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次，對科學主義、科學萬能論的批判來說，如果說，現代新儒家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將主要的精力用來理清科學與哲學的分野這一問題的話，那么，現代新儒家的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則接續了“科玄論戰”中張君勱對科學萬能論批判的話題，從而迎合了自20世紀50—60年代以來西方已開發國家對科學主義批判的潮流，他們力圖區分“科學”與“科學主義”兩個不同的概念。牟宗三極力反對“科學一層論”和“泛科學主義”。在他看來，在“科學的‘事實世界’以外，必有一個‘價值世界’、‘意義世界’，這不是科學的對象。這就是道德宗教的根源，事實世界以上或以外的真善美之根源”。徐復觀與牟宗三一樣，也十分強調科學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區分。在他看來，價值世界比科學世界更為重要。這是因為，“科學世界，常常要在價值世界中去追溯其源泉，並反轉來成為滿足價值世界的一種手段。”因此，從根本說，人的生活的本身，不是在科學世界，而是在價值世界。價值世界是人類賴以安身立命的家園。最後，就張君勱“欲提倡宋學”的致思傾向來看，可以說，“科玄論戰”是現代新儒家發展歷程中的一

件大事，張君勱的演講以及他後來的論戰文章，從某種意義上說，形塑了現代新儒學的致思方向。

科學派

與玄學派力主劃清科學與哲學之間的界限不同，以丁文江、胡適為代表的科學派則強調科學與哲學的聯繫。然而，科學派對科學和哲學統一性的肯定，其前提是科學的泛化與實證論化，。這種出發點，使科學派常常從確認科學與哲學的聯繫，引向哲學的科學化，在對人生觀進行闡釋時，這一傾向表現得尤為明顯。通觀丁文江在“科玄論戰”中的言論，可以看出他一方面主張科學萬能，要取消玄學。他認為，說科學是萬能的，不是說科學的材料和科學的結論是萬能的，而是指科學的方法在各個領域都是普遍適用的。既然科學方法是萬能的，因此，只要將科學方法套用於人生問題，科學的人生觀就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丁文江又認為科學的性質是“存疑的唯心論”，從而給玄學留下地盤。“科玄論戰”中科學派的主張從兩個方面影響了後來的自由主義西化派文化哲學的發展。一方面，他們的科學方法泛化的主張，使得他們在處理文化的民族性與時代性關係問題時，誇大了文化的時代性，從而導致全盤西化的立場。從胡適的全盤西化到第二代自由主義的重要代表殷海光的西化論，即是明證。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胡適輩的科學主義立場受到了後繼的自由主義新生代的批評。從中國文化發展的背景來看，現代中國的科學主義，是在西方文化的衝擊下，中國傳統文化結構的崩潰，使那些曾經浸淫其中的人們產生了劇烈的焦慮與不安，所以急需一項確定的信仰來消除他們的焦慮與不安，這是中國“科學主義”興起的主要因素。林毓生特別提到胡適。過分渲染的“科學主義”是把科學當作宗教來崇拜，從而導致“科玄論戰”的結果，是流行的科學主義對科學保持的形象，不但未能提供對科學的本質及其方法更切實的領悟與理解所需的資源；相反地，它剝奪了中國公眾獲得這項領悟與理解的機會。林毓生對“科學主義”興起的原因的分析應該說是非常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科學派與玄學是在同一架構中思維的現象的確是存在的，但是，他對“科學主義”後果的分析，有誇大的成分。因為按照他的說法必然遮蔽科學派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高舉的“科學大旗的維護的積極作用。事實上，在當時中國科學十分落後、封建主義文化非常盛行的情況下，科學派反對玄學派貶低科學的方法，提倡“玄學”或“新宋學”，而主張“科學的人生觀”，無疑有利於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的思想啟蒙，這也是科學派在這場論戰中所以能得到廣大知識青年支持或同情的重要原因。

唯物史觀派

在“科玄論戰”中，儘管陳獨秀、瞿秋白以不偏不倚的姿態出現，但事實上卻充當了科學派的同路人。在科玄兩派之間，他們顯然更同情並接近科學派的立場和觀點。在論戰中，陳獨秀堅決反對張君勱、

梁啓超的觀點，同時也不同意范壽康的先天的形式說和任叔永的“人生觀的科學是不可能的”說法。陳獨秀對科學派和玄學派的批評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是，他在這次論戰中也暴露出了對唯物史觀作科學主義解釋的傾向，如他把實用主義和唯物史觀都說成是關於社會歷史的科學理論，他對唯物史觀的解釋有經濟決定論和機械決定論的傾向，他對科學之威權的強調，對科學萬能論的護衛，等等。瞿秋白在“科玄論戰”中基本上也是持科學主義的立場。通觀瞿秋白的論述，他的科學主義傾向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他否定了歷史中的偶然因素，走向了機械決定論；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因果解釋模式的泛化。同科學派一樣，瞿秋白在《自由世界與必然世界》一文中認為：“科學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釋人生觀，而且足以變更人生觀”。這顯然是把科學理性獨斷化了，從而與科學派宣稱的“科學萬能”沒有原則區別。

影響

“科玄論戰”對中國唯物史觀派文化哲學發展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在“科玄論戰”中，唯物史觀派對形形色色的唯心論、二元論和不可知論的批判，宣傳了唯物史觀，擴大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為科學地解決人生問題提供了正確的思想武器。人生觀論戰之後，馬克思主義在青年中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其二，陳獨秀、瞿秋白等人在論戰中對科學與玄學關係問題的解答，也明顯地表現出科學主義傾向。他們對科學主義思潮的支持、對唯物史觀的科學化的理解、對形上學的拒斥，構成了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種無法剔除的解釋學背景。科學主義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影響，主要積澱和濃縮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之中。這主要表現在有關價值論的問題長期處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視野之外，“實踐”範疇始終未能溢出認識論、知識論的範圍，對辯證法的唯科學主義理解，以及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長期存在以自然主義和發生學的態度糾纏在作為物質總體的自然界的“先在性”問題等等。正是這種哲學詮釋的科學主義化，從而使得作為科學指導的理論長期落在實踐的後面。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化，隨著人們對馬克思哲學再認識的逐步深入，教科書體系所代表的科學主義解釋傳統受到了質疑和挑戰，從而導致對馬克思的實踐的唯物主義的重新發現和創造性解釋，彌合了事實與價值、科學世界與價值世界兩分的鴻溝，以便應對世界範圍內的科學主義與人本主義的對峙與互動，推進了唯物史觀派文化哲學的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