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社會學導論

簡介

法律不是孤立的，它是社會的一種現象。因此要把它放到社會發展的大背景下來加以研究，並要關注法律在現實社會中的效用，這是法律社會學的理論要求。以這樣的觀點去考察中國法治社會建設與法律社會學的學科關係，可以說法律社會學在中國的興起是時代的一種呼喚。

當代中國法治之路，必須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主題相聯繫。法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它的根據存在於現實社會的運行之中。當代中國改革的歷史主題，筆者認為是中華民族在共產黨領導下自覺自動地匯入世界文明主潮流這一現代化的活動。現代化的歷史進程具有普遍性。馬克思曾經深刻地指出：自資產階級開拓了“世界市場”的時期起，人類歷史便開始從“史前歷史”過渡到真正的人的歷史，從“民族歷史，，過渡到“世界歷史”。現代化從少數地區和國家向世界幾乎所有地區和國家的推進，是一種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生活在同一時代的世界各個民族和國家，無論其歷史和社會背景如何，無論其自身處於怎樣的歷史發展階段和社會制度中，都不能始終游離於現代化的世界進程之外，最終都要走向現代化的道路。

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即現代化發生的根據歸根結底在哪裡。其實，從本質上說就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的發展給人類的生活帶來的變化。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這樣指出：這種生產方式的基礎，不是為了再生產一定的狀態或者是擴大這種狀態而發展生產力，相反，在這裡生產力是自由的、毫無阻礙的、不斷進步的和全面發展的本身就是社會的前提，因而是社會再生產的前提，在這裡惟一的前提是超越出發點。因為商品經濟不是為了自給自足，生產者的生產並不是為了使用價值，而是為了生產交換價值，進而獲得剩餘價值。這就必然會產生一種無止境的追求發財致富的欲望，這種欲望推動著人們力圖無限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並使之成為現實。同時，在商品經濟中，由於價值規律的作用而產生的競爭關係，作為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也迫使每個社會主體不斷提高生產力，在這個過程中，當然要藉助於科學技術，不斷改變生產條件，但它隨之帶來的是人們具有全新意義上的生活方式：人的獨立性、知識性、民主精神、法治及城市生活等，這些表征現代化的成分有了現實的根據。

法治是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國家有法律，但它並不一定實行法治，做到依法治國。法治概念的內涵最為根本的就在與民主的緊密結合，其精髓是把法律從作為國家或政府對社會的統治手段和統治工具，轉變為約束政府權力、有效地治理社會從而使國家權力服務於社會公眾的共同意志即法的權威。實行法治是一個國家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要求。但這個過程不會自然生長，需要不斷進行法制的變革。由於不同民族或國家法制現代化過程中的歷史起點不同，其法治的發展或歷程也就自然不同。傳統中國的法以皇權為中心，以“重刑輕民”為表征，這個特殊的歷史起點，對社會主義中國法制的建設以極為深刻的影響，在歷史的過程中我們經歷了不少曲折和反覆。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此有很清醒的認識。他指出，由於中國封建制度的歷史較長，封建主義影響根深蒂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我們進行了三十八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推翻了封建主義反動統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徹底的。但是，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餘影響這個任務，因為我們對它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以後很快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所以沒有能夠完成”。“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重視”。封建主義殘餘深深地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也侵蝕著中國法律領域和法律文化的社會根基。鄧小平還從“文化大革命”以及現實生活中存在的特權現象，論證了必須加強法制來加以克服。他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大搞特權，給民眾造成很大災難。當前，也還有幹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僕，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權，“特殊化，引起民眾的強烈不滿，損害黨的威信，如不堅決改正，勢必使我們的幹部隊伍發生腐化。我們今天所反對的特權，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在法制和制度之外的權利。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制度問題，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這方面的思想、觀點，鄧小平曾反覆加以闡明和強調，這說明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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