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華北平原西部邊緣，太行山脈東麓，省會石家莊南51公里處。縣境北靠元氏縣，南接臨城縣，西臨贊皇縣，東與趙縣、柏鄉縣毗連。南北長16．5公里，東西寬23．75公里，總面積211平方公里，素稱蕞爾。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河北石家莊高邑
- 行政區類別：石家莊下轄縣
- 所屬地區：中國華北
- 電話區號：（+86）0311
- 地理位置：華北平原西部邊緣
- 面積：211平方公里
- 人口：143498人
- 氣候條件：溫帶季風氣候
地理,歷史,
地理
高邑，位於華北平原西部邊緣，太行山脈東麓，省會石家莊南51公里處。縣境北靠元氏縣，南接臨城縣，西臨贊皇縣，東與趙縣、柏鄉縣毗連。南北長16．5公里，東西寬23．75公里，總面積211平方公里，素稱蕞爾。
縣境地處北緯3733’～37‘42，、東經114‘26，～114~43，之間，屬暖溫帶半濕潤地區，大陸性季風氣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氣溫12．6℃，年平均降水量513．1毫米，平均風速2．5米/秒，年日照總時數2615．5小時，無霜期194天。
高邑歷史悠久，設治亦早。據北瀆鳳凰山出土石斧考證，新石器時代境內已有人類繁衍生息。周為并州地。春秋屬晉，稱郎。秦屬巨鹿郡。東漢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光武帝詔改部為高邑。此後，多隸趙州。民國2年(1913年)廢府州制，遂直隸於省。建國後屬河北省石家莊地區。1986年底，全縣設8鄉1鎮，107個行政村，共34001戶，143498人。其中農業人口134722人，占全縣總人口的93．9%；非農業人口8776人，占總人口的6．1%。
境內地勢平坦，“山河雖無要衝，原陸堪為繡壤”。1986年，全縣可耕地25．3萬畝，76．6%的土壤為壤土和輕壤土，少量沙壤土，且土層較厚。可灌地24．5萬畝，占總耕地面積的96．8%，少雨年份，亦能保收。盛產小麥、玉米、穀子、高粱、甘薯、棉花、花生和多種瓜果。歷史上亦不乏“二麥大熟”、“秋稼豐稔”之年，在趙州所領諸縣中“頗稱殷富”。
歷史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縱貫縣境的京漢鐵路(今京廣鐵路)通車後，昔日的“荒僻寂寞之區，漸成肩摩轂擊之地”，許多外縣籍人相繼到高邑火車站和縣城內租地經商。交通商業的發展，提供了較多的謀生途徑，許多為貧困所迫的外縣人亦紛紛舉家遷居高邑。即使在日軍侵華時，高邑仍以優於他縣的生存條件為這些人提供了一隅喘息之地。民國20年(1931年)至30年的十年間，全縣淨增7588人，其中僅火車站、五百村和城內三地就增加4804人，占全縣淨增總人口的63．3%。三地所增人口中的80%則是由外縣遷徙而來。解放後，仍有不少人陸續遷來。
20世紀以前，高邑“僻在孔道之西”，離京出巡和過往的政要很少臨境，迎送應酬等務及兵事滋擾均較少，境內曾出現過一段較長的安定時期。民國以後，軍閥混戰，京漢鐵路的通車，也給高邑人民帶來了災難。14年(1925年)至20年，先後有11支不同派系的軍隊在高邑駐屯或從高邑過境。各系軍隊竟相派款派糧、徵兵抓夫、濫索無度。軍閥混戰，導致政治腐敗，官場混亂，縣署之中頻繁易主，形同走馬。26年日軍侵占高邑。八年之中，燒殺搶掠，製造慘案數起，又使縣內山河破碎，人民備遭塗炭。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高邑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鬥爭，終於同全國人民一道，推翻了三座大山，贏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翻身解放,成為國家真正的主人。
新中國成立後，全縣人民即迅速轉入經濟的恢復建設。但是，20世紀以前，高邑長期處於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狀態中，除大災之年，尚無難以生存之虞，加之統治階級的封建思想教化和高壓政策，遂使縣民“安於耕稼”，影響了經濟的均衡發展。長時期內，除傳統的農業自然經濟外，其他經濟成份基礎十分脆弱甚至一片空白。民國以後，又由於時局動盪、政令蕪雜和日本帝國主義長達八年的鐵蹄蹂躪，民眾的精神飽受創傷，以致在新的歷史時期，不論是對具有進步意義的社會變革還是對倒退意義的社會動盪，往往表現出一種沉重的惰性。傳統的保守思想經長期的歷史積澱形成的沉重思想因襲以及在社會變動面前所固有的惰性，已經嚴重窒息了高邑人民的開創精神和進取意識，所以，要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高邑人民必須首先經歷一場思想觀念的痛苦轉變和經濟上艱難的爬坡。
在建國後的近四十年中，中共高邑縣委、縣政府領導全縣人民，進行了一系列的生產關係變革，堅持進行長期的艱苦細緻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消除舊社會遺留給人民的思想痼疾，雖經歷了多次失誤和挫折，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仍取得突破性的發展。1949年全縣工農業總產值僅為1445萬元，1986年上升到15891萬元，增長近10倍。1986年全縣國民收入8797萬元，人均615元，亦分別比1980年的4432．2萬元、339元增長98．5%和81．4%。
建國後的經濟恢復時期，1952年因重大自然災害無可比基礎，截止到1951年，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446萬元，年均遞增14．9%，發展速度較快。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完成了對農業、工商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國民經濟納入了社會主義的發展軌道，至1957年達2538萬元，比1953年淨增667萬元，四年平均遞增率為7．9%。第二個五年計畫初的“大躍進”、“大煉鋼鐵”和嗣後建立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超越了生產力的發展，違背了客觀規律，使各業均受挫傷。1960年後，又連續三年遭受旱災，其間，雖貫徹執行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但1962年的工農業總產值仍跌落為1802萬元，比1957年下降29%，低於1951年的水平。1963年因水災繼續大幅度滑坡，至1965年方恢復上升到3061萬元。由於可比基數降低，故增長幅度顯著，三年平均遞增率為19．3%。第三個五年計畫期間，正值“文化大革命”動亂時期，黨政機構癱瘓，全縣處於無政府狀態，生產受到嚴重干擾，年均遞增率僅為2%。1971年中共高邑縣委恢復，在第四個五年計畫期間，先後貫徹執行了國務院《一九七二年全國計畫會議紀要》和國家計畫委員會《關於堅持統一計畫，加強經濟管理的決定》等檔案精神，以及1974年以後中共中央關於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對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干擾破壞予以抵制，使工農業總產值的年平均遞增率又上升到10．4%。1976年10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高邑人民面對歷史巨變，經歷了一個驚愕、惶惑、思索的思想成熟過程。由於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及時召開，系統地進行了撥亂反正，糾正“左”的錯誤，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故仍在第五個五年計畫期間取得工農業總產值淨增1139萬元、達到6659萬元的較好成績，年均遞增3．9%。從1979年開始，中共高邑縣委即積極貫徹執行“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方針，並幫助民眾在儘快理解和接受後轉為具體的實踐。1979年和1981年分別在農業和工業戰線試行經營承包責任制，又分別於1983年和1984年進行了完善和鞏固。在繼續加強農業基礎的同時，工業方面從注重企業的增長逐
漸轉向注重經濟效益的增長，使工農業得到了持續、穩定和較為協調的發展。1986年工農業總產值達15891萬元，比1980年增長9232萬元，年均遞增15．6%。
高邑，長期以糧棉種植為主。但在解放前，由於受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縛和科學水平低下的限制，農業優勢一直未得到充分的發揮。建國後，全縣人民逐步改進耕作制度，增加各種農機具，實行科學種田。70年代，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進行了大面積的農田基本建設，平整土地，規劃道路，廣植林木，基本實現了園田林網化，有效地改善了生產環境。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推行以家庭經營為主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克服分配上的平均主義，符合了廣大農民的利益和願望，客觀上也與縣內農民潛意識中的以農為本思想相吻合，故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熱情和投入熱情，使促進農業發展的“軟體”和“硬體”等生產條件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1986年，全縣共有農用機井3408眼，平均單井灌溉面積70畝。農用動力機械10296台，農業用電1629．1萬度，占全縣總用電量的48．3%。耕作、收穫、灌溉機具8676台(件)，植保器械20465架。每畝施用化肥總量94．5公斤。
1949年，農業總產值1400萬元，占工農業總產值的97%。其中種植業1143萬元，又占農業總產值的81．6%，林、牧、副業均十分薄弱。此後近四十年間，除第二個五年計畫期間直接關乎農業的“大躍進”、“大辦食堂”對農業造成衝擊，以及1960年後連續四年的自然災害使農業明顯減產外，其他時期一直呈持續、穩定的發展狀態，其中尤以70年代後的糧食生產顯著。1970年畝產上“綱要”(即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發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規定的黃河以北地區糧食畝產達到200公斤以上的指標)，1972年過“黃河”(畝產250公斤)，1976年跨“長江”(畝產400公斤)。但由於50年代末浮誇風的影響，其後糧食徵購指標定得偏高，為同時保證社員口糧，在1978年以前，過多注意了糧食生產，而使棉花生產徘徊不前。80年代後，開始調整農業種植結構，努力向平衡發展方面靠攏。1986年，農業總產值8187萬元，分別比1949年和1978年增長4．8倍和95．8%。占工農業總產值的52%，仍居全縣國民經濟中之重要地位。其中種植業占農業總產值的62．8%；副業增長較快，占農業總產值的24．5%；林、牧業仍為弱項。糧食畝產608公斤，總產10676．6萬公斤，分別比1949年增長5．1倍和5．4倍；比1980年增長50．7%和61，2%。1953～1986年，全縣共向國家交售商品糧50619萬公斤，平均每年1488．79萬公斤。按農業人口計，1986年人均貢獻181公斤，分別等於1953年77．5公斤、1978年123公斤的2．3倍和1．5倍。
高邑工業在建國前基礎十分薄弱，幾屑空白。1949年工業總產值僅45萬元，占全縣工農業總產值的3%。1954年，始於棉花加工廠開始機器生產。但此後很長一個時期，全縣指導經濟工作的主導思想仍建立在發展農業的基礎上，直至1970年，全縣各種體制工業企業方達24家，工業總產值757萬元，占工農業總產值的22%，比例仍較小。且多數企業是圍繞支農而建或以農產品為生產原料。此類企業1970年的產值占該年全縣工業總產值的77．4%，而棉花加工廠和糧食加工廠兩廠的產值即占總產值的55%，使縣內工業嚴重受制於農業。產品檔次亦較低，難於多品種、大批量推向縣外市場。70年代，工業有了較大發展，至1980年，經新建、過渡，工業企業達到41家，並初步有了幾個地域外向型企業。但由於縣小資金不足，企業難以形成相應的規模。即從18家縣屬企業1986年的固定資產來看，400萬元以上的1家，200—300萬元的3家，100～200萬元的4家，余皆不足100萬元，最少的僅0．8萬元，
故很難產生規模效益。80年代後，企業逐步改單純生產型為生產經營型，並普遍推行經濟責任制。在思想觀念上，努力與時代的改革潮流保持同步。同時，由於農業改革的成功，圍繞農業的一批機械、化學和糧棉油加工等企業活力增加。以毛紡廠、五金廠為骨幹的幾個地域外向型企業亦走過了初建奠基階段，生產能力得到了較充分的發揮。鄉村(鎮)及個體工業逐步增長，全縣工業生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1986年，全縣各種體制工業企業301家，從業人員達到12780人，占全縣總人口的8．9%。固定資產原值總額2549．27萬元。總產值7704萬元，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例上升到48%，比1949年提高了45%。絕對值等於1949年的171．5倍，1978年的3．8倍。
高邑土著人的經商意識歷來淡薄。京漢鐵路通車後，大批外縣籍經商者湧入，活躍了高邑市場，促進了城關鎮集日的發展，形成了高邑“小縣大集”的特殊現象。同時，對本地人的經商意識和逐步參與也起到了很大的帶動作用。至日軍侵占前，高邑一度呈現“商賈雲集、行旅熙攘”的繁華景象。在經營商品中，糧棉漸成大宗。民國30年(1941年)，在城關和車站101家商號、貨棧中，棉店45家，糧店9家，共占總數的53．5%。高邑成為周邊縣主要糧棉集散地之一，促進了高邑及周邊縣農業的發展。但高邑商業基礎終屬脆弱，發展較晚，其間又飽受戰亂影響，至解放前，向無富商巨賈。1952年劃定階級成份時，均定為私營商業戶或小商販。建國後，商業發展較快。1986年，全縣社會商品零售總額4549萬元，等於1955年463萬元的9．8倍。然而，由於商業長期在計畫調撥的單一渠道中運行，故縣人本來淡薄的經商意識失缺了經受進一步陶冶的環境和機會。80年代後，在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全縣人民重新開始了積極的探索。
高邑地靈人傑。在長期的較安定的社會環境中，縉紳之家多耕讀相兼，自南北朝始，人文迭起。李融、眭寂、李桔、李素立等家族，還曾有過幾代數人先後供職於彼時中央王朝的輝煌歷史。其中不乏廉吏良將。唐代李素立，歷任要職，均為官清介，公正無私，死後，高宗特廢朝一日，以示懷念。明代趙南星，官至吏部尚書，一生嫉惡如仇，三次仕途受挫，尤不失剛直不阿之風骨。清代，有婦科良醫呂文炳等，令縣民引為自豪。民國時期，宋文華等一些有識之士身體力行，創辦學校，以期人才重新蔚起。但真正的普及教育，注重人才，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才變為現實。1986年，全縣有高中2所，國中17所，國小102所，在校學生19466人，比1949年增長2．6倍。中國小教師1458人，等於1949年140人的10．4倍。1950—1986年，共向大中專院校輸送了2671名合格學生。
解放前，高邑雖一度是為外邑人所稱羨的“富足”之鄉，但所謂“膏腴”之地悉被剝削階級所占有，堪稱“殷富”的也只是少數豪門和新舊權貴，廣大人民民眾卻只能常年糠萊充糧，難以果腹。建國後，人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86年，全縣農民人均收入490元，分別等於1957年和1978年的7．6倍和4．9倍；人均口糧386．5公斤，分別等於1957年和1978年的2．1倍和1．4倍，細糧占80%；人均住房16．5平方米，價值767元；每百戶擁有電視機47台，洗衣機19台，電風扇11台，錄音機6台，腳踏車143輛，縫紉機87台，手錶120隻；城鄉居民儲蓄餘額4187萬元，分別比1978年的248．5萬元和1980年的461萬元增長15．8倍和8．1倍。
高邑憑藉農業和交通優勢，過去已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發展，但是，在改革開放逐步深入的新形勢下，她將面臨一系列新的嚴峻考驗。
一、農業人均土地逐步減少，水資源告匱已露端倪，原有優勢正在減退。隨著周邊縣及多數地區交通條件的日趨改善和提高，高邑的交通優勢也將逐步弱化。
二、由於起步較晚，基礎薄弱，工業結構不盡合理，產品檔次及技術含量均較低，升級換代困難，難於占領更廣闊的市場。
三、由於觀念滯後，守成型思維方式限制，加之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夠完善，農業還未脫出高投入、低質量、低效益的巢臼。鄉鎮企業和個體經濟成份在全縣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還很小。
四、作為內陸小縣，資金薄弱，靠自身積累作存量調整或增量調整相當困難。
五、作為經濟發展的主動因素——一批具有領先意識的企業管理隊伍和高水平的操作工人隊伍尚未形成。實用技術人才缺乏。
好在人民對由於歷史原因所造成的底子薄、起步晚、基礎差等不利經濟狀況已有切膚之痛感，對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追趕改革開放的潮流表現出強烈的願望。但是，要把意識的自覺變為實踐的自覺，既大膽而又儘量少嗆水地步入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深海，還需要輿論超前引導。要使導向輿論以及各項旨在深化改革的方針政策產生最強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加強各級公務人員的廉政建設、樹立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