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Tutu，1931— ），1986年當選聖公會開普敦大主教（南非聖公會最負盛名的職位，是南非首位黑人大主教），1995年領導“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促成南非的轉型正義與種族間的和解。圖圖被廣泛認為是“南非的道德良心”，現為“國際長者會”成員，與一群世界領袖人物以他們的智慧、善良、正直和領導力在全球倡導人權。 1984年，圖圖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2009年，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美國授予平民的高榮譽）；2013年，獲鄧普頓獎。
江紅，國際口譯員協會（AIIC）資深會員，曾在聯合國任職多年，現於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系任教，譯有《游移的湖》等多部作品。閻克文，現為山東大學當代社會主義研究所兼職教授，譯有《韋伯政治著作選》、《經濟與社會》等多部著作。兩位曾合譯沃爾特·李普曼的名著《公眾輿論》。
理想國譯叢之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精彩書評,目錄,前言/序言,
內容簡介
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成立是件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國際事件。從未有哪個國家嘗試過以這樣的方式完成從獨裁到民主的轉變，那就是在揭露昔日壓迫者暴行的同時又與其達成和解。這場史無前例的療救祖國運動的中心人物，是被納爾遜·曼德拉總統提名為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的德斯蒙德·圖圖大主教。隨著委員會報告的最終出版，圖圖大主教向人們奉獻了他在引領南非走出痛苦經歷的過程中所獲得的深邃智慧。 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中，圖圖認為否定歷史的做法並不能實現真正的和解。但如果國家“復仇心切”，要達成和解也並非易事。圖圖沒有重複關於寬恕的陳詞濫調，卻表現出一種無畏的高貴精神，即在承認人與人之間所能施加的恐怖的同時，仍然保留了一份對於和解的理想情懷。圖圖以其數十年任職經驗所擁有的明晰思路，向讀者展示了怎樣以真誠和理解的心態去建設一個更新、更具人性精神的世界。
《理想國譯叢001：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另配有14幅精選的圖片。
精彩書評
★本套譯叢關注轉型正義，集中譯介了圖圖大主教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薩克斯的《斷臂上的花朵》以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且當是轉型期南非的“和解三部曲”。……倘若讀者能夠靜心閱讀並體會箇中精義，並讓它們長存於心，這也算是譯介者為這個國家播撒一些面向未來的種子，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寬闊前景。
——熊培雲
——熊培雲
★一個新政權誕生之時，有時會發生大清洗，通過流血與恐怖，使對手或反對派屈服。而在南非，我們看到的，是另一種大清洗，是讓每一個造惡者與受難者，都獲得心靈上的洗禮。看起來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解，實質則是一個人與自己和解，征服自己內心中的魔性，恢復人性。通過當事人對真相的還原，通過懺悔與寬恕，使每一個人獲得解脫與新生。“用特赦換取真相，用真相換取和解”，這就是南非偉大的政治創舉。
——吳祚來
★我對把過去掃入角落視而不見的做法是否合適表示懷疑。過去的從來就沒有過去。它們有種怪異的力量，能夠重現並長久縈繞在我們心頭。我們在南非就有這種感受。
他們寬恕罪惡、放棄復仇的意願實在令人敬佩。他們把自己從受害者的狀態下解放出來，不再心懷怨言、死抱住創傷不放，從而開創出嶄新的人際關係。他們給予罪行的製造者以機會，從內心的愧疚、憤怒和恥辱中解脫出來。這樣便形成了雙贏的局面。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做法，像中東所發生的衝突正是這樣極具破壞性。這樣做和平和安全不可能真正到來。復仇和暴力只能生髮出更多的復仇和暴力。
★中國如果能夠妥善處理往昔的痛苦，就會成為一個更加偉大的國家。沒有寬恕，真的就沒有未來。
——德斯蒙德·圖圖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把我們所有人都放到了聚光燈下。在那些聽證會上，德斯蒙德·圖圖表達了我們共同的痛苦和悲傷，也傳遞出我們對未來的希望和信心。……圖圖大主教是一個用語言和膽識鼓舞整個國家的人，他使人民在最黑暗的時刻重新燃燒起了希望的火焰。
——納爾遜·曼德拉
目錄
【導讀：修復未來】/ 熊培雲
【中文版自序：過去的從來就沒有過去】/ 德斯蒙德·圖圖
第一章：轉折點
第二章：紐倫堡還是全民遺忘？——第三條道路
第三章：時機已到
第四章：何謂正義？
第五章：開始行動
第六章：受害者，抑或倖存者的國度？
第七章：“我們確想寬恕，但不知寬恕誰”
第八章：“我感到如重見光明一般”
第九章：我為什麼做這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第十章：“我們原來不知道”
第十一章：沒有寬恕，真的沒有未來
【致謝】
【後記：吸塵器與洗碗機】
【譯名對照表】
【中文版自序：過去的從來就沒有過去】 / 德斯蒙德·圖圖
前言/序言
上世紀80年代末我訪問偉大的中國時，就被中國人民的勤勞刻苦深深地打動了。譬如為了工作，工人們到晚上還在探照燈下忙碌於建設工地上。更使我感動的是中國人民的慷慨大方，這從我和妻子得到惠贈的禮物上就可以感受得到。但我在其他方面也體會到了這種大度。我了解到日本人曾經在南京犯下的殘暴罪行，然而向我描述那些恐怖事件的人卻並未心懷怨毒和仇恨。我還耳聞了在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駭人暴行。但那些身受其害的當事人卻再次讓我驚訝萬分，他們在敘述往事的時候並未表現出怨恨或報復的情緒，儘管他們曾無端遭受過來自同胞的無法言傳的傷害。我要向他們的寬容大度表達我的敬意。
但我卻不能肯定，在最終的意義上這就是邁向未來的最好途徑。我對把過去掃入角落視而不見的做法是否合適表示懷疑。過去的從來就沒有過去。它們有種怪異的力量，能夠重現並長久縈繞在我們心頭。我們在南非就有這種感受。英國人和布爾人曾試圖欺騙自己，在上上個世紀之交的布爾戰爭中仿佛什麼也沒有發生，而當時英國人把很多布爾人婦女和兒童都送進了他們發明的集中營。雙方後裔表面上友善相處，然而不斷發生的事端卻表明，這種友好只是一種假象。一位年輕的布爾人小伙子告訴我，無論何時聽他祖母講述那場戰爭，他都義憤填膺，隨時準備再打一次布爾戰爭。他們需要有一天通過恰當的途徑最終與這段歷史告別。
我們在自己國土上的經歷令人寬慰。人們表現出真正高尚的寬宏大度。他們寬恕罪惡、放棄復仇的意願實在令人敬佩。他們把自己從受害者的狀態下解放出來，不再心懷怨言、死抱住創傷不放，從而開創出嶄新的人際關係。他們給予罪行的製造者以機會，從內心的愧疚、憤怒和恥辱中解脫出來。這樣便形成了雙贏的局面。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做法，就像中東所發生的衝突，是如此的具有破壞性。這樣做，和平與安全不可能真正到來。復仇和暴力只能生髮出更多的復仇和暴力。
我理解中國人出於傳統文化中保護面子的需要，對道歉可能感到為難。但是，夫婦之間發生爭吵時會出現什麼情形呢？難道他們不會和好嗎？難道道歉的一方會有失面子嗎？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的關係就不妙了。願意道歉和寬恕的人是堅強而非軟弱的人。納爾遜·曼德拉是軟弱或無足輕重的人嗎？
中國如果能夠妥善處理往昔的痛苦，就會成為一個更加偉大的國家。沒有寬恕，真的就沒有未來。 （魯剛 譯）
但我卻不能肯定，在最終的意義上這就是邁向未來的最好途徑。我對把過去掃入角落視而不見的做法是否合適表示懷疑。過去的從來就沒有過去。它們有種怪異的力量，能夠重現並長久縈繞在我們心頭。我們在南非就有這種感受。英國人和布爾人曾試圖欺騙自己，在上上個世紀之交的布爾戰爭中仿佛什麼也沒有發生，而當時英國人把很多布爾人婦女和兒童都送進了他們發明的集中營。雙方後裔表面上友善相處，然而不斷發生的事端卻表明，這種友好只是一種假象。一位年輕的布爾人小伙子告訴我，無論何時聽他祖母講述那場戰爭，他都義憤填膺，隨時準備再打一次布爾戰爭。他們需要有一天通過恰當的途徑最終與這段歷史告別。
我們在自己國土上的經歷令人寬慰。人們表現出真正高尚的寬宏大度。他們寬恕罪惡、放棄復仇的意願實在令人敬佩。他們把自己從受害者的狀態下解放出來，不再心懷怨言、死抱住創傷不放，從而開創出嶄新的人際關係。他們給予罪行的製造者以機會，從內心的愧疚、憤怒和恥辱中解脫出來。這樣便形成了雙贏的局面。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做法，就像中東所發生的衝突，是如此的具有破壞性。這樣做，和平與安全不可能真正到來。復仇和暴力只能生髮出更多的復仇和暴力。
我理解中國人出於傳統文化中保護面子的需要，對道歉可能感到為難。但是，夫婦之間發生爭吵時會出現什麼情形呢？難道他們不會和好嗎？難道道歉的一方會有失面子嗎？如果他們不這樣做，他們的關係就不妙了。願意道歉和寬恕的人是堅強而非軟弱的人。納爾遜·曼德拉是軟弱或無足輕重的人嗎？
中國如果能夠妥善處理往昔的痛苦，就會成為一個更加偉大的國家。沒有寬恕，真的就沒有未來。 （魯剛 譯）
導 讀 修復未來
熊培雲
每個國家在其轉型過程中都會有些靈魂式的人物。南非何其幸運！1991年，白人作家納丁?戈迪默女士因為反種族隔離作品《七月的人民》獲諾貝爾文學獎。1993年，黑白雙星曼德拉和他的政治對手德克勒克作為促進族群和解的典範，一起走上諾貝爾和平獎領獎台。而在此前近十年的1984年，本書作者圖圖因為反對種族隔離而成為南非首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並於次年成為南非開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
幾年前我在台灣旅行，在書店裡偶然讀到圖圖大主教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一時感慨萬千。我一直以為，中國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它包括生命意義、自我價值、自尊、愛與同情、信仰，它主要涉及的是自己與自己的關係，即你要把自己帶到哪裡去。當然它也包括我們如何在寬恕他人的基礎上保全自己。人的教育面對的不是幾個簡單的群己權界的概念，但它們是所有權利觀念的起點。好社會同樣不會從天而降，它需要有針對人與制度的雙重建設。而我有幸在圖圖大主教的書里看到了這種雙重努力。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著重探討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歷史使命。這同時是一本悲欣交集的書，很多細節在我讀後一直難以釋懷。
書中講到一個悲哀至極的故事，並由此質問—為什麼那個開普敦年輕人被處死並就地焚燒後，殺害他的四個人竟然能夠一邊翻動火堆里的屍體，一邊坐在旁邊心安理得地吃燒烤？他們如何回到家裡擁抱自己的妻子，參加孩子的生日聚會？
至於喜極而泣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圖圖大主教第一次去古古樂圖參與投票時的情景：
期盼已久的時刻終於到來了，我折好手中的選票，投進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來：“好啊！”我感到暈眩，如同墮入情網的一剎那，天空變得更藍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煥然一新，如同脫胎換骨一般。我自己也脫胎換骨了。簡直像夢境一樣。我們真擔心會被從夢境中喚醒，睜開眼時又回到了種族隔離的嚴酷現實中……
這是一種令人歡笑又禁不住流淚的感覺，它讓我們歡欣雀躍，手舞足蹈，又讓我們不敢相信這一切真的發生了，害怕這一切會煙消雲散。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徹底打敗納粹和日本人後勝利者在歐洲勝利日和抗日勝利日的感受，人們從村莊、鄉鎮、城市衝上街頭，和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擁抱、親吻。這就是我們的感受。（第3—5頁）
南非民主化與種族隔離政策的廢除讓被壓迫的黑人實現了政治上的“南非夢”。然而，對於這個國家來說接下來最緊要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重建，即如何促成族群之間、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寬恕與和解，讓南非從種族隔離的傷害中復原而不是冤冤相報。圖圖大主教深刻地認識到潛在的危險，他擔心新生的南非因為受害者對加害者的清算重新倒在廢墟里。如果仇恨和清算注定只能將新南非變成一座新的廢墟，那么寬恕與和解就不僅不是軟弱，而且是另有廣闊前途。
圖圖大主教的這種憂慮及其遠見，與曼德拉不謀而合。曼德拉後來在他的自傳《漫漫自由路》中，也特別回憶到自己走出監獄並當選南非首位黑人總統後的心路歷程—南非絕不能撕裂，重演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戰爭。你若真心熱愛自由，就必須在拯救受害者的同時，也拯救加害者。因為在一種罪惡的制度下，加害者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囚徒。
“人們只記得恨是愛的鄰居，卻忘記了愛也是恨的鄰居”—後德克勒克時代的南非精英打破了這古老的詛咒，他們棄絕了冤冤相報，而是選擇了寬恕與和解。在這個已然千瘡百孔的國家，他們試圖以修復未來的明辨是非取代你死我活的黑白分明。經過漫長的討論，南非最終沒有選擇紐倫堡審判的模式，也沒有選擇全民遺忘，而是走了第三條道路。依據1995年《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南非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以真相換自由”讓南非因此“避免了紐倫堡審判和一攬子大赦（或全民遺忘）的兩個極端”。從1996年開始，在圖圖大主教的主持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通過當事各方提供證言，就1960—1994年期間南非人權狀況還原歷史真相，既揭露了種族主義政權虐待黑人的罪惡，也不迴避非國大等黑人解放組織的暴力活動曾經迫害反對派、侵犯人權的問題。每個參與迫害行動的人都必須單獨提出申請，並接受一個獨立小組的審查，由它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獲得赦免的苛刻條件。這第三條道路就是赦免具體個人的罪責，以換取對與赦免相關的罪行的完全披露。用圖圖的話說，這也是一個“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以可能獲得自由之胡蘿蔔換取真相，而大棒則是已捉拿歸案的將面臨長期監禁，仍逍遙法外的則面臨著被捕、起訴和牢獄。（第34頁）
種種質疑也隨之而來。一個惡人僅僅因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就可以溜之大吉？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成立是否道德？大赦是否有違正義？這些也都是作者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一書中著重探討的問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圖圖在書中特別對比了兩種司法的區別：
在懲罰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中，毫無人情味的國家在施行懲罰時幾乎不為受害者著想，更不要說為罪犯著想。與此相比，在非洲的傳統法學中還有一種恢復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後者關注的重點不在報復或懲罰，而是本著烏班圖精神（Ubuntu），努力療治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這種司法力圖救助的不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們應該得到機會重新融入因其行為而被傷害的社會中。
在圖圖看來，烏班圖精神是非洲傳統文化的精髓。一個有烏班圖精神的人，必定慷慨、好客、友善、關懷他人且常有憐憫之心。在烏班圖精神的感召下，人們相信即使種族隔離的支持者，也是其實施和狂熱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相信無論加害者願意與否，他在實施加害時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而真相同樣是重要的。寬恕並非不問是非。促成南非族群和解的另一位關鍵性人物是大法官薩克斯。有關他“溫柔的復仇”的故事，可以較好地說明這一切。
薩克斯是猶太裔南非白人，他曾經因為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而付出巨大的代價。1988年4月7日，早在他流亡國外的時候，被南非政府派出的恐怖人員設定的汽車炸彈奪去了一條胳膊和一隻眼睛。儘管如此，在就任南非大法官後，他仍是寬恕與和解工作的重要推動者。條件是，作惡者必須說出真相。
當年意圖謀害他的特務亨利在取消種族隔離政策後，曾經失魂落魄地找到薩克斯。兩人雖談了許多，但薩克斯對亨利說：“除非你到真相委員會說出一切，否則我不會與你握手。”事隔多日，兩人在一次宴會上偶遇。當亨利表示自己已經前往真相委員會坦白一切，並希望能有機會與薩克斯握手時，薩克斯便立即答應了他。
這是一個暗含隱喻的姿勢—薩克斯沒有用倖存的胳膊為失去的胳膊復仇，而是用它握住敵人的手。據說，亨利離開宴會回家後痛哭了兩個星期。這個細節不得不讓我們重新回到圖圖對人性與道德的理解—這個世界是有道德存在的，儘管所有證據顯示出的，可能是個相反的世界，但邪惡、不公、壓迫和謊言，絕不會是世界最後的歸宿。
薩克斯同樣注重修復的價值。在《斷臂上的花朵》一書中記錄了阿扎尼亞人民組織案，回答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否違憲的問題。南非憲法法院否決了阿扎尼亞人民組織的質疑，相關結語明確指出應對那些作惡者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換取他們提供有關過去的真相。另一方面，制憲者的選擇是為了讓國會能夠促進“社會的重建”，其過程中有個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復”。為了達到修復的目的，國家在思考各個衝突的利益的同時，也會考慮那些在過去非常時期中，基本人權受到侵害的受害者與家屬的“被忽視的痛”。
事實上，寬恕加害者也並不意味著對受害者的完全忽視。圖圖認為寬恕在要求受害者放棄向罪犯討還血債的同時，也有可能解放受害者。所以，“真正的寬恕要了結過去，了結全部的過去，使未來成為可能。我們不能以無法再代表自己說話的人們的名義，冤冤相報”。如果一個人死抱著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隸。這種精神上的持久的加害，有時並不亞於他曾經受到的傷害。就像我在解讀影片《天堂五分鐘》時所揭示的，復仇者未必能獲得大仇得報時的“五分鐘天堂”的快感，卻嚴嚴實實地將自己的一生推進了擠滿仇恨的地獄。在此意義上，沒有寬恕何止是沒有未來，連現在也不會有。
同樣需要看到的是，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著力推進的是全社會政治和解，是對一個錯誤和悲傷的時代的糾錯，而不是對日常刑事案件的是非不分。它要求申請大赦者的行為在特定期間內（請求予以大赦的行為，必須發生在1960年沙佩維爾大屠殺和1994年曼德拉當選為南非第一任民主選舉的國家首腦之間），並且必須具有政治動機。大赦條款是為特定目的進行的臨時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會永遠照此辦理。它只適用於有限時期的特定目的。那些出於個人貪婪而殺人的罪犯沒有資格申請大赦。如果行為是執行或代表一個政治組織的命令，則罪犯有資格提出申請。條件是必須如實披露所有與尋求大赦行為相關的事實，並遵守適配原則。這不是說要寬恕一切罪惡，而是對壞制度下人的一種寬恕與救濟。
南非的這場“真相與和解”運動，有時候難免會讓人覺得它過於浪漫和天真，仿佛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所有舊的罪惡也自動清零、一筆勾銷了。受害者出於感情因素對此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另一方面，從理性的角度來看，這種“由清算轉為清零”的模式也讓那些處於轉型期國家的人們心懷憂懼—不是說“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嗎？這個可被寬恕的前景會不會鼓勵那些帶有政治目的的人，借著這種“政治寬恕”進一步胡作非為？
對此憂慮，當然人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加以反駁：假如加害者與被害者沒有和解的可能，假如德克勒克放下權力的那一刻即意味著要將自己和同僚送進地獄，他們將如何計算自己的利害，這個國家的歷史又將在冤冤相報中倒退與徘徊多少年？
我必須承認，有時候我也會從上述角度來理解“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如果承認制度與文化相關，而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觀念，就應該看到沒有寬容的觀念，絕不會產生可以安放人心的寬容的社會制度。即使這個國家完成政治上的轉型，如果沒有寬恕與和解來醫治社會長年累月的創傷，即使自由已經得到，也將消失在新的漫長的冤冤相報之中。
本套譯叢關注轉型正義，集中譯介了圖圖大主教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薩克斯的《斷臂上的花朵》以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且當是轉型期南非的“和解三部曲”。其他相關內容，我還會在另兩本書的序言中加以補充。倘若讀者能夠靜心閱讀並體會箇中精義，並讓它們長存於心，這也算是譯介者為這個國家播撒一些面向未來的種子，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寬闊前景。
2014年8月6日，於東京大學訪學期間
每個國家在其轉型過程中都會有些靈魂式的人物。南非何其幸運！1991年，白人作家納丁?戈迪默女士因為反種族隔離作品《七月的人民》獲諾貝爾文學獎。1993年，黑白雙星曼德拉和他的政治對手德克勒克作為促進族群和解的典範，一起走上諾貝爾和平獎領獎台。而在此前近十年的1984年，本書作者圖圖因為反對種族隔離而成為南非首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並於次年成為南非開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
幾年前我在台灣旅行，在書店裡偶然讀到圖圖大主教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一時感慨萬千。我一直以為，中國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它包括生命意義、自我價值、自尊、愛與同情、信仰，它主要涉及的是自己與自己的關係，即你要把自己帶到哪裡去。當然它也包括我們如何在寬恕他人的基礎上保全自己。人的教育面對的不是幾個簡單的群己權界的概念，但它們是所有權利觀念的起點。好社會同樣不會從天而降，它需要有針對人與制度的雙重建設。而我有幸在圖圖大主教的書里看到了這種雙重努力。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著重探討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歷史使命。這同時是一本悲欣交集的書，很多細節在我讀後一直難以釋懷。
書中講到一個悲哀至極的故事，並由此質問—為什麼那個開普敦年輕人被處死並就地焚燒後，殺害他的四個人竟然能夠一邊翻動火堆里的屍體，一邊坐在旁邊心安理得地吃燒烤？他們如何回到家裡擁抱自己的妻子，參加孩子的生日聚會？
至於喜極而泣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圖圖大主教第一次去古古樂圖參與投票時的情景：
期盼已久的時刻終於到來了，我折好手中的選票，投進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來：“好啊！”我感到暈眩，如同墮入情網的一剎那，天空變得更藍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煥然一新，如同脫胎換骨一般。我自己也脫胎換骨了。簡直像夢境一樣。我們真擔心會被從夢境中喚醒，睜開眼時又回到了種族隔離的嚴酷現實中……
這是一種令人歡笑又禁不住流淚的感覺，它讓我們歡欣雀躍，手舞足蹈，又讓我們不敢相信這一切真的發生了，害怕這一切會煙消雲散。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盟軍徹底打敗納粹和日本人後勝利者在歐洲勝利日和抗日勝利日的感受，人們從村莊、鄉鎮、城市衝上街頭，和互不相識的陌生人擁抱、親吻。這就是我們的感受。（第3—5頁）
南非民主化與種族隔離政策的廢除讓被壓迫的黑人實現了政治上的“南非夢”。然而，對於這個國家來說接下來最緊要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重建，即如何促成族群之間、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寬恕與和解，讓南非從種族隔離的傷害中復原而不是冤冤相報。圖圖大主教深刻地認識到潛在的危險，他擔心新生的南非因為受害者對加害者的清算重新倒在廢墟里。如果仇恨和清算注定只能將新南非變成一座新的廢墟，那么寬恕與和解就不僅不是軟弱，而且是另有廣闊前途。
圖圖大主教的這種憂慮及其遠見，與曼德拉不謀而合。曼德拉後來在他的自傳《漫漫自由路》中，也特別回憶到自己走出監獄並當選南非首位黑人總統後的心路歷程—南非絕不能撕裂，重演一群人對另一群人的戰爭。你若真心熱愛自由，就必須在拯救受害者的同時，也拯救加害者。因為在一種罪惡的制度下，加害者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囚徒。
“人們只記得恨是愛的鄰居，卻忘記了愛也是恨的鄰居”—後德克勒克時代的南非精英打破了這古老的詛咒，他們棄絕了冤冤相報，而是選擇了寬恕與和解。在這個已然千瘡百孔的國家，他們試圖以修復未來的明辨是非取代你死我活的黑白分明。經過漫長的討論，南非最終沒有選擇紐倫堡審判的模式，也沒有選擇全民遺忘，而是走了第三條道路。依據1995年《促進民族團結與和解法案》，南非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以真相換自由”讓南非因此“避免了紐倫堡審判和一攬子大赦（或全民遺忘）的兩個極端”。從1996年開始，在圖圖大主教的主持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通過當事各方提供證言，就1960—1994年期間南非人權狀況還原歷史真相，既揭露了種族主義政權虐待黑人的罪惡，也不迴避非國大等黑人解放組織的暴力活動曾經迫害反對派、侵犯人權的問題。每個參與迫害行動的人都必須單獨提出申請，並接受一個獨立小組的審查，由它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獲得赦免的苛刻條件。這第三條道路就是赦免具體個人的罪責，以換取對與赦免相關的罪行的完全披露。用圖圖的話說，這也是一個“胡蘿蔔加大棒”的政策。以可能獲得自由之胡蘿蔔換取真相，而大棒則是已捉拿歸案的將面臨長期監禁，仍逍遙法外的則面臨著被捕、起訴和牢獄。（第34頁）
種種質疑也隨之而來。一個惡人僅僅因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就可以溜之大吉？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成立是否道德？大赦是否有違正義？這些也都是作者在《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一書中著重探討的問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圖圖在書中特別對比了兩種司法的區別：
在懲罰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中，毫無人情味的國家在施行懲罰時幾乎不為受害者著想，更不要說為罪犯著想。與此相比，在非洲的傳統法學中還有一種恢復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後者關注的重點不在報復或懲罰，而是本著烏班圖精神（Ubuntu），努力療治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這種司法力圖救助的不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們應該得到機會重新融入因其行為而被傷害的社會中。
在圖圖看來，烏班圖精神是非洲傳統文化的精髓。一個有烏班圖精神的人，必定慷慨、好客、友善、關懷他人且常有憐憫之心。在烏班圖精神的感召下，人們相信即使種族隔離的支持者，也是其實施和狂熱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相信無論加害者願意與否，他在實施加害時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而真相同樣是重要的。寬恕並非不問是非。促成南非族群和解的另一位關鍵性人物是大法官薩克斯。有關他“溫柔的復仇”的故事，可以較好地說明這一切。
薩克斯是猶太裔南非白人，他曾經因為反對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而付出巨大的代價。1988年4月7日，早在他流亡國外的時候，被南非政府派出的恐怖人員設定的汽車炸彈奪去了一條胳膊和一隻眼睛。儘管如此，在就任南非大法官後，他仍是寬恕與和解工作的重要推動者。條件是，作惡者必須說出真相。
當年意圖謀害他的特務亨利在取消種族隔離政策後，曾經失魂落魄地找到薩克斯。兩人雖談了許多，但薩克斯對亨利說：“除非你到真相委員會說出一切，否則我不會與你握手。”事隔多日，兩人在一次宴會上偶遇。當亨利表示自己已經前往真相委員會坦白一切，並希望能有機會與薩克斯握手時，薩克斯便立即答應了他。
這是一個暗含隱喻的姿勢—薩克斯沒有用倖存的胳膊為失去的胳膊復仇，而是用它握住敵人的手。據說，亨利離開宴會回家後痛哭了兩個星期。這個細節不得不讓我們重新回到圖圖對人性與道德的理解—這個世界是有道德存在的，儘管所有證據顯示出的，可能是個相反的世界，但邪惡、不公、壓迫和謊言，絕不會是世界最後的歸宿。
薩克斯同樣注重修復的價值。在《斷臂上的花朵》一書中記錄了阿扎尼亞人民組織案，回答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是否違憲的問題。南非憲法法院否決了阿扎尼亞人民組織的質疑，相關結語明確指出應對那些作惡者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換取他們提供有關過去的真相。另一方面，制憲者的選擇是為了讓國會能夠促進“社會的重建”，其過程中有個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復”。為了達到修復的目的，國家在思考各個衝突的利益的同時，也會考慮那些在過去非常時期中，基本人權受到侵害的受害者與家屬的“被忽視的痛”。
事實上，寬恕加害者也並不意味著對受害者的完全忽視。圖圖認為寬恕在要求受害者放棄向罪犯討還血債的同時，也有可能解放受害者。所以，“真正的寬恕要了結過去，了結全部的過去，使未來成為可能。我們不能以無法再代表自己說話的人們的名義，冤冤相報”。如果一個人死抱著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隸。這種精神上的持久的加害，有時並不亞於他曾經受到的傷害。就像我在解讀影片《天堂五分鐘》時所揭示的，復仇者未必能獲得大仇得報時的“五分鐘天堂”的快感，卻嚴嚴實實地將自己的一生推進了擠滿仇恨的地獄。在此意義上，沒有寬恕何止是沒有未來，連現在也不會有。
同樣需要看到的是，南非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著力推進的是全社會政治和解，是對一個錯誤和悲傷的時代的糾錯，而不是對日常刑事案件的是非不分。它要求申請大赦者的行為在特定期間內（請求予以大赦的行為，必須發生在1960年沙佩維爾大屠殺和1994年曼德拉當選為南非第一任民主選舉的國家首腦之間），並且必須具有政治動機。大赦條款是為特定目的進行的臨時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會永遠照此辦理。它只適用於有限時期的特定目的。那些出於個人貪婪而殺人的罪犯沒有資格申請大赦。如果行為是執行或代表一個政治組織的命令，則罪犯有資格提出申請。條件是必須如實披露所有與尋求大赦行為相關的事實，並遵守適配原則。這不是說要寬恕一切罪惡，而是對壞制度下人的一種寬恕與救濟。
南非的這場“真相與和解”運動，有時候難免會讓人覺得它過於浪漫和天真，仿佛一個新的時代到來了，所有舊的罪惡也自動清零、一筆勾銷了。受害者出於感情因素對此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另一方面，從理性的角度來看，這種“由清算轉為清零”的模式也讓那些處於轉型期國家的人們心懷憂懼—不是說“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嗎？這個可被寬恕的前景會不會鼓勵那些帶有政治目的的人，借著這種“政治寬恕”進一步胡作非為？
對此憂慮，當然人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加以反駁：假如加害者與被害者沒有和解的可能，假如德克勒克放下權力的那一刻即意味著要將自己和同僚送進地獄，他們將如何計算自己的利害，這個國家的歷史又將在冤冤相報中倒退與徘徊多少年？
我必須承認，有時候我也會從上述角度來理解“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如果承認制度與文化相關，而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的觀念，就應該看到沒有寬容的觀念，絕不會產生可以安放人心的寬容的社會制度。即使這個國家完成政治上的轉型，如果沒有寬恕與和解來醫治社會長年累月的創傷，即使自由已經得到，也將消失在新的漫長的冤冤相報之中。
本套譯叢關注轉型正義，集中譯介了圖圖大主教的《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薩克斯的《斷臂上的花朵》以及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且當是轉型期南非的“和解三部曲”。其他相關內容，我還會在另兩本書的序言中加以補充。倘若讀者能夠靜心閱讀並體會箇中精義，並讓它們長存於心，這也算是譯介者為這個國家播撒一些面向未來的種子，提供一個可供選擇的寬闊前景。
2014年8月6日，於東京大學訪學期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