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36年在杭州上學期間,參加了領導下的抗日救國會和民族解放先鋒隊。
1937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延安抗大政治教員、分校政治處主任、冀察軍區教導大隊副政委、
晉察冀軍區二縱政治部宣傳部長、中蘇民用航空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委書記,民航總局副局長、局委書記等職。
1977年12月至1985年3月任民航總局局長。
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十二屆中央委員。
1985年4月免去沈圖中國民航總局局長職務。
198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沈圖所犯錯誤的調查情況,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的職務。
1987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確認,
1987年7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撤銷沈圖中央委員職務的決定。
有記者問到關於沈圖被撤銷中央委員職務問題時,
朱穆之回答說,沈圖的問題,主要是違犯外事紀律,還有以權謀私,他利用自己的職權為自己的子女無償索取國際航班機票,這對一個高級幹部來說這是十分嚴重的錯誤
“根據美國和台灣後來解密的檔案顯示,沈圖很可能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反,成為叛徒,並涉嫌收受波音公司賄賂。 ”是典型的網路謠言。實際上沈圖從沒叛逃過,87年離休後還擔任了
中國扶貧基金會理事、對外聯絡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副理事長、
中國交通運輸協會顧問等職,去世後新華社和人民日報都發了訃告,其自傳很快就得以發行。
1993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
個人成就
沈圖是新中國民航事業的創建人之一,為民航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文化大革命”中,沈圖同志遭受到
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政治迫害達5年之久,但他始終堅信黨的領導,堅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保持了共產黨員的本色。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沈圖同志積極擁護和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工作中,表現了突出的睿智才幹、業務水平和豐富的領導經驗。他遵循黨中央和國務院的指示,主持制定了有關民航體制改革和加快民航發展的一系列重大決策,為民航的現代化建設和深化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使民航走上了企業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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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
新華社北京1993年2月24日電 中國民用航空局原局長沈圖1月17日在北京病逝,終年74歲。
沈圖同志是浙江
桐廬縣人。1936年在杭州上學期間,參加了我黨領導下的抗日救國會和民族解放先鋒隊,1937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延安抗大政治教員、分校政治處主任、冀察軍區教導大隊副政委、晉察冀軍區二縱政治部宣傳部長、中蘇民用航空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黨委書記,民航總局副局長、局黨委書記等職。1982年9月當選為中共十二屆中央委員。
在戰爭年代,沈圖同志是我軍的一名優秀政治工作者,1955年被授予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二級
解放勳章。
創建民航
楊成武孫毅
唐凱胡逸洲(1993.07.18新華社發)
沈圖同志在民航這個崗位上一乾就是三十幾年。民航,成為他摯愛、精通、獻身的終生事業。他在《沈圖回憶錄》中描寫過他踏上新工作崗位時的豪邁心情: “我和航空一見鐘情,我愛上了她,超過我所愛的一切。因為她是黨的新事業的一部分,是振興經濟的雙翼,是民族騰飛的翅膀。”
60年代初,周總理卓有遠見地指出:“中國民航不飛出去,就打不開局面,一定要飛出去,才能打開局面。”
沈圖同志忠實、堅決而創造性地執行了周總理“飛出去”的指示。
沈圖同志會同各有關部門制定了開闢國際航線的規劃;並親自主持每次國際通航談判的準備工作。他善於依據中央的精神,制定出幾種供選擇的談判方案,以應付形勢的變化,作到主動、穩妥。他總是占有第一手資料和最新的信息,所以無論是向總理或其他負責同志匯報,他能作到胸有成竹,是中央決策的好參謀。
沈圖同志參加和主持了一系列重大的國際通航談判。他善於駕馭談判,在棘手的談判中,通過曲折迂迴而最終達到目的。連他的談判對手都對他高超的談判藝術十分欽佩。
中巴談判
1963年9月,沈圖同志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去
巴基斯坦談判通航協定,他提出由西線飛入中國的航線方案,受到周總理的肯定,使中巴通航談判加快了達成協定的進程。1965年,他率團赴
仰光修訂“中緬航空協定”,獲得我們日後飛行東南亞航線的業務權,這種鍥進一點向外擴展的方案,充分表現了談判的高水平。在基本完成東南亞的航線布局後,沈圖同志又著手研究從北線和西線飛出去的計畫。1966年初,沈圖同志率團去
莫斯科,雖然中蘇關係處於冰冷時期,但幾經周折還是簽訂了“中蘇航空交通協定”,為我國日後經由莫斯科通往歐洲、非洲和拉美的空中通道提供了可能性。根據周總理指示,沈圖同志同年5月又率團赴法國進行中法通航談判,於1966年6月1日簽訂了“中法航空交通協定”,這不僅為中法順利通航奠定了基石,而且為我國開闢亞洲到歐洲的航線鋪平了道路,進而利用法國的通航點開闢通往非洲和拉美的航線。為建立中法直達航線,必須與航線經停的一些國家建立過境關係。為此,沈圖同志又對
敘利亞、
伊拉克、埃及、
巴基斯坦進行了一系列的訪問,通過商談,順利地疏通了關係,為建立西亞和歐洲聯程航線做了積極的準備工作。
受到迫害
“文革”期間,周總理關於“飛出去”的指示受到嚴重干擾,開闢新航線的計畫也暫時停頓下來。在此期間,雖然周總理多方保護,但沈圖同志仍遭到迫害,關押達五年之久。
1973年周總理又一次指示:“要飛出去才能打開局面,要從歷史發展的眼光來建設民航事業。”正是在這一年,由於周總理親自下達命令,沈圖同志才從
河南南陽返回北京,恢復了在民航的工作。他身陷囹圄,卻仍堅信黨的領導,保持著共產黨員的本色,表現出他一貫顧全大局的寬闊胸懷。他不計較個人恩怨,更加努力奮發,為民航事業繼續貢獻力量,堅定地繼續執行周總理“飛出去”的指示。
中日談判
1974年,沈圖同志主持了中日通航談判,談判經常夜以繼日地進行,周總理曾抱病聽取沈圖同志的匯報,做了很多重要指示。沈圖同志在談判中一一加以貫徹,使中日通航談判克服了種種困難,取得理想的結果。
中美談判
1980年進行的中美通航談判,是我國通航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也是最複雜、最棘手的談判,談判分別在北京和華盛頓分兩輪進行。沈圖同志根據中央的指示和《上海公報》的精神,全面指導了談判。他直接負責與外交部等有關部門研究、商討,把國務院領導確定的談判方針和對策,結合通航業務,下達給在一線參加談判的正、副團長,聽取他們對談判情況的匯報,制定具體的可行方案。沈圖同志在同當時美國助理國務卿
霍爾布魯克談話時曾這樣形象地高度概括了中美通航談判的特點和實質:“中美航空大門上掛著一副對聯,在美國一邊是‘天空開放、
自由競爭’;在中國一邊是‘尊重主權,平等互利’。如何打開這扇大門,有待雙方的努力。”如何打開中美的空中大門?簡言之就是把兩種衝撞的政策,調和起來。經過雙方政府和民航當局的努力,最後於1980年9月10日,在華盛頓白宮內,
薄一波副總理和卡特總統分別在“中美民用航空運輸協定”上籤字,從而在太平洋上空架起了中美間1.6萬公里的空橋。
發展航線
沈圖同志不遺餘力地帶領民航職工踏踏實實地積極開闢和發展國際航線,使中國民航飛向世界,同4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航空協定,建立起一個以北京為中心的通向五大洲的航空網,實現了周總理生前關於“飛出去”的遺願。
1971年11月19日,聯合國
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作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的歷史性決定,1973年周總理指示應該參加國際民航組織。沈圖同志從1974年至1983年曾率中國代表團參加二十一至二十四屆大會。以沈圖為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團第一次出席二十一屆大會時,引起世界性的轟動,受到與會者的普遍歡迎和讚賞。在選舉理事會的117張的票中,中國以93票當選為理事。沈圖同志除在會上積極發揮作用,為提高中國民航聲譽外,還十分重視通過會外交往,廣結朋友。會議工作人員說:沈圖先生舉行的招待會,創出席人數的最高紀錄。
在新中國民航事業的建設史上,每一個發展階段都有沈圖同志的業績,他為新中國民航事業做出一個又一個重大貢獻。沈圖同志在擔任民航局長期間,正值我國改革初潮時期,他意識更新快、思想開拓、銳意改革,他堅決擁護並堅定地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為貫徹好三中全會精神,沈圖同志提出民航工作重點應該轉移到安全生產,改善服務,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方面來,並取得舉世矚目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