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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南北朝時代，這裡的杏花村酒已聞名國內。而且，歷代的杏花村都以釀酒、酒文化聞名。盛唐時，這裡以“杏花村里酒如泉”、“處處街頭揭翠簾”成為酒文化的古都。歷史上，我國著名文人、學者顧炎武、傅山、巴金、郭沫若等都賦詩讚譽。
歷史
2007年，杏花村汾酒釀造工藝被列為第一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2008年，在釣魚台國賓館舉行的“中華名酒第一村”的品牌發展論壇上，汾陽杏花村被組委會授予了“中華白酒第一村”的稱號。
如今杏花村，廠景如畫，酒如泉涌。名酒汾酒、竹葉青、白玉汾、玫瑰汾、國藏汾酒、青花瓷汾酒、中華汾酒等都已打入國內外市場，成為酒中佳品。杏花村、竹葉青現為全國馳名商標，其中杏花村的市場價值達到47.76億元，是山西最值錢的商標。杏花村汾酒集團正經歷著它的最為繁榮的時期。2008年完成銷售收入30餘億元，實現利稅11億元。2009年上半年銷售收入同比增長97%，實現利潤同比增長302%，是金融危機期間發展最快的白酒企業之一。古井上有一亭，名申明亭。據古碑文記載，井水“味如醴，甘馨清洌”，取水釀酒，馥郁芬芳，為汾酒和竹葉青酒的水源。
杏花村釀酒始於北魏，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歷史。歷代文人墨客，題詩刻碑，盛讚佳釀。神化傳說中的“醉仙居”酒店，最為人樂道。有位仙翁老道，衣著襤褸，三次飲酒，不付分文，巧吐芳香，清水成酒，變古井為神井。杏花村北依文水，南靠汾陽，自然環境好，交通很方便。改革以來，汾陽市政府為擴大杏花村在國內外的知名度，為使名特酒（汾酒、竹葉青） 更具吸引力，下工夫致力於四業（服務業、餐飲業、娛樂業、旅遊業）建設，成效顯著。擁有全國唯一一座獨立的汾酒博物館，藏有中外各界名人的書畫作品3000餘幅，並興建了“酒都碑廊”。酒都杏花村氣候宜人，環境舒適，正期盼客人的光臨。
（注：本詞條中所展示圖片為山西汾陽杏花村汾酒集團。）
相關介紹
山西杏花村村名起源及其古環境研究
摘要：根據歷代酒文化書籍的記載研究，古代汾酒釀造需要杏仁，唐代由於釀酒需要，汾州酒坊廣栽杏樹，所以杏花村名約定俗成。杏花村之名起源於唐宋時期，與古汾酒工藝有關，千百年來從未更易。杏花村地區的古代環境與今日大不相同.古杏花村位置在郭柵鎮北，其地理區位是符合釀酒衛生的。釀酒需要清潔的水源，古杏花村地區地勢北高南低，地處山前沖積扇地帶，地下水資源豐富。
山西汾陽杏花村村名起自何時，地方文獻缺少明確記載，近代也研究不夠。筆者數月來留心杏花村一名的起源和變遷，發現山西汾陽杏花村之名得來已久，並且從未更易。杏花村之名起源於唐宋時期，與古汾酒工藝有關。
一、汾陽杏花村名源於唐宋時期與汾酒工藝有關。
1922年，作家蕭湘在汾陽杏花村採風時，就已收集到當地百姓的口述史：“在唐朝的時候，杏花村這個地方萬樹杏花，叫杏花塢。”筆者認為唐宋時期山西杏花村名已約定俗成，與汾酒工藝有關。杏花村之所以“萬樹杏花”體現的是實用價值不是觀賞價值。
宋代《北山酒經》記載竹葉青和羊羔酒的配方，並多次提到杏仁在釀酒中的作用，“杏仁曲，每面一百斤使杏仁十二兩，去皮尖，湯浸於砂盆內，研爛如乳酷相似。用冷熟水二斗四升浸杏仁為汁，分作五處拌麵”。說明唐代釀酒很重視杏仁，書中特別提到南方用瓷盆，北方用砂盆，那么杏仁曲主要指北方了。在明代高廉的釀酒著作中就進一步明確：汾州羊羔酒的配方，“曲十四兩，杏仁一斤”。這就意味著唐末宋初，汾州生產的幾種著名藥酒汾清酒、羊羔酒和杏仁露，離不開杏仁。酒坊附近自然會廣載杏樹，所以人們將酒坊村，漸漸呼為杏花村。杏花村一詞在唐末宋初成為酒村的代名詞可能就源於此。筆者認為北齊時汾州生產名酒汾清可能也是一種保健酒，所以“帝日飲二杯”，這種保健酒在唐末宋初演變為羊羔酒，杏仁露，所以中國最早的杏花村在汾州是有道理的。唐並汾故道汾州郭柵鎮北三里外就是汾州杏花塢酒坊，由於杏花村酒坊地勢較高，過往客商一眼盡望杏林匝匝，自然要一飲為快。唐末詩人中有四位詩人用到了杏花村一詞，這幾位詩人都與山西有關，有兩位就是地地道道汾陽人，即薛能和溫庭均（其祖父封為汾州西河郡公），雖然，有學者提出杏花村在唐末宋初逐漸演變為一種詩酒意向，但是， “杏花村”一詞的酒文化意向當源於此。從詩歌的年代來看，唐詩《清明》“杏花村”則是這種意向的濫觴。
《汾陽外貿志》則記述“我縣西部土石山區，多年來生長著家杏和野杏，解放前均有出口，解放後杏仁成為我縣主要出口商品”。以上資料證明“清明，杏花，村酒”的組合當來自北方，所以筆者認為，“杏花，春雨，江南”是另一回事，與酒是沒有多大聯繫的。清末山西舉人在《申明亭記》里記載了酒工口述史，唐詩“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就是山西汾酒竹葉青產地。
直到明代羊羔酒都是汾州特產，明代揚州人編的《事物甘珠》一書中說，羊羔酒產自汾州等縣色白瑩。隨著汾酒工藝的演變，據說明末清初傅山對竹葉青的工藝作了改革，可能從那時起，羊羔酒就失傳了，杏仁不再是酒料了，對於貧苦農民來說杏樹也就變得多餘，於是漸漸的杏花村沒有了杏樹。
所以杜牧清明杏花村一詩也該指的是並汾唐汾州乾和酒產地杏花塢。具體詳述清參閱鄙作《杜牧清明詩中“杏花村”確切地點考——與郎永清先生商榷》一文。（2005，3中國方域）
二、明清時期的古杏花村名的沿革
1、明清時期杏花村地區里甲名的演化
《舊唐書》載唐代制度：“百戶為里，五里為鄉。縣之郭內分為坊，郊外為村。里正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杏花村地區在唐代有著名的郭柵鎮，郭柵鎮地處要衝當設鄉長，位於今杏花村的東南方向二里處，古杏花村當屬之。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元代，到明代出現了盡善一名。
明代實行里甲制管理地方事務，以一百一十戶為一里，十戶為一甲，杏花村地區被劃為盡善北里和盡善南里，盡善北里轄11村，盡善南里轄3村。明清時期杏花村屬於盡善北里，里長可能就住在杏花村。
這就是說，明初盡善不是村名，只是里甲名號，當時因為人口稀少，自然村沒有行政村的概念，單戶可成獨村，三戶可稱小村，村落是很不穩定的，所以明清縣誌多隻記里甲名。由於明初里名“盡善”的設定，漸漸的才有了個盡善村，萬曆《汾州府志》汾陽堡寨中已有盡善南，盡善北，盡善鎮。可見大約在萬曆年間有了盡善村的概念，並且取代了郭柵鎮的地位。
盡善里名的起因，是在明洪武年間，因“旌善亭”轉化而來。明史記載，申明亭是明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五年(1372)創建的讀法﹑明理﹑彰善抑惡﹑剖決爭訟小事﹑輔弼刑治之所。設申明亭處，也必設旌善亭，縣治之有圖者，也多半標明二亭的所在。事實上汾陽除杏花村鎮外別的地方沒有關於申明亭的記載，旌善亭南名為盡善南里，旌善亭北為盡善北里，漸漸的演化出個盡善村。無獨有偶，著名的靈石縣王家大院靜升村，也是由旌善村演化而來。明清時期里與村完全是兩個概念，很多明清里名都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儘管如此，我們從別的資料中還是能證明明代和清代山西杏花村地名依舊在使用。最好的史證是《山西實業志》光緒初年的義順魁酒坊和光緒三十四年的三盛魁酒坊都赫然標明產地是：杏花村。其他詩文證書就多了，其一，現杏花村留有明末清初傅山先生手筆，“得造花香”，古人寫字與今方向不同，所以應該念作“香花造得”，香花當指杏花。其二，清代《汾陽縣志》錄清人曹樹谷的《汾酒麴》詩：甘露堂荒釀法疏，空勞春鳥勸提壺。酒人好伴行春馬，曾到杏花深處無？“杏花深處”當指杏花村。其三《申明亭酒泉記》清·申季莊“汾酒之名甲天下，而以申明亭為最。唐詩云；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皆為此也”。也強調杏花村。其四，古代民謠唱的“汾州府，汾陽城，離城三十杏花村”和“盡善盡美杏花村”，也都提到杏花村。
2、汾陽杏花村有別於明清南方園林
杜牧的《清明》詩由於具有極高的酒文化價值，從而引發了有關該詩創作時間和地點的諸多爭論，特別是關於“杏花村”的確切地點更是眾說紛紜，究竟指那裡爭議很大，全國出現了幾個杏花村。其實山西杏花村有別於其他地方的杏花村。
明清時期南方私家園林興盛，雖由人作，宛自天開，輔以古代文人詩詞的情調，如詩如畫。於是江南幾處稻香村，杏花村也十二景，大概都是借酒增加點美學效果而已。其實，清代《江南通志》也說得很明白，那是“因唐詩得名”。換句話說，就是借用唐詩起了個村名，造幾處園林美景，滿足幾位秀才的“村花村酒兩共幽”的自慰。從美學角度看，杏樹很少作園林主景特別是南方，偶爾點綴那么一兩棵到是常有的。
汾陽古村杏花塢不是一處園林，只是一處酒坊。那裡杏林千畝不是為了觀賞而是為了釀酒。那裡沒有鮮花，因為杏花的花期很短，佝僂的杏樹也不值得一看，那裡只有酒工的辛勞和酒糟的余香。張藝謀導演拍過一部電影叫《紅高粱》，那種赤身露體，辛汗淋漓的場景，大概才是農業文明時期杏花村的本面。
山西杏花村不是一處園林，酒工自然也無暇去欣賞詩。考訂名分，附會風流，與民生無關，自然也就不關杏花村酒工的事。所以山西杏花村史料較少，民間故事較多。
三、民國時期汾陽杏花村名的歷史記載
1、關於村名的記載
見於報紙的記載是1922年作家蕭湘在大公報發表遊記《詩人歌詠的杏花村》一文，文中寫道：“原來杏花村是山西汾陽的一個村鎮，距縣城約三十餘里”。作家也感慨地說：“我本想借著杏花村的酒意來消我這積久難消的塊壘，誰知這個數百年來嘖嘖於人口的杏花村，除了此地鄉老們傳說的一段神話外，竟找不到一點供人憑弔的資料，和歷史文化上公認參考的記載”。這則文獻說明民國時期杏花村在民間就指汾陽杏花村
見於史冊的記載，民國《山西造年鑑》記載“汾陽杏花村義泉泳釀造廠汾酒，1915年巴拿馬獲金獎”。 民國八年的《大中華山西省地理志》第六十八章汾陽縣物產介紹：“汾酒名揚天下，杏花村所釀尤佳”。而郭守謙先生從日本收集到的有關汾陽的民國典籍簡介也是：“汾陽釀酒首推杏花村義泉涌，該廠通銷全國，原料即從本縣杏花村取得，名聞世界”。民國年間鄉紳劉天成所寫的《汾陽遺事》記載，“杏花村，多酒坊”。這數則文獻說明民國年間杏花村在官方稱呼也是指山西汾陽杏花村。
可是在民國地圖上，乃至於解放以後比較早期出版的《山西地圖》上，在汾陽杏花村一帶標名“盡善村”，這是怎么回事呢？有人根據民間故事解釋說，這是李闖王“倚馬立書，盡善盡美”後，杏花村更名“盡善村”的。其實以上看法是沒有搞清杏花村與盡善村關係引起的誤解。杏花村與盡善村本非一村，由於二者距離很近，又由於盡善是鄉府所在，所以民國時期的地圖有的標出盡善村。
那么，民國時期盡善村與杏花村是什麼關係呢？下面的歷史資料可以說明兩者本非一村。
表2、民國25年《山西實業志》所列汾陽酒廠：
廠名 廠址 設立時間 組織 職工
義順魁 杏花村 清朝光緒初年 合資 14
德厚成 盡善村 清朝光緒三年 合資 15
義泉涌 盡善村 民國二十三年 合資 14
三盛魁 杏花村 民國三十四年
從上面這則史料來看，盡善是盡善，杏花是杏花。民國時期實行區鄉制度，杏花村一帶設盡善鄉，駐盡善村，管理著十多個自然村，其中之一就有杏花村。由於人口增長，盡善北的小村杏花村漸漸的與盡善連為一村，老百姓則將二者混稱，形成一村兩名的狀況。
闖王立書：“醇香汾酒獻英雄，萬民擁戴起義軍，闖王留得題辭在，盡善盡美杏花村”。史料顯示闖王進北京確曾途徑杏花村，而且也一定會喝酒，不過所謂“盡善盡美杏花村”是闖王將兩村村名聯在一起而已，盡善不是闖王的發明，杏花村也沒有為此更名。
2、民國古杏花村位置調查
《汾州滄桑》第二卷《杏花村西堡》一文對古杏花村的位置作了介紹：“地域內原有三個村其一名茂林莊，俗稱毛兒莊，大致範圍即今村北部。其二名杏花村，當地人訛稱繡花村。《汾陽遺事》記載，杏花村，多酒坊。其三名西南頭”。《杏花村東堡》：“《汾陽遺事》記載，杏花村在西北，前多酒坊，杏花村井水甜”。
民國杏花村遺址在今杏花鎮北部，河東和河西各有神井一眼，東部還留有義泉涌舊址，大門門楣上有清末磚雕“杏花村”三字，牆上有巴拿馬賽會後的古碑。
四、古杏花村區位和規模的研究
杏花村地區地勢北高南低，地處山前沖積扇地帶，地下水資源豐富。唐代的郭柵鎮何明清的盡善里，地處交通要道，人口聚居較多，所以為了保證杏花村水源不受居民的污染，日久天長自然地就形成了人口向南聚居，杏花村酒坊北移的格局。自古杏花村是釀酒基地，這是杏花村地理位置靠北的原因。
唐代全國人口不過幾千萬，古杏花村的人口規模是很小的，唐詩“極目無人跡”正是歷史環境的寫照。酒坊是一個污染較重的地方，雖然里巷間時不時的漂來酒香，但是長期聞著酒味，也不是個事。酒坊的污染，一是對大氣的污染，二是酒糟的堆放，三是酒坊要排污水，今天汾酒廠的污水還是難以清除，更何況生產條件落後的古代。可以想像那時的財主和東家不會住在杏花村，酒宴也不會在酒坊排開，所以，我認為那時在杏花村周圍幾乎是沒有人居的，明清時期，隨著人口的增長，才逐漸的在郭柵鎮和杏花村之間形成了新居民點盡善村。這就是為什麼，明末傅山先生題字杏花村，而寫下了“飲酒盡善村，寄意在申明”的詩句。只有那些被稱為酒腿子的窮苦酒工才會長期住在杏花村，這是古杏花村小的原因之一。另外，封建時代農業生產水平有限，政府重農輕商，交通運輸方式又較為落後，酒坊再多，其生產規模是極其有限的。直到民國年間，資本主義發展了，汾酒銷往全國，那酒坊也不過大院大。這也是杏花村長期以來，村落嬌小的另一個原因。
今天，單汾陽杏花村人口已增長到數萬，兼併了周圍的幾個村莊，可是解放初全汾陽人口才12萬。杏花村的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難怪我們難尋古邑了。
杏花村是釀酒的地方，古代這裡只有酒坊和酒香，決不會有什麼花香和花園，除了詩人們的酒後偶吟，就是酒工的汗水和貧困，據記載民國年間汾酒工人的月工資只有4元。所以作家蕭湘才會感嘆“這個數百年來嘖嘖與人口的杏花村，竟找不到一點供人憑弔的資料”其實也不是沒有，只是作家沒有找到罷了，古井亭當時已經存在。
五、結論
山西杏花村起源於唐朝，由於當時的汾州保健酒汾清、羊羔和杏仁露等需要杏仁，所以酒坊附近廣載杏樹，久而久之村名約定俗成。後來隨著汾酒工藝的改變，杏仁不再是釀酒原料，杏花村的杏樹失去保護逐漸消失，村名也漸漸訛傳為繡花村，並且被明清里名取代，杏花村名一直存在。解放後成立杏花村鎮，杏花村由村名變為鎮名。
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山西師大王國梁教授的悉心指導，山西杏花村汾酒廠張志柳先生的熱情幫助，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資料
1、蕭湘，詩人歌詠的杏花村，杏花村文集[M]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2
2、江地，汾酒歷史初探，文景明柳靜安編杏花村文集[M]第一卷，北京出版社，1992
4、李浴民，馬夏民點較，汾州府志[M]，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5、汾陽縣誌辦，汾陽縣誌[M]，物候卷外貿卷，海潮出版社 1998
6、侯廷亮，試論開發靜升古鎮的可行性，文物世界[J]，2007，1
7、郭雙威，汾酒的文化[M]，山西出版社 2004
Origin of village-name abaut Shanxi Xinghua Village
LV Shi-hong
(The Institut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 Shanxi Teachers’Universty,Linfen,041004 China)
Abstract:T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