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汪菊潛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上海
- 出生日期：1906年12月29日
- 逝世日期：1975年2月26日
- 職業：中國科學院院士，橋樑工程專家
- 畢業院校：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康奈爾大學
- 主要成就：主持武漢長江大橋、南京長江大橋
- 性別：男
人物介紹,人物年表,橋樑英才,不辱使命,鞠躬盡瘁,
人物介紹
中國科學院院士、鐵路橋樑工程專家
汪菊潛，祖籍安徽省休寧縣，他的祖父是城市貧民，父親在教會中學任教員。他5歲入學，因家境清寒，在教會學校“自助部”半工半讀。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入東南大學（現南京大學），半年後考入南洋大學，因立志學土木工程專業，於次年轉到交通部唐山大學（後稱唐山交通大學，現西南交通大學）土木系，1926年以本科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獲西南交通大學土木工程學士學位。1927年1月被交通部派赴美國留學，一年後獲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學位，在美國橋樑公司實習。留美期間，憤慨於中國人遭受洋人歧視，渴望祖國早日富強，決心學成為祖國效力。
1930年6月，他拒絕了美國橋樑公司的高薪聘請，毅然回國到鐵道部工作，年僅23歲，受到工程界前輩薩福均的器重。時值南京火車輪渡北岸棧橋工程進展緩慢，選派他前去主持。憑著過人的才智、堅強的意志和精湛的技術，克服了泥質砂土、急流衝擊的困擾和外國人的阻撓，加快了施工進度，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受到鐵路工程界的重視與稱讚。為了增加實踐經驗，1934年他主動要求調到粵漢鐵路參加修建株（洲）韶（關）段，任分段長，副工程司。因工程質量優異，曾受到當時鐵道部長孫科的表揚。1936年調鐵道部工務司任技正。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受國共聯合抗日的鼓舞，在敵機轟炸滬寧鐵路時，多次冒生命危險搶修橋樑。日軍侵占南京，隨部遷至漢口，後在雲南滇緬鐵路工程局、敘昆鐵路工程局、四川綦江鐵路工程處歷任技正、工務課長、正工程司、處副總工程司、副處長等職。在這期間，他對日後成為國內外知名專家的林同炎（唐山交大1931屆）、劉恢先（唐山交大1933屆）、錢令希等人倍加愛護培養，並結下深厚友誼。1944年，在重慶受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唐山交大1916屆）聘請，並任中國橋樑公司副總工程師。1945年由交通部派赴美國考察鐵路一年，回國後仍在中國橋樑公司工作，被借到行政院工程計畫團工作半年，後任中國橋樑公司上海分公司經理兼總工程師。在茅以升領導下，參加擬定了“上海市越江工程之研究”報告。抗戰勝利後，負責修復被戰火嚴重破壞的錢塘江大橋，他領導上海分公司的青年專家們創造出“套箱法”，成功地解決了修復深水橋墩的難題。解放前夕，他正在台灣承做肥料公司工程，由於長期以來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和絕望，他內心充滿著對新中國的嚮往。當在報上看到人民解放軍過長江的訊息後，即乘飛機返回上海迎接黎明。這時，他同茅以升一道為保全中國橋樑公司和所屬工廠以及錢塘江大橋工地的人員和財產做出了貢獻。在他主持修復滬杭、浙贛鐵路期間，不但出色完成了任務，還為搶修津浦、淮南、隴海各線的橋樑製造了所需構件，有力地支持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南方和西北。由於他的卓越貢獻，1950年和1951年分別被評為全國工農兵勞動模範和全國鐵路勞動模範。
1949年8月，他被任命為上海鐵路局工務處長，1950年任鐵道部工程總局副局長。為了加強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建設的領導，1954年他被任命為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局總工程師。他有力地支持了蘇聯專家西林提出的深水基礎裝配式管柱結構和管柱鑽孔法，並積極領導和組織中國工人和技術人員進行試驗，取得了成功。
1958年7月鄭州黃河鐵路大橋被特大洪水衝垮，他以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組織才幹協助鐵道部余光生副部長審定搶修方案指揮施工，確保了兩周內修復通車。60年代初他積極籌備修建南京長江大橋，為其順利建成鋪平了道路。
1958年他被任命為鐵道部科學技術會議副主席，鐵道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1959年任鐵道部副部長，同年，參加修建人民大會堂，周恩來總理親自組織審查設計，指定他擔任結構組聯繫人。1960年主持全國鐵路新線建設工作。
人物年表
1906年12月29日 生於上海市。
1927—1930年 被交通部派赴美國留學，獲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學位，在美國橋樑公司實習，任設計員。
1930—1934年 南京鐵道部工務司技士，參加並主持建造南京火車輪渡北岸棧橋工程。
1934—1936年 粵漢鐵路工程局第四工程總段幫工程司，副工程司。
1936—1938年 鐵道部工務司設計科技正，交通部路政司工務科技正兼科長。
1938—1939年 滇緬鐵路工程局工務課正工程司兼課長。
1939—1942年 敘昆鐵路工程局工務課正工程司兼課長。
1942—1944年 纂江鐵路工程處副總工程司兼副處長。
1944—1946年 中國橋樑公司副總工程司。
1946—1949年 中國橋樑公司上海分公司經理兼總工程司。
1949—1950年 上海鐵路局工務處處長。
1950—1954年 鐵道部工程總局副局長。
1958—1959年 鐵道部科學技術會議副主席，鐵道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
1959—1975年 鐵道部副部長。
1975年2月26日 因肝癌逝世於北京。
橋樑英才
工程界少有的全才
汪菊潛聰敏好學，在唐山交通大學土木系學習時，深得業師羅忠忱教授的鐘愛和器重，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獲學士學位，被交通部保送美國公費留學，獲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碩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後，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他作風正派，胸懷坦蕩，不畏艱險，果斷進取，精明幹練，思路敏捷，決策正確，講求實效，有突出的組織領導能力。他為人正直嚴肅，務實無華，平易近人，融匯了東方和西方在工作上的優良傳統。
他從事鐵路事業後，從基層循序而進，學識淵博，智力過人，精通專業理論，實踐經驗豐富，長於全面考慮問題。他文筆明快，草擬、修改的公文、報告言簡意賅，不漏關鍵。他熟悉與行政管理有關的財務會計、材料管理乃至市場變化、金融動態及往來關係。因此，不僅能夠完成工程任務，而且同時獲得經濟效益。在任中國橋樑公司上海分公司經理期間，雖幣值狂跌物價波動，但他妥善掌握材料供應、儲存，明確承發包及勞資關係，經辦工程從不虧損。由公司成立時僅有的幾間破舊廠房，逐漸積累了一定的物資和資金，解放後全部上交給了國家。他一生痛惡貪污腐化。某次，國民政府交通部批請救濟總署撥料，倉庫外籍管理員索賄，有意延宕，他堅決抵制，親率卡車往領，義正詞嚴，據理力爭，終於打破了陋規，解決了問題。
汪菊潛在技術問題上善於掌握全局，富有預見性。上海解放前夕，救濟總署將二次大戰中剩餘物資英式軍用梁部件大批運達上海碼頭，另一部分運至衡陽，國民政府交通部指定中國橋樑公司為滬地整修保管單位，他及時組織人員研究構造方案，作出套用組拼詳圖，分發路內，不僅在解放大軍南下時得到使用，並在鐵道兵搶修隴海線伊洛河橋，包括中跨為88．7米的三孔連續梁時，迅速運送組裝，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貢獻。
汪菊潛愛才育才，知人善任，深受美籍華裔橋樑專家林同炎教授的敬佩。林同炎認為：“汪菊潛不但在工程方面有巨大貢獻，最重要的是有準確的判斷力，有精明的眼光，而兼有做人用人的辦法。這樣特殊的人才，不論在國內國外的工程司中都是非常少有的。”抗戰期間，汪菊潛連任滇緬鐵路及敘昆鐵路的工務課長。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他一方麵團結老工程師程德芬，顧懋勛等做好領導工作，一方面放手使用和指導林同炎、劉恢先、錢令希等青年專家們出色地完成了橋樑、線路的設計任務，為祖國建設儲備了人才。他任用林同炎為設計課長、鋪軌隊長，使林同炎的才幹得以施展。直至今日，享有世界盛譽的林同炎教授，每回憶過去與汪愉快共事的情景，仍不禁流露出思念之情。1952年汪聽說林同炎加入了美國籍，不客氣地給林同炎寫了一封信，說他聽到了最壞的訊息，非常傷心，因為當時他認為盼望林同炎回國服務的希望不可能實現了。林同炎教授說，這句話至今還在提醒我為祖國做出貢獻。足見汪菊潛的愛國之心感人至深。在上海橋樑分公司期間，汪用王序森（上海交大1935屆）、劉曾達（上海交大1936屆）為左右手，分管內業設計工作，他用王同熙、趙燧章分管上海、杭州地區外業施工，使公司工作井井有條。解放以後，劉曾達、王序森曾先後任鐵道部大橋工程局代總工程師、總工程師，王同熙曾任九江長江大橋指揮部總工程師，趙燧章曾任鄭州黃河大橋工程處總工程師，均有建樹。
汪菊潛處理各類問題，既有一套高效的工作方法，更能良好地處理人際關係。對於外國專家不失禮貌，但堅持平等原則，決不屈從。他在南京國民政府工程計畫團任職期間，為美國顧問所敬畏。美國顧問遇到棘手問題，也爭相延攬，希望得到他的配合與協作。他對上級尊重，但絕不阿諛奉承，敢於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因此，深得明智領導的信任，都認為他經手的工程可以放心。在同事間，他是可以信賴的人，他剛毅而不固執，處事直爽，從不含糊，以誠相待。他講是非，明道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必要時也可以收回己見。在困難關頭，勇擔責任，忠於友誼。如茅以升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國民黨政府強行任命為市秘書長，市長是當時的上海市警備司令，處境十分困難而危險。汪即進言：“不能辭，可以病”。茅恍然，即日住進醫院。
多年來，他對工程組織機構要求十分精簡。每個工程師必須在本職以外，承擔伸縮性較大的事務工作。業務緊張時，不分彼此，主動填補人手不足，如記賬、收料、描圖、抄寫等。他本人即曾在趕寫英文報告脫稿後，又分擔部分打字。他曾從低級專業職務做起，能力極強，不論內業設計及現場施工，可以替代任何一個工作人員且勝任相應作業。對下屬他放手使用，鼓勵思考，但在決定之後，非有錯誤，不再猶豫反顧，不允許陽奉陰違，對承擔的工作必須全力執行。在決定不幸出現問題，他歷來自負全責，從不追究下屬，即使由於能力不夠而造成失誤，亦由他負責與處理。他責任心及自信心很強，在錢塘江橋修復檢查時，包商匍伏在上弦斜撐桿上前進，他卻泰然在其上面行走，毫無懼色。他經常向公司同仁說：“我們是從商辦公司，要能在動盪的經濟條件下爭取合理生存下來，也更是為了做工程，為了發展橋樑專業，要以高技術水平在工程界謀得一席之地。”他的主導思想和奮鬥目標使公司人員受到深刻的愛國主義教育，對他們竭誠參加新中國建設起著重大影響。他主持的上海橋樑分公司，不僅吸收了西方企業管理特點，而且結合當時具體情況不拘形式地運用。如評薪時，他自薦為最高級，以下按能力分等。他認為人必有用，既不要冗員，但要量才使用，一定要安排到適合崗位。
在上海橋樑分公司，他關心職工生活。當時，公司經濟困難，他安排集體宿舍，雖面積不大，但每人各住單間，為中青年工程師組織家庭安心工作創造了條件。在生活上雇用勤雜人員供應膳食及洗衣清潔服務。每逢重大節日邀請全體職員及家屬共同聚餐，故公司同事相互熟識有如家人。每年，他結合時令及工點組織技術人員攜眷外出參觀旅遊度假，由公司負擔部分費用，深受職工和家屬的擁護和愛戴。
汪菊潛出身貧寒，一生成就均為勤勉奮鬥之結果。由於人才難得，業績突出，頗受工程界前輩之獎掖。解放前，先後受到國民政府交通部技監薩福鈞、中國橋樑公司總經理茅以升之提攜；解放後，先後受到上海鐵路局和鐵道部之重用，深得周恩來總理器重，得以發揮才幹，遂成為工程界受人矚目之人物，絕非偶然。
不辱使命
對幾座現代化公鐵兩用特大橋作出貢獻
受茅以升之託，修復錢塘江橋。由茅以升歷盡艱辛主持修建的錢塘江橋，於1937年9月建成。為阻擋日軍南侵，又於1937年11月被炸毀。抗戰勝利後，錢塘江橋工程處委託汪菊潛為經理的中國橋樑公司上海分公司進行正式修復的設計與施工。正式修復中最困難的問題和建橋時一樣，仍然是正橋橋墩和鋼樑。對於靠南岸的第二座橋墩，鑿去上部墩身，拔除日本人打的臨時木樁，在原有沉箱上另築新墩。修復工作最難進行的是位於江心的第五號及第六號墩。墩壁破壞嚴重，要在水下建墩，橋上又要維持通車。面對這種嚴重情況，汪菊潛憑藉紮實的功底，經過周密策劃與王序森、劉曾達、王同熙、趙燧章等共同創造出一種名曰“套箱法”的修復辦法。使難題迎刃而解。同時，進行了上部結構徹底修復的技術設計，採用少數排架頂換修補鋼樑的方法，使嚴重損壞和變形的鋼樑恢復原狀，保證了修復質量。
在萬里長江天塹上修建飛跨兩岸的大橋，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的夢想，在武漢修建跨越長江的現代化公鐵兩用鋼橋，更是我國工程界有識之士夢寐以求之追索，但在舊中國是無法實現的。1954年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203次政務會議在批准大橋初步設計的同時，任命彭敏為武漢大橋工程局局長，武漢市委書記王任重兼政治委員。隨後又任命汪菊潛為總工程師。1955年成立了由茅以升為主任委員的武漢大橋技術顧問委員會。
大橋技術設計中的關鍵問題是水中基礎結構和施工方法。針對原方案氣壓沉箱法存在的困難和工期要求，由西林等人組成的蘇聯專家組提出了鋼筋混凝土管柱結構的建議，經過總工程師汪菊潛為首的中國技術人員和工人的共同努力，裝配式管柱結構和管柱鑽孔法經試驗後獲得了成功並立即用於施工。此外，在七號墩炭質頁岩中以強力射水下沉鋼筋混凝土管樁，構築深達32米的圍囹和39米的鋼板樁圍堰、深水中水下混凝土的灌築、採用半伸臂和全伸臂鋼樑工地安裝方法等一系列創造性的施工方法中，汪菊潛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發揮了技術保證作用。
由於他的技術精湛與求實精神，所以能快速地捕捉工程癥結與重點，及時周密思考，廣集意見，既慎重決定，又不失時機。他對同事們的不同看法能謹慎篩選，不求他個人顯露才華而著重總結眾議，以期得到共識與正確答案。他與局領導每周都到全橋工地巡視一天，及時了解工程進展並發現問題，第二天召開調度會，及時而準確地處理問題。當時，在技術上強調“一面倒”向蘇聯學習，汪菊潛總是把祖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各項技術問題都有個人的見解，始終顧全大局而不露鋒芒，與蘇聯專家組和睦相處。同時，出於高度的責任感，他規定每一張設計圖紙必須經他過目，出圖即使在他出差期間，事後也要補送辦公室。對大橋工程的詳情和發展，他是中國工程師中了解最全面最深刻的一個人。一般他贊同的技術決定或兩可方案，從不先提表現個人的看法。有重大分歧時，他首先召集設計及施工負責人探討。當有人提出：“這是蘇聯專家意見”時，他凜然反問：“我是問你自己的意見，你自己有沒有看法？”因而中國負責工程師從不敢推卸本身的責任。當明辨是非後，他再確定由負責工程師在會上提出疑問，他從而加以剖析，常得到專家組長西林和局長彭敏的支持，既保證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又改進了工作。當大橋勝利通車，彭敏局長在慶功大會上表示感謝蘇聯專家的同時，強調了這份功勞也是中國工人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光榮，博得了全場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
在南京長江大橋的設計、施工階段，汪菊潛先後任鐵道部科學技術會議副主席，鐵道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鐵道部副部長，具體參與了大橋的建設工作。
1958年，大橋工程局局長彭敏會同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負責人趙飛克組織召開了三大橋（南京、枝城、蕪湖）技術協作會議，南京橋的設計組長為王序森。在百餘位專家研究的基礎上，最後上報的是大橋局的總體設計方案，該方案由彭敏、趙飛克、汪菊潛、楊廷寶組成的領導小組審查確定，技術上汪菊潛起著重大作用。
引橋墩身中是否加設鋼筋的問題，在大橋施工中有不同意見，為了結構的需要和保證質量，他決定加設鋼筋，為大橋的順利施工解決了爭端。三號墩採用的是在覆蓋層中深置的管柱加沉井基礎，基岩破碎複雜，施工中經多次壓漿處理。為確保全全，基建、設計、施工三方持不同意見。汪菊潛親自組織研究處理，提出拋石防護處理的方法，確保了三號墩的安全。
1963年，全國人大代表有人提出對南京長江大橋基礎工程質疑議案。國務院批轉鐵道部辦理。部委派汪菊潛主持處理。經研究討論，汪菊潛與原提案人坦誠交換意見，不僅獲得了理解，而且還建立了以後的合作關係。1964年，汪菊潛代表鐵道部對南京長江大橋作了全面檢查。對各項工作包括引橋、江中基礎、上部結構的設計、施工進行審查，提出今後安排意見，協調了監理原則，為大橋順利完成鋪平了道路。
鞠躬盡瘁
1960年，中南海懷仁堂大修加固工程中，設計與施工部門意見不一，有的專家認為鋼屋架部分鏽蝕不必更換，有的專家認為應當更換。周總理點名由汪菊潛參與設計。汪受周總理重託，參加了多次會議，他親自登上屋架檢查鏽蝕情況，最後表明自己的看法：“目前，安全沒有問題，但房屋要經過好長時間才大修一次，在兩次大修中間若遇地震等情況，不一定安全。懷仁堂是黨和國家領導人經常開會的所在，一定要保證安全。”因此，他同意更換一方的意見。周總理確認汪的意見可行，決定更換鋼屋架。在專家如林的情況下，他縮小了不同意見的分歧，統一了認識，使問題獲得圓滿解決。
1964年，汪菊潛代表鐵道部參加我國第一顆核子彈爆炸固定裝置結構的設計審查會議。他在全面了解情況並周密思考後，直截了當地明確表示了意見：結構設計是可靠的。
1965年，黃河禹門口大橋遭遇水害，原拱橋方案的基礎及拱腳正在施工中。水利部和陝西、山西兩省為兩岸沖刷問題對橋式方案提出異議，認為此橋型涉及40萬畝良田的安全問題，並將造成兩省水利糾紛。汪菊潛與水利部及兩省水利廳領導現場考察了潼關至禹門口河段後，與水利部錢正英部長協商，提出在此以前因建橋產生的問題由鐵道部負責全部處理，以後的問題由水利部負責處理。最後經雙方商定取消有阻水問題的原拱橋方案，改為鋼桁梁方案，圓滿解決了問題。
汪菊潛擔任鐵道部副部長後，經常深入現場調查研究，及時作出指示。60年代初，他先後視察成昆、貴昆、湘黔、蘭新、青藏等線。根據我國國情，他特別提倡小型機械化施工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得到了現場工人和領導的歡迎和支持。他每到現場，就步行進山洞、上橋樑與工人座談，坐在地上就談，沒有一點副部長的架子。看湘黔線時，從貴陽到長沙沿線看到了許多廢棄工程，有的橋墩帽上又接了橋墩。他對邊設計邊施工草率上馬造成的浪費很有意見，認為是國家的損失。在視察蘭新線時，他乘吉普車從烏魯木齊到國境沿線察看，他認為這條鐵路是我國到歐洲大陸的主要通道，比經滿洲里縮短很多。他指出這段工程不應廢棄，不能降低標準，要保證質量。在視察青藏鐵路時，距西寧100多公里位於海拔3000多米的關角埡隧道正在施工，遇到瓦斯、出現地質問題。他知道後一定要去看。西寧鐵路分局的領導知道他患高血壓身體不好，不同意讓他去，他卻執意要去，竟說：“如果你們不放心的話，我給你們寫保證書，不要你們負責，我自己負責好不好？我來到這裡身體感覺很好。”無奈，鐵路分局擬採取用汽車送到隧道山腳下，用擔架抬到隧道洞口，醫生護士帶藥品器械同行的措施。當秘書向他匯報後，他堅決不同意：不要擔架，不要醫生。他說，我搞勘測設計時經常爬山。後來，他一直走到導坑盡頭開挖面，詳細了解瓦斯、地質情況，在洞口坐下來與領工員、工長、工人開技術座談會，逐條了解現場提出的措施，認為可行的立即加以肯定。他提出的建議都得到有關領導、技術人員和工人的贊同。
在部里，他分管領導基建總局，他要求秘書自己找施工、技術、調度各部門了解情況蒐集資料，以免增加基建總局領導的負擔。
每次到現場視察回來，他都向部的主要領導做詳細匯報。他在會議上講話從來不要秘書起草，他把他的想法講給秘書，然後聽取秘書提出建議和補充。
汪菊潛嚴以律己，生活簡樸，不講排場。出差在外都是與同行的同志們一起住一般招待所。他嚴格要求子女，住宅電話不準私用，孩子從學校給家打電話，他都嚴肅批評：“電話是公家安的，是辦公用的，你們年輕人一周回來一次，還打什麼電話？可以貼郵票寫信嘛！”他幾次出差到西北、西南，沒有一次為私事給家裡打過電話。他從不接受別人的饋贈。
1960年8月，視察蘭新線回京後，醫務室查出汪菊潛得了肝炎，提出必須休息治療。治病期間他非常自覺，從來不提什麼要求，自己到醫院遵醫囑拿藥，然後堅持帶病工作。為了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在病痛的折磨下，他繼續忘我地拼搏了十多年。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病情加重，轉成肝癌，這時他想到的仍然是國家和同志。組織上為挽救他的生命，從國外買藥，他聽說一針要一百多元，堅決拒絕使用，他說：“我的病已是不治之症，給我打沒有用，是浪費，還是留給別的同志打吧！”
1975年2月26日，汪菊潛因肝癌醫治無效，與世長辭，終年69歲，聞者無不痛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