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振儒(1908-2008),樹木生理學家、林業教育家,我國樹木生理學的奠基者。他一直從事高等院校的教學與科研工作,編寫了中國第一部林業專業適用的《植物生理學講義》,翻譯了多種有影響的植物生理學方面論著,培養出了中國第一名林學博士;長期擔任幾種林業科技刊物的主編和副主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汪振儒
- 出生地:北京
- 出生日期:1908年5月8日
- 曾用名:汪燕傑
- 筆名:丁乙
人物簡介,工作經歷,學術成就,領導成就,人物品質,簡歷,主要論著,
人物簡介
汪振儒,曾用名汪燕傑,筆名丁乙,祖籍廣西桂林。1908年5月8日出生於北京一個研究新學的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汪鸞翔,精於自然科學的一些學科,長期從事動、植物學教科書的審定工作,30年代曾任溥儀的家庭教師。汪振儒從小耳濡目染,對動植物感興趣。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讀書時,在生物課教師指導下,為校園中的樹木花草編制了植物名錄,並協助任課教師繪製了一些生理衛生課的教學掛圖,受到師生們的好評。1925年中學畢業後,考取清華大學生物系。1927年因慕植物學家錢崇澍、鐘心煊和動物學家秉志之名而轉入廈門大學生物系學習。1928年又回到清華大學生物系,1929年8月畢業,獲理學士學位。畢業後先後在南京中國科學社、清華大學生物系和廣西大學任職,1935年考取廣西省的林學公費留學生,從此與林業結下了不解之緣。1935年9月他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林業系,在JN斯佩思(Spaeth)教授指導下,他僅用了不足一年的時間就完成了《1935年採收樹木種子發芽檢定的一些成果》論文,獲得了理科碩士學位。繼而,轉入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杜克大學林學院從事森林生態學的研究,1939年6月以《某些立地因子與幼齡火炬松人工林之間相互影響的研究》論文,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汪振儒的這項研究是早期套用生物統計(多元回歸)方法分析環境因子作用的嘗試之一,頗受導師的讚揚。
汪振儒懷著一顆報國的赤子之心,於1939年7月回國,在廣西大學任教。先後任森林系教授、系主任,農學院院長等職。1945年因揭發校長壓制民主的卑劣行為,被解除了農學院院長職務,1946年到北京大學農學院任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
1949年底他到北京農業大學森林系任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他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北京林學院(1985年改稱北京林業大學),參加建院籌備工作,先後任林業系主任、綠化系主任、科研部主任、圖書館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等職,為北京林業大學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汪振儒曾任北京市政協第五、第六屆常委。他於1956年10月加入中國農工民主黨,1976年當選為農工民主黨八屆中央候補委員,1983年當選為九屆中央委員,1988年任中央咨監委員,1985年、1989年相繼任中央科教文工作委員、顧問。
工作經歷
汪振儒大學畢業後,到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任研究助理,進行水生植物群落的研究工作。1930年到清華大學生物系,任李繼侗教授主講植物生態學課的助教。此外,他還開設植物生理學及植物形態學實驗課,並從事淡水藻類的研究。1935年他被廣西大學理學院聘為講師,講授植物學、植物形態學及植物分類學等課程,並為農學院開設過植物生理學課。除了進行教學以外,他在科研上也取得了較大成績,先後寫了《廣西植物名錄》、《研究廣西植物芻議》、《藻類研究的歷史》等多篇論文。並跋涉大瑤山區,採集了大量的植物標本,為以後的學習、教學與科研打下了初步基礎。1939年7月回國後,被馬君武先生聘為國立廣西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教授,併兼任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主任。繼而出任森林系主任,並於1943年擔任廣西大學農學院院長。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里,汪振儒克服了教學、科研與生活中的種種困難和壓力,堅持工作,對廣西大學植物研究所歷年所採集的植物標本進行了整理與鑑定,撰寫了《廣西種子植物名錄》。抗戰勝利後,汪振儒被聘為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兼森林系主任。他在教學的同時進行了一些科研工作。曾在北大農學院校址周圍,進行土壤等立地條件調查。1947年當胡先驌、鄭萬鈞在中國發現活化石水杉的論文發表後,汪振儒從北平靜生生物調查所胡先驌處得到水杉樹種子,在董世仁協助下作了水杉種子發育的試驗,並撰寫了《水杉種子及幼苗發育觀察》的論文,對進一步了解水杉的造林性質作出了貢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汪振儒被調到北京農業大學森林系任教。1951年,他到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了一年。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汪振儒被調到北京林學院工作。
汪振儒在北京林學院,除了肩負著繁重的行政工作外,還親自講授植物生理學課程,並編寫了我國第一部林業專業適用的《植物生理學講義》。在此基礎上逐步增添新的內容,正式出版了《植物生理學》教材,為全國林業院校所採用,影響深遠。50年代末汪振儒與他人合作發表了《缺乏不同礦質元素對油松、側柏、樗及白蠟四種樹苗生長的影響》論文,並且組織教師翻譯出版了《樹木生理學》(1963)和《木本植物生理學》(1985)兩本巨著。他講課認真,對學生要求嚴格;對青年教師和研究生更是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他們。汪振儒帶出了一批中、青年教師,今天多成為活躍在樹木生理學教學、科研第一線的骨幹力量,有的已成為教授、副教授。北京林業大學的樹木生理學科目,在全國林業高校中所處的領先地位是與汪振儒辛勤耕耘分不開的。
汪振儒早在60年代就培養了幾名研究生,“文化大革命”後恢復研究生制度,他又招收了碩士研究生,以後又成為全國林學專業第一個可授予博士學位的博士生導師,為我國自己培養出了第一個林學博士。近年來,他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對研究生的工作學習不放鬆,親自抓外語、抓基礎、開設高級專業課程。他於1981—1985年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農科評議組成員。
汪振儒掌握多種外語,除了熟諳英語外,還懂德、日、俄幾種文字。他一向認為,要搞科學,就要進行學術交流,就要學習外國的先進知識,所以幾十年來他從未放鬆過外語學習。有位同志搞科研,急需閱讀一篇法文文獻,但又不精通法語,汪得知後,主動為之翻譯,解決了燃眉之急。這種例子還有很多。為了林業科技工作者學習外語的方便,他幾十年來編譯了幾本辭書,為社會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學術成就
50多年來,汪振儒為傳播科學知識,傾注了大量精力從事期刊辭典的編輯工作。1949年7月14日,中國植物學會恢復活動,決定復刊《中國植物學雜誌》,由汪振儒出任主編。1952年該刊與《中國動物學雜誌》合併改稱《生物學通報》,汪振儒繼續擔任主編,一直到1988年改任名譽主編。這個刊物對宣傳生物科學在國民經濟建設中的作用,普及生物學知識,交流中學生物教師教學經驗等作出了貢獻。
1979年,《北京林學院學報》(1985年改稱《北京林業大學學報》創刊以來,汪振儒就擔任主編,1986年以後任編委會顧問。汪任主編時期,對每期預發的稿件都要親自過目,認真負責,一絲不苟,對每一個漢字、每一個外文字母、每一個標點符號都不放過,嚴格得近乎挑剔,表現了極端認真的精神。《北京林業大學學報》於1989年被國家教委等單位評為全國高校自然科學學報編輯質量一等獎,是與汪振儒從創刊時就打下的良好基礎分不開的。
1981年,中國林學會創辦林業科普刊物《森林與人類》,汪振儒任主編。每期發稿前,編委會常委要集中開會決定稿件取捨,他都親自參加審定。他的辛勤工作,使《森林與人類》成為普及林業知識很有影響的刊物。
中國林學會主辦的學術刊物《林業科學》是林學界最高的學術刊物,在1979年召開第三屆編委會時,汪振儒當選為該刊副主編,任職到1982年編委會換屆為止。
汪振儒為編譯外文辭典做了大量工作,早在50年代就參加中國科學院對植物學名詞的審定工作;1958年與人合譯並校審了《德漢林業名詞》;1981年與他人合譯了《FAO英漢林業科技詞典》;1983年又補譯了《FAO英漢林業科技詞典》的修訂本。1989年參加全國自然科學名詞審定委員會公布的《林學名詞》(科學出版社,1989年)終審定稿會,是受錢三強主任委員委託的三位專家之一。此外,汪振儒還參加了《日漢林業科技詞典》的譯校工作。
領導成就
30年代初,汪振儒在清華大學任助教時,看到了日本植物學會的會刊,就寫信給胡步曾教授建議,中國也應組織學會、辦會刊,以便促進植物學的研究與發展。1933年中國植物學會成立後,汪振儒是早期的會員之一,隨後參加了1935年在南寧召開的中國植物學會第二屆年會和1947—1948年在平、津舉行的兩次學術年會及1949年7月在北京大學召開的第五屆學術年會;在1963年舉行的中國植物學會年會上被選為第七屆常務理事;1978年又當選為中國植物學會第八屆副理事長兼秘書長;1983年起任中國植物學會第九屆理事會顧問。1978年6月起還擔任北京植物學會理事兼學術組副組長。近年來汪振儒還從事中國植物學史的研究工作,他所承擔的近代史部分,即將付梓。他發表的《關於“植物學”一詞的來源問題》論文,考證了“植物學”一詞實際起源於我國數學家李善蘭節譯的英國J林德雷(Lind1ey)所著Elements of Botany(1847)一書,於1857年題名《植物學》,由上海墨海書館印行,是這一名詞的首次出現。用事實否定了“植物學”一詞是日本江戶時期已存在並在以後傳人中國的錯誤,使歷史事實得到澄清。
1978年10月—1986年11月,他任中國植物生理學會理事,並擔任北京市植物生理學會第一、二屆理事。
汪振儒早在40年代就參加過中華林學會的學術活動。他是中國林學會第二、四屆理事,第六、七屆理事會顧問。1979年11月當選為中國林學會森林生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1984年擔任了中國林學會樹木生理專業委員會主任。1979年當選為中國林學會第四屆科普委員會常委。
汪振儒幾十年來,參加各種學會的領導工作和學術活動,為林業科技學術發展廣攬群英,進行學術交流、普及林業知識、提攜後生付出了辛勤的勞動。除此而外,還參加大量的社會活動,為團結廣大知識界也作出了巨大貢獻。
人物品質
“文化大革命”期間,“四害”肆虐,汪振儒雖懷拳拳報國之忱,卻無英雄用武之地,被迫退休,回到廣西桂林家鄉。不久,“四人幫”被打倒,北京林學院從雲南省遷回北京,汪振儒又恢復了工作。他為培養研究生、辦刊物、帶領中青年教師譯書、寫作以及參加農工民主黨、政協、各種學會等社會活動和學術活動,幾乎無一天休息。用他自己的話說“辛苦總比苦惱好!”
汪振儒雖年逾古稀,壯志不減當年,為繼續探索自然界的奧秘,振興中國林業,經常到國內外實地考察和進行其他業務活動,僅擇其要者:1977年69歲登廬山;1979年71歲先登山東省嶗山,再上廣東省鼎湖山;1980年4月隨中國林業考察團赴美國考察,歸國後發表了《美國林業教育的一些特點》和《美國林業教育管窺》兩文;接著又受當時國家農委副主任何康之託,為改變老革命根據地的貧困狀況,走上了井岡山;1981年又以飽滿的熱忱參加了學術界的“林水之爭”的討論,查文獻、找資料、寫文章、做報告,熱情地宣傳林業作用,與他人合寫了《確切地認識森林的作用》,公開發表後引起了強烈反響;1983年75歲又攀上了東嶽泰山;接著9月又到內蒙毛烏素沙漠考察沙地的綠化造林;1984年76歲登浙江天目山;1985年77歲又上四川峨嵋山和福建武夷山;1986年78歲深入內蒙腹地包頭市考察城市綠化工作;接著又到寧夏回族自治區西吉考察黃土高原小流域綜合治理工作……。他還利用參加各種會議、各樣活動的機會為林業界培養人才而奔走呼籲,先後發表了《森林作用與中國農業現代化》、《林業振興靠人才》等文章。提出了“對基層工作人員的艱苦生活,要給予極大關注,創造較好的生活及工作環境,充分發揮他們的積極性,鼓勵他們安心於崗位工作”;“林業盛衰關係到國家命運的興敗和子孫生活的安定,影響深遠,不能輕視”;“振興我國林業的重任全部落在我國林業工作者的身上,……必須團結一致同心協力來做好這一工作,……並努力促其實現,並以此作為紀念……教師節誓言。”
汪振儒為人剛直不阿,追求真理。富於正義感。1926年3月18日,他參加了在李大釗領導下的北京學生集會,強烈譴責帝國主義炮擊大沽口的罪行,要求北洋政府廢除不平等條約。但段祺瑞執政府竟然開槍鎮壓學生,當場打死47人,打傷150餘人,製造了歷史上有名的“三·一八”慘案。汪振儒亦當場中彈受傷。1986年,他作為倖存的耆宿之一,參加共青團中央、全國學聯舉辦的“三·一八”慘案60周年紀念會,受到人們的尊敬。1945年4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做了題為《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當時廣西大學校園內貼出了擁護報告的傳單。國民黨當局極為恐慌,要追查傳單。校長李運華為了邀功請賞,盜用全體教授名義,發出了反共聲明。汪振儒認為這是強姦民意,便貼出聲明,揭露李運華違背民意的卑鄙伎倆。在汪的帶動下,其他教授也紛紛貼出內容相似的聲明,全校譁然,校方異常狼狽。為此汪振儒被解除了農學院院長職務。抗日戰爭勝利後,汪振儒對國民政府打內戰的倒行逆施更為不滿,與許德珩等教授加入了民主運動行列,積極參加“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愛國運動。北平解放前夕,他在北京大學教授會上痛斥校長胡適棄校潛逃行為。1949年初,他和進步教授一起,簞食壺漿,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北平,熱情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汪振儒勤奮好學,品格高尚,知識淵博,為振興中國林業,為培育林業建設人才,奮鬥了幾十年,是位既樹木又樹人的學者。
簡歷
1908年5月8日,出生於北京。
1925年9月,考入清華大學生物系學習。
1927年,轉入廈門大學生物系學習。
1928年,回清華大學生物系學習。
1929年8月,畢業於清華大學生物系,獲理學士學位。
1929年9月—1930年8月,任南京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研究助理。
1930年9月—1933年8月,任清華大學生物系助教。
1933年9月—1935年8月,任梧州廣西大學理學院生物系講師。
1935年9月—1936年6月,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研究生院學習,獲理學碩士學位。
1935年7月—1939年6月,在美國杜克大學林學院研究生院學習,獲哲學博士學位。
1939年9月—1946年8月,任桂林廣西大學農學院教授、森林系主任、植物研究所主任、院長。
1946年9月—1949年8月,任北京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教授、系主任。
1949年9月—1952年8月,任北京農業大學森林系教授(其間1951年在北京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政治研究院學習)。
1952年9月—1989年9月,任北京林學院(1985年改稱北京林業大學)教授、兼林業系主任等職務。
1989年10月離休。
2008年6月24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論著
1 汪燕傑.南京玄武湖植物群落之觀察.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論文集,1931, Vl(6):39-58.(Yen—chieh Wang.Contribitions from the Biol. Lab.of the Sci.Soc. of China.1931,Vl(6):39—58.)
2 汪燕傑.北京及其附近淡水藻類初報.清華周刊——自然科學專號,1932,38(10—11):111—142 (Yen—chieh Wang.APreliminary List of the Frest Water Algae Known from Peiping and its Suroundings. Tsing Hua Weekly.1932, 38(10—11):111—142.)
3 汪振儒.讀了“今日的中國生物學界”以後.獨立評論,1932,13:10—15.
4 汪振儒.藻類研究的歷史.中國植物學雜誌,1936,3(2):1013—1025
5 Yen—chieh Wang.1935年採收樹木種子發芽檢定的一些成果(英文).碩士學位論文,未刊行,1936.
6 Yen-chieh Wang.某些立地因子與幼齡火炬松人工林之間相互影響的研究(英文).博士學位論文,未刊行,1939.
7 汪振儒.廣西種子植物名錄(l).廣西農業,1940,1(1):68—77
8 汪振儒等.廣西種子植物名錄(Ⅱ—Ⅶ).廣西農業,1941,2(2—6)
9 汪振儒等.廣西種子植物名錄(Ⅷ—Ⅸ).廣西農業,1942,3(1):57—124.
10 汪振儒等.水杉種子萌發及幼苗發育的觀察(英文).Chinese Jour of Agr(中國農業學報),1949,1(1):81—92.
11 汪振儒.季米里亞席夫對光合作用研究的貢獻.生物學通報,1954(11):1—3
12 丁乙(譯自英文).創造性達爾文主義是森林撫育的科學基礎.林業譯叢(第一輯),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54.
13 汪振儒.雜草種子檢索表.檢疫雜草簡易圖說附錄一.上海:財經出版社,1957:130—140.
14 汪振儒等.德漢林業名詞.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
15 丁乙譯.德國北部沖積區土壤改良的方法.國外林業施肥經驗.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59:20—24.
16 汪振儒等譯.植物學夏季野外實習.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
17 汪振儒等譯.樹木生理學.北京:農業出版社,1963.
18 汪振儒等譯.用氣體交換技術研究陸地生態系統的代謝活動核物.生態學譯叢(第一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74.
19 汪振儒譯.研究植物生長用的太陽輻射記錄儀.植物生態學譯叢(第二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
20 汪振儒譯.在天然條件下研究光合作用而進行的輻射測定.植物生態學譯叢(第三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
21 汪振儒.生物教學和我國林業的發展.生物學通報,1981(2):1—2
22 汪振儒.美國林業教育的一些特點.美國、紐西蘭、澳大利亞林業考察紀要.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1:50—54
23 汪振儒.美國林業教育管窺.北京林學院學報,1981,3(4):47—60
24 汪振儒等.確切地認識森林的作用——與黃秉維先生商榷.地理知識,1981(8):1-3,6.
25 汪振儒等譯.FAO英漢林業科技辭典.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26 汪振儒等譯.克累默爾(P.J.Kramer)樹木生理專題演集.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2.
27 汪振儒.森林的作用與農業現代化.生物學通報,1982(4):4—5
28 汪振儒等譯.FAO英漢林業科技辭典.(再版附補遺).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29 汪振儒校訂.數值分類學科學出版社,1984
30 汪振儒等譯.木本植物生理學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85
31 汪振儒.林業振興靠人才.林業月報,1988(4):1.
32 汪振儒.關於植物學一詞的來源問題.生物學通報,1987(7):1—2
33 汪振儒.樹木生理學(Physiology of Trees).中國農業百科全書林業卷(下冊).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62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