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江南有數人家:金庸和他的家人們
- 出版社：人民日報出版社
- 頁數：318頁
- 開本：16
- 品牌：人民日報出版社
- 作者：蔣連根
- 出版日期：2014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11523315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江南有數人家:金庸和他的家人們》是金庸先生的一本家族人物“關係圖”。作者從金庸的世太公査慎行、叔太公査嗣庭、伯太公査繼佐、世叔公査昇、祖父查文清寫起，一直寫到父親査樞卿、母親徐祿、姑父蔣百里、哥哥查良鏗、大弟查良浩、小弟查良珏、大妹査良琇、小妹查良璇、堂哥查良釗、表姐蔣英、表哥蔣復驄等，史料翔實，文筆生動，值得閱讀與收藏。
作者簡介
蔣連根，筆名耕夫，生於1955年。也許生不逢辰，長身體的時候遇上了饑荒歲月，上學求知識的時候遇上了“文革”風暴，就業的時候遇上了上山下鄉。國中畢業為躲避下鄉去了一家工廠當爐前工，三年學徒終於熬成了師傅，心中卻依然留戀著昔日的校園。跟“白卷英雄”張鐵生同一年，報名參加了工農兵大學生的考試選拔，因為沒交“白卷”也就沒被選上，望門投止參軍入伍，竟然春風得意人了新聞道兒，因為新聞報導成績突出，記了兩次三等功，並代理師直屬隊的新聞幹事。然而拒絕提十而復員回鄉，先在政府部門當秘書，不甘心於公務員的寂寞，1988年“跳槽”進入海寧日報社，當了二十餘年的一線記者，專跑文化、教育線。在捧得多項新聞獎之後，不甘心於自己的低學歷身份，毅然走進全國成人高考的考場，先修經濟管理專科，再完成浙江大學的漢語言文學課程。現在一家區域報紙任編輯。“未必出類拔萃，但一定與眾不同。”這是他的人生追求。
圖書目錄
海寧老家的故事兒
龍風呈祥
龍山花溪
金庸舊居“赫山房”
爺爺們的舊事兒
“煙波釣徒”查翰林——世太公查慎行
野戍風淒六月秋——叔太公查嗣庭
“東山釣史”奇遇——伯太公查繼佐
身在書生壯士間——世叔公查舁
丟官不低頭的丹陽知縣——祖父查文清
爹媽的那些事兒
被冤枉錯殺的大地主——父親查懋忠
本是徐志摩的堂姑媽——母親徐祿
兒時玩伴小丫環——繼母顧秀英
讓金庸迷上武俠的“女俠”——姑媽查玉芳
槍聲引來異國情緣——姑父蔣百里
兄弟姊妹的親情事兒（上）
“情比金堅”手足情——哥哥查良鏗
代哥當上董事長——大弟查良浩
唐山大地震的逃生功臣——小弟查良鈺
“軍官太太”的遭遇——大妹查良繡
糾偏專家的“蓮花仙子”——小妹查良璇
痴情守望舊居六十年——同父異母的弟弟查良楠
兄弟姊妹的親情事兒（中）
“觀化樂天”的“查活佛”——堂哥查良釗
自稱“渺小”的大法官——堂哥查良鑒
夢回大觀園的五小姐——堂姐查良英
兄弟姊妹的親情事兒（下）
錢學森的“童養媳”——表姐蔣英
“兩彈一星”的幕後功臣——表姐蔣華
自詡“圖書管理員”——表哥蔣復璁
三個老婆的家事兒
不願走斷橋，也該走走查家橋——第一任妻子杜冶芬
香港回歸了，我跟你回查家橋去——第二任妻子朱玫
離得這么近，我多想跨過這座橋——第三任妻子林樂恰
兒女們的往事兒
最具父親遺傳卻為情自縊——大兒子查傳俠
撇開老爹開餐館——次子查傳倜
從加拿大歸來的“小龍女”——長女查傳詩
焉知余之樂的畫家——次女查傳訥
參考書（篇）目
後記
龍風呈祥
龍山花溪
金庸舊居“赫山房”
爺爺們的舊事兒
“煙波釣徒”查翰林——世太公查慎行
野戍風淒六月秋——叔太公查嗣庭
“東山釣史”奇遇——伯太公查繼佐
身在書生壯士間——世叔公查舁
丟官不低頭的丹陽知縣——祖父查文清
爹媽的那些事兒
被冤枉錯殺的大地主——父親查懋忠
本是徐志摩的堂姑媽——母親徐祿
兒時玩伴小丫環——繼母顧秀英
讓金庸迷上武俠的“女俠”——姑媽查玉芳
槍聲引來異國情緣——姑父蔣百里
兄弟姊妹的親情事兒（上）
“情比金堅”手足情——哥哥查良鏗
代哥當上董事長——大弟查良浩
唐山大地震的逃生功臣——小弟查良鈺
“軍官太太”的遭遇——大妹查良繡
糾偏專家的“蓮花仙子”——小妹查良璇
痴情守望舊居六十年——同父異母的弟弟查良楠
兄弟姊妹的親情事兒（中）
“觀化樂天”的“查活佛”——堂哥查良釗
自稱“渺小”的大法官——堂哥查良鑒
夢回大觀園的五小姐——堂姐查良英
兄弟姊妹的親情事兒（下）
錢學森的“童養媳”——表姐蔣英
“兩彈一星”的幕後功臣——表姐蔣華
自詡“圖書管理員”——表哥蔣復璁
三個老婆的家事兒
不願走斷橋，也該走走查家橋——第一任妻子杜冶芬
香港回歸了，我跟你回查家橋去——第二任妻子朱玫
離得這么近，我多想跨過這座橋——第三任妻子林樂恰
兒女們的往事兒
最具父親遺傳卻為情自縊——大兒子查傳俠
撇開老爹開餐館——次子查傳倜
從加拿大歸來的“小龍女”——長女查傳詩
焉知余之樂的畫家——次女查傳訥
參考書（篇）目
後記
後記
我寫金庸，寫的是金庸的家事兒，他的祖輩、父母、兄弟姐妹和兒女們的事兒，金庸與三任妻子的情事兒，自然也在其中。
寫金庸，我是最有資格的，因為我的家鄉就是金庸的故鄉，是他父輩築屋建業的地方，是他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我那故鄉的小路，是金庸童年走過的路；我常常登高望遠的古樸橋，是金庸當年求學離家時淚別不捨的那座查家橋；我常年沐浴的風景，是金庸小說中最初的美麗，如今依舊。
二十年前，我開始寫金庸
第一次聽說金庸的名兒是1980年，我還在部隊里跑新聞。我的老師、新聞幹事陳玉金有一次問我：“你讀過金庸小說嗎？特別精彩，特別有味兒！聽說金庸是浙江海寧人。是你的老鄉。”陳幹事有一個堂妹在香港，因而他有機會比我早讀了金庸。
1986年，我已經退伍回鄉了，讀完了《射鵰英雄傳》和《天龍八部》，突然冒出了寫寫金庸的念頭。一日，我與陳玉金老師通電話，他已經轉業回東北，我請他從香港報紙上替我找一點金庸的材料。一挨幾年，有一天我終於收到一大摞複印件，是陳老師托香港朋友范楓給我搞來的。1994年3月，我和范楓合作的長篇通訊《金庸的昨天和今天》，先在《長春晚報》連載，後在《春城晚報》一次登出。÷？
從此後，我撰寫的有關名人的文章隔三差五地見之於報端，其中的不少有關金庸的篇章被香港、杭州的作家引用進了《金庸傳》里。
這時候，我算是知道了金庸的名字，可作為他的老鄉，我對他的家事兒卻知道的甚少。
1996年11月11日，金庸學術研究會在海寧成立，北京大學教授嚴家炎等專家從北京而來，金庸也來了。作為文化記者和金庸學術研究會理事的雙重身份，我參加了成立大會，第一次面見和採訪了金庸。學術交流時，嚴家炎教授對我說：“海寧是金庸先生的出生地，他從小生活在這裡，留下足跡和故事，你是本地記者，有這個優勢，你可以寫寫他的故事，寫寫他的家裡人嘛！”
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開始尋找金庸的少年足跡和家庭故事。
1999年9月，金庸舊居“赫山房”修復，金庸的大妹查良磅從臨安歸來，在落成儀式之後，我特意前往她下榻的賓館探望。這是一次十分珍貴的見面，她將家事親情一古腦兒端給了我，還將兄妹們的家庭地址悉數告知。這樣，我打通了採訪路徑，然後一一拜訪了在內地的金庸弟妹，將他們的生活和親情故事全記錄了下來。
此後，金庸多次回鄉，我有了當面聽他聊家常的機會。幾年間，我撰寫的《金庸與徐志摩，一對表兄弟》、《金庸的兩位母親》、《金庸的同父異母兄弟》等文章，刊登在許多報刊上，並且被多家香港報刊轉載，其中有金庸主辦的《明報》和《明報月刊》。
寫金庸的素材壓了箱底十幾年
從1994年開始，我先後採訪了查良鈺、查良琇、查良璇、查良浩、查良楠、查良根等金庸的弟弟和妹妹，還採訪了在金庸家生活多年的金庸的表外甥蔣啟霆(雨田)，與金庸父親有交往的多名鄉親，積累的素材越積越多，2004年，我著手整理這些素材。因為金庸是海寧人，作為他家鄉的一名本土記者，我理所當然應該把他的家事兒寫成書，告訴廣大讀者。
然而，我注意到，在中國當代的作家中，金庸的影響力是最有國際性的，但是關於金庸家世、家事的書一本也沒有。有的只是寫他的經歷和創作的傳記，他的身世家事，當時除了傳記中的少量章節外，鮮為人知。起初，我不明白內中的原因。我在採訪了金庸的老秘書之後，方知內委。
他告訴我兩件事：
一是《羊城晚報》連載香港作家冷夏的《文壇俠聖——金庸傳》時，金庸對記者說，冷夏的《金庸傳》胡說八道，沒有經過他的審閱同意。其實，冷夏的書稿不僅經過金庸的過目，兩人還在書房裡合過影，首版還是他的明報出版社出的：
二是杭州作家傅國涌的《金庸傳》甫出，金庸老大不高興，聲言：“如果他出現在我的小說里，肯定是負面人物。”傅寫傳，對傳主應該沒有惡意，所寫，也許有傳訛處，卻不存在編造。
後來，83歲高齡的金庸在杭州的一次訪談中說：“我不會寫自傳的，永遠都不會寫。我自己的內心秘密，不想與公眾分享。”——這就是金庸反對別人寫他的理由。對於自己的婚戀、情感、家庭生活，這么多年來，金庸幾乎對外界是避口不提的。
在此情景下，我不敢公開金庸的家事，擔心侵犯了他的隱私權。這樣，我積累的素材也就壓在了箱底。
突然發現箱底材料是珍稀品
2000年1月，《收穫》第一期，刊登金庸的自傳體散文《月雲》，全文5600多字。這是自1972年封筆後金庸首次發表的全新體裁文章，引起了兩岸三地文壇的關注，眾說紛紜。當年12月28日，我以《金庸和他的兩位母親》為題落下驚人之筆：金庸回憶中的童年丫鬟“月雲”，其實是他後來的繼母顧秀英。金庸父親喪妻續弦，娶了昔日的丫鬟月雲。
為了弄清“月雲”是不是顧秀英，我從金庸同父異母的弟妹們口中獲取真實隱情：“陪伴金庸童年的一個小丫鬟，後來被他爸爸娶進門，做了金庸的繼母”。金庸的母親徐祿病亡滿3年，父親查樞卿續弦，小他17歲的顧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擔當起撫育幼子的責任，先後生下良鋮、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金庸和他的兩位母親》在河南的《名人傳記》發表以後，許多報刊編輯紛紛向我約寫金庸家庭故事的稿子，出於對金庸隱私權的保護，我婉拒了。一位資深編輯對我說：“你對金庸弟弟妹妹的採訪，即是難得的新聞素材，又是非常珍貴的名人資料。在國內，一個不漏(除了早逝的大哥查良鏗)採訪金庸的親屬，你是唯一的；二十年後的今天，人事變遷，逝的逝去。老的老了，別人再要獲取這些素材已經是不可能了。”此時，我發覺，我壓在箱底許多年的材料，其實是一份十分難得的珍品。
金庸“被去世”促成我的書稿
2010年6月和12月，微博上兩次傳出金庸“去世”的訊息，引起了軒然大波。網友們震驚之餘瘋狂轉發，全然不顧訊息的真假。最終當事人闢謠，金庸“被去世”成了微博傳謠的經典案例。
還是那位資深編輯提醒我說：“你可以將箱底材料釋放出來了，是時候了。”他認為，一旦名人去世時，由於各大媒體對他的報導，所以引發了讀者對其傳奇人生的高度關注，這樣的書是暢銷的，是意料之中的事。他鼓勵我立即將素材整理成書稿，選擇出版社適時出版，“因為裡面會有很多目前還鮮為人知的故事，所以這本書有新意。一個名人，他就這點事，生前死後翻來覆去講差不多的故事和內容，太沒新意了。為什麼就不能找另外的途徑來解讀他？比如他的家人故事，用親情來解讀他的精髓，這些不是比出他的傳記更有意義？”
2010年9月上旬，我開始動筆撰寫《金庸和他的家人們》，緊接著完成了《金庸和他的師友們》，兩部書稿，親情友情，猶如一對孿生姐妹。
我為保護金庸的隱私盡了責
作為新聞記者，我的寫作是嚴謹的，在滿足公眾知情權的同時，在保護金庸的隱私和名譽方面，我已經盡了應有責任。
第一，法律解釋，隱私權的本質，必須純粹是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的個人私事。任何公共的、群體的或與之有關的事情都不能成為個人的隱私。而為了保障公民的監督權，名人的名譽權、隱私權是受到限制的。在保障公眾知情權的背景下，作為公眾人物的金庸，他的隱私其實是有限的，家人的事、婚姻一事，可以說是未涉及公共利益的隱私內容，卻引起大眾的普遍關注，早就暴露於眾目睽睽之下而不再隱私了。
第二，我在寫作中，努力規避涉及隱私。比如，金庸父親之死、金庸的兩次離婚、金庸的長子之死，我採用金庸本人認可的說法。單純地從客群群體關注度來說，我的《金庸和他的家人們》遠遠不如某傳記對他的婚戀描述吸引眼球，有同事埋怨：“你看看人家的描寫，寫得多猛啊！”我說：“那都是一面之詞；再說，就算採訪了各方當事人，那些涉及個人隱私的內容，即使核實屬實，也是不能曝光的。”
第三，我曾經聯繫金庸秘書和他的弟弟，希望他們看看我的書稿，他們給我的回音驚人地一致：“金庸反對別人寫他，我們不會看這方面的書稿”。書稿沒被退回，不知是默認了，還是另有原因。
有律師朋友看過我的書稿部分內容，對我說：“這些呀，金庸自己在電視上向人說過，本人已經公開過的事實就不再是隱私了。”
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朋友，曾經幫我拿主意，他說：“留著吧，等待金庸百年以後拿出來，你的擔心就多餘了，這本書也許還能火上一把。”此話很有智慧，可我另有想法：我寫的是他家裡人的故事，背景是他的舊居“赫山房”，情節取自他的鄉親和家人。我不是替金庸寫傳記，而是給傳記作家提供一些真實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否真實，是不是謊話，趁金庸健在，講述人健在，由他們來評說才是最可靠的。
——這是我急於推出這這部書的理由。
十年書成，幸遇兩位知己，一位是江蘇文藝出版社的王宏波編輯，是他再三鼓勵我將金庸的家事寫成書，並且在寫作和出版中給予我具體的指導；另一位就是本書的責任編輯陳志明老師，他是嚴家炎先生的高徒，同時也是金庸小說的研究專家，在編輯兩本書稿的過程中，陳老師對史實訂正頗多，使我受益匪淺；當我被名人的隱私權嚇住、不敢出版這本書的時候，他給予我心理上的疏導和行為上的擔當，再三說服我出版這本書。兩位老師探求真知、嚴謹治學的勇氣，給我以啟迪，我十分感激他們的指教。另外，我非常感謝我在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的老師，如浙江日報文藝部的姚振發老師、高燕編輯，周末專刊部的章瑞華、黃采君老師，正是他們當年的指教引導著我對名人的追蹤採訪。還要感謝我的同事和朋友王超英先生，正是因為他提供的圖片讓拙著增色不少。
本書在參考大量正史資料的同時，也引用了少量的野史、民間流傳之說，主要是為了給書中故事、人物添一點趣味，以增加可讀性，也希望給讀者帶來一種別樣的閱讀享受。
謝謝大家，謝謝欣賞金庸、欣賞這本書的所有讀者。
蔣連根
2013年6月6日於戀耕齋
寫金庸，我是最有資格的，因為我的家鄉就是金庸的故鄉，是他父輩築屋建業的地方，是他出生和成長的地方。我那故鄉的小路，是金庸童年走過的路；我常常登高望遠的古樸橋，是金庸當年求學離家時淚別不捨的那座查家橋；我常年沐浴的風景，是金庸小說中最初的美麗，如今依舊。
二十年前，我開始寫金庸
第一次聽說金庸的名兒是1980年，我還在部隊里跑新聞。我的老師、新聞幹事陳玉金有一次問我：“你讀過金庸小說嗎？特別精彩，特別有味兒！聽說金庸是浙江海寧人。是你的老鄉。”陳幹事有一個堂妹在香港，因而他有機會比我早讀了金庸。
1986年，我已經退伍回鄉了，讀完了《射鵰英雄傳》和《天龍八部》，突然冒出了寫寫金庸的念頭。一日，我與陳玉金老師通電話，他已經轉業回東北，我請他從香港報紙上替我找一點金庸的材料。一挨幾年，有一天我終於收到一大摞複印件，是陳老師托香港朋友范楓給我搞來的。1994年3月，我和范楓合作的長篇通訊《金庸的昨天和今天》，先在《長春晚報》連載，後在《春城晚報》一次登出。÷？
從此後，我撰寫的有關名人的文章隔三差五地見之於報端，其中的不少有關金庸的篇章被香港、杭州的作家引用進了《金庸傳》里。
這時候，我算是知道了金庸的名字，可作為他的老鄉，我對他的家事兒卻知道的甚少。
1996年11月11日，金庸學術研究會在海寧成立，北京大學教授嚴家炎等專家從北京而來，金庸也來了。作為文化記者和金庸學術研究會理事的雙重身份，我參加了成立大會，第一次面見和採訪了金庸。學術交流時，嚴家炎教授對我說：“海寧是金庸先生的出生地，他從小生活在這裡，留下足跡和故事，你是本地記者，有這個優勢，你可以寫寫他的故事，寫寫他的家裡人嘛！”
我覺得這是個好主意，開始尋找金庸的少年足跡和家庭故事。
1999年9月，金庸舊居“赫山房”修復，金庸的大妹查良磅從臨安歸來，在落成儀式之後，我特意前往她下榻的賓館探望。這是一次十分珍貴的見面，她將家事親情一古腦兒端給了我，還將兄妹們的家庭地址悉數告知。這樣，我打通了採訪路徑，然後一一拜訪了在內地的金庸弟妹，將他們的生活和親情故事全記錄了下來。
此後，金庸多次回鄉，我有了當面聽他聊家常的機會。幾年間，我撰寫的《金庸與徐志摩，一對表兄弟》、《金庸的兩位母親》、《金庸的同父異母兄弟》等文章，刊登在許多報刊上，並且被多家香港報刊轉載，其中有金庸主辦的《明報》和《明報月刊》。
寫金庸的素材壓了箱底十幾年
從1994年開始，我先後採訪了查良鈺、查良琇、查良璇、查良浩、查良楠、查良根等金庸的弟弟和妹妹，還採訪了在金庸家生活多年的金庸的表外甥蔣啟霆(雨田)，與金庸父親有交往的多名鄉親，積累的素材越積越多，2004年，我著手整理這些素材。因為金庸是海寧人，作為他家鄉的一名本土記者，我理所當然應該把他的家事兒寫成書，告訴廣大讀者。
然而，我注意到，在中國當代的作家中，金庸的影響力是最有國際性的，但是關於金庸家世、家事的書一本也沒有。有的只是寫他的經歷和創作的傳記，他的身世家事，當時除了傳記中的少量章節外，鮮為人知。起初，我不明白內中的原因。我在採訪了金庸的老秘書之後，方知內委。
他告訴我兩件事：
一是《羊城晚報》連載香港作家冷夏的《文壇俠聖——金庸傳》時，金庸對記者說，冷夏的《金庸傳》胡說八道，沒有經過他的審閱同意。其實，冷夏的書稿不僅經過金庸的過目，兩人還在書房裡合過影，首版還是他的明報出版社出的：
二是杭州作家傅國涌的《金庸傳》甫出，金庸老大不高興，聲言：“如果他出現在我的小說里，肯定是負面人物。”傅寫傳，對傳主應該沒有惡意，所寫，也許有傳訛處，卻不存在編造。
後來，83歲高齡的金庸在杭州的一次訪談中說：“我不會寫自傳的，永遠都不會寫。我自己的內心秘密，不想與公眾分享。”——這就是金庸反對別人寫他的理由。對於自己的婚戀、情感、家庭生活，這么多年來，金庸幾乎對外界是避口不提的。
在此情景下，我不敢公開金庸的家事，擔心侵犯了他的隱私權。這樣，我積累的素材也就壓在了箱底。
突然發現箱底材料是珍稀品
2000年1月，《收穫》第一期，刊登金庸的自傳體散文《月雲》，全文5600多字。這是自1972年封筆後金庸首次發表的全新體裁文章，引起了兩岸三地文壇的關注，眾說紛紜。當年12月28日，我以《金庸和他的兩位母親》為題落下驚人之筆：金庸回憶中的童年丫鬟“月雲”，其實是他後來的繼母顧秀英。金庸父親喪妻續弦，娶了昔日的丫鬟月雲。
為了弄清“月雲”是不是顧秀英，我從金庸同父異母的弟妹們口中獲取真實隱情：“陪伴金庸童年的一個小丫鬟，後來被他爸爸娶進門，做了金庸的繼母”。金庸的母親徐祿病亡滿3年，父親查樞卿續弦，小他17歲的顧秀英便做了他的新妻子，擔當起撫育幼子的責任，先後生下良鋮、良楠、良斌、良根四子和良琪、良珉二女。
《金庸和他的兩位母親》在河南的《名人傳記》發表以後，許多報刊編輯紛紛向我約寫金庸家庭故事的稿子，出於對金庸隱私權的保護，我婉拒了。一位資深編輯對我說：“你對金庸弟弟妹妹的採訪，即是難得的新聞素材，又是非常珍貴的名人資料。在國內，一個不漏(除了早逝的大哥查良鏗)採訪金庸的親屬，你是唯一的；二十年後的今天，人事變遷，逝的逝去。老的老了，別人再要獲取這些素材已經是不可能了。”此時，我發覺，我壓在箱底許多年的材料，其實是一份十分難得的珍品。
金庸“被去世”促成我的書稿
2010年6月和12月，微博上兩次傳出金庸“去世”的訊息，引起了軒然大波。網友們震驚之餘瘋狂轉發，全然不顧訊息的真假。最終當事人闢謠，金庸“被去世”成了微博傳謠的經典案例。
還是那位資深編輯提醒我說：“你可以將箱底材料釋放出來了，是時候了。”他認為，一旦名人去世時，由於各大媒體對他的報導，所以引發了讀者對其傳奇人生的高度關注，這樣的書是暢銷的，是意料之中的事。他鼓勵我立即將素材整理成書稿，選擇出版社適時出版，“因為裡面會有很多目前還鮮為人知的故事，所以這本書有新意。一個名人，他就這點事，生前死後翻來覆去講差不多的故事和內容，太沒新意了。為什麼就不能找另外的途徑來解讀他？比如他的家人故事，用親情來解讀他的精髓，這些不是比出他的傳記更有意義？”
2010年9月上旬，我開始動筆撰寫《金庸和他的家人們》，緊接著完成了《金庸和他的師友們》，兩部書稿，親情友情，猶如一對孿生姐妹。
我為保護金庸的隱私盡了責
作為新聞記者，我的寫作是嚴謹的，在滿足公眾知情權的同時，在保護金庸的隱私和名譽方面，我已經盡了應有責任。
第一，法律解釋，隱私權的本質，必須純粹是與公共利益、群體利益無關的個人私事。任何公共的、群體的或與之有關的事情都不能成為個人的隱私。而為了保障公民的監督權，名人的名譽權、隱私權是受到限制的。在保障公眾知情權的背景下，作為公眾人物的金庸，他的隱私其實是有限的，家人的事、婚姻一事，可以說是未涉及公共利益的隱私內容，卻引起大眾的普遍關注，早就暴露於眾目睽睽之下而不再隱私了。
第二，我在寫作中，努力規避涉及隱私。比如，金庸父親之死、金庸的兩次離婚、金庸的長子之死，我採用金庸本人認可的說法。單純地從客群群體關注度來說，我的《金庸和他的家人們》遠遠不如某傳記對他的婚戀描述吸引眼球，有同事埋怨：“你看看人家的描寫，寫得多猛啊！”我說：“那都是一面之詞；再說，就算採訪了各方當事人，那些涉及個人隱私的內容，即使核實屬實，也是不能曝光的。”
第三，我曾經聯繫金庸秘書和他的弟弟，希望他們看看我的書稿，他們給我的回音驚人地一致：“金庸反對別人寫他，我們不會看這方面的書稿”。書稿沒被退回，不知是默認了，還是另有原因。
有律師朋友看過我的書稿部分內容，對我說：“這些呀，金庸自己在電視上向人說過，本人已經公開過的事實就不再是隱私了。”
一位在出版界工作的朋友，曾經幫我拿主意，他說：“留著吧，等待金庸百年以後拿出來，你的擔心就多餘了，這本書也許還能火上一把。”此話很有智慧，可我另有想法：我寫的是他家裡人的故事，背景是他的舊居“赫山房”，情節取自他的鄉親和家人。我不是替金庸寫傳記，而是給傳記作家提供一些真實的材料。這些材料是否真實，是不是謊話，趁金庸健在，講述人健在，由他們來評說才是最可靠的。
——這是我急於推出這這部書的理由。
十年書成，幸遇兩位知己，一位是江蘇文藝出版社的王宏波編輯，是他再三鼓勵我將金庸的家事寫成書，並且在寫作和出版中給予我具體的指導；另一位就是本書的責任編輯陳志明老師，他是嚴家炎先生的高徒，同時也是金庸小說的研究專家，在編輯兩本書稿的過程中，陳老師對史實訂正頗多，使我受益匪淺；當我被名人的隱私權嚇住、不敢出版這本書的時候，他給予我心理上的疏導和行為上的擔當，再三說服我出版這本書。兩位老師探求真知、嚴謹治學的勇氣，給我以啟迪，我十分感激他們的指教。另外，我非常感謝我在浙江日報報業集團的老師，如浙江日報文藝部的姚振發老師、高燕編輯，周末專刊部的章瑞華、黃采君老師，正是他們當年的指教引導著我對名人的追蹤採訪。還要感謝我的同事和朋友王超英先生，正是因為他提供的圖片讓拙著增色不少。
本書在參考大量正史資料的同時，也引用了少量的野史、民間流傳之說，主要是為了給書中故事、人物添一點趣味，以增加可讀性，也希望給讀者帶來一種別樣的閱讀享受。
謝謝大家，謝謝欣賞金庸、欣賞這本書的所有讀者。
蔣連根
2013年6月6日於戀耕齋
序言
韓石山
有的作家是有神性的。
唐代的韓愈，宋代的蘇東坡，都是。現代作家裡，要數胡適、魯迅。
當代作家，大陸這邊，陝西的賈平凹，新近獲諾獎的莫言，差不多也是。北京的王朔，有一個時期，頗有神性的氣象。“一不小心就寫出一部《紅樓夢》”，就是帶神性的話。王朔的問題，出在他不知道，這樣的話可以說，這樣的事不能做。等到他拿出他的《看上去很美》且說要一連寫十部時，就露出了他的凡胎之相。可見神性的要義在於不能貪，不能過，貪了過了，沒有不露餡的。這上頭把持最好的是魯迅和胡適，魯迅沒寫過長篇小說，老了也不寫，胡適的兩部大著都是半拉子工程，半拉就半拉，到老也沒完。
台灣現在，似乎還看不出誰是有神性的作家。
香港，金庸是一個，也就這一個。
有神性的作家，似乎有個金手指頭，指指哪兒，哪兒就有寶，摸摸哪兒，哪兒就放光。其成就讓人眼花繚亂，匪夷所思，其身世，其情感，其內心，卻像是施了什麼法術似的，或隱約不彰，或無從捉摸。
我一直對金庸先生好奇，想一探究竟，只見光焰，難見靠實的材料，最後只好放棄。唯一做了的是多少年前，女兒還讀國中時，正好三聯書店出版了《金庸作品集》，又正好遇上女兒的生日，花了六百多元，給她買了一套。至今還記得吭哧吭哧扛著書箱，爬上五層樓滿頭大汗的窘相。那時就知道馮其庸、嚴家炎等大學者，未必紙醉早已金迷了。過後也曾揀出一冊想看看，終於沒有看下去。實在說，我對金著的感覺，跟王朔差不了多少。
縱是這樣，好奇心一點不減，反倒更加強烈。
寫過李健吾先生的傳記，在評論作品與作家上，我最信服李先生這樣一句話：有什麼不明白的嗎，衝著人性迎上去，沒有不一通百通的。不是原話，意思肯定不錯。
現在好了，蔣連根先生以他多年追蹤研討的辛苦，為我們奉獻出這么兩部書，一部是《金庸和他的家人們》，一部是《金庸和他的師友們》，將金庸先生人性的兩個最重要的方面，逐一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有興趣的朋友，透過這兩部書，不難窺知金庸先生的靈府，不難破解過去難以破解的金庸先生的秘辛。
兩部之中，這部《金庸和他的家人們》，涉及金庸先生身世家庭的事情更多些。
不說他顯赫的先祖了，就說他的父親查懋忠吧。知道這位懋忠公如何在土改中被處死，對金庸在封筆十多年後，於2000年在《收穫》上發表的《月雲》一文，就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這樣的話：“從山東來的軍隊打進了宜官的家鄉，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壓農民，處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傷心了大半年，但他沒有痛恨殺了他爸爸的軍隊。”
知道了這段歷史，也就明白上世紀80年代，可以回大陸之後，金庸何以千里迢迢去天津尋訪“北查”的遺蹟，而多次回海寧卻不肯邁過查家橋，朝修飾一新的查氏舊居看上一眼。
這位懋忠公，竟還是大作家茅盾的中學同學，他書房裡的《子夜》等書，即為茅盾當年所贈。金庸年少時，父親曾帶著他去桐鄉見過這位沈叔叔，吃過沈叔叔給的糖果。
金庸的學歷，過去一直是個謎。書中有專節，介紹查良鑒先生的事跡，說到這位堂兄如何讓金庸去上海讀書：
抗日戰爭結束後的1946年，金庸在杭州的《東南日報》做記者，還不足一年，他突然向總編輯提交了一份報告：“竊職至社工作將近一年，深感本身學識能力至為不足，故工作殊乏成績。現擬至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研究兩年，懇請準予賜請長假，俾得求學之機會，而將來回社服務或可稍能勝任也。”說是請長假，實是辭職。因為幾日前他收到堂哥查良鑒的來信，“一切業已調置妥當，可速來上海”。他憑藉堂哥查良鑒的關係，得以在上海東吳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
又一處說：“憑著堂兄查良鑒關係，查良鏞得以在上海東吳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1948年初，查良鏞考入上海《大公報》工作。”從1946年到1948年，恰是兩年。此後金庸再沒有進入大學研修的記載。
這樣也就不難確認金庸的學歷，進而也就不難明白，金庸何以會在八十歲上，要進入英國劍橋大學讀書讀個學位。
人性的弱點，也正是人性的偉岸。再一次在金庸先生身上得以體現。
中國的紀傳體史書，講究的是“互見”或者說“互文”，用這個辦法讀《金庸和他的家人們》，會讓你興味無窮。
連根先生自謙，說無心寫一部金庸先生的傳記，只希望他的這兩本書，能為將來寫金傳的人，提供翔實的材料，就心滿意足了。
我不這么看，這樣材料紮實，敘事清晰的書，本身就有獨自存在的價值，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是尋常傳記無法可比的。
是為序。
2013年7月31日於潺渡室
有的作家是有神性的。
唐代的韓愈，宋代的蘇東坡，都是。現代作家裡，要數胡適、魯迅。
當代作家，大陸這邊，陝西的賈平凹，新近獲諾獎的莫言，差不多也是。北京的王朔，有一個時期，頗有神性的氣象。“一不小心就寫出一部《紅樓夢》”，就是帶神性的話。王朔的問題，出在他不知道，這樣的話可以說，這樣的事不能做。等到他拿出他的《看上去很美》且說要一連寫十部時，就露出了他的凡胎之相。可見神性的要義在於不能貪，不能過，貪了過了，沒有不露餡的。這上頭把持最好的是魯迅和胡適，魯迅沒寫過長篇小說，老了也不寫，胡適的兩部大著都是半拉子工程，半拉就半拉，到老也沒完。
台灣現在，似乎還看不出誰是有神性的作家。
香港，金庸是一個，也就這一個。
有神性的作家，似乎有個金手指頭，指指哪兒，哪兒就有寶，摸摸哪兒，哪兒就放光。其成就讓人眼花繚亂，匪夷所思，其身世，其情感，其內心，卻像是施了什麼法術似的，或隱約不彰，或無從捉摸。
我一直對金庸先生好奇，想一探究竟，只見光焰，難見靠實的材料，最後只好放棄。唯一做了的是多少年前，女兒還讀國中時，正好三聯書店出版了《金庸作品集》，又正好遇上女兒的生日，花了六百多元，給她買了一套。至今還記得吭哧吭哧扛著書箱，爬上五層樓滿頭大汗的窘相。那時就知道馮其庸、嚴家炎等大學者，未必紙醉早已金迷了。過後也曾揀出一冊想看看，終於沒有看下去。實在說，我對金著的感覺，跟王朔差不了多少。
縱是這樣，好奇心一點不減，反倒更加強烈。
寫過李健吾先生的傳記，在評論作品與作家上，我最信服李先生這樣一句話：有什麼不明白的嗎，衝著人性迎上去，沒有不一通百通的。不是原話，意思肯定不錯。
現在好了，蔣連根先生以他多年追蹤研討的辛苦，為我們奉獻出這么兩部書，一部是《金庸和他的家人們》，一部是《金庸和他的師友們》，將金庸先生人性的兩個最重要的方面，逐一展現在我們的面前。有興趣的朋友，透過這兩部書，不難窺知金庸先生的靈府，不難破解過去難以破解的金庸先生的秘辛。
兩部之中，這部《金庸和他的家人們》，涉及金庸先生身世家庭的事情更多些。
不說他顯赫的先祖了，就說他的父親查懋忠吧。知道這位懋忠公如何在土改中被處死，對金庸在封筆十多年後，於2000年在《收穫》上發表的《月雲》一文，就有了更深的理解。比如這樣的話：“從山東來的軍隊打進了宜官的家鄉，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壓農民，處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傷心了大半年，但他沒有痛恨殺了他爸爸的軍隊。”
知道了這段歷史，也就明白上世紀80年代，可以回大陸之後，金庸何以千里迢迢去天津尋訪“北查”的遺蹟，而多次回海寧卻不肯邁過查家橋，朝修飾一新的查氏舊居看上一眼。
這位懋忠公，竟還是大作家茅盾的中學同學，他書房裡的《子夜》等書，即為茅盾當年所贈。金庸年少時，父親曾帶著他去桐鄉見過這位沈叔叔，吃過沈叔叔給的糖果。
金庸的學歷，過去一直是個謎。書中有專節，介紹查良鑒先生的事跡，說到這位堂兄如何讓金庸去上海讀書：
抗日戰爭結束後的1946年，金庸在杭州的《東南日報》做記者，還不足一年，他突然向總編輯提交了一份報告：“竊職至社工作將近一年，深感本身學識能力至為不足，故工作殊乏成績。現擬至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研究兩年，懇請準予賜請長假，俾得求學之機會，而將來回社服務或可稍能勝任也。”說是請長假，實是辭職。因為幾日前他收到堂哥查良鑒的來信，“一切業已調置妥當，可速來上海”。他憑藉堂哥查良鑒的關係，得以在上海東吳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
又一處說：“憑著堂兄查良鑒關係，查良鏞得以在上海東吳法學院插班修習國際法。1948年初，查良鏞考入上海《大公報》工作。”從1946年到1948年，恰是兩年。此後金庸再沒有進入大學研修的記載。
這樣也就不難確認金庸的學歷，進而也就不難明白，金庸何以會在八十歲上，要進入英國劍橋大學讀書讀個學位。
人性的弱點，也正是人性的偉岸。再一次在金庸先生身上得以體現。
中國的紀傳體史書，講究的是“互見”或者說“互文”，用這個辦法讀《金庸和他的家人們》，會讓你興味無窮。
連根先生自謙，說無心寫一部金庸先生的傳記，只希望他的這兩本書，能為將來寫金傳的人，提供翔實的材料，就心滿意足了。
我不這么看，這樣材料紮實，敘事清晰的書，本身就有獨自存在的價值，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是尋常傳記無法可比的。
是為序。
2013年7月31日於潺渡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