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到1942年，鄭君里拍攝民族團結抗戰的長紀錄片《民族萬歲》。該片氣勢宏大，反映了中國各地區等支援抗戰的事跡以及風土人情等。在當時，英美等西方國家放映的有關修建滇緬公路的歷史鏡頭，就取自這部紀錄片。本選題即為鄭君里拍攝該片時的日記整理，再現了這位傑出藝術家在那段艱苦的抗戰歲月里對民族生存狀況和民族藝術文化的思考軌跡和藝術實踐。具有極高的社會學、歷史學的文獻價值，對於今天的藝術創作和藝術價值取向也有很好的教育和指導意義。
基本介紹
- 書名：民族萬歲:鄭君里日記
-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 頁數：363頁
- 開本：32
- 品牌：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作者：鄭君里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53501383
內容簡介,序言,
內容簡介
《民族萬歲:鄭君里日記(1939-1940)》是鄭君里拍攝《民族萬歲》時的日記（1939年4月7日到1940年1月15日），有15萬字，近一百餘幅圖片，詳細記錄了這位憂國憂民的傑出藝術家在那段艱苦的抗戰歲月里，對當地民眾生存狀況的觀察和憂慮，對民族藝術文化的思考和實踐。
序言
1938年，我和鄭君里都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在郭沫若和田漢直接帶領下從事抗日救亡宣傳。那年冬，武漢淪陷，長沙大火，形勢突變，第三廳重新部署工作，化整為零地安排隊伍。當時領導要我們到西北去宣傳抗日救亡，於是音樂科派了趙啟海，美術科派了我，電影科派了鄭君里，另外還配備一個電影放映隊。1939年4月中旬，我們由重慶乘卡車出發，一路上以歌詠、美術和電影放映進行抗日宣傳，同時還籌拍大型記錄影片《民族萬歲》。當時西北地方軍閥割踞，環境複雜，如青海的馬步芳、甘肅的馬步青、寧夏的馬鴻逵、綏遠的德王和康王、伊克昭盟奇司令和巴司令等。為了開展抗日宣傳方便起見，宣傳科隸屬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訓部西北巡迴教育的政治組。
那年君里才27歲，我22歲，正是風華正茂，體強力壯。我們爬山涉水，走戈壁，過沙漠，坐牛車，騎駱駝，乘羊皮筏子渡過湍急的黃河。在黃河上大家坐木船拉縴進河套，風餐露宿過草原，喜登賀蘭山，高歌《滿江紅》，這“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日子，今天思之猶“壯懷激烈”，再“仰天長嘯”。
攝影隊先在寧夏吳忠堡拍了青銅峽上楊家將的一百零八將白塔，拍了漢延渠、唐徠渠和秦壩關。又到內蒙拍蒙古族牧民生活，在阿拉善旗拍了吉蘭泰大鹽池……這新的戰鬥生活展現在一群青年人面前，那興奮是難以形容的。特別難得的是在大青山拍了抗日游擊隊的活動，拍這組境頭時還得到當年在綏遠抗敵後援會工作的青年作家蕭離、蕭鳳夫婦和李畏同志的協助，李畏後來一直隨隊當劇務到影片完成。
接著我們又乘無篷大卡車，歷時5天5夜到甘肅蘭州，在那裡拍了回族同胞在清真寺祈禱抗日勝利的情景，又在五泉山下拍了被我擊落的日機和日本空軍駕駛員的屍體。攝影師姚士泉、顧秉良，以熟練的技術不僅攝錄了許多珍貴的鏡頭，而且把黃河兩岸的大水車也拍得壯麗美觀。要知道那時候只有一隻手提式“埃莫”攝影機，一次只能裝100尺膠捲，上一次發條只能拍1尺，拍不到幾個鏡頭就要換片子。君里經常跪在地上，雙手掩住黑布袋幫助換膠片。
到青海已是十月寒天了，我還是和君里睡一個炕。往往我一覺醒來，他還伏在炕几上，在油燈下邊啃冷饃邊作第二天的拍攝準備。我不敢驚動他，只是思忖著這位十里洋場的大明星，過去的生活是那么優越，如今卻那樣吃苦耐勞地工作，不禁油然而生敬意。我知道他和戲劇家章泯在重慶分手時就約好，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劇體系這本書一分為二，分頭去譯，一年後回重慶合成出書，所以他一有空就譯書，把隨身帶著的一本英漢模範字典的封皮也翻破了，補了又補。他這種孜孜不倦的工作和學習精神，成為我們的楷模，帶動了比他更年輕的人們。
離西寧50華里的魯沙爾，是我國藏傳佛教善規派（俗稱黃教，又音譯為格魯派）聖地塔爾寺的所在地。有金碧輝煌的大小金瓦寺和八大如意寶塔。我們到時恰逢7歲的金珠活佛座床大典，一連3天廟會，有跳神打鬼等節目，周圍方園幾十里的藏民一個個叩著“等身頭”（這是一種跪下後全身伏地，又起來前進一步再叩頭的虔誠動作），在幾天或十幾天之前一步一叩地從家鄉趕來朝聖，有的求神，有的許願，有的來還願。那酥油做成的各種動物燈簡直美極了。君里為了拍下這些場面，一早就從樂家灣坐牛車出發，雙腳凍僵了，就下來又跑步又唱歌。他還到西寧邀請了30多個“兒童抗戰劇團”的小朋友一起去魯沙爾，把孩子們的歌舞也攝入鏡頭，增加了廟會的氣氛。為了把藏民和喇嘛們祈禱抗日勝利的虔誠心情拍下來，他時而上屋頂俯拍全景，時而伏地仰拍8座如意寶塔；一會兒指揮喇嘛跳神，一會兒進廟堂拍瑰麗的酥油花和壁畫、堆繡。儘管他身上沾滿了泥土，馬褲的膝蓋也磨破了，他還是興致勃勃地到草坪上拍藏女們唱歌跳舞。現在流行的《半個月亮爬上來》這首民歌就是當時由趙啟海同志採錄下來的。趙啟海與音樂家王洛賓就在那時會見於青海，共同交流採風，記錄和介紹了許多民歌，如《我願做個牧羊人》、《大坂城的姑娘》等歌曲，至今還流傳全國。
我則趁著廟會的3天時間在塔爾寺街頭掛起一幅幅布畫，如《保衛家鄉》、《丈夫去當兵》、《一夫當關》、《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等宣傳畫來開街頭“抗敵畫展”，每到一處都進行這種宣傳，這是美術宣傳到西北邊疆最早的開拓。
3天的廟會是個大豐收，可是君里還不滿足，他又和攝影師們奔赴互助縣拍土族風光。當時君里是我們中間最健壯高大的。每逢坐羊皮筏子過河，他總是搶著背皮筏子。皮筏是9隻羊皮紮成一組，吹足了氣可坐五六個人，但這玩意兒順水飛快，回來就要人背它，就像騎腳踏車上下坡一樣。逢到這種場合，君里總是帶頭去乾。一個攝影隊只有2個攝影師、1個劇務，大小事情都要他去張羅。當時的西北不僅政情複雜，交通也十分不便，電影膠片就更缺乏了，他常說：“一滴汽油一滴血，一寸膠片一分金。”戲還沒有拍完，膠片已經用完了。他好像一個從花果山出來的猴子，帶著還沒有滿足的心情，懷抱著一包樣片，於12月中旬’回到重慶。他悶在剪接室里一個月，接來接去總感到缺少什麼，於是過了1939年上燈節，他又和攝影師們再去青海補拍了些鏡頭，終於在這年夏天出片了。共7本。這是他為抗日宣傳作出的貢獻，也是他在拍故事片之前，在成為名導演之前的一段經歷。時光流逝得很快，今天作為當年和他共同工作過的青年，也成為老人了。我邊憶邊寫，思潮起伏。生活啊！你儘管是千迴百折，終究沒有虧待我們這一位藝術家；而藝術家歷盡千辛萬苦，最終也沒有辜負生活的期望。
作者時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
那年君里才27歲，我22歲，正是風華正茂，體強力壯。我們爬山涉水，走戈壁，過沙漠，坐牛車，騎駱駝，乘羊皮筏子渡過湍急的黃河。在黃河上大家坐木船拉縴進河套，風餐露宿過草原，喜登賀蘭山，高歌《滿江紅》，這“八千里路雲和月”的日子，今天思之猶“壯懷激烈”，再“仰天長嘯”。
攝影隊先在寧夏吳忠堡拍了青銅峽上楊家將的一百零八將白塔，拍了漢延渠、唐徠渠和秦壩關。又到內蒙拍蒙古族牧民生活，在阿拉善旗拍了吉蘭泰大鹽池……這新的戰鬥生活展現在一群青年人面前，那興奮是難以形容的。特別難得的是在大青山拍了抗日游擊隊的活動，拍這組境頭時還得到當年在綏遠抗敵後援會工作的青年作家蕭離、蕭鳳夫婦和李畏同志的協助，李畏後來一直隨隊當劇務到影片完成。
接著我們又乘無篷大卡車，歷時5天5夜到甘肅蘭州，在那裡拍了回族同胞在清真寺祈禱抗日勝利的情景，又在五泉山下拍了被我擊落的日機和日本空軍駕駛員的屍體。攝影師姚士泉、顧秉良，以熟練的技術不僅攝錄了許多珍貴的鏡頭，而且把黃河兩岸的大水車也拍得壯麗美觀。要知道那時候只有一隻手提式“埃莫”攝影機，一次只能裝100尺膠捲，上一次發條只能拍1尺，拍不到幾個鏡頭就要換片子。君里經常跪在地上，雙手掩住黑布袋幫助換膠片。
到青海已是十月寒天了，我還是和君里睡一個炕。往往我一覺醒來，他還伏在炕几上，在油燈下邊啃冷饃邊作第二天的拍攝準備。我不敢驚動他，只是思忖著這位十里洋場的大明星，過去的生活是那么優越，如今卻那樣吃苦耐勞地工作，不禁油然而生敬意。我知道他和戲劇家章泯在重慶分手時就約好，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劇體系這本書一分為二，分頭去譯，一年後回重慶合成出書，所以他一有空就譯書，把隨身帶著的一本英漢模範字典的封皮也翻破了，補了又補。他這種孜孜不倦的工作和學習精神，成為我們的楷模，帶動了比他更年輕的人們。
離西寧50華里的魯沙爾，是我國藏傳佛教善規派（俗稱黃教，又音譯為格魯派）聖地塔爾寺的所在地。有金碧輝煌的大小金瓦寺和八大如意寶塔。我們到時恰逢7歲的金珠活佛座床大典，一連3天廟會，有跳神打鬼等節目，周圍方園幾十里的藏民一個個叩著“等身頭”（這是一種跪下後全身伏地，又起來前進一步再叩頭的虔誠動作），在幾天或十幾天之前一步一叩地從家鄉趕來朝聖，有的求神，有的許願，有的來還願。那酥油做成的各種動物燈簡直美極了。君里為了拍下這些場面，一早就從樂家灣坐牛車出發，雙腳凍僵了，就下來又跑步又唱歌。他還到西寧邀請了30多個“兒童抗戰劇團”的小朋友一起去魯沙爾，把孩子們的歌舞也攝入鏡頭，增加了廟會的氣氛。為了把藏民和喇嘛們祈禱抗日勝利的虔誠心情拍下來，他時而上屋頂俯拍全景，時而伏地仰拍8座如意寶塔；一會兒指揮喇嘛跳神，一會兒進廟堂拍瑰麗的酥油花和壁畫、堆繡。儘管他身上沾滿了泥土，馬褲的膝蓋也磨破了，他還是興致勃勃地到草坪上拍藏女們唱歌跳舞。現在流行的《半個月亮爬上來》這首民歌就是當時由趙啟海同志採錄下來的。趙啟海與音樂家王洛賓就在那時會見於青海，共同交流採風，記錄和介紹了許多民歌，如《我願做個牧羊人》、《大坂城的姑娘》等歌曲，至今還流傳全國。
我則趁著廟會的3天時間在塔爾寺街頭掛起一幅幅布畫，如《保衛家鄉》、《丈夫去當兵》、《一夫當關》、《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等宣傳畫來開街頭“抗敵畫展”，每到一處都進行這種宣傳，這是美術宣傳到西北邊疆最早的開拓。
3天的廟會是個大豐收，可是君里還不滿足，他又和攝影師們奔赴互助縣拍土族風光。當時君里是我們中間最健壯高大的。每逢坐羊皮筏子過河，他總是搶著背皮筏子。皮筏是9隻羊皮紮成一組，吹足了氣可坐五六個人，但這玩意兒順水飛快，回來就要人背它，就像騎腳踏車上下坡一樣。逢到這種場合，君里總是帶頭去乾。一個攝影隊只有2個攝影師、1個劇務，大小事情都要他去張羅。當時的西北不僅政情複雜，交通也十分不便，電影膠片就更缺乏了，他常說：“一滴汽油一滴血，一寸膠片一分金。”戲還沒有拍完，膠片已經用完了。他好像一個從花果山出來的猴子，帶著還沒有滿足的心情，懷抱著一包樣片，於12月中旬’回到重慶。他悶在剪接室里一個月，接來接去總感到缺少什麼，於是過了1939年上燈節，他又和攝影師們再去青海補拍了些鏡頭，終於在這年夏天出片了。共7本。這是他為抗日宣傳作出的貢獻，也是他在拍故事片之前，在成為名導演之前的一段經歷。時光流逝得很快，今天作為當年和他共同工作過的青年，也成為老人了。我邊憶邊寫，思潮起伏。生活啊！你儘管是千迴百折，終究沒有虧待我們這一位藝術家；而藝術家歷盡千辛萬苦，最終也沒有辜負生活的期望。
作者時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