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新中國黨和國家的領袖；周恩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理；溥儀是舊中國的最後一個皇帝。作為末代皇帝，溥儀沒有像歷朝大多數末代皇帝那樣遭遇殺身之禍，反而完成了改造，最終成為擁護共產黨、擁護新中國的公民。本書真實再現了毛澤東、周恩來是如何高度關注把中國的最後一個皇帝改造成普通公民的歷程的。書中既有溥儀從被從蘇聯引渡到特赦的經過，又有毛澤東、周恩來等對溥儀的“處置”以及關心與交往，尤其是溥儀與新中國處於最高地位領袖人物交往的故事是鮮為人知的。書中還收錄了百餘幀珍貴的歷史照片以完整地、直接地反映那段難忘歲月。
基本介紹
- 書名：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
-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 頁數：344頁
- 開本：16
- 定價：46.00
- 作者：王慶祥
- 出版日期：2012年5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010105222, 7010105227
- 品牌：人民出版社發行部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編輯推薦：溥儀是清朝歷史上、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代皇帝，同時他也是辛亥革命的對象，並在革命中被打倒而宣告退位。然而，在這之後他並沒有完全離開中國政治和歷史的舞台。他利用歷史的影響和中國舊軍閥，甚至利用對中國懷有各種政治企圖的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藉以恢復從他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權。結果反而被日本軍國主義所利用，成為他們侵華的幫凶，出賣了我國東北的大好河山，淪為抗日戰爭中的革命對象。正處於從26歲至40歲人生成熟時期的愛新覺羅·溥儀，作為偽滿洲國康德皇帝，隨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成為國家罪人。他經歷了偽滿垮台後的逃亡、被俘、囚蘇和引渡，最終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經歷了10年的成功改造，成為合格的新中國公民。
作者簡介
王慶祥，1943年生於瀋陽，1968年畢業於吉林大學歷史系。現任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長春市政協常委兼文史委副主任、長春溥儀研究會副會長、長春市旅遊局顧問、天津市靜園保護利用顧問、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溥儀的後半生》、《中國末代皇后和皇妃/婉容文繡傳》、《我的丈夫溥儀》、《溥儀秘史》、《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等五十餘部著作，並在長春“吉林社科講壇”、“城市熱讀講壇”主講《溥儀人生》多場，先後承擔多項國家課題並獲獎，是著名的溥儀研究專家。
圖書目錄
再版前言
序言 對壓迫者剝削者的改造問題
創舉
偉大胸襟
引渡
”藏”在撫順
北遷南返
偵訊
最高會議上的決策
從通信到探親
高牆內外
“赦字011號”
西花廳內的握手
周恩來論立場
諄諄“四訓”
跨進新生活
面商工作安排
為了愛新覺羅家族的團圓
走向世界的園丁
搖籃中的著作
偏斷“家務事”
當上專員
共度年宵
歸程
海棠樹下
午餐會上縱橫談
湘味家宴
重建家庭
寫在人間的神話
從福建廳到新疆廳
一位政協委員的真情
毛澤東侃侃論溥儀
希望之路
國事活動請柬
力扼頑疾
黃昏夕照
傳單上的喜訊
最後的春秋
時鐘停擺
深情重恩常駐人間
尾聲嶄新的歷史
附錄一 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交往史實簡記（1919—1967年）
附錄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特赦釋放戰犯、戰俘、特務史實簡記（1956—1975年）
後記
序言 對壓迫者剝削者的改造問題
創舉
偉大胸襟
引渡
”藏”在撫順
北遷南返
偵訊
最高會議上的決策
從通信到探親
高牆內外
“赦字011號”
西花廳內的握手
周恩來論立場
諄諄“四訓”
跨進新生活
面商工作安排
為了愛新覺羅家族的團圓
走向世界的園丁
搖籃中的著作
偏斷“家務事”
當上專員
共度年宵
歸程
海棠樹下
午餐會上縱橫談
湘味家宴
重建家庭
寫在人間的神話
從福建廳到新疆廳
一位政協委員的真情
毛澤東侃侃論溥儀
希望之路
國事活動請柬
力扼頑疾
黃昏夕照
傳單上的喜訊
最後的春秋
時鐘停擺
深情重恩常駐人間
尾聲嶄新的歷史
附錄一 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交往史實簡記（1919—1967年）
附錄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特赦釋放戰犯、戰俘、特務史實簡記（1956—1975年）
後記
後記
一位曾經御臨天下的帝王，到後來心甘情願當一名普通公民，這實在是難以理解的人生經歷。因為發生在溥儀身上，他也就成了全世界都感興趣的傳奇人物。顯而易見，改造是溥儀一生的關鍵，也是他後半生的基礎。理解溥儀必須從這兒開始，研究溥儀也應由此深入。
當影片《末代皇帝》一舉獲得七項奧斯卡金像獎的時候，法共《人道報》記者曾採訪創造了這一巨大榮譽的世界級大導演貝爾托魯奇，他這樣表述對影片、實際是對溥儀一生經歷的認識和理解：
我首先把這看作一個道德的故事，一個歷史、政治、道德的寓言。起初最使我感興趣的是清代宮廷觸目驚心的衰敗與腐朽。但是，當影片走向高潮，出現了所謂的教育者，故事逐漸轉向明朗時，才進入了對我說來最艱難而又最使我入迷的部分：溥儀的改造。這一段也是西方觀眾最難“生吞”的。因為那個“洗腦”的幽靈總是陰魂不散。我在中國作了六七次旅行，見到了過去的囚犯、看守、審訊員、勞教工作人員，在此之後，我才感到自己有把握大膽地甩掉開始時的憂慮，敘述實際發生的事情。
“洗腦”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政府改造罪犯政策的根深蒂固的成見，“洗腦”不同於改造，它是強制進行的，且僅改變對象的外觀。經過實際考察，貝爾托魯奇終於發現，“洗腦”二字不適於溥儀，因為在溥儀身上已經發生了內心的改變，或者叫做善良本性的回歸。在他的影片的結尾，雖然溥儀走路和活動的姿勢還是“皇帝式”的，但他卻生平第一次成為自由的人，自由地騎腳踏車或乘公共汽車，自由地出去買一雙和中國農民穿的一樣的黑布鞋，說到底，就是已經變成了普通公民。正如貝爾托魯奇所說，溥儀的一生是從黑暗走向光明的一次旅行，他走出昏暗的、令人窒息的宣統皇宮，奔向每天早晨的光明，走向和每個公民一樣的日常生活。時於溥儀的成功改造，貝爾托魯奇先生從不相信到相信，這在西方人中間是很有代表性的。
為什麼中外千千萬萬的人面對溥儀的改造會大惑不解？並把“從皇帝到公民”這一溥儀現象看作是神秘的謎？這是因為他們還不曾看到站在溥儀身後的兩位舉世皆知的偉人：毛澤東和周恩來。如果說思想轉變恰是溥儀傳奇性一生的關鍵的環節，那么，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溥儀身上所做的工作，則是促成這一轉變的關鍵的因素。毫無疑問，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的實際交往，從一個角度說，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對自己提出的改造社會、改造人等一系列無產階級政策的自我示範和自我說明，這顯然是得天獨厚的最佳視角；從另一個角度說，也是中國這位末代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是為萬千讀者打開溥儀之謎的一把金鑰匙。當我在長期的研究實踐中這樣思考的時候，本書據有的選題便自然而然地跳了出來，並帶著強烈的研究欲望，擠入我的I作日程，這正是本書的緣起。
我寫這本書，側重敘述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的實際交往，從中讀者將會驚奇地發現，兩位日理萬機的偉大領袖為溥儀花費了那么多的精力，做了那么多細膩的工作。他們的交往證明：兩位偉人是創造並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和改造罪犯政策的光輝典範，他們有決心、也有信心，把一些罪犯改造成為對社會、國家和民族有益的新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同時，他們也是革命人道主義者，從革命利益出發，真誠關心被改造對象的工作、學習、生活以及身體健康等各個方面。這對於進一步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具有重大意義，在國際上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清朝滅亡到偽滿垮台，溥儀鬧了3心多年復辟，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終於不鬧了，他不但十分高興地當了一名新中國的公民，還努力為人民的國家做出了貢獻。這一切，不但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改造和統戰政策的實踐的成功，也是他們的偉大的理論創造的勝利：他們根據馬克恩主義基本原理和長期的革命實踐經驗，從全民族和全人類最大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出發，制定出成為革命三大法寶之一的以民族統一戰線、民主統一戰線和愛國統一戰線為基本內容的在不同歷史時期採取不同形式的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不僅如此，他們還參照兩次世界大戰後逐漸形成的以革命人道主義對待戰俘的國際慣例，總結國內長期革命鬥爭中優待俘虜和改造原來的壓迫者、剝削者等歷史經驗，在溥儀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進一步作出理論的闡述和發揮，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撰寫該書的時候，我利用已知的線索，著意揭示產生這一理論創造的基本環境和基礎資料。並給予相應的評述。如果沒能做好這項工作，那只有敬請讀者們批評了。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顧問、我國黨史學界老前輩廖蓋隆同志的序文，聯繫黨史，對溥儀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作了深刻的理論分析，有助於提高拙著的理論思想層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廖老是在兩年前住院的日子裡，帶病寫就這篇理論性序文的，令人肅然而生敬意，感激發自肺腑。
我作兩篇附錄，力圖能分別從縱的和橫的兩個角度，為毛澤東與周恩來改造被俘敵方人員的理論和實踐，依年月簡明勾勒出史實的軌跡，或許不能算作畫蛇添足吧。
當本書付梓的時候，我還要向幾位人士道一聲感謝：吉林省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周興同志是鼓勵並幫助我完成本書撰寫工作的眾多朋友中最值得稱讚的一位，他是我的老領導，調離以後繼續關心我的工作；還有一位是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已經退休的副研究員秦舒同志，他費時細看了書稿，不但高屋建瓴地提供了修改意見，連行文紕漏也一一指出。
作為吉林省社會科學“八五”規劃資助項目研究成果，本書的撰寫受到吉林省社會科學界、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和歷史研究所等許多領導同志的關注，並得到他們的支持。在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王慶祥
1992年6月8日於長春南湖新村
當影片《末代皇帝》一舉獲得七項奧斯卡金像獎的時候，法共《人道報》記者曾採訪創造了這一巨大榮譽的世界級大導演貝爾托魯奇，他這樣表述對影片、實際是對溥儀一生經歷的認識和理解：
我首先把這看作一個道德的故事，一個歷史、政治、道德的寓言。起初最使我感興趣的是清代宮廷觸目驚心的衰敗與腐朽。但是，當影片走向高潮，出現了所謂的教育者，故事逐漸轉向明朗時，才進入了對我說來最艱難而又最使我入迷的部分：溥儀的改造。這一段也是西方觀眾最難“生吞”的。因為那個“洗腦”的幽靈總是陰魂不散。我在中國作了六七次旅行，見到了過去的囚犯、看守、審訊員、勞教工作人員，在此之後，我才感到自己有把握大膽地甩掉開始時的憂慮，敘述實際發生的事情。
“洗腦”反映了西方人對中國政府改造罪犯政策的根深蒂固的成見，“洗腦”不同於改造，它是強制進行的，且僅改變對象的外觀。經過實際考察，貝爾托魯奇終於發現，“洗腦”二字不適於溥儀，因為在溥儀身上已經發生了內心的改變，或者叫做善良本性的回歸。在他的影片的結尾，雖然溥儀走路和活動的姿勢還是“皇帝式”的，但他卻生平第一次成為自由的人，自由地騎腳踏車或乘公共汽車，自由地出去買一雙和中國農民穿的一樣的黑布鞋，說到底，就是已經變成了普通公民。正如貝爾托魯奇所說，溥儀的一生是從黑暗走向光明的一次旅行，他走出昏暗的、令人窒息的宣統皇宮，奔向每天早晨的光明，走向和每個公民一樣的日常生活。時於溥儀的成功改造，貝爾托魯奇先生從不相信到相信，這在西方人中間是很有代表性的。
為什麼中外千千萬萬的人面對溥儀的改造會大惑不解？並把“從皇帝到公民”這一溥儀現象看作是神秘的謎？這是因為他們還不曾看到站在溥儀身後的兩位舉世皆知的偉人：毛澤東和周恩來。如果說思想轉變恰是溥儀傳奇性一生的關鍵的環節，那么，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溥儀身上所做的工作，則是促成這一轉變的關鍵的因素。毫無疑問，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的實際交往，從一個角度說，是毛澤東和周恩來對自己提出的改造社會、改造人等一系列無產階級政策的自我示範和自我說明，這顯然是得天獨厚的最佳視角；從另一個角度說，也是中國這位末代皇帝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是為萬千讀者打開溥儀之謎的一把金鑰匙。當我在長期的研究實踐中這樣思考的時候，本書據有的選題便自然而然地跳了出來，並帶著強烈的研究欲望，擠入我的I作日程，這正是本書的緣起。
我寫這本書，側重敘述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的實際交往，從中讀者將會驚奇地發現，兩位日理萬機的偉大領袖為溥儀花費了那么多的精力，做了那么多細膩的工作。他們的交往證明：兩位偉人是創造並執行統一戰線政策和改造罪犯政策的光輝典範，他們有決心、也有信心，把一些罪犯改造成為對社會、國家和民族有益的新人，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同時，他們也是革命人道主義者，從革命利益出發，真誠關心被改造對象的工作、學習、生活以及身體健康等各個方面。這對於進一步擴大愛國統一戰線具有重大意義，在國際上也產生了深遠影響。
從清朝滅亡到偽滿垮台，溥儀鬧了3心多年復辟，經過社會主義改造終於不鬧了，他不但十分高興地當了一名新中國的公民，還努力為人民的國家做出了貢獻。這一切，不但是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改造和統戰政策的實踐的成功，也是他們的偉大的理論創造的勝利：他們根據馬克恩主義基本原理和長期的革命實踐經驗，從全民族和全人類最大的、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出發，制定出成為革命三大法寶之一的以民族統一戰線、民主統一戰線和愛國統一戰線為基本內容的在不同歷史時期採取不同形式的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不僅如此，他們還參照兩次世界大戰後逐漸形成的以革命人道主義對待戰俘的國際慣例，總結國內長期革命鬥爭中優待俘虜和改造原來的壓迫者、剝削者等歷史經驗，在溥儀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進一步作出理論的闡述和發揮，豐富了毛澤東思想的內容。撰寫該書的時候，我利用已知的線索，著意揭示產生這一理論創造的基本環境和基礎資料。並給予相應的評述。如果沒能做好這項工作，那只有敬請讀者們批評了。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顧問、我國黨史學界老前輩廖蓋隆同志的序文，聯繫黨史，對溥儀的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作了深刻的理論分析，有助於提高拙著的理論思想層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廖老是在兩年前住院的日子裡，帶病寫就這篇理論性序文的，令人肅然而生敬意，感激發自肺腑。
我作兩篇附錄，力圖能分別從縱的和橫的兩個角度，為毛澤東與周恩來改造被俘敵方人員的理論和實踐，依年月簡明勾勒出史實的軌跡，或許不能算作畫蛇添足吧。
當本書付梓的時候，我還要向幾位人士道一聲感謝：吉林省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周興同志是鼓勵並幫助我完成本書撰寫工作的眾多朋友中最值得稱讚的一位，他是我的老領導，調離以後繼續關心我的工作；還有一位是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已經退休的副研究員秦舒同志，他費時細看了書稿，不但高屋建瓴地提供了修改意見，連行文紕漏也一一指出。
作為吉林省社會科學“八五”規劃資助項目研究成果，本書的撰寫受到吉林省社會科學界、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和歷史研究所等許多領導同志的關注，並得到他們的支持。在此一併表示衷心的感謝。
王慶祥
1992年6月8日於長春南湖新村
序言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一八事變80周年的極有紀念意義的年份，因為這三件大事都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最重大和最有影響的事件，它們與兩個響亮的偉大名字——孫中山和毛澤東緊密關聯，特別是與中國從資產階級舊民主主義革命向新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和偉大的抗日戰爭緊密關聯。
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和九一八事變開始的抗日戰爭，它們樹立的革命理想、革命事業和革命傳統，至今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影響著全國人民和一代代青年，且已經匯流為偉大祖國的偉大精神。《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一書就存在於這種精神的光影之中，而得以一版再版暢銷發行，今又重印，更具非一般的特殊意義。
溥儀顯然也是這三項重大歷史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溥儀是清朝歷史上、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代皇帝，同時他也是辛亥革命的對象，並在革命中被打倒而宣告退位。然而，在這之後他並沒有完全離開中國政治和歷史的舞台。他利用歷史的影響和中國舊軍閥，甚至利用對中國懷有各種政治企圖的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藉以恢復從他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權。結果反而被日本軍國主義所利用，成為他們侵華的幫凶，出賣了我國東北的大好河山，淪為抗日戰爭中的革命對象。正處於從26歲至40歲人生成熟時期的愛新覺羅·溥儀，作為偽滿洲國康德皇帝，隨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成為國家罪人。他經歷了偽滿垮台後的逃亡、被俘、囚蘇和引渡，最終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經歷了10年的成功改造，成為合格的新中國公民。
溥儀能夠得到如此人生圓滿，而連他自己也深感意外地遠離了刑場和絞架，則因為他有幸遇到了中國共產黨。他在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和政府的關愛和幫教下，實現了古今中外歷史上的唯一，天地間的奇蹟。
究竟應該怎樣對待溥儀這樣的歷史人物？毛澤東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周恩來的大量而感人的具體工作，正確回答了這個問題。本書的目標就是要梳理毛澤東、周恩來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首次訪蘇會談中，鄭重提出了引渡溥儀等日偽戰犯的要求。史達林支持了新中國，決定將溥儀交給毛澤東。經周恩來與蘇方商定：1950年8月1日在黑龍江省綏芬河火車站，將溥儀與隨從人員以及偽滿大臣移交中國政府。溥儀登上回國列車後想到馬上將被槍決，徹底絕望，曾在回國途中上吊自殺，後被監押衛兵及時發現救下。在綏芬河火車站中方代表接收時，溥儀立即伸出雙手準備戴手銬。然而。他完全想錯了！
毛澤東把溥儀引渡回國，絕不是要處決他。對此，毛澤東的思考、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非常明確且始終一貫的。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演講《論十大關係》，一錘定音，敲定了溥儀的命運，也為他擇定了後半生的道路：對“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等，“不殺頭”，“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給飯吃……給予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1956年2月初，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期間，當周恩來在一次宴會上把溥儀的七叔載濤引薦給毛澤東後，毛澤東肯定“溥儀在撫順學習得不錯。讀了不少馬列主義的書”，建議他“帶家屬”前往撫順探親。隨後，周恩來就把此事交給北京市長彭真，迅即落實。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明確提出溥儀等人是“大蔣介石”，對他們的處理方式，只能是逐步改造，而不是簡單處決。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談到歷史回歸：“辛亥革命就走了回頭路，革掉了皇帝，又來了個皇帝，來了軍閥。有問題才革命，革了命又出問題。”由此引發思考，革命絕不是從肉體上消滅一個舊皇帝，而是要從思想根源上挖掉培植皇帝的土壤。
1959年9月14日，新中國成立10周年之際，毛澤東作出第一個特赦溥儀的決定，無論溥儀本人、同監戰犯、還是管理所各級幹部都沒有料到。
1960年5月9日，毛澤東接見伊拉克、伊朗和賽普勒斯外賓時，運用溥儀“改造好了”這一事例，來說明“統一戰線和團結”這一條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繼而又不止一次把中國末代皇帝推薦給拉丁美洲國際友人，他們也都接受建議，前往北京植物園與溥儀見面。
1961年4月1日，毛澤東會見以米爾萊為團長的古巴青年代表團時說：“階級是可以改造的，溥儀也可以改造。”繼而介紹溥儀特赦前後狀況，認為“溥儀是改造比較好的一個”，對改造溥儀很有信心。至此，溥儀已作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鮮明例證而走向世界了。
1962年1月31日，毛澤東邀請溥儀在家中小酌，原民國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追隨孫中山投身反清革命的同盟會成員程潛、同盟會和辛亥革命首倡者之一仇鰲以及毛澤東世交與遠親王季范等革命家或社會賢達陪席。在“湘味家宴”餐桌旁，毛澤東給溥儀提了“結婚成家和修改好回憶錄”兩條建議，溥儀記住且照辦了。
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再次談到對宣統皇帝“還給工作做，絕不採取不理他們的態度，更不採取殺頭的辦法”。
1963年11月15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總檢察長阿拉尼特·切拉談及司法工作又舉出溥儀說，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人是可以改造過來的，“我們把一個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1963年11月26日，毛澤東會見古巴詩人、作家和藝術家比達·羅德里格斯再次談到溥儀：他的經歷證明，人是應該教育的，是可以改造的，是能夠變化的。這是社會革命和進步不可忽視的基本方面。
1964年2月13日，舊曆正月初一。在毛澤東親自主持的春節座談會上說，“對宣統，要好好團吉他”。聽說溥儀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遂委託章士釗“拿點稿費”送給溥儀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長鋏歸來乎食無魚’，人家是皇帝嘛！”
1964年6月23日，毛澤東會見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再談到“中國的皇帝”。先說溥儀的工作和生活，又與皇帝時代相比較，“可見人是可以改造的。但不能強迫，要勸他自覺，不能強壓”。
1965年8月8日，毛澤東會見貢代·塞杜為首的幾內亞教育代表團和幾內亞總檢察長法迪亞拉及夫人，法迪亞拉說，他曾與張鼎丞、董必武談過，知道中國重視戰犯的改造，已把最後一個皇帝改造成為公民，使他能為人民的事業而工作。毛澤東說，對“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動物也可以教育嘛……為什麼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進步呢？這是方針和政策問題，還有方法問題。”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尚未忘記當年“康德皇帝”以懲罰在自己身上留下累累傷痕的原偽滿皇宮一“童僕”，以寫信方式最早批判《我的前半生》，揚言“呼籲全國工農兵”參加批判，勒令溥儀把全部稿費退還國家。溥儀第二天就把數千元稿酬送交全國政協機關，但這並不能結束批判。那位“童僕”提出的問題愈來愈多，占用的篇幅愈來愈長，吹出的調子愈來愈高。正當溥儀和《我的前半生》都處在四面楚歌境地，一張印著毛澤東與一位親屬中晚輩談話內容的紅衛兵傳單閃出來，肯定溥儀已經“改造過來了”。對於溥儀那樣複雜的歷史人物，無疑起到巨大的政治保護作用。1966年國慶節，溥儀仍受邀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參加國慶紀念活動，這同樣是一種政治保護。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時15分，溥儀的生命時鐘終於停擺。他最後的春秋是在毛澤東保護之下和周恩來更具體地關照之中度過的，上繳的稿費退還了，夫人李淑賢的住房問題、生活問題解決了，他安心地合上了雙眼。然而毛澤東並沒有忘記溥儀，20世紀的世界也沒有忘記這位當過皇帝的公民。
1971年10月8日，毛澤東與年近八旬的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正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親切交談。海爾·塞拉西提出要見一見宣統皇帝，毛澤東告訴他，這位皇帝已在4年前病逝。塞拉西聞訊扼腕長嘆，惜乎夙願難償。其後塞拉西由周恩來陪同著意參觀了中國明清兩代帝王的宮廷和溥儀青少年時代居住過的紫禁城。
這一切都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的改造政策，是有始有終的，已經歷政治成熟期。溥儀由皇帝到公民的轉變，並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改造，而是一項政策的成功和意義深遠的勝利。毛澤東的話表明，溥儀的出路在中國，愛新覺羅家族的出路也在中國。
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交往的史實，是新中國首代領袖與中國封建社會末代皇帝，在他們共同經歷的各個歷史時期中相互交往的完整記錄，是中國現代史中最重要的篇章，它凝聚了百年歷史風雲，反映了廣袤大地上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還集中了人民及其領袖的鬥爭藝術，這是勝利者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成功的藝術。在新舊社會交替演進中顯然是最具典型意義最生動的歷史情節。
在愛新覺羅·溥儀身上可以體現百年辛亥革命、90年中國共產黨的道路和抗日戰爭的偉大成果，能夠看到現代中國的發展和演變歷程。由此說來，《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的再版，確有其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我感謝人民出版社喬還田先生慧眼識珠，早在20年前就讓我得到機會，把本書呈現在億萬中國人民面前。今又再版，真誠希望能有更多讀者一閱，也希望聽到萬千朋友們不吝賜教。 2011年6月12日寫於長春
辛亥革命、中國共產黨成立和九一八事變開始的抗日戰爭，它們樹立的革命理想、革命事業和革命傳統，至今仍以其強大的生命力影響著全國人民和一代代青年，且已經匯流為偉大祖國的偉大精神。《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一書就存在於這種精神的光影之中，而得以一版再版暢銷發行，今又重印，更具非一般的特殊意義。
溥儀顯然也是這三項重大歷史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溥儀是清朝歷史上、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代皇帝，同時他也是辛亥革命的對象，並在革命中被打倒而宣告退位。然而，在這之後他並沒有完全離開中國政治和歷史的舞台。他利用歷史的影響和中國舊軍閥，甚至利用對中國懷有各種政治企圖的帝國主義、特別是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勢力，藉以恢復從他手上失去的清朝政權。結果反而被日本軍國主義所利用，成為他們侵華的幫凶，出賣了我國東北的大好河山，淪為抗日戰爭中的革命對象。正處於從26歲至40歲人生成熟時期的愛新覺羅·溥儀，作為偽滿洲國康德皇帝，隨著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成為國家罪人。他經歷了偽滿垮台後的逃亡、被俘、囚蘇和引渡，最終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經歷了10年的成功改造，成為合格的新中國公民。
溥儀能夠得到如此人生圓滿，而連他自己也深感意外地遠離了刑場和絞架，則因為他有幸遇到了中國共產黨。他在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黨和政府的關愛和幫教下，實現了古今中外歷史上的唯一，天地間的奇蹟。
究竟應該怎樣對待溥儀這樣的歷史人物？毛澤東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周恩來的大量而感人的具體工作，正確回答了這個問題。本書的目標就是要梳理毛澤東、周恩來對這個問題的回答。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澤東首次訪蘇會談中，鄭重提出了引渡溥儀等日偽戰犯的要求。史達林支持了新中國，決定將溥儀交給毛澤東。經周恩來與蘇方商定：1950年8月1日在黑龍江省綏芬河火車站，將溥儀與隨從人員以及偽滿大臣移交中國政府。溥儀登上回國列車後想到馬上將被槍決，徹底絕望，曾在回國途中上吊自殺，後被監押衛兵及時發現救下。在綏芬河火車站中方代表接收時，溥儀立即伸出雙手準備戴手銬。然而。他完全想錯了！
毛澤東把溥儀引渡回國，絕不是要處決他。對此，毛澤東的思考、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是非常明確且始終一貫的。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演講《論十大關係》，一錘定音，敲定了溥儀的命運，也為他擇定了後半生的道路：對“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等，“不殺頭”，“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給飯吃……給予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
1956年2月初，在全國政協二屆二次會議期間，當周恩來在一次宴會上把溥儀的七叔載濤引薦給毛澤東後，毛澤東肯定“溥儀在撫順學習得不錯。讀了不少馬列主義的書”，建議他“帶家屬”前往撫順探親。隨後，周恩來就把此事交給北京市長彭真，迅即落實。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明確提出溥儀等人是“大蔣介石”，對他們的處理方式，只能是逐步改造，而不是簡單處決。
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談到歷史回歸：“辛亥革命就走了回頭路，革掉了皇帝，又來了個皇帝，來了軍閥。有問題才革命，革了命又出問題。”由此引發思考，革命絕不是從肉體上消滅一個舊皇帝，而是要從思想根源上挖掉培植皇帝的土壤。
1959年9月14日，新中國成立10周年之際，毛澤東作出第一個特赦溥儀的決定，無論溥儀本人、同監戰犯、還是管理所各級幹部都沒有料到。
1960年5月9日，毛澤東接見伊拉克、伊朗和賽普勒斯外賓時，運用溥儀“改造好了”這一事例，來說明“統一戰線和團結”這一條中國革命的基本經驗。繼而又不止一次把中國末代皇帝推薦給拉丁美洲國際友人，他們也都接受建議，前往北京植物園與溥儀見面。
1961年4月1日，毛澤東會見以米爾萊為團長的古巴青年代表團時說：“階級是可以改造的，溥儀也可以改造。”繼而介紹溥儀特赦前後狀況，認為“溥儀是改造比較好的一個”，對改造溥儀很有信心。至此，溥儀已作為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鮮明例證而走向世界了。
1962年1月31日，毛澤東邀請溥儀在家中小酌，原民國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釗、追隨孫中山投身反清革命的同盟會成員程潛、同盟會和辛亥革命首倡者之一仇鰲以及毛澤東世交與遠親王季范等革命家或社會賢達陪席。在“湘味家宴”餐桌旁，毛澤東給溥儀提了“結婚成家和修改好回憶錄”兩條建議，溥儀記住且照辦了。
196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再次談到對宣統皇帝“還給工作做，絕不採取不理他們的態度，更不採取殺頭的辦法”。
1963年11月15日，毛澤東會見阿爾巴尼亞總檢察長阿拉尼特·切拉談及司法工作又舉出溥儀說，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人是可以改造過來的，“我們把一個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1963年11月26日，毛澤東會見古巴詩人、作家和藝術家比達·羅德里格斯再次談到溥儀：他的經歷證明，人是應該教育的，是可以改造的，是能夠變化的。這是社會革命和進步不可忽視的基本方面。
1964年2月13日，舊曆正月初一。在毛澤東親自主持的春節座談會上說，“對宣統，要好好團吉他”。聽說溥儀每月只有180多元薪水，遂委託章士釗“拿點稿費”送給溥儀改善生活，“不要使他‘長鋏歸來乎食無魚’，人家是皇帝嘛！”
1964年6月23日，毛澤東會見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再談到“中國的皇帝”。先說溥儀的工作和生活，又與皇帝時代相比較，“可見人是可以改造的。但不能強迫，要勸他自覺，不能強壓”。
1965年8月8日，毛澤東會見貢代·塞杜為首的幾內亞教育代表團和幾內亞總檢察長法迪亞拉及夫人，法迪亞拉說，他曾與張鼎丞、董必武談過，知道中國重視戰犯的改造，已把最後一個皇帝改造成為公民，使他能為人民的事業而工作。毛澤東說，對“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動物也可以教育嘛……為什麼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所進步呢？這是方針和政策問題，還有方法問題。”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尚未忘記當年“康德皇帝”以懲罰在自己身上留下累累傷痕的原偽滿皇宮一“童僕”，以寫信方式最早批判《我的前半生》，揚言“呼籲全國工農兵”參加批判，勒令溥儀把全部稿費退還國家。溥儀第二天就把數千元稿酬送交全國政協機關，但這並不能結束批判。那位“童僕”提出的問題愈來愈多，占用的篇幅愈來愈長，吹出的調子愈來愈高。正當溥儀和《我的前半生》都處在四面楚歌境地，一張印著毛澤東與一位親屬中晚輩談話內容的紅衛兵傳單閃出來，肯定溥儀已經“改造過來了”。對於溥儀那樣複雜的歷史人物，無疑起到巨大的政治保護作用。1966年國慶節，溥儀仍受邀登上天安門觀禮台參加國慶紀念活動，這同樣是一種政治保護。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時15分，溥儀的生命時鐘終於停擺。他最後的春秋是在毛澤東保護之下和周恩來更具體地關照之中度過的，上繳的稿費退還了，夫人李淑賢的住房問題、生活問題解決了，他安心地合上了雙眼。然而毛澤東並沒有忘記溥儀，20世紀的世界也沒有忘記這位當過皇帝的公民。
1971年10月8日，毛澤東與年近八旬的衣索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一世正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親切交談。海爾·塞拉西提出要見一見宣統皇帝，毛澤東告訴他，這位皇帝已在4年前病逝。塞拉西聞訊扼腕長嘆，惜乎夙願難償。其後塞拉西由周恩來陪同著意參觀了中國明清兩代帝王的宮廷和溥儀青少年時代居住過的紫禁城。
這一切都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的改造政策，是有始有終的，已經歷政治成熟期。溥儀由皇帝到公民的轉變，並不僅僅是一個人的改造，而是一項政策的成功和意義深遠的勝利。毛澤東的話表明，溥儀的出路在中國，愛新覺羅家族的出路也在中國。
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交往的史實，是新中國首代領袖與中國封建社會末代皇帝，在他們共同經歷的各個歷史時期中相互交往的完整記錄，是中國現代史中最重要的篇章，它凝聚了百年歷史風雲，反映了廣袤大地上翻天覆地的社會變化，還集中了人民及其領袖的鬥爭藝術，這是勝利者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成功的藝術。在新舊社會交替演進中顯然是最具典型意義最生動的歷史情節。
在愛新覺羅·溥儀身上可以體現百年辛亥革命、90年中國共產黨的道路和抗日戰爭的偉大成果，能夠看到現代中國的發展和演變歷程。由此說來，《毛澤東、周恩來與溥儀》的再版，確有其歷史意義和現實價值。我感謝人民出版社喬還田先生慧眼識珠，早在20年前就讓我得到機會，把本書呈現在億萬中國人民面前。今又再版，真誠希望能有更多讀者一閱，也希望聽到萬千朋友們不吝賜教。 2011年6月12日寫於長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