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35》是為讀者提供的一個有關比較制度分析的學術性平台。《比較35》站在理論前沿，根據中國經濟改革中遇到的重大問題，有選擇地介紹別國的經驗和教訓、轉軌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以及比較研究領域的發展，同時，有針對性地介紹國內外學術理論界對中國經濟改革的方案設計、政策建議和評論。
基本介紹
- 書名：比較35
-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 頁數：197頁
- 開本：16
- 定價：20.00
- 作者：吳敬璉
- 出版日期：2008年3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08611082, 750861108X
- 品牌：中信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比較35》：以比較傳遞理念，思想和智識。
蔡防、孟昕、白南生，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勞動力問題；李實魏眾等，中國經濟改革與城鎮勞動力市場分割；喬治·阿克洛夫，總量經濟學中遺漏的動機；卡門·雷恩哈特肯尼思·羅高夫，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非常與眾不同嗎？托馬斯·赫因，在發展中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托馬斯·謝林，廣島的遺產；高世楫，OECD國家監管改革歷程及其啟示；迪特爾·赫爾姆，監管改革、監管俘獲和監管負擔；艾倫·施瓦茲羅伯特·斯科特，契約訂立前的法律責任和初步協定；世界銀行，東亞各國的腐敗模式與反腐趨勢。
蔡防、孟昕、白南生，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勞動力問題；李實魏眾等，中國經濟改革與城鎮勞動力市場分割；喬治·阿克洛夫，總量經濟學中遺漏的動機；卡門·雷恩哈特肯尼思·羅高夫，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非常與眾不同嗎？托馬斯·赫因，在發展中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托馬斯·謝林，廣島的遺產；高世楫，OECD國家監管改革歷程及其啟示；迪特爾·赫爾姆，監管改革、監管俘獲和監管負擔；艾倫·施瓦茲羅伯特·斯科特，契約訂立前的法律責任和初步協定；世界銀行，東亞各國的腐敗模式與反腐趨勢。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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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目錄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勞動力問題
中國經濟改革與城鎮勞動力市場分割：不同所有制職工工資收入差距的分析
前沿
總量經濟學中的遺漏的動機
金融評論
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非常與眾不同嗎？國際歷史比較
在發展中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再次汲取歷史教訓？
視界
令人驚訝的60年：廣島的遺產
比較制度分析
OECD國家監管改革歷程和啟示
監管改革、監管俘獲與監管負擔
法和經濟學
契約訂立前的法律責任和初步協定
新書架
東亞各國的腐敗模式與反腐趨勢
中國經濟改革與城鎮勞動力市場分割：不同所有制職工工資收入差距的分析
前沿
總量經濟學中的遺漏的動機
金融評論
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非常與眾不同嗎？國際歷史比較
在發展中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再次汲取歷史教訓？
視界
令人驚訝的60年：廣島的遺產
比較制度分析
OECD國家監管改革歷程和啟示
監管改革、監管俘獲與監管負擔
法和經濟學
契約訂立前的法律責任和初步協定
新書架
東亞各國的腐敗模式與反腐趨勢
文摘
插圖：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勞動力問題
編者按：當前中國正處於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轉型的階段。恰好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全國性的勞動力短缺。回顧中國30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充裕的勞動力和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是經濟快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對當前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做出判斷，準確把握勞動力供求的長期變動趨勢，正確認識其對經濟成長可持續性的含義，對於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有利於我們預測中國經濟近中期的特徵變化趨勢。然而，對這個問題，無論是學界還是政策界都有不同的觀點，無論是與我們處於相同轉型階段的東南亞國家還是曾經經歷了這一階段的日本和韓國，都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鑑。
《比較》一直非常關注勞動力問題，我們曾先後發表過國內外專家有關勞動力市場監管、就業、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市場狀況及其對經濟發展影響的論文。針對當前勞動力市場出現的新情況，我們特意邀請該領域的專家蔡防、孟昕和白南生進行討論，我們把這些還沒有形成定論的觀點介紹給大家，以期推動學界和政策界對這一話題展開更多的討論和交流。
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終結
在經歷近30年的高速經濟成長和成功的經濟改革之後，堅持認為中國農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規模的剩餘勞動力的觀點，已經成為缺乏經驗證據的教條，妨礙我們對勞動力市場形勢做出正確的判斷。我們的調查表明，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即農民工的來源，已經大幅度下降。21世紀以來，農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特別快，也就是說勞動力剩餘的減少特別快。我們估計，在目前的條件下，農村還只有幾千萬現成的勞動力可以轉移。這幾千萬之所以還留在農村，是因為他們相對來說轉移能力比較低（見圖1和圖2）。
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最重要領域是鄉鎮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鄉鎮企業是農村非農產業就業的主要貢獻者。雖然這個部門在吸收了大量勞動力之後，90年代中期以後的很長時間裡處於停滯狀態，但是，近年來鄉鎮企業就業不僅恢復到當時的絕對水平，而且獲得了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06年鄉鎮企業總就業達到1.47億，為歷史最高水平。與此同時，個體戶和私營企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為農村越來越重要的就業吸納部分，特別是在鄉鎮企業就業增長速度減緩的1996-2003年期間，支撐農村非農就業得以增長而沒有停頓。1996-2006年期間，鄉鎮企業就業增長了11%，而私營企業增長了4倍，最終實現的農村非農就業，在10年間增加了2373萬人。另外一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方向就是跨地區外出打工。根據一個來源，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人數從1997年的3890萬，增加到2005年的1.08億。根據另外一個來源，農村勞動力外出規模更大一些，從2000年的7 849萬增加到2006年的1.32億。為了反映這個更大的勞動力流動規模，我們將其超出前一數字的部分也畫在圖1中。
我們可以對各種可能的農村勞動力剩餘狀況做出估計。按照農村勞動力總規模4.85億估算，如果我們選取比較大的勞動力轉移規模，即占全部農村勞動力48%，因而總量為2.3億，並且選取農業需求勞動力2.3億的話，處於剩餘狀態的農村勞動力只有2481萬。在這種情形下，農業勞動力的使用存在季節性不均勻的現象。但是，這種情形比較符合農業勞動的季節性特點，也為勞動力利用邊際剩餘勞動時間從事林業等勞動提供了餘地。如果選取同一勞動力轉移規模，並假設農業尚需勞動力1.9億的話，處於剩餘狀態的農村勞動力只有6279萬。這種農業勞動力使用相對緊湊，為估算實際剩餘勞動力提供了一個比較保守的假設。如果選取最小的勞動力轉移規模即2億，同時假設農業尚需勞動力1.8億的話，處於剩餘狀態的農村勞動力為1.07億，剩餘比例為22%。這種農業勞動力利用程度，可以說是“滿打滿算”的。
顯然，上述三種情形可以說囊括了農村勞動力配置的可能狀況。我們採用最保守的估計，即假設仍有1.07億農村剩餘勞動力這個數字作為基礎，再來看處於不同配置狀況的農村勞動力的年齡結構。首先，借用2005年農業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年齡分布，我們把4.85億鄉村從業人員按照年齡劃分為5個組別。其次，根據抽樣調查的數據，我們還可以知道農村外出打工人員的年齡分布，並把1.08億農村外出勞動力劃分為相同數量的組別。我們可以看到，與鄉村全部從業人員相比，外出勞動力更多地集中在年輕的年齡組內。第三，我們再看在農村就地轉移勞動力的年齡分布。根據以往的研究，農村勞動力從農業中向外轉移的意願是，首先選擇農村非農產業就業，其次選擇外出打工，最後的選擇是務農。因此，選擇就業部門的人力資本條件也可以按照這樣的順序進行排列。年齡作為影響勞動者掙取收入的能力的一個重要人口特徵，也是按照類似的順序排列的。因此，我們至少可以假設，在農村非農產業就業勞動力的年齡結構，與外出打工者相同。第四，我們假設務農勞動力的年齡結構與留在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結構相同。最後，我們分年齡組把農村就業人員分別減去外出勞動力、就地轉移勞動力和務農勞動力，就可以得到剩餘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圖2）。我們可以發現，，真正剩餘的農村勞動力中50%年齡在40歲及以上，也就是說，40歲以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絕對數量只有5212萬，剩餘比例僅為10.7%。
農村剩餘勞動力大幅度下降主要與中國的人口結構轉變有關。中國的死亡率自解放以後就下降了。部分是因為計畫生育政策，生育率也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開始下降，目前中國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2.1的更替水平，為1.7。這意味著少兒在人口中的比重下降。由此導致，以後各階段成長為勞動人口的人數也會比較少。也就是說，我們將來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將呈下降趨勢，預計在“十一五”期間將從總量上不能滿足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力供給長期大於需求的格局將逆轉。在設定的高位非農產業增長率和高位非農產業就業彈性的情況下，兩者差距會越來越大。在其他的非農產業增長率和就業彈性假設下，2010年之前，也分別出現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低於勞動力需求數量的情況。按照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剩餘勞動力被吸收殆盡的時刻，就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構特徵開始消失，從而“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基於上面人口結構的預測與分析，可以確定，這兩年發端於沿海地區並且蔓延到全國的勞動力短缺，不是暫時現象，而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徵兆。
在學術界，在發展經濟學裡，關於農村剩餘勞動力從來沒有統一認識，也沒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計算方案，所以，這裡說的“劉易斯轉折點”強調的只是一個變化，即可供轉移的越來越少，但不是說沒有可轉移的了。不過，按照劉易斯本人的說法，經濟發展有兩個轉折點，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是指：對勞動力需求的滿足必須引起工資上漲，二元經濟轉變加快。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是指：兩部門工資都由邊際勞動生產力決定，二元經濟結構消失。很顯然，我們看到的還只是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匯集最新的一些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最近幾年是增長的趨勢。農民工工資2003年提高0.7%，2004年提高2.8%，2005年提高6.5%，2006年提高了11.5%，2007年則提高了20%。另一方面，我們對城市職工工資和農民工工資做的分析都表明，區域間勞動力報酬出現了趨同的趨勢，意味著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在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的前提下，工資的上漲無疑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強有力的證據。
做出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判斷，意味著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終結，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包括破除一系列長期存在卻過時的理論神話，也包括引申出重要的政策建議，以便未雨綢繆。
1.增長可持續性含義。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實現的高速經濟成長，得益於提前完成的人口轉變所帶來人口紅利。在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持續居高的條件下，生產要素投入不會遇到新古典增長理論所預期的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因此，中國依靠單純投入驅動型的增長方式，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實現了良好的增長績效。作者曾經做過的一項估算表明，人口撫養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人均GDP增長率提高0.115個百分點，即人口紅利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率至少為26.8%。然而，上述增長因素關係反過來也是存在的，即人口撫養比每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3DP增長率則會降低0.115個百分點。而根據預測，撫養比的上升將於2013年以後發生，屆時人口紅利就會逆轉為人口負債。這意味著隨著中國面對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的結束，迫切地需要從單純依靠投入的增長方式，轉變到依靠生產率提高的增長方式（經濟成長方式轉變的真諦），否則高速增長的源泉就會喪失。
2.巨觀經濟含義。隨著勞動力短缺現象的普遍出現，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已經有上漲的傾向。由於普通勞動力短缺從而導致的工資上漲，對範圍最為廣泛的中低收入家庭具有效果明顯的收入提高效應，而這些家庭又具有對於普通商品的較高消費傾向，因而推動了以食品價格上漲為主要驅動力的輕微通貨膨脹。如果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足以擴大勞動參與程度，吸引足夠的勞動力滿足非農產業發展的需要，則我們可以觀察到勞動力短缺現象的消失或減輕。然而，這幾年勞動力短缺現象仍然廣泛存在，並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這個事實則表明，上述工資上漲幅度並未達到結清勞動力市場的水平，普通商品消費需求的旺盛將繼續保持一個輕微的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壓力。由於這種工資上漲有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所支撐，因而不會危害中國巨觀經濟的穩定性。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估計，在1980-2005年期間，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在全世界範圍內屬於最快的，年增長率達到5.7%，製造業則高達7.9%。不過，考慮到目前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還僅僅是開始，低收入家庭的消費能力仍然脆弱，通貨膨脹有可能起一個阻止消費增長的作用。加上生產波動的因素，這將導致消費的復甦呈現時起時伏的態勢。
3.國際經濟含義。中國充分利用自身人口紅利推動高速增長，表現在中國製造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其比較優勢獲得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並形成龐大的貿易順差。勞動力豐富並便宜，是中國國際貿易中享有顯示性比較優勢的主要原因，也給進口國家的居民提供了物美價廉的產品，這個因素遠比匯率的因素要真實。雖然勞動力長期供求關係的變化，必然轉化為普通勞動者工資從而引發企業勞動力成本的上漲，並且已經反映在進口國家市場上中國產品價格的提高，然而，由於中國工資水平仍然遠低於美國等已開發國家，中國貿易夥伴尚有足夠的空間消化這種通貨膨脹效應，不會對中國產品的競爭力造成損害。在勞動力成本已經有所提高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的速度應該更加穩妥，以避免對中國製造業產品的比較優勢火上加油，以致過度壓抑出口產業的增長速度，既傷害中國的國內就業，也衝擊國外的中低收入消費者。
4.制度變革含義。二元經濟結構歸根結底是一種制度扭曲現象，即一方面農村具有綿綿不斷的勞動力過剩供給，另一方面制度性的因素也阻礙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例如在中國，為勞動力在城鄉之間暢通地流動製造了障礙的戶籍制度，就導致勞動力市場的嚴重分割。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終結則意味著，經濟發展階段性的變化創造了根本變革這種勞動力市場分割制度的條件。實際上，改革發展到今天的一個重要新特點，就是政府越來越主動地適應現實中出現的制度需求，提供更有效率的制度服務。
錯判將對農民工的轉移和中國城市化進程產生很大影響
對於一個普通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劉易斯轉折點”是否到來可以根據分析以下幾個問題來判斷：城市非熟練工人（農民工）的工資是否開始加速增長？城市和農業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差距是否已經縮小？農村勞動力移動的比例有多大？但由於中國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在它的勞動力市場還很不健全的情況下，簡單根據一些表面現象下結論可能給中國是否已經到達或接近“劉易斯轉折點”的判斷造成誤導。
認為中國已經到達或接近“劉易斯轉折點”的一個主要證據是近年來非熟練工工資的增長。這個問題要從幾方面來看。第一，非熟練工的工資是否增長了。第二，如果增長了，為什麼？在中國目前情況下，農民工這個群體代表了非熟練工人。然而，反映他們的工資變化的有代表性的數據很少。根據對廣州7個工廠（2004年總共23650個工人）的農民工工資數據的調查結果顯示（見圖3），2000-2004.年非熟練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幅度並不大，年平均增長率為2.8%。當然，這只是2004年及以前的情況。2004年以來有些地區出現了農民工“短缺”的情況。有些數據表明，在2003-2006年間，農民工平均年工資增長達到了6%左右（蔡昉，2007）。然而，根據我們2007年對1000戶在上海、無錫、廣州、深圳的農民工的調查，農民工進城後第一個月的平均工資（更可靠地反映了非熟練工的工資）在這段時間內增長並不快，年均增長率為2.7%（見圖4）。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2004年以來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增長極快（見圖5）。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政府的人文關懷政策的表現，而最低工資的增長可能對實際工資的增長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勞動力問題
編者按：當前中國正處於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轉型的階段。恰好在這個階段，出現了全國性的勞動力短缺。回顧中國30年來的經濟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充裕的勞動力和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是經濟快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因此，對當前出現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做出判斷，準確把握勞動力供求的長期變動趨勢，正確認識其對經濟成長可持續性的含義，對於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意義，也有利於我們預測中國經濟近中期的特徵變化趨勢。然而，對這個問題，無論是學界還是政策界都有不同的觀點，無論是與我們處於相同轉型階段的東南亞國家還是曾經經歷了這一階段的日本和韓國，都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供借鑑。
《比較》一直非常關注勞動力問題，我們曾先後發表過國內外專家有關勞動力市場監管、就業、勞動力流動、勞動力市場狀況及其對經濟發展影響的論文。針對當前勞動力市場出現的新情況，我們特意邀請該領域的專家蔡防、孟昕和白南生進行討論，我們把這些還沒有形成定論的觀點介紹給大家，以期推動學界和政策界對這一話題展開更多的討論和交流。
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終結
在經歷近30年的高速經濟成長和成功的經濟改革之後，堅持認為中國農村仍然有高比例、大規模的剩餘勞動力的觀點，已經成為缺乏經驗證據的教條，妨礙我們對勞動力市場形勢做出正確的判斷。我們的調查表明，農村的剩餘勞動力即農民工的來源，已經大幅度下降。21世紀以來，農民勞動力轉移的速度特別快，也就是說勞動力剩餘的減少特別快。我們估計，在目前的條件下，農村還只有幾千萬現成的勞動力可以轉移。這幾千萬之所以還留在農村，是因為他們相對來說轉移能力比較低（見圖1和圖2）。
農村勞動力非農就業的最重要領域是鄉鎮企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鄉鎮企業是農村非農產業就業的主要貢獻者。雖然這個部門在吸收了大量勞動力之後，90年代中期以後的很長時間裡處於停滯狀態，但是，近年來鄉鎮企業就業不僅恢復到當時的絕對水平，而且獲得了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2006年鄉鎮企業總就業達到1.47億，為歷史最高水平。與此同時，個體戶和私營企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為農村越來越重要的就業吸納部分，特別是在鄉鎮企業就業增長速度減緩的1996-2003年期間，支撐農村非農就業得以增長而沒有停頓。1996-2006年期間，鄉鎮企業就業增長了11%，而私營企業增長了4倍，最終實現的農村非農就業，在10年間增加了2373萬人。另外一個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方向就是跨地區外出打工。根據一個來源，農村勞動力外出打工人數從1997年的3890萬，增加到2005年的1.08億。根據另外一個來源，農村勞動力外出規模更大一些，從2000年的7 849萬增加到2006年的1.32億。為了反映這個更大的勞動力流動規模，我們將其超出前一數字的部分也畫在圖1中。
我們可以對各種可能的農村勞動力剩餘狀況做出估計。按照農村勞動力總規模4.85億估算，如果我們選取比較大的勞動力轉移規模，即占全部農村勞動力48%，因而總量為2.3億，並且選取農業需求勞動力2.3億的話，處於剩餘狀態的農村勞動力只有2481萬。在這種情形下，農業勞動力的使用存在季節性不均勻的現象。但是，這種情形比較符合農業勞動的季節性特點，也為勞動力利用邊際剩餘勞動時間從事林業等勞動提供了餘地。如果選取同一勞動力轉移規模，並假設農業尚需勞動力1.9億的話，處於剩餘狀態的農村勞動力只有6279萬。這種農業勞動力使用相對緊湊，為估算實際剩餘勞動力提供了一個比較保守的假設。如果選取最小的勞動力轉移規模即2億，同時假設農業尚需勞動力1.8億的話，處於剩餘狀態的農村勞動力為1.07億，剩餘比例為22%。這種農業勞動力利用程度，可以說是“滿打滿算”的。
顯然，上述三種情形可以說囊括了農村勞動力配置的可能狀況。我們採用最保守的估計，即假設仍有1.07億農村剩餘勞動力這個數字作為基礎，再來看處於不同配置狀況的農村勞動力的年齡結構。首先，借用2005年農業人口中勞動年齡人口的年齡分布，我們把4.85億鄉村從業人員按照年齡劃分為5個組別。其次，根據抽樣調查的數據，我們還可以知道農村外出打工人員的年齡分布，並把1.08億農村外出勞動力劃分為相同數量的組別。我們可以看到，與鄉村全部從業人員相比，外出勞動力更多地集中在年輕的年齡組內。第三，我們再看在農村就地轉移勞動力的年齡分布。根據以往的研究，農村勞動力從農業中向外轉移的意願是，首先選擇農村非農產業就業，其次選擇外出打工，最後的選擇是務農。因此，選擇就業部門的人力資本條件也可以按照這樣的順序進行排列。年齡作為影響勞動者掙取收入的能力的一個重要人口特徵，也是按照類似的順序排列的。因此，我們至少可以假設，在農村非農產業就業勞動力的年齡結構，與外出打工者相同。第四，我們假設務農勞動力的年齡結構與留在農村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結構相同。最後，我們分年齡組把農村就業人員分別減去外出勞動力、就地轉移勞動力和務農勞動力，就可以得到剩餘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圖2）。我們可以發現，，真正剩餘的農村勞動力中50%年齡在40歲及以上，也就是說，40歲以下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絕對數量只有5212萬，剩餘比例僅為10.7%。
農村剩餘勞動力大幅度下降主要與中國的人口結構轉變有關。中國的死亡率自解放以後就下降了。部分是因為計畫生育政策，生育率也在20世紀70年代之後開始下降，目前中國的人口總和生育率已經低於2.1的更替水平，為1.7。這意味著少兒在人口中的比重下降。由此導致，以後各階段成長為勞動人口的人數也會比較少。也就是說，我們將來的勞動年齡人口增長速度將呈下降趨勢，預計在“十一五”期間將從總量上不能滿足非農產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勞動力供給長期大於需求的格局將逆轉。在設定的高位非農產業增長率和高位非農產業就業彈性的情況下，兩者差距會越來越大。在其他的非農產業增長率和就業彈性假設下，2010年之前，也分別出現新增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低於勞動力需求數量的情況。按照發展經濟學的觀點，剩餘勞動力被吸收殆盡的時刻，就意味著二元經濟結構特徵開始消失，從而“劉易斯轉折點”到來。基於上面人口結構的預測與分析，可以確定，這兩年發端於沿海地區並且蔓延到全國的勞動力短缺，不是暫時現象，而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徵兆。
在學術界，在發展經濟學裡，關於農村剩餘勞動力從來沒有統一認識，也沒有任何人能提出大家普遍接受的計算方案，所以，這裡說的“劉易斯轉折點”強調的只是一個變化，即可供轉移的越來越少，但不是說沒有可轉移的了。不過，按照劉易斯本人的說法，經濟發展有兩個轉折點，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是指：對勞動力需求的滿足必須引起工資上漲，二元經濟轉變加快。第二個劉易斯轉折點是指：兩部門工資都由邊際勞動生產力決定，二元經濟結構消失。很顯然，我們看到的還只是第一個劉易斯轉折點。匯集最新的一些調查結果，我們可以看到，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最近幾年是增長的趨勢。農民工工資2003年提高0.7%，2004年提高2.8%，2005年提高6.5%，2006年提高了11.5%，2007年則提高了20%。另一方面，我們對城市職工工資和農民工工資做的分析都表明，區域間勞動力報酬出現了趨同的趨勢，意味著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在勞動力市場一體化程度提高的前提下，工資的上漲無疑是“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強有力的證據。
做出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判斷，意味著中國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的終結，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際意義，包括破除一系列長期存在卻過時的理論神話，也包括引申出重要的政策建議，以便未雨綢繆。
1.增長可持續性含義。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實現的高速經濟成長，得益於提前完成的人口轉變所帶來人口紅利。在勞動力供給充足、儲蓄率持續居高的條件下，生產要素投入不會遇到新古典增長理論所預期的資本報酬遞減現象。因此，中國依靠單純投入驅動型的增長方式，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實現了良好的增長績效。作者曾經做過的一項估算表明，人口撫養比每下降1個百分點，人均GDP增長率提高0.115個百分點，即人口紅利對人均GDP增長的貢獻率至少為26.8%。然而，上述增長因素關係反過來也是存在的，即人口撫養比每上升1個百分點，人均（3DP增長率則會降低0.115個百分點。而根據預測，撫養比的上升將於2013年以後發生，屆時人口紅利就會逆轉為人口負債。這意味著隨著中國面對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的結束，迫切地需要從單純依靠投入的增長方式，轉變到依靠生產率提高的增長方式（經濟成長方式轉變的真諦），否則高速增長的源泉就會喪失。
2.巨觀經濟含義。隨著勞動力短缺現象的普遍出現，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已經有上漲的傾向。由於普通勞動力短缺從而導致的工資上漲，對範圍最為廣泛的中低收入家庭具有效果明顯的收入提高效應，而這些家庭又具有對於普通商品的較高消費傾向，因而推動了以食品價格上漲為主要驅動力的輕微通貨膨脹。如果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的提高足以擴大勞動參與程度，吸引足夠的勞動力滿足非農產業發展的需要，則我們可以觀察到勞動力短缺現象的消失或減輕。然而，這幾年勞動力短缺現象仍然廣泛存在，並且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這個事實則表明，上述工資上漲幅度並未達到結清勞動力市場的水平，普通商品消費需求的旺盛將繼續保持一個輕微的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壓力。由於這種工資上漲有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所支撐，因而不會危害中國巨觀經濟的穩定性。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估計，在1980-2005年期間，中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在全世界範圍內屬於最快的，年增長率達到5.7%，製造業則高達7.9%。不過，考慮到目前普通勞動者工資的上漲還僅僅是開始，低收入家庭的消費能力仍然脆弱，通貨膨脹有可能起一個阻止消費增長的作用。加上生產波動的因素，這將導致消費的復甦呈現時起時伏的態勢。
3.國際經濟含義。中國充分利用自身人口紅利推動高速增長，表現在中國製造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以其比較優勢獲得了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並形成龐大的貿易順差。勞動力豐富並便宜，是中國國際貿易中享有顯示性比較優勢的主要原因，也給進口國家的居民提供了物美價廉的產品，這個因素遠比匯率的因素要真實。雖然勞動力長期供求關係的變化，必然轉化為普通勞動者工資從而引發企業勞動力成本的上漲，並且已經反映在進口國家市場上中國產品價格的提高，然而，由於中國工資水平仍然遠低於美國等已開發國家，中國貿易夥伴尚有足夠的空間消化這種通貨膨脹效應，不會對中國產品的競爭力造成損害。在勞動力成本已經有所提高的情況下，人民幣升值的速度應該更加穩妥，以避免對中國製造業產品的比較優勢火上加油，以致過度壓抑出口產業的增長速度，既傷害中國的國內就業，也衝擊國外的中低收入消費者。
4.制度變革含義。二元經濟結構歸根結底是一種制度扭曲現象，即一方面農村具有綿綿不斷的勞動力過剩供給，另一方面制度性的因素也阻礙城鄉勞動力市場的一體化。例如在中國，為勞動力在城鄉之間暢通地流動製造了障礙的戶籍制度，就導致勞動力市場的嚴重分割。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終結則意味著，經濟發展階段性的變化創造了根本變革這種勞動力市場分割制度的條件。實際上，改革發展到今天的一個重要新特點，就是政府越來越主動地適應現實中出現的制度需求，提供更有效率的制度服務。
錯判將對農民工的轉移和中國城市化進程產生很大影響
對於一個普通的市場經濟國家來說，“劉易斯轉折點”是否到來可以根據分析以下幾個問題來判斷：城市非熟練工人（農民工）的工資是否開始加速增長？城市和農業非熟練工人的工資差距是否已經縮小？農村勞動力移動的比例有多大？但由於中國還不是一個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特別是在它的勞動力市場還很不健全的情況下，簡單根據一些表面現象下結論可能給中國是否已經到達或接近“劉易斯轉折點”的判斷造成誤導。
認為中國已經到達或接近“劉易斯轉折點”的一個主要證據是近年來非熟練工工資的增長。這個問題要從幾方面來看。第一，非熟練工的工資是否增長了。第二，如果增長了，為什麼？在中國目前情況下，農民工這個群體代表了非熟練工人。然而，反映他們的工資變化的有代表性的數據很少。根據對廣州7個工廠（2004年總共23650個工人）的農民工工資數據的調查結果顯示（見圖3），2000-2004.年非熟練農民工的工資增長幅度並不大，年平均增長率為2.8%。當然，這只是2004年及以前的情況。2004年以來有些地區出現了農民工“短缺”的情況。有些數據表明，在2003-2006年間，農民工平均年工資增長達到了6%左右（蔡昉，2007）。然而，根據我們2007年對1000戶在上海、無錫、廣州、深圳的農民工的調查，農民工進城後第一個月的平均工資（更可靠地反映了非熟練工的工資）在這段時間內增長並不快，年均增長率為2.7%（見圖4）。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2004年以來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增長極快（見圖5）。這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政府的人文關懷政策的表現，而最低工資的增長可能對實際工資的增長也起到了促進作用。
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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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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