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傅斯年所著作品，出自於《傅斯年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 作者：傅斯年
• 創作年代：近代
• 作品出處：傅斯年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作品原文

歷史學和語言學在歐洲都是很近才發達的。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歐洲近代的語言學，在梵文的發見影響了兩種古典語學以後才降生，正當十八十九世紀之交。經幾個大家的手，印度日耳曼系的語言學已經成了近代學問最光榮的成就之一個，別個如賽米的系，芬匈系，也都有相當的成就，即在印度支那語系也有有意味的揣測。十九世紀下半的人們又注意到些個和歐洲語言全不相同的語言，如黑人的話等等，“審音之功”更大進步，成就了甚細密的實驗語音學。而一語裡面方言研究之發達，更使學者知道語言流變的因緣，所以以前比較言語尚不過是和動物植物分類學或比較解剖學在一列的，最近一世語言學所達到的地步，已經是生物發生學、環境學、生理學了。無論綜比的系族語學，如印度日耳曼族語學等等，或各種的專語學，如日耳曼語學、芬蘭語學、伊斯蘭語學等等，在現在都成大國。本來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所以語言學總是一個大題目，而直到現在的語言學的成就也很能副這一個大題目。在歷史學和語言學發達甚後的歐洲是如此，難道在這些學問發達甚早的中國，必須看著他荒廢，我們不能製造別人的原料，便是自己的原料也讓別人製造嗎?

論到語言學和歷史學在中國的發達是很引人尋思的。西曆紀元前兩世紀的司馬遷，能那樣子傳信存疑以別史料，能作八書，能排比列國的紀年，能有若干觀念比十九世紀的大名家還近代些。北宋的歐陽修一面修《五代史》，純粹不是客觀的史學，一面卻作《集古錄》，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學的真工夫。北南宋的人雖然有歐陽修的《五代史》，朱熹的《綱目》，是代表中世古世的思想的，但如司馬光作《通鑑》，“遍閱舊史，旁采小說”，他和劉攽、劉恕、范祖禹諸人都能利用無限的史料，考定舊記，凡《通鑑》和所謂正史不同的地方，每多是詳細考定的結果，可惜《長篇》不存在，我們不得詳細看他們的方法，然尚有《通鑑考異》說明史料的異同。宋朝晚年一切史料的利用，及考定辨疑的精審，有些很使人更驚異的。照這樣進化到明朝，應可以有當代歐洲的局面了，不幸胡元之亂，明朝人之浮誇，不特不進步，或者退步了。明清之交，浙東的史學派又發了一個好端涯，但康熙以後漸漸的熄滅，無論官書和私著，都未見得開新趨向，這乃由於外族政府最忌真史學發達之故。言語學中，中國雖然沒有普日尼，但中國語本不使中國出普日尼，而中國文字也出了《說文解字》，這書雖然現在看來只是一部沒有時代觀念，不自知說何文解何字的系統哲學，但當年總是金聲玉振的書，何況還有認識方言的軒使者?古代的故事且少論，論近代：顧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訂史文，以因時因地的音變觀念為語學，閻若璩以實在地理訂古記載，以一切比核辨證偽孔，不注經而提出經的題目，並解決了他，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遠為法式的辨史料法。亭林百詩這樣對付歷史學和語言學，是最近代的，這樣立點便是不朽的遺訓。不幸三百年前雖然已經成就了這樣近代的一個遺訓，一百多年前更有了循這遺訓的形跡而出的好成就，而到了現在，除零零星星幾個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觸，能夠借用新工具，擴張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樣官樣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屍學問上的大權威。章氏在文字學以外是個文人，在文字學以內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過孫詒讓，再步倒退過吳大澂，三步倒退過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別人已經開頭用了的新材料，他還抹殺著，至於那部《新方言》，東西南北的猜去，何嘗尋揚雄就一字因地變異作觀察?這么竟倒退過二千多年了。

推繹說去，為甚么在中國的歷史學和語言學開了一個好的端緒以後，不能隨時發展，到了現在這樣落後呢?這原故本來顯然，我們可以把一句很平實的話作一個很概括的標準：（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上項正是所謂科學的研究，下項正是所謂書院學究的研究。在自然科學是這樣，在語言學和歷史學亦何嘗不然?舉例說，以為本體，為究竟，去作研究的文字學，是書院學究的作為。僅以為材料之一種，能充量的辨別著去用一切材料，如金文、甲骨文等，因而成就的文字學，乃是科學的研究。照著司馬子長的舊公式，去寫紀表書傳，是化石的史學。能利用各地各時的直接材料，大如地方志書，小如私人的日記，遠如的發掘，近如某個洋行的貿易冊，去把史事無論巨者或細者，單者或綜合者，條理出來，是科學的本事。科學研究中的題目是事實之匯集，因事實之研究而更產生別個題目。所以有些從前世傳來的題目經過若干時期，不是被解決了，乃是被解散了，因為新的事實證明了舊來問題不成問題，這樣的問題不管他困了多少年的學者，一經為後來發見的事實所不許之後，自然失了他的成為問題的地位。破壞了遺傳的問題，解決了事實逼出來的問題，這學問自然進步。譬如兩部，其中的問題是很多的，如果我們這些以外不再成題目，這些以內不肯捐棄任何題目，自然這學問是靜止的，是不進步的。一種學問中的題目能夠新陳代謝，則所得結果可以層層堆積上去，即使年代久遠，堆積眾多，究竟不覺得累贅，還可以到處出來新路，例如很發達的天文物理化學生物等科目；如果永遠盤桓於傳留的問題，舊題不下世，新題不出生，則結果直是旋風舞而已，例如中國的所謂經學中甚多題目，如西洋的哲學。所以中國各地零零碎碎致力於歷史或語言範圍內事的人也本不少，還有些所謂的工作，不過每每因為所持住的一些題目不在關鍵中，換言之，無後世的題目，或者是自縛的題目，遂至於這些學問不見賓士的發展，只表昏黃的殘缺。（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研究中國或牽連中國的事物，本來沒有很多的成績，因為他們讀中國書不能親切，認中國事實不能嚴辨，所以關於一切文字審求，文籍考訂，史事辨別，等等，在他們永遠一籌莫展，但他們卻有些地方比我們範圍來得寬些。我們中國人多是不會解決史籍上的四裔問題的，丁謙君的，遠不如沙萬君之譯，玉連之解，高几耶之注，米勒之，這都不是中國人現在已經辦到的。凡中國人所忽略，如匈奴、鮮卑、突厥、回紇、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問題，在歐洲人卻施格外的注意。說句笑話，假如中國學是漢學，為此學者是漢學家，則西洋人治這些匈奴以來的問題豈不是虜學，治這學者豈不是虜學家嗎?然而也許漢學之發達有些地方正借重虜學呢！又如最有趣的一些材料，如神祇崇拜、歌謠、民俗、各地各時雕刻文式之差別，中國人把他們忽略了千百年，還是歐洲人開頭為規模的注意。零星注意，中國向來有的。西洋人作學問不是去讀書，是動手動腳到處尋找新材料，隨時擴大舊範圍，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中國文字學之進步，正因為之研究消滅了汗簡，阮、吳諸人金文之研究識破了，近年、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繼續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擴充，學問愈進步，利用了檔案，然後可以訂史，利用了別國的記載，然後可以考四裔史事。在中國史學的盛時，材料用得還是廣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檔庫中出材料，傳說中辨材料。到了現在，不特不能去擴張材料，去學設“發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於地下遺物，就是“自然”送給我們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內閣檔案，還由他毀壞了好多，剩下的流傳海外，京師圖書館所存摩尼經典等等良籍，還復任其擱置，一面則談者人多如鯽，這樣焉能進步?（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套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實驗學家之相競如斗寶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和歷史學亦復如此。中國歷來的音韻學者審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始終弄不甚明白，一切古音研究僅僅以統計的方法分類，因為幾個字的牽連，使得分類上各家不同，即令這些分類有的對了，也不過能舉其數，不能舉其實，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如論輕唇、舌上古來無之，乃自重唇舌頭出，此言全是，然何以重唇分出一類為輕唇，舌頭分出一類為舌上，竟不是全部的變遷，這層道理非現在審音的人不能明白，錢君固說不出。若把一個熟習語音學的人和這樣一個無工具的研究者比長短，是沒法子競爭的。又如解釋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譯名容易下手，在中國人本沒有這個工具，又沒有法子。又如西藏、緬甸、暹羅等語，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沒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又如現代的歷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匯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歷史問題者之工具。研究歷史事跡時自己觀察地形，這意思雖然至好，但如果他能有我們現在可以向西洋人借來的一切自然科學的工具，成績豈不更卓越呢?若干歷史學的問題非有自然科學之資助無從下手，無從解決。譬如春秋經是不是終於獲麟，左氏經後一段是不是所造補，我們正可以算算哀公十四年之日食是不是對的，如不對，自然是偽作；如對了，自然是和獲麟前春秋文同出史所記。又譬如我們要掘地去，沒有科學資助的人一鏟子下去，損壞了無數古事物，且正不知掘準了沒有，如果先有幾種必要科學的訓練，可以一層一層的自然發現，不特得寶，並且得知當年入土的蹤跡，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識。所以古史學在現在之需用測量本領及地質氣象常識，並不少於航海家。中國史學者先沒有這些工具，那能使得史學進步?無非靠天幫忙，這裡那裡現些出土物，又靠西洋人的腿，然而卻又不一定是他們的腦袋，找到些新材料而已。整理自己的物事的工具尚不夠，更說不上整理別人的物事，如希拉藝術如何影響藝術，中央亞細亞的文化成分如何影響到中國的物事，中國文化成分如何由安西西去，等等。西洋的東方學者之拿手好戲，日本近年也有竟敢去乾的，中國人目前只好拱手謝之而已。【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出處收錄

傅斯年是中國近代著名學者和公共知識分子。在民國時期的知識界、思想界，他是中國歷史學、語言學、考古學“科學化”的大力推動者，是中國文化“西化”傾向的代言人，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提倡者。他雖沒有鴻篇巨製的理論著述，但留下的數量不多的文章所表現的堅定立場和明確取向，足以使其成為某種思想選擇的代表，從而進入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視野。本卷選錄文字依內容分為：卷一為五四時期的代表作，卷二為史學思想與史學方法的論述，卷三為三四十年代的時評政論，卷四為教育方面的文字。大體反映了傅斯年在各方面的思想。

作者簡介

人物簡介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913—1919年在北京大學預科、本科學習。北大畢業後，赴英、德留學七載。1926年底回國，1927年任中山大學文科主任及歷史、中文兩系主任。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後，創辦歷史語言研究所，任該所所長達二十三年之久。1930年代在北大兼任教授。抗戰時期，先後擔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中研院總幹事、西南聯大校務委員等職，並同時出任第一至四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炮轟孔祥熙、宋子文，震撼朝野，有“傅大炮”之譽。抗戰勝利後，出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主持繁重的北大復員工作。1948年底被任命為台灣大學校長，最終“歸骨于田橫之島”。編者簡介歐陽哲生，1962年5月生於湖南省長沙市，現為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曾赴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台灣“中研院”近代史所等處訪學。主要著作有：《自由主義之累——胡適思想之現代闡釋》、《二十世紀中國文化》、《嚴複評傳》、《科學與政治——丁文江研究》、《探尋胡適的精神世界》、《五四運動的歷史詮釋》、《傅斯年一生志業研究》等。編有《胡適文集》（12冊）等多種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