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講述民國學人的人生傳奇和相互之間的矛盾糾葛，夾敘夾議，反思民國時期的學界風景和時代精神。主要收錄作者近年來公開發表的相關文章，內容涉及中國現代文化史的方方面面。在作者看來，沒有細節就沒有真實，沒有真實就沒有歷史。作者講述的是政學兩界的舊情往事，所要發揚光大的卻是21世紀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
- 外文名：Behind the history: the people and things of the political and academic circles
- 書名：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
- 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267頁
- 開本：16
- 作者：張耀傑
- 出版日期：2009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3358939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歷史背後:政學兩界的人和事》：我所要點亮的政學兩界的人和事，主要偏重於每一位人物和每一例事件的歷史局限性……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把歷史的本來面目告訴給更多的朋友和讀者，另一方面是為當下社會所存在的現實問題，提供一個歷史性的解釋。換言之，我所鉤沉和講述的雖然是政學兩界老輩人的舊情往事，所要發揚光大的卻是21世紀的生命感悟和公民理性。
——作者的話
——作者的話
作者簡介
張耀傑，1964年生於河南禹州。主要著作有《中國話劇史》（合著）、《曹禺戲劇與宗教文化》、《戲劇大師曹禺》、《影劇之王田漢》、《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真相》、《俞梅蓀與新民權運動》、《陽光天堂》、《北大教授》、《民國背影》等
圖書目錄
以不惑之思面對歷史（自序）
北京大學與《新青年》編輯部
關於《新青年》編輯部的重新考證
胡適與羅家倫的歷史記錄
1949年之後的歷史重構
周作人筆下的歷史還原
林紓與《新青年》的文化之爭
林紓的生平與貢獻
陳獨秀的罵人有理
錢玄同與劉半農的搶先發難
林紓的反擊與被反擊
蔡元培的親自出馬
陷入重圍的林紓
對於林紓的重新認識
吳虞：《新青年》同人的倒算帳
吳虞生平
胡適與吳虞的公私交往
吳虞與女兒的家庭糾紛
吳虞的風流情事
倒算賬的錢玄同
非儒反孔的歷史功過
“陰護禮教”的專制根性
周作人的推波助瀾
高一涵的誤寫歷史
高一涵筆下的李大釗
訪學日本的高一涵
胡適晚年的口述回憶
陳獨秀的南下與李大釗的送行
五四前後的李大釗
針對胡適的歪曲醜化
俞頌華：“大公至正”的新聞先驅
《新青年》的理性反對者
五四時代的精神誤區
採訪蘇俄的首席記者
《談中等階級》的“民治”理想
《申報月刊》的編輯生涯
“大公至正”的公民意識
北大講義風潮的重新解讀
北大講義風潮的爆發
平息講義風潮的胡適
講義風潮中的馮省三
講義風潮的後續故事
20年代的東大學潮與郭秉文
郭秉文時代的東南大學
楊銓與郭秉文的第一次較量
國民黨的政治圍剿
楊銓對郭秉文的秋後算賬
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晚節之不易保守”
“幾乎喪失理性矣”
魯迅私信中的蔡元培
周作人與蔡元培的私人恩怨
《兩地書》中的魯迅與許廣平
許廣平與魯迅的書信情緣
魯迅對女師大風潮的直接介入
許廣平的入黨與魯迅的跟進
廣州學潮中的許廣平
《兩地書》的“黨同伐異”
魯迅與范文瀾的曲折交往
范文瀾的《憶魯迅先生》
《對於“笑話”的笑話》
魯迅與范文瀾的和解
陳翰笙：被魯迅批評的世紀老人
魯迅筆下的“他‘家翰笙 ’”
陳翰笙夫婦的紅色傳奇
魯迅與陳翰笙的間接聯繫
魯迅與田漢的文壇恩怨
魯迅與田漢 田漢與“紹伯”
“四條漢子”的政治命運
胡適筆下的楊銓之死
胡適筆下的楊銓之死
楊銓之死的暗箱黑幕
楊銓生前的暗箱操作
民權保障同盟的分裂
羅隆基的才子風流
挑戰“黨天下”的清華才子
多情多欲的才子風流
王右家與陳白露
羅隆基與浦熙修的“右派”命運
吳祖光與曹禺的戲劇情緣
《鳳凰城》的一鳴驚人
曹禺的《正在想》與《蛻變》
政治運動中的曹禺與吳祖光
北京大學與《新青年》編輯部
關於《新青年》編輯部的重新考證
胡適與羅家倫的歷史記錄
1949年之後的歷史重構
周作人筆下的歷史還原
林紓與《新青年》的文化之爭
林紓的生平與貢獻
陳獨秀的罵人有理
錢玄同與劉半農的搶先發難
林紓的反擊與被反擊
蔡元培的親自出馬
陷入重圍的林紓
對於林紓的重新認識
吳虞：《新青年》同人的倒算帳
吳虞生平
胡適與吳虞的公私交往
吳虞與女兒的家庭糾紛
吳虞的風流情事
倒算賬的錢玄同
非儒反孔的歷史功過
“陰護禮教”的專制根性
周作人的推波助瀾
高一涵的誤寫歷史
高一涵筆下的李大釗
訪學日本的高一涵
胡適晚年的口述回憶
陳獨秀的南下與李大釗的送行
五四前後的李大釗
針對胡適的歪曲醜化
俞頌華：“大公至正”的新聞先驅
《新青年》的理性反對者
五四時代的精神誤區
採訪蘇俄的首席記者
《談中等階級》的“民治”理想
《申報月刊》的編輯生涯
“大公至正”的公民意識
北大講義風潮的重新解讀
北大講義風潮的爆發
平息講義風潮的胡適
講義風潮中的馮省三
講義風潮的後續故事
20年代的東大學潮與郭秉文
郭秉文時代的東南大學
楊銓與郭秉文的第一次較量
國民黨的政治圍剿
楊銓對郭秉文的秋後算賬
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周作人私信中的蔡元培
“晚節之不易保守”
“幾乎喪失理性矣”
魯迅私信中的蔡元培
周作人與蔡元培的私人恩怨
《兩地書》中的魯迅與許廣平
許廣平與魯迅的書信情緣
魯迅對女師大風潮的直接介入
許廣平的入黨與魯迅的跟進
廣州學潮中的許廣平
《兩地書》的“黨同伐異”
魯迅與范文瀾的曲折交往
范文瀾的《憶魯迅先生》
《對於“笑話”的笑話》
魯迅與范文瀾的和解
陳翰笙：被魯迅批評的世紀老人
魯迅筆下的“他‘家翰笙 ’”
陳翰笙夫婦的紅色傳奇
魯迅與陳翰笙的間接聯繫
魯迅與田漢的文壇恩怨
魯迅與田漢 田漢與“紹伯”
“四條漢子”的政治命運
胡適筆下的楊銓之死
胡適筆下的楊銓之死
楊銓之死的暗箱黑幕
楊銓生前的暗箱操作
民權保障同盟的分裂
羅隆基的才子風流
挑戰“黨天下”的清華才子
多情多欲的才子風流
王右家與陳白露
羅隆基與浦熙修的“右派”命運
吳祖光與曹禺的戲劇情緣
《鳳凰城》的一鳴驚人
曹禺的《正在想》與《蛻變》
政治運動中的曹禺與吳祖光
文摘
北京大學與《新青年》編輯部
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前，《新青年》6卷2期曾經公開發表一則《編輯部啟事》：“近來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混為一談，因此發生種種無謂的謠言。現在我們特別聲明：《新青年》編輯和做文章的人雖然有幾個在大學做教員，但是這個雜誌完全是私人的組織，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
這裡所說的“私人的組織”，其實是志同道合的同人組織。作為中國現代新聞出版史上最早出現的同人刊物之一種，《新青年》的異軍突起與北京大學在思想教育界獨占鰲頭的特殊地位，有著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是《新青年》同人應對內憂外患的策略性話語。
關於《新青年》編輯部的重新考證
自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4卷1期始，至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6卷6期止，《新青年》雜誌共有3卷18期是由編輯部同人輪流主編的。要正確理解《新青年》雜誌與北京大學之間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就必須弄清楚一個最為基本的歷史事實：在這3卷18期中，究竟有哪些人正式主編過《新青年》雜誌？
查《周作人日記》，1917年8月9日有如下記錄：“晴，上午往大學收7月上半月俸……錢玄同君來訪不值，仍服規那丸。下午錢君又來，留飯，劇談至晚11時去，夜頗熱。”
這是已經與陳獨秀、胡適等人一起站在新文化運動最前沿的錢玄同，第一次登門拜訪寄住在紹興會館的周氏兄弟。魯迅也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晴，大熱。下午錢中季來談，至夜分去。”
到了9月17日，周作人又在日記中寫道：“陰，風。……以前論交錢君轉送《新青年》。夜大雨。”
這裡所說的“前論”，就是周作人於7日開始從《北美評論》第717期抄錄翻譯的學術論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全文長5000多字，原作者是英國學者W.B.Trites。這篇用較為淺顯的文言文翻譯的論文，三個多月後正式發表於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4卷1期，是周作人在《新青年》發表的第一篇作品。
1918年1月23日，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往校，進德會記名為乙種會員。收《新青年》4卷1號8本，以贈霞卿……午至教育部同大哥及齊、陳二君至和記午餐。下午往壽宅，3時返。半農來談。晚11時去。”
在同一天的《魯迅日記》，有“午二弟來部，並邀陳師曾、齊壽山往和記飯。午後寄季市《新青年》一冊，贈通俗圖書館、齊壽山、錢均夫各一冊”的記錄。
魯迅筆下的季市，就是剛剛調任江西省教育廳廳長的教育部同事許壽裳。他之所以如此慷慨又如此鄭重地拿《新青年》送人，是因為其中有同胞兄弟周作人的譯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他自己當時也正在醞釀到這份同人刊物中大顯身手。
在由錢玄同負責主編的《新青年》4卷2期中，周作人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作品《古詩今譯》。按照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錄·蔡孑民二》中提供的說法，所謂“古詩”就是古希臘諦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翻譯時間是1917年9月18日，11月14日又加添了一篇題記，“這篇譯詩與題記都經過魯迅的修改”。
查《周作人日記》，1917年12月31日項下有“下午寄家信。又《廣陵潮》一本。又以紀事稿寄半農”的記錄。這裡的“紀事稿”就是《古詩今譯》，它並沒有發表在劉半農主編的《新青年》4卷3期中，而是提前用在了錢玄同主編的4卷2期中。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新青年》各期主編之間，是存在著互通有無的合作關係的。
《新青年》4卷2期送到周氏兄弟手中，是1918年3月8日的事情。周作人在當天日記中留有“上午往校，致陶君函，收2月上半月俸，至廣學會購《性之教育》一本。下午往壽宅。收到《新青年》10冊，以一寄霞卿，一還君默。3時返寓……”的記錄。
“陶君”就是《新青年》4卷4期的主編陶孟和，當時他正在積極組稿。在此之前的1918年3月6日，《周作人日記》中留有“上午往校得陶孟和君函並The Nation一本，……晚譯庫卜林《皇帝之公園》一篇予《新青年》，11時了”的記錄。在此後的3月11日，周作人在日記中又有“晴，上午往校，以小說稿交適之”的記錄。這裡所說的小說稿，就是譯自庫卜林的小說《皇帝之公園》，周作人是通過胡適把該稿轉交給陶孟和的。
在更早前的1918年2月10日，《周作人日記》中另有“晚半農來，11時去。交予……小說一首，題目《童子之奇蹟》，入《新青年》”的記錄。這篇翻譯小說隨後以“童子林的奇蹟”的標題，刊登於劉半農主編的《新青年》4卷3期中。
周作人收到《新青年》4卷3號的時間是1918年3月29日，他在當天日記中留有“晴，上午往校寄家信，收《新青年》10冊。下午往壽宅。歸校後微雨，至法科訪半農，同至研究所。天又雨，有雷，7時返寓”的記錄。在這期雜誌中，以“文學革命之反響”為標題，刊載有王敬軒與劉半農的來往書信。“王敬軒”是錢玄同所採用的化名，他在《文學革命之反響——王敬軒致諸子書》中，公開點了林紓、嚴復等老輩人的名字，從而為劉半農的《復王敬軒書》提供了痛加駁斥的活靶子。有關資料顯示，陳獨秀、沈尹默、魯迅、周作人等人直接參與了這兩封“雙簧信”的策劃工作，胡適和他遠在美國的好友任鴻雋等人，卻對此事持有異議。應該說，北京大學法日派教授和歐美派教授在1925年女師大風潮中所形成的尖銳對立，早在此時就埋下了伏筆。
在《新青年》4卷3期中，還刊登有一則《本志編輯部啟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錄載者，可否惠贈本志？尚希投稿諸君，賜函聲明，恕不一一奉詢，此後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
這一啟事，是《新青年》雜誌由按稿計酬的普通刊物轉變為無償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標誌。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其實是“編輯部同人”之外的二級同人。
由陶孟和主編的《新青年》4@4號的實際出版日期較為滯後。查《周作人日記》，1918年5月1日有“上午往校收《新青年》5本”的記錄，5月3日另有“上午往校又收《新青年》3本”的記錄。到了5月6日，《魯迅日記》中出現了“上午寄季市《新青年》第四本乙本”的記錄。
在《新青年》4卷4號的通信欄，有孫國璋、錢玄同、陶履恭、胡適之間標題為“論世界語”的通信。到了由錢玄同主編的5卷2期中，另有區聲白、陶履恭、錢玄同、陳獨秀之間標題為“論世界語”的通信。在錢玄同以主編身份寫下的《區聲白、陶履恭信跋》中，有這樣的表示：“我對於提倡Esperanto的意見，稍有致孟和一信，登在四卷二號，尚未蒙孟和答覆，現在似乎可以不用多說。但四卷四號孟和答孫芾仲君信里所說的‘未曾學過外國語者，不能示以外國語中之新天地’；玄同對於這句話，慚愧得很，玄同於外國文，只略略認得幾個日本假名，至於用ABCD組合的文字，簡直沒有學過，哪裡配懂得‘外國語中之新天地’呢？”
這段話 的Bsperanto，就是中國人所說的世界語，孟和即北京大學教授兼《新青年》輪值主編陶履恭，孫芾仲即孫國璋。由此可知，錢玄同確實沒有直接參與《新青年》4卷4號的編輯工作。而在整個第四卷的6期雜誌中，除了陶孟和主編的4卷4號和胡適主編的4卷6號即“易卜生專輯”之外，其它4期中都有錢玄同以記者身份留下的跋語即“編者按”。換言之，除了《新青年》創始人陳獨秀之外，《新青年》同人團隊中參與編輯工作最為踴躍的，就是錢玄同。而陶孟和的“未曾學過外國語者，不能示以外國語中之新天地”的表態，對於《新青年》同人中只到過日本的陳獨秀、沈尹默、錢玄同、魯迅、周作人以及連日本都沒有去過的劉半農，應該是一種無意識的冒犯。
在《新青年》4卷4號出版之前，由沈尹默負責主編並由錢玄同、劉半農協助編輯的《新青年》4卷5號的組稿工作，也已經啟動。1918年4月2日，《周作人日記》中有“得陶孟和君函索《域外小說集》”的記錄。4月4日有“下午往校，致陶君函，《小說集》二本……至法科訪半農，遇玄同談至5時方返”的記錄。4月8日，周作人收到日本中西屋郵寄的三本書，其中一本是日本白樺派作家、新村運動的組織者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本《一個青年的夢》。4月11日，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下午作雜文一篇，12時後睡。”4月12日，《周作人日記》中出現了“上午往校，以文交君默，下午3時返”的記錄。
周作人所說的“雜文”，就是隨後發表在《新青年》4卷5號的《讀武者小路君所作》。到了4月17日，周作人另有“上午往校，……以譯文交予玄同”的記錄。這裡所說的“譯文”，就是與“雜文”一同發表在《新青年》4卷5號的《貞操論》，原作者是日本女學者與謝野晶子。
在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前，《新青年》6卷2期曾經公開發表一則《編輯部啟事》：“近來外面的人往往把《新青年》和北京大學混為一談，因此發生種種無謂的謠言。現在我們特別聲明：《新青年》編輯和做文章的人雖然有幾個在大學做教員，但是這個雜誌完全是私人的組織，我們的議論完全歸我們自己負責，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
這裡所說的“私人的組織”，其實是志同道合的同人組織。作為中國現代新聞出版史上最早出現的同人刊物之一種，《新青年》的異軍突起與北京大學在思想教育界獨占鰲頭的特殊地位，有著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和北京大學毫不相干”，是《新青年》同人應對內憂外患的策略性話語。
關於《新青年》編輯部的重新考證
自1918年1月15日出版的4卷1期始，至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6卷6期止，《新青年》雜誌共有3卷18期是由編輯部同人輪流主編的。要正確理解《新青年》雜誌與北京大學之間密不可分的依存關係，就必須弄清楚一個最為基本的歷史事實：在這3卷18期中，究竟有哪些人正式主編過《新青年》雜誌？
查《周作人日記》，1917年8月9日有如下記錄：“晴，上午往大學收7月上半月俸……錢玄同君來訪不值，仍服規那丸。下午錢君又來，留飯，劇談至晚11時去，夜頗熱。”
這是已經與陳獨秀、胡適等人一起站在新文化運動最前沿的錢玄同，第一次登門拜訪寄住在紹興會館的周氏兄弟。魯迅也在當天日記中寫道：“晴，大熱。下午錢中季來談，至夜分去。”
到了9月17日，周作人又在日記中寫道：“陰，風。……以前論交錢君轉送《新青年》。夜大雨。”
這裡所說的“前論”，就是周作人於7日開始從《北美評論》第717期抄錄翻譯的學術論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全文長5000多字，原作者是英國學者W.B.Trites。這篇用較為淺顯的文言文翻譯的論文，三個多月後正式發表於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4卷1期，是周作人在《新青年》發表的第一篇作品。
1918年1月23日，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往校，進德會記名為乙種會員。收《新青年》4卷1號8本，以贈霞卿……午至教育部同大哥及齊、陳二君至和記午餐。下午往壽宅，3時返。半農來談。晚11時去。”
在同一天的《魯迅日記》，有“午二弟來部，並邀陳師曾、齊壽山往和記飯。午後寄季市《新青年》一冊，贈通俗圖書館、齊壽山、錢均夫各一冊”的記錄。
魯迅筆下的季市，就是剛剛調任江西省教育廳廳長的教育部同事許壽裳。他之所以如此慷慨又如此鄭重地拿《新青年》送人，是因為其中有同胞兄弟周作人的譯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說》，他自己當時也正在醞釀到這份同人刊物中大顯身手。
在由錢玄同負責主編的《新青年》4卷2期中，周作人發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話作品《古詩今譯》。按照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錄·蔡孑民二》中提供的說法，所謂“古詩”就是古希臘諦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翻譯時間是1917年9月18日，11月14日又加添了一篇題記，“這篇譯詩與題記都經過魯迅的修改”。
查《周作人日記》，1917年12月31日項下有“下午寄家信。又《廣陵潮》一本。又以紀事稿寄半農”的記錄。這裡的“紀事稿”就是《古詩今譯》，它並沒有發表在劉半農主編的《新青年》4卷3期中，而是提前用在了錢玄同主編的4卷2期中。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新青年》各期主編之間，是存在著互通有無的合作關係的。
《新青年》4卷2期送到周氏兄弟手中，是1918年3月8日的事情。周作人在當天日記中留有“上午往校，致陶君函，收2月上半月俸，至廣學會購《性之教育》一本。下午往壽宅。收到《新青年》10冊，以一寄霞卿，一還君默。3時返寓……”的記錄。
“陶君”就是《新青年》4卷4期的主編陶孟和，當時他正在積極組稿。在此之前的1918年3月6日，《周作人日記》中留有“上午往校得陶孟和君函並The Nation一本，……晚譯庫卜林《皇帝之公園》一篇予《新青年》，11時了”的記錄。在此後的3月11日，周作人在日記中又有“晴，上午往校，以小說稿交適之”的記錄。這裡所說的小說稿，就是譯自庫卜林的小說《皇帝之公園》，周作人是通過胡適把該稿轉交給陶孟和的。
在更早前的1918年2月10日，《周作人日記》中另有“晚半農來，11時去。交予……小說一首，題目《童子之奇蹟》，入《新青年》”的記錄。這篇翻譯小說隨後以“童子林的奇蹟”的標題，刊登於劉半農主編的《新青年》4卷3期中。
周作人收到《新青年》4卷3號的時間是1918年3月29日，他在當天日記中留有“晴，上午往校寄家信，收《新青年》10冊。下午往壽宅。歸校後微雨，至法科訪半農，同至研究所。天又雨，有雷，7時返寓”的記錄。在這期雜誌中，以“文學革命之反響”為標題，刊載有王敬軒與劉半農的來往書信。“王敬軒”是錢玄同所採用的化名，他在《文學革命之反響——王敬軒致諸子書》中，公開點了林紓、嚴復等老輩人的名字，從而為劉半農的《復王敬軒書》提供了痛加駁斥的活靶子。有關資料顯示，陳獨秀、沈尹默、魯迅、周作人等人直接參與了這兩封“雙簧信”的策劃工作，胡適和他遠在美國的好友任鴻雋等人，卻對此事持有異議。應該說，北京大學法日派教授和歐美派教授在1925年女師大風潮中所形成的尖銳對立，早在此時就埋下了伏筆。
在《新青年》4卷3期中，還刊登有一則《本志編輯部啟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號起，投稿章程業已取消，所有撰譯，悉由編輯部同人共同擔任，不另購稿。其前此寄稿尚未錄載者，可否惠贈本志？尚希投稿諸君，賜函聲明，恕不一一奉詢，此後有以大作見賜者，概不酬。”
這一啟事，是《新青年》雜誌由按稿計酬的普通刊物轉變為無償供稿的同人刊物的正式標誌。魯迅和周作人兄弟，其實是“編輯部同人”之外的二級同人。
由陶孟和主編的《新青年》4@4號的實際出版日期較為滯後。查《周作人日記》，1918年5月1日有“上午往校收《新青年》5本”的記錄，5月3日另有“上午往校又收《新青年》3本”的記錄。到了5月6日，《魯迅日記》中出現了“上午寄季市《新青年》第四本乙本”的記錄。
在《新青年》4卷4號的通信欄，有孫國璋、錢玄同、陶履恭、胡適之間標題為“論世界語”的通信。到了由錢玄同主編的5卷2期中，另有區聲白、陶履恭、錢玄同、陳獨秀之間標題為“論世界語”的通信。在錢玄同以主編身份寫下的《區聲白、陶履恭信跋》中，有這樣的表示：“我對於提倡Esperanto的意見，稍有致孟和一信，登在四卷二號，尚未蒙孟和答覆，現在似乎可以不用多說。但四卷四號孟和答孫芾仲君信里所說的‘未曾學過外國語者，不能示以外國語中之新天地’；玄同對於這句話，慚愧得很，玄同於外國文，只略略認得幾個日本假名，至於用ABCD組合的文字，簡直沒有學過，哪裡配懂得‘外國語中之新天地’呢？”
這段話 的Bsperanto，就是中國人所說的世界語，孟和即北京大學教授兼《新青年》輪值主編陶履恭，孫芾仲即孫國璋。由此可知，錢玄同確實沒有直接參與《新青年》4卷4號的編輯工作。而在整個第四卷的6期雜誌中，除了陶孟和主編的4卷4號和胡適主編的4卷6號即“易卜生專輯”之外，其它4期中都有錢玄同以記者身份留下的跋語即“編者按”。換言之，除了《新青年》創始人陳獨秀之外，《新青年》同人團隊中參與編輯工作最為踴躍的，就是錢玄同。而陶孟和的“未曾學過外國語者，不能示以外國語中之新天地”的表態，對於《新青年》同人中只到過日本的陳獨秀、沈尹默、錢玄同、魯迅、周作人以及連日本都沒有去過的劉半農，應該是一種無意識的冒犯。
在《新青年》4卷4號出版之前，由沈尹默負責主編並由錢玄同、劉半農協助編輯的《新青年》4卷5號的組稿工作，也已經啟動。1918年4月2日，《周作人日記》中有“得陶孟和君函索《域外小說集》”的記錄。4月4日有“下午往校，致陶君函，《小說集》二本……至法科訪半農，遇玄同談至5時方返”的記錄。4月8日，周作人收到日本中西屋郵寄的三本書，其中一本是日本白樺派作家、新村運動的組織者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本《一個青年的夢》。4月11日，周作人在日記中寫道：“下午作雜文一篇，12時後睡。”4月12日，《周作人日記》中出現了“上午往校，以文交君默，下午3時返”的記錄。
周作人所說的“雜文”，就是隨後發表在《新青年》4卷5號的《讀武者小路君所作》。到了4月17日，周作人另有“上午往校，……以譯文交予玄同”的記錄。這裡所說的“譯文”，就是與“雜文”一同發表在《新青年》4卷5號的《貞操論》，原作者是日本女學者與謝野晶子。
序言
我是一個有“歷史癬”的讀書人，這種“歷史癬”的養成，根源於少年時代老輩人的講古和自己的亂翻書，成熟於閱讀英文讀本以及胡適的中文著作。
1 964年，我出生於河南省禹縣梁北公社大席店大隊。據歷史傳說，堯舜時期，這裡是以大禹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在這裡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父傳子，家天下”的專制王朝即夏王朝。由此可見，早在4000多年前，這裡就是中國大陸最適宜於人類居住的區域。然而，留在我的童年記憶中的，卻只有“飢餓”兩個字。
聽老人講，我的爺爺張天霖和大爺爺張木霖，是在1 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我們老張家在太爺一輩就絕了後，太爺是從十里開外的黃榆店抱來的外姓人，當地的民間土著，把從別人家裡抱來用於傳宗接代的養子叫作“買官兒”。我太爺雖說是個“買官兒”，卻一直嬌生慣養，長大後因為抽鴉片煙賣掉了全部的土地和房屋。我爺爺和大爺爺十三四歲便一人一條扁擔走村串鎮，靠著當貸郎挑夫贖回了房產，後來才有了我的父親，再後來也就有了我。
1 964年，我出生於河南省禹縣梁北公社大席店大隊。據歷史傳說，堯舜時期，這裡是以大禹為首的夏部族的聚居地。公元前2208年，大禹在這裡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父傳子，家天下”的專制王朝即夏王朝。由此可見，早在4000多年前，這裡就是中國大陸最適宜於人類居住的區域。然而，留在我的童年記憶中的，卻只有“飢餓”兩個字。
聽老人講，我的爺爺張天霖和大爺爺張木霖，是在1 959年冬天“非正常死亡”的。
我們老張家在太爺一輩就絕了後，太爺是從十里開外的黃榆店抱來的外姓人，當地的民間土著，把從別人家裡抱來用於傳宗接代的養子叫作“買官兒”。我太爺雖說是個“買官兒”，卻一直嬌生慣養，長大後因為抽鴉片煙賣掉了全部的土地和房屋。我爺爺和大爺爺十三四歲便一人一條扁擔走村串鎮，靠著當貸郎挑夫贖回了房產，後來才有了我的父親，再後來也就有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