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早年經歷,解放前,解放後,文革中,
早年經歷
武競天同志，原名武寶善，1908年生於山西省壽陽縣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25年在“五卅”運動的影響下，他積極參加反帝愛國的學生運動，1926年冬或1927年初參加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5月間，閻錫山公開支持蔣介石反共，太原形勢惡化。我黨和國民黨左派轉入地下，“八七會議”後，多數黨員幹部分散到農村開展工作。競天同志大約在此時即1927年5月間和組織失掉聯繫，離開太原，想南下去武漢。走到河南鄧縣，聽到武漢政府正倒向蔣介石，寧漢合流，他又遭土匪搶劫，流浪了三個月。
此後，他輾轉到了北平，在晉軍李服膺部當了個文書，以資餬口。1929年秋，經朋友介紹到了天津，與王伯唐等合辦《國民通訊社》。由於他工作勤奮，積極為黨工作，天津地下黨組織於1930年恢復了他的黨籍，並指派他在黨的天津市士兵委員會工作。不久，又調順直省委做內部交通。
1930年5月，武競天同志在執行任務時被捕。敵人為追蹤黨組織和領導人，對競天同志施以酷刑，競天同志矢口不一，經受了考驗。判刑後，關押在天津河北第三監獄。在獄中，競天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黨支部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反虐待、爭生存的鬥爭。他積極參加了第三監獄的兩次絕食鬥爭。在獄中，他還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近代史。
1931年5月，敵人把武競天等三十名政治犯押送到北平，武競天被關在河北第一監獄。從天津出發前，獄中黨支部曾決定到北平後繼續絕食，迫使敵人改善監獄的待遇，至少要達到天津第三監獄已爭得的待遇。敵人對第一監獄的政治犯採取了絕對隔離措施。被關押的同志人自為戰。競天同志絕食九天。1933年到1936年期間，獄中同志經競天同志聯繫，又組織了多次鬥爭，爭取改善生活待遇、閱讀書報等，也取得了一些勝利。在獄中，他經受了嚴峻考驗，博得了同志們的尊敬。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通過宣傳鼓動工作，爭取了一位普通犯人加入了黨組織，這個黨員利用給監獄服勞役之機，為大家傳遞訊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此後，他輾轉到了北平，在晉軍李服膺部當了個文書，以資餬口。1929年秋，經朋友介紹到了天津，與王伯唐等合辦《國民通訊社》。由於他工作勤奮，積極為黨工作，天津地下黨組織於1930年恢復了他的黨籍，並指派他在黨的天津市士兵委員會工作。不久，又調順直省委做內部交通。
1930年5月，武競天同志在執行任務時被捕。敵人為追蹤黨組織和領導人，對競天同志施以酷刑，競天同志矢口不一，經受了考驗。判刑後，關押在天津河北第三監獄。在獄中，競天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在黨支部領導下，同敵人進行了反虐待、爭生存的鬥爭。他積極參加了第三監獄的兩次絕食鬥爭。在獄中，他還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和中國近代史。
1931年5月，敵人把武競天等三十名政治犯押送到北平，武競天被關在河北第一監獄。從天津出發前，獄中黨支部曾決定到北平後繼續絕食，迫使敵人改善監獄的待遇，至少要達到天津第三監獄已爭得的待遇。敵人對第一監獄的政治犯採取了絕對隔離措施。被關押的同志人自為戰。競天同志絕食九天。1933年到1936年期間，獄中同志經競天同志聯繫，又組織了多次鬥爭，爭取改善生活待遇、閱讀書報等，也取得了一些勝利。在獄中，他經受了嚴峻考驗，博得了同志們的尊敬。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通過宣傳鼓動工作，爭取了一位普通犯人加入了黨組織，這個黨員利用給監獄服勞役之機，為大家傳遞訊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解放前
1936年6月，武競天同志刑滿出獄。同年10月到達陝西，進入中央舉辦的白區工作訓練班學習。1937年初進抗大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政治教員、政治股長等職，曾為初級班講授過中國革命問題和黨的建設方面的課程，他自己還聽高級研究班的課。1939年8月，武競天同志調中央組織部任幹事，後任秘書處長。
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使競天同志受到深刻教育。在“搶救運動”中，競天同志受到誣陷，住進中央黨校特別支部接受審查，經中央黨校複查小組複審，澄清了事實真象。競天同志自入黨以後，雖一度與黨脫離關係，但一直表現很好，他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六年，出獄後從北平到陝北，為黨做過不少工作。為此，複查小組為他作出“歷史上沒有政治問題”的正確結論。
1945年日本投降後，武競天同志由中央組織部派往太行山工作，初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秘書長。1946年起，由於解放戰爭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他被改任為晉冀魯豫中央局財經部運輸處長、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政府交通廳長，1948年任華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長。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以極端負責的精神，為支援解放戰爭和發展解放區交通運輸事業做了大量工作。在他任交通廳長期間，修建了河北邯鄲到武安、冶陶的輕便鐵路，修復了德石鐵路。這對疏通解放區物資運輸，支援解放戰爭，起了一定作用，從而在1948年受到當時華北人民政府的表揚。
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使競天同志受到深刻教育。在“搶救運動”中，競天同志受到誣陷，住進中央黨校特別支部接受審查，經中央黨校複查小組複審，澄清了事實真象。競天同志自入黨以後，雖一度與黨脫離關係，但一直表現很好，他被國民黨逮捕入獄六年，出獄後從北平到陝北，為黨做過不少工作。為此，複查小組為他作出“歷史上沒有政治問題”的正確結論。
1945年日本投降後，武競天同志由中央組織部派往太行山工作，初任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秘書長。1946年起，由於解放戰爭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他被改任為晉冀魯豫中央局財經部運輸處長、晉冀魯豫邊區人民政府交通廳長，1948年任華北人民政府交通部長。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勤勤懇懇，兢兢業業，以極端負責的精神，為支援解放戰爭和發展解放區交通運輸事業做了大量工作。在他任交通廳長期間，修建了河北邯鄲到武安、冶陶的輕便鐵路，修復了德石鐵路。這對疏通解放區物資運輸，支援解放戰爭，起了一定作用，從而在1948年受到當時華北人民政府的表揚。
解放後
全國解放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鐵道部，滕代遠同志任部長，呂正操同志和武競天同志任副部長。當時，武競天同志負責鐵道部的日常工作，他把全副精力貫注到組建鐵路隊伍、完成繁重運輸和搶修任務中。他精力充沛，事業心很強，工作不計時間，凡是報鐵道部請示決定的事情，他都及時審閱處理，並且要求落到實處。對職工生活有關的問題，他都當作重要的事去抓。鐵道部的幾個住宅區和鐵路醫院等，都是在他領導下籌建起來的。遇有重大問題，他隨時向代遠、正操同志匯報或提交黨組討論。他勇於負責，北京新車站是慶祝國慶十周年的十大建築之一，工程量大，工期短，質量要求高，任務艱巨，武競天同志承擔了這項任務。從研究設計方案，組建隊伍，一直到材料供應和正式施工，他都一抓到底。他經常到工地去檢查，有了問題，不論多晚，立即解決。經過全體工人和幹部的努力，這項工程在1959年“十一”以前竣工，全部工程僅用了七個多月的時間，而且保證了工程質量。
武競天同志雖然十分繁忙，但對工作抓得很細，從不粗枝大葉地想當然地決定問題。遇到一些大的複雜的事情，他堅持親自做調查研究。例如1960年冬，有位領導幹部反映：呼和浩特鐵路局有個機務段的一些領導人有意弄虛作假，破壞生產，已屬於敵我矛盾的問題，應逮捕法辦。競天同志知道後，立即到這個機務段親自調查，終於弄清了情況，正確判明這個機務段的問題，不是敵我矛盾而是內部矛盾，從而作出了正確的處理，這就避免了錯誤，保護了這個機務段的一些幹部。
武競天同志多年來分管幹部工作。他認為要管幹部，首先要全面地了解和熟悉幹部，不僅了解歷史情況，更重要的是了解現實情況。他經常找幹部談心，對鐵路系統局一級的幹部和部機關處一級幹部的歷史情況、思想狀況以及家庭情況他一般都比較清楚。他和許多幹部交了朋友。他認真地執行黨的幹部政策，任人唯賢，搞五湖四海。他待人和藹熱情，從不疾言厲色。有的幹部受了委屈，要找他談談，他總是讓人家把話講完，然後耐心地幫助幹部解決思想問題和實際困難。對犯錯誤的幹部，他嚴格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去辦。他不僅善於團結黨內的幹部，也善於團結黨外的幹部。對鐵路上的一些技術專家，如石志仁、汪菊潛、慶承道、林詩伯、梅暘春等同志，都很尊重，遇事同他們商量，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他還十分重視幹部隊伍的培訓工作。在兼任鐵道部黨校校長期間，每次幹部輪訓班開學，他工作再忙，也要到黨校去住上幾天，找幹部談話，了解情況，鼓勵他們好好學習，並幫助解決黨校教學和學員生活中的一些實際問題。
競天同志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吃過苦頭，他從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因此，他在全國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以十分慎重的態度來處理幹部問題，堅決反對“殘酷鬥爭，無情打擊”。1957年反右時，他強調能不劃“右派”的就不劃。《人民鐵道》報社的一位領導幹部，當時被錯劃為右派，並被開除公職，1960年他把這個幹部重新調回鐵道部，還分配到部機關工作（這個幹部的“右派”帽子已經摘掉，並負責一個局的領導工作）。甚至在當時他就想方設法恢復一些明顯被錯劃的“右派分子”的黨籍。1959年反右傾運動時，競天同志也是盡力保護幹部的。有的鐵路局的領導幹部在地方上挨了整呆不住了，他就設法把他們調到北京或別的地區工作。有人檢舉鐵道部機關一位參加革命多年的局級幹部曾叛變過革命，負責審查的單位未經核實就準備將這個幹部定為“叛徒”，武競天同志認為，對幹部的歷史問題不能草率行事，“叛徒”帽子有關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必須實事求是地把事實弄清楚。於是，他就請一位副部長親自去調查處理，最後終於弄清了問題，證明檢舉人是錯誤的，並為這個幹部做出沒有政治歷史問題的正確結論。但他的慎重，並不等於他不講是非，不講黨的原則。有個鐵路局的黨委書記是老紅軍，進城後思想逐漸蛻化，道德敗壞，引起黨內外民眾的強烈不滿，武競天同志把問題核實後，不顧有人反對，作了嚴肅處理。許多同志認為，競天同志確是一位實事求是的有堅強黨性的領導幹部。
他對下級民主精神好，關係處理得也好。對中央正確的東西執行得很堅決。他唯一的缺點是對同級領導過分求全責備，這一關係常常處理得不甚恰當。
1961年鄧小平同志過問了鐵路工作，指出鐵路必須集中統一指揮；鐵道部對下面的單位要實行雙重領導、以部為主的體制；要成立鐵道部黨委，立即重新成立鐵道部政治部，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和黨的領導。鐵道部回響小平同志號召，在部黨委領導下，由競天同志抓總，堅決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辦。在競天同志擔任鐵道部黨委副書記、政治部主任、監委書記和黨校校長期間，他在部黨委領導下，與鐵道部其他領導同志一起，把加強鐵路部門的政治思想工作當作首要任務。他按照中央精神，為1959年反右傾時受到錯誤批判和處理的幹部甄別平反，並且積極倡導輪流培訓各級領導幹部。經過幾年的調整、整頓，鐵路系統在三年困難期間一度出現的生產上和思想上的混亂狀態，逐步得到扭轉，運輸生產和職工精神面貌都出現了新氣象。後來他常常向周圍的同志回憶這一段歷史，感到小平同志的這些重要意見，給鐵路工作帶來了大轉變。
競天同志很關心職工的生活。三年困難時期，他要機關積極辦農場，搞農副業生產，以改善大家的生活。他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平時生活刻苦，衣著簡樸，一直保持著延安時期的作風。他家裡人口多，經濟上不大寬裕。但每當朋友有困難，總是傾囊相助。有的老戰友把孩子寄養在他家，他照顧得十分周到，超過對自己孩子的照顧。被他撫養的孩子，至今仍在懷念武伯伯對他們的教誨，年年到安放他的骨灰處憑弔。
武競天同志雖然十分繁忙，但對工作抓得很細，從不粗枝大葉地想當然地決定問題。遇到一些大的複雜的事情，他堅持親自做調查研究。例如1960年冬，有位領導幹部反映：呼和浩特鐵路局有個機務段的一些領導人有意弄虛作假，破壞生產，已屬於敵我矛盾的問題，應逮捕法辦。競天同志知道後，立即到這個機務段親自調查，終於弄清了情況，正確判明這個機務段的問題，不是敵我矛盾而是內部矛盾，從而作出了正確的處理，這就避免了錯誤，保護了這個機務段的一些幹部。
武競天同志多年來分管幹部工作。他認為要管幹部，首先要全面地了解和熟悉幹部，不僅了解歷史情況，更重要的是了解現實情況。他經常找幹部談心，對鐵路系統局一級的幹部和部機關處一級幹部的歷史情況、思想狀況以及家庭情況他一般都比較清楚。他和許多幹部交了朋友。他認真地執行黨的幹部政策，任人唯賢，搞五湖四海。他待人和藹熱情，從不疾言厲色。有的幹部受了委屈，要找他談談，他總是讓人家把話講完，然後耐心地幫助幹部解決思想問題和實際困難。對犯錯誤的幹部，他嚴格按照“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去辦。他不僅善於團結黨內的幹部，也善於團結黨外的幹部。對鐵路上的一些技術專家，如石志仁、汪菊潛、慶承道、林詩伯、梅暘春等同志，都很尊重，遇事同他們商量，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他還十分重視幹部隊伍的培訓工作。在兼任鐵道部黨校校長期間，每次幹部輪訓班開學，他工作再忙，也要到黨校去住上幾天，找幹部談話，了解情況，鼓勵他們好好學習，並幫助解決黨校教學和學員生活中的一些實際問題。
競天同志在延安的“搶救運動”中吃過苦頭，他從中得到了深刻的教訓。因此，他在全國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以十分慎重的態度來處理幹部問題，堅決反對“殘酷鬥爭，無情打擊”。1957年反右時，他強調能不劃“右派”的就不劃。《人民鐵道》報社的一位領導幹部，當時被錯劃為右派，並被開除公職，1960年他把這個幹部重新調回鐵道部，還分配到部機關工作（這個幹部的“右派”帽子已經摘掉，並負責一個局的領導工作）。甚至在當時他就想方設法恢復一些明顯被錯劃的“右派分子”的黨籍。1959年反右傾運動時，競天同志也是盡力保護幹部的。有的鐵路局的領導幹部在地方上挨了整呆不住了，他就設法把他們調到北京或別的地區工作。有人檢舉鐵道部機關一位參加革命多年的局級幹部曾叛變過革命，負責審查的單位未經核實就準備將這個幹部定為“叛徒”，武競天同志認為，對幹部的歷史問題不能草率行事，“叛徒”帽子有關一個同志的政治生命，必須實事求是地把事實弄清楚。於是，他就請一位副部長親自去調查處理，最後終於弄清了問題，證明檢舉人是錯誤的，並為這個幹部做出沒有政治歷史問題的正確結論。但他的慎重，並不等於他不講是非，不講黨的原則。有個鐵路局的黨委書記是老紅軍，進城後思想逐漸蛻化，道德敗壞，引起黨內外民眾的強烈不滿，武競天同志把問題核實後，不顧有人反對，作了嚴肅處理。許多同志認為，競天同志確是一位實事求是的有堅強黨性的領導幹部。
他對下級民主精神好，關係處理得也好。對中央正確的東西執行得很堅決。他唯一的缺點是對同級領導過分求全責備，這一關係常常處理得不甚恰當。
1961年鄧小平同志過問了鐵路工作，指出鐵路必須集中統一指揮；鐵道部對下面的單位要實行雙重領導、以部為主的體制；要成立鐵道部黨委，立即重新成立鐵道部政治部，以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和黨的領導。鐵道部回響小平同志號召，在部黨委領導下，由競天同志抓總，堅決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辦。在競天同志擔任鐵道部黨委副書記、政治部主任、監委書記和黨校校長期間，他在部黨委領導下，與鐵道部其他領導同志一起，把加強鐵路部門的政治思想工作當作首要任務。他按照中央精神，為1959年反右傾時受到錯誤批判和處理的幹部甄別平反，並且積極倡導輪流培訓各級領導幹部。經過幾年的調整、整頓，鐵路系統在三年困難期間一度出現的生產上和思想上的混亂狀態，逐步得到扭轉，運輸生產和職工精神面貌都出現了新氣象。後來他常常向周圍的同志回憶這一段歷史，感到小平同志的這些重要意見，給鐵路工作帶來了大轉變。
競天同志很關心職工的生活。三年困難時期，他要機關積極辦農場，搞農副業生產，以改善大家的生活。他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平時生活刻苦，衣著簡樸，一直保持著延安時期的作風。他家裡人口多，經濟上不大寬裕。但每當朋友有困難，總是傾囊相助。有的老戰友把孩子寄養在他家，他照顧得十分周到，超過對自己孩子的照顧。被他撫養的孩子，至今仍在懷念武伯伯對他們的教誨，年年到安放他的骨灰處憑弔。
文革中
“文化大革命”初期，武競天同志就受到很大衝擊。在處境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他不顧個人安危，保護黨的機密。鐵道部的幹部檔案等重要機密材料，經過周密計畫，都被轉移到當時認為比較安全的地方。對一些被衝擊的幹部，他千方百計地加以保護。黨校副書記樊西曼同志遭到誣陷而被人打死，他就把樊的兩個年幼的孩子接到自己家裡，以後又設法轉移到比較安全的地方。1966年10月以後，造反派占領了鐵道部大樓，他與呂正操等同志（那時呂正操同志任鐵道部部長）一起，轉移到比較隱蔽的地方辦公，繼續堅持領導全國鐵路的工作。
1967年1月，林彪、江青、陳伯達一夥反革命分子點了呂正操和武競天同志的名，他們兩人被誣陷為鐵路系統最大的“三反分子”和“走資派”。就在點名後的第二天，在上萬人參加的大會上被批鬥之後，武競天同志仍住在辦公室，接待來訪的民眾，考慮鐵道部機關工作的安排。他要求一些幹部在最困難的處境中，儘可能地維持機關的工作秩序，為消除當時的混亂狀態出力。之後他又被戴上了“叛徒”的帽子，長期關在“牛棚”里。在大大小小的批鬥會上，他受盡了精神上肉體上的折磨和屈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