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的航海史,海洋與古希臘文明,導航技術的發展與歐洲海外擴張,航海大事記,500年前西歐人的海洋意識和實踐,中世紀後期歐洲人的海上冒險精神,統治階級對海洋的關注超乎想像,舉國一致的追求及其原因,西方與東方航海文化的交融,記錄葡貿的澳門海事博物館,商業貿易,大商船(黑船),香料貿易,葡萄牙帆船,澳門的炮台:抵禦西方入侵,各國帆船模型收藏,古羅馬船-CORBITA,北歐船 – COG,葡萄牙船 - PORTUGUESE CARAVEL,衰落的英帝國,
歐洲的航海史
海洋與古希臘文明
編者按:
歐洲古代文明是在大海中孕育出來的。在過去的500多年中,一個又一個歐洲強國先後登上了世界歷史舞台,成為叱吒風雲的主角:16世紀有
葡萄牙和
西班牙,17世紀有“
海上馬車夫”荷蘭,19世紀有“
日不落帝國”英國。縱觀歷史,可以發現,這些國家既是世界大國,更是海洋強國;一旦喪失了在海洋上的主導權,其大國地位也就衰落了。21世紀是海洋的世紀,也是中國人實現海洋夢想的世紀。當我們為建設海洋強國而奮鬥的時候,應當看看歐洲人走向海洋的歷程,以獲得借鑑、經驗及教訓。
“大海!大海!”:希臘人的家園之感
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作家
色諾芬在《
長征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他所率領的希臘僱傭軍從波斯帝國的腹地撤回希臘,在陸地上行軍多日,途中遇到了重重險阻和困難。終於有一天,當先鋒部隊來到一座山頂後,士兵們大叫起來。色諾芬和後衛部隊聽到後,以為是前面遭遇了敵人的攻擊。當色諾芬帶領騎兵前去增援時,才聽清楚士兵們在喊——“大海!大海!”大家激動得熱淚盈眶,互相擁抱。士兵們還立即搭起了一座大石壇來獻祭。色諾芬的敘述所透露出的文化內涵顯而易見:雖然僱傭軍知道此地離希臘還有很遠的距離,但大海對希臘人就意味著家園,能給他們帶來安全感和希望。
在地理上,希臘不僅占據著
巴爾幹半島南端的陸地區域,而且還包括周邊的許多島嶼。希臘最初的青銅文化,就誕生在愛琴海南部的基克拉澤斯群島上,時間約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600年左右,克里特島進入了青銅時代,並產生了希臘乃至歐洲最早的文明:
米諾斯文明。在古希臘神話中,克里特國王米諾斯曾建造了一座巨大的迷宮。大海之中的米諾斯王宮,激起了後人無限的遐想。1900年,英國考古學家伊文思在克里特中部的克諾索斯發現了古代宮殿,證實了米諾斯文明的存在。為了管理行政和經濟活動,克里特人還發明了歐洲最早的文字。它被書寫於泥板上,伊文思稱其為線形文字A。
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時,
克里特島上的文明通過海上貿易傳播到了
希臘大陸的南部和中部。這種交往對希臘大陸上的邁錫尼文明產生了巨大影響。邁錫尼人不僅借鑑了米諾斯文明的元素,還採納了克里特人的文字書寫系統。邁錫尼人的文字,被現代學者稱為線形文字B。同時,邁錫尼人還通過航海加強了與其他地區的往來。《荷馬史詩》所講述的特洛伊人渡海遠征的傳奇故事,很可能就發生在邁錫尼時代末期(公元前13世紀)。19世紀70年代,德國考古學家謝里曼在特洛伊、
邁錫尼等地進行了一系列考古發掘,從而揭開了幾千年來一直籠罩在愛琴海上的歷史迷紗,使我們管窺到歐洲文明的海洋之源。
“就像螞蟻和青蛙生活在池畔”:希臘人的殖民運動
米諾斯文明和邁錫尼文明消亡之後,大約從公元前1050年起,希臘人駕船出海,向
愛琴海東面的
小亞細亞進行殖民,建立了米利都、以弗所等重要城邦。到了公元前8世紀中期,希臘人開始向海外大規模殖民,並且持續了兩個多世紀,直到約公元前500年時才結束。來自希臘各母邦的殖民者起初在西西里島和義大利南部,之後在愛琴海北部、赫拉斯滂(現在的
博斯普魯斯海峽)及
黑海地區、
北非,還有現今法國東南部和西班牙東部一帶建立起數以百計的新城邦。這些城邦環布於整個地中海和黑海沿岸,而且大多建立在距離大海不到四五十公里的範圍之內。所以,在柏拉圖的《費多篇》中,蘇格拉底才會說,希臘人生活在大海的周圍,就像螞蟻和青蛙生活在池畔。這句話,形象地道出了古代希臘人與大海之間的密切關係。
殖民運動是希臘歷史上影響深遠的事件,它大致確定了古代希臘文明的地理範圍,並傳播了希臘人的生活方式。一些殖民地(尤其是小亞細亞沿岸、西西里島和義大利南部地區的城邦)非常積極地參與了希臘文化的建設。希臘人還通過殖民運動,吸收了地中海周邊眾多民族的優秀文化,並在此基礎上創造出了自己的燦爛文化。
“一座難攻不落的木牆”:雅典的海權國策
經過殖民運動的洗禮,希臘城邦迅速崛起,雅典則是其中的佼佼者。雅典的強盛,與其重視發展海上軍事力量密不可分。希波戰爭爆發後,波斯侵略軍於公元前480年直逼雅典。雅典派使者去德爾斐神廟祈求神諭。神諭說,宙斯會給他們“一座難攻不落的木牆”,用來保衛他們和他們的子孫。雅典人不僅相信這“木牆”就是他們的海軍,而且認為他們可以擊敗強大的波斯軍隊。於是,他們放棄了雅典城,將婦女兒童疏散到安全的地方,而男子們則登上戰船。雅典人利用計策,大敗波斯艦隊,扭轉了希波戰爭的整個戰局,為希臘人的最後勝利奠定了基礎。
希臘,尤其是雅典,在希波戰爭後進入了鼎盛時期。憑藉強大的海軍,雅典逐步成為愛琴海地區的霸主。它幾乎每年都派出艦隊去向其他城邦徵收貢賦,並在許多城邦內扶植親雅典的政權。依靠海外貿易和收繳貢賦而來的財富,雅典人不僅進行大規模的城市建設,而且還給平民發放津貼,為他們參加城邦的政治和節日活動提供經濟保障。堅實的經濟基礎,還使雅典成為希臘的文化中心,哲學、文學、科學、藝術全面繁榮,在歐洲文化史上打下永恆的烙印。
“水是萬物的始基”:面向大海的思考
古希臘的哲學之父、米利都的泰勒斯曾宣稱,水是萬物的始基。或許只有以大海為家園的民族才會如此重視水,乃至將其作為世界的本原。而希臘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則是第一個用科學方法研究大海的人,後人將其譽為“古代海洋學之父”。他觀察過海水的物理特點,還試圖解釋海洋氣象與潮汐現象。他在《動物志》中系統地研究了約180種海洋生物,並率先認識到鯨和海豚是哺乳動物,而非魚類。亞里士多德對於海洋的許多看法,對後世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今天,在古代希臘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西方文明廣泛地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絕大多數地區。深入考察海洋與古希臘文明之間的關係,對中國人來說很有現實意義。(作者單位:浙江大學)
導航技術的發展與歐洲海外擴張
從15世紀末開始,歐洲人沿著海洋向全球不斷擴張,其基本前提之一,就是航海導航技術的不斷發展。
從地中海到大西洋
地中海是歐洲文明的搖籃,也是歐洲航海文化的搖籃。歐洲人的航海知識與航海技術,主要發源於地中海地區。自古代至中世紀,人們在地中海上航行時,都是沿著海岸線進行的。
經過一代又一代的積累,歐洲人的地中海航行知識日漸豐富,並且以文字的形式被記載下來。羅馬帝國時期的希臘學者斯特拉波曾介紹說,當時有兩種航海著作,一種是記載航海路線的《海道總匯》,另一種是介紹各個港口情況的《港口大觀》。公元3世紀後半期,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在《滄海航程紀》中羅列了地中海周邊的眾多港口及各港口之間的距離。這部希臘文著作,被譽為是“唯一存世的、真正的古希臘航海作品”。
12世紀,古代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指南針傳入歐洲,被製成航海羅盤用於航海。13世紀,羅盤已普遍套用於地中海航行中。航海者可以利用羅盤來確定航行方向,而不再依靠沿海地標進行模糊的估算。到13世紀後期,西歐出現了一種“海道指南圖”,現存最早的實物,就是法國巴黎所藏的“比薩航海圖”。水手們利用羅盤、“海道指南圖”、沙漏等儀器,根據船隻航行的方向及速度,就可以估測出船隻當前所處的位置,並且推算出下一時刻的位置。這種導航方法,被稱為“航位推算法”。
千百年來,地中海一直是歐洲人進行航海活動的主要舞台。12世紀後期,伊比利亞半島上出現了獨立的葡萄牙王國。由於葡萄牙瀕臨大西洋,所以自然把航海的重點放在大西洋上。而歐洲人在地中海航行中所積累起來的航海知識與技術,則成為葡萄牙人在大西洋中進行探險的技術基礎。
從觀測北極星到觀測太陽
進入15世紀,一批又一批精通地中海航行的水手投奔到葡萄牙國王的麾下,他們攜帶著用於地中海航行的儀器進入大西洋進行探險。不過,地中海與大西洋有很大的不同。地中海基本上風平浪靜,大西洋則波濤洶湧;地中海位於北緯30—45度之間,南北距離並不大,非洲海岸線則越過赤道延伸到南緯30多度。因此,地中海的航海知識與航海技術並不適用於大西洋。
現實的需求,迫使葡萄牙人尋找新的航海導航方法。當時,葡萄牙人在大西洋上的探險活動是沿著非洲海岸線從北向南推進的。他們實際上從高緯度地區向低緯度地區進行航行。水手們很快發現,他們在葡萄牙里斯本所觀測到的北極星高度,與他們在非洲幾內亞所觀測到的北極星高度是不一樣的。這樣,北極星就成了導航的坐標。
15世紀後期,葡萄牙人採用北極星導航方法後,加快了在大西洋上的探險活動。葡萄牙人沿著非洲海岸線自北而南逐漸前進。但當他們於1471年到達加納沿海後,發現海岸線不斷向東伸展。他們誤以為沿著這條海岸線航行下去,就會很快到達印度。大約在1474年,葡萄牙船隊穿越了赤道,直到南緯2度一帶為止。從古希臘時代開始,歐洲就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赤道地區陽光強烈,氣候炎熱,甚至海水都熱得沸騰,人類根本無法居住。葡萄牙人用自己的實踐證明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
不過,當葡萄牙人向赤道挺進時,遇到了又一個航海上的難題:由於緯度越來越低,很難觀測到北極星,因而也就難以根據北極星來進行導航。1484年,葡萄牙國王若奧二世聘請了一批數學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等學者,專門研究如何解決海上導航與定位問題。最後,葡萄牙人找到了一種測量緯度的新方法:通過觀察太陽中天高度來確定緯度。葡萄牙人這個測量緯度的新方法,是人類航海史上最為重要的進展之一,並且奠定了天文導航的基礎。
從計算緯度到計算經度
通過觀測太陽,葡萄牙人解決了緯度的測定問題。不過,在大海上航行,特別是在全球範圍內航行,要想給船隻進行導航,僅僅知道緯度是不夠的,還必須測定經度。
古希臘學者埃拉托色尼把天文測量與大地測量結合在一起,推算出一個經度是59.5海里,非常接近實際距離(實際距離應為60海里);另一位希臘學者托勒密則認為是49.9海里。此外,托勒密還在其《地理學》中列舉出了世界主要地區及城市的經緯度。不過,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托勒密等古希臘作家的作品在西歐被人遺忘了。相反,阿拉伯學者則對托勒密的《地理學》等著作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14世紀末,托勒密的《地理學》從拜占廷重新傳回到西歐。但此時的西歐學者不僅無法確定一個希臘里的長度,而且,還把阿拉伯人所使用的長度單位阿拉伯里(約等於1972米)與義大利人所使用的長度單位羅馬里(約等於1481.5米)搞混在一起。正是由於把阿拉伯里錯誤地等同於羅馬里,所以哥倫布推算出一個經度為45.2海里,並且認為從大西洋的加那利群島到中國杭州的海上距離只有3550海里(實際距離約為11766海里)。基於這樣的認識,哥倫布估計最多28天就可以橫渡大西洋抵達亞洲沿海。因此,當他經過30多天的航行於1492年10月12日到達巴哈馬群島時,也就很自然地認為已經到達亞洲沿海。由於缺乏測定經度的方法,還有許多航海者犯過此類錯誤,甚至危及生命。
1707年,一支英國艦隊在英國沿海的錫利群島遭遇海難,導致數艘船隻沉沒,近兩千名船員喪命。這一事件震動英國朝野。同年,英國國會決定成立一個“經度委員會”,並且設立了高額的專項獎金,用以獎賞發明出經度測量方法的人。
英國人哈里森決心獲取這筆獎金。1735年,他成功地製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航海時鐘。此後,他在不斷改進的基礎上又陸續製造出了三台體積更小、更加精確的航海時鐘。1762年,哈里森製作的第四台航海時鐘被裝載在一艘船上進行試驗。該船從英國航行到牙買加後,僅誤差5秒。哈里森為歐洲航海事業的進步作出了重大貢獻,同時也為英國成為19世紀的“日不落帝國”作出了貢獻。
19—20世紀,西方的航海導航技術更是突飛猛進,先後出現了陀螺導航、慣性導航、無線電導航和衛星導航等技術。從歐洲航海導航的發展歷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歐洲的海外擴張,是以航海技術的不斷進步為前提的。我們還可以看到,在歐洲歷史上,海洋不僅是漁民水手的衣食來源,不僅是國王君主爭奪霸權的疆場,更是知識分子的關注焦點。只有當海洋問題在整個知識體系中占據突出地位,並且成為學術傳統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時,海洋強國的夢想才有可能實現。 (作者單位:寧波大學)
航海大事記
1298年《馬可·波羅遊記》成書,最終引發新航路和新大陸的發現。
1375年歐洲當時最完備的航海地圖——“加塔蘭地圖”完成。
1405-1433年中國航海家鄭和七次出使“西洋”各國。
1453年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陷君士坦丁堡,東羅馬帝國滅亡。通往東方的陸上和海上商路分別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控制。
1488年葡萄牙人發現非洲好望角。
1492年熱那亞人克里斯托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1498年葡萄牙人瓦斯科·達·伽馬到達印度卡利卡特,開闢了印度航路。
1520年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穿過美洲南段與火地島之間的海峽,進入太平洋,後人將這個海峽命名為“麥哲倫海峽”。
1569年墨卡托首創用圓柱投影法編繪世界地圖,奠定航海製圖基礎。
1595年荷蘭人范·林斯霍特編著了最早的航海志,記述了大西洋的風系和海流。
17世紀初荷蘭眼鏡商人漢斯·利帕希發明望遠鏡。
1732年俄皇彼得一世派白令考察俄國東端海域,發現“白令海峽”。
1768-1779年英國的詹姆斯·庫克船長進行了3次南太平洋考察,將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納入英國版圖,並且發現了夏威夷。庫克是繼哥倫布之後在地理學上發現最多的人,南半球的海陸輪廓很大部分都是由他發現的。
500年前西歐人的海洋意識和實踐
中世紀後期歐洲人的海上冒險精神
有許多事實能說明中世紀西歐人的航海風氣之盛。1291年,熱那亞人維瓦爾第兄弟駕著兩條船駛過直布羅陀海峽進入大西洋,據說是想通過海洋到印度去,但此後不知所終。1344年,熱那亞當局頒布一條法令,禁止在沒有武裝的情況下往西西里和馬略卡以外的地區冒險,可見當時熱那亞人往未知海域探險和失蹤的例子相當多。正是得力於這些探險,在約13世紀末和15世紀中,歐洲人陸續發現或重新發現了大西洋上的馬德拉、加那利、亞速爾、維德角群島,熟悉了歐洲到美洲之間大約2/5的海路。在15世紀下半葉,這幾個群島的主要島嶼、西非海岸,與英吉利海峽兩岸及北海沿岸各港口間發生了頻繁的貿易,當代西方學者稱之為“大西洋地中海”。也就是說,在14、15世紀裡,西歐人的海上活動範圍增加了一個地中海的面積,這裡成為他們建立的第一批海外殖民地,也是進行新的殖民開發的前哨。
1476年哥倫布因海難來到葡萄牙,與葡萄牙前聖港島總督的女兒結婚,又得到在里斯本的許多熱那亞人的幫助,在大洋上廣泛航行。他利用他的岳父留下的資料與自己的航海實踐,掌握了大西洋上的航海技術,他是西歐特別是里斯本航海文化的產兒。
統治階級對海洋的關注超乎想像
中世紀後期以來,西歐的國王們和教會捲入航海的程度,現在已經很難想像。國王們喜歡擴張,因為這不僅可以增加王室財富和擴大他們的領土,而且還是解決國內衝突的好辦法。西歐的國王們對遠方的國家總是充滿好奇心,1508年葡萄牙國王給其派往馬六甲的使臣塞凱拉的命令中有這樣一段話:“汝須問中國人何時來馬六甲或其貿易之地,來自何方,其來遠否,貿易何物,每年到此有若干艘船,其船有何模樣,是否於本年內回國,有無商行在馬六甲……彼等為懦夫,抑或戰士,有無武器或炮兵及所穿何種衣服,其身軀是否偉大……遵守何種習慣,國境伸張至何處,與何國人鄰近。”當時中國的皇帝若知道這種事,一定會感到非常奇怪。
教會則熱衷於調解西歐各國因航海殖民引起的矛盾。1494年教皇調解西班牙與葡萄牙的衝突,劃定教皇子午線,1529年後又幫助這兩個國家簽署西方人瓜分世界的第一個條約,即《薩拉哥薩條約》。但英法兩國都對此類條約嗤之以鼻。1496年,英格蘭國王亨利七世向卡波特與他的三個兒子簽發許可證,批准他們“向一切地方和地區,向東海、西海和北海所有的海岸進行航駛……以便尋找、發現和考察一切海島、陸地、國家,以及至今為基督教世界所未知的地區”。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則說:“太陽照耀我如同照耀別人一樣,我倒很想看看在亞當的遺囑中哪個條款剝奪了我分享天下的權利。”他還說,上帝創造了這些陸地並不是專給西班牙人的。
同樣令人矚目的是知識分子和高級教士對航海的熱衷。1410年紅衣主教戴利寫出《世界的樣子》,說地球是圓的。15世紀後期教皇庇護二世寫的《自然史》出版。1474年佛羅倫斯的地理學家托斯卡內利向哥倫布寫信,說往西走一定能到達東方,還說日本宮殿的房頂都是黃金做的。哥倫布在上述書籍(包括《馬可·波羅遊記》等)上作了許多批註,現存西班牙的有關圖書館裡。
舉國一致的追求及其原因
為什麼在15和16世紀裡,歐洲國家這么熱心於海上擴張?是不是那時它們的生產力特別發達?恐怕不是這樣,當代西方許多著名學者都認為,15世紀時西方經濟比中國落後。西方人的海外擴張,主要在於他們的體制。這裡主要談兩點:
1、歐洲中世紀的社會關係有一個與中國封建社會不太一樣的特點,那就是各階級或階層之間的權利與義務比較固定,在這種情況下,任何階級或階層要獲得額外的好處,一種比較好的選擇就是往外擴張。早在1336年,為取得新的領土,葡萄牙政府就發起過往加那利群島的遠征。到15世紀時,海外冒險已經成為葡萄牙人的一項舉國一致的事業。葡萄牙歷史學家薩拉依瓦指出,15世紀初,葡萄牙國內條件為擴張創造了大好時機。通過擴張,普通人和貴族都可以得到新的土地,教會可以擴大地盤,商人可以擴大市場,國王可以提高威望、穩定自己的統治和增加財源。總之,海外擴張大家都能得到利益,否則大家都感到日子難過。整個西歐的情況都是這樣。
2、歐洲中世紀各個國家和各個城市存在著某種競爭性的關係,這些關係培養了商人和手工業者的競爭和冒險精神,使西歐中世紀的社會充滿活力。15世紀後期西歐人加速往大西洋發展,得力於兩個原因:一是這種競爭性的體制;二是1453年奧斯曼人攻克君士坦丁堡,伊斯蘭對基督教的西歐構成極大的威脅,西歐人失去了往東擴張的可能性,迫使他們往海洋發展。
可以說,地理大發現就是這樣一種“舉國追求”的產物。這裡,競爭性的體制是基礎,而奧斯曼人的西進則強化了西歐人往海洋發展的動力。
西方與東方航海文化的交融
記錄葡貿的澳門海事博物館
1986年,當時澳門港務局局長蘇勵治海軍中校提出建立海事博物館,並選擇了位於媽閣廟前地的一個古老而美麗的建築物作為展覽大樓。自1987年對外開放後,參觀人數不斷增加,加上各方的捐贈及新購得的藏品,使博物館迫切需要開設一座新而寬敞的展覽大樓。在1990年6月24日,一座新的展覽大樓正式落成並啟用,在這裡可以安排展出一些新主題的展覽。展覽大樓的正面建築是按船的形式來設計,座落於河口旁,位於供奉漁民的女保護神(媽祖)的媽閣廟側面,並與已改為博物館辦公室之用的舊館處於同一廣場。
海事博物館外形獨特,遠看好像一艘船;展館樓高三層,以中國、葡萄牙及澳門地區航海活動為主線,劃分不同專題展區,所展示的主題不但反映了澳門的演變,還系統地闡述了中國和葡萄牙在海上交通史上的卓越成就,說明海洋對人類文化的重要性。
由於澳門獨特的地理位置和歷史背景,其文化具有東西方共存的多元化色彩,經過五百多年歐洲文明的洗禮,留下了大量的歷史文化遺蹟。
商業貿易
在古時候,大規模的遠洋航行活動,其目的除了是尋找新陸地、認識世界上其他不同的民情外,經濟活動亦是一個重要的著眼點。 新航路的開闢,使到亞洲、非洲及歐洲之間的商品交易活動,在十五世紀後有迅速發展。此處展示的只是當時眾多交換商品中幾種較為有代表性的產品。
大商船(黑船)
直至1618年,來往果亞-馬六甲-澳門-日本的航線所使用的大商船,其載重超過1600噸,鑒於這是當時一條舉足輕重的貿易航線,貨運量非常大,特別是澳門至日本一段,故此需用上體型如此龐大的船隻。 在日本,當地人稱這種大商船為黑船,原因是船體顏色深黑。外國人乘坐著氣勢十足的大黑船抵達日本的情景,深深地打動了當地的藝術家,使其創作出現別具特色的藝術品,"南蠻屏風"便是當中的代表。這些作家以生動的筆法把到達日本港口的葡萄牙商人描繪出來。
香料貿易
大部分香料在自亞洲熱帶地區,除了提升食物的味道外,文明古國如埃及、印度及中國等,很早便知道香料有醫藥、防腐及驅除異味的功能。 香料在亞洲開始經歷了漫長的旅程,到達歐洲後價格變得非常昂貴。在歐洲中世紀時期,香料是上流社會的消費品。胡椒是其中一種最受歡迎的香料,其珍貴程度可以媲美黃金,在東西方的貿易中占舉足輕重的地位 時至今日,香料已是非常普遍的產品,世界各地都可以購買得到。過去香料貿易不單為商人創造可觀的財富,更重要的是它促成了世界地理大發現及龐大帝國的建立。
葡萄牙帆船
帆船簡介:
Caravela、Nau及Galeao是葡萄牙開闢新航路時期最重要的三種帆船,他們分別屬於探索船、商船、觀察船體形狀,帆具及船隻裝備的特點是辨別船隻種類的重要線索。Caravela是葡人因探索非洲沿岸的需要而開發出來的航船。其最重要的特徵是配用三角形帆(又稱拉丁帆),這種掛在斜桁上帆能靈活轉動,駕馭來自不同方向的風,適應不同的航行條件,這樣在不熟悉的海面上航行更有保障。此外,Caravela體型較小,便於航行,載重量不超過八十噸。船長約20-30米,一般設三桅,小型的只有二桅。
隨著探索航程擴大,船隊人員增加,Caravela的設計因適應新的情況而作調整,最後發展成新船型——Caravela Redonda。此類船設四桅,首桅配方型帆,其餘三桅均配三角形帆。船的前後甲板上均建船樓,而Caravela則之間有艉樓。這種船的載重量可達150噸,幾乎較Caravela大了一倍。Caravela Redonda除用於開闢新航路外,在軍事上也作為艦隊的支援及補給船,因此又被稱為"艦隊船"。在葡萄牙海軍史上戰績彪炳的船種Galeao便是受其啟發設計而成。Galeao是四桅重裝備戰船及運輸船。因應作戰為主的需要其設計較為修長,運貨能力相對被削弱。
薩格雷斯號:
葡國海軍航海學校"Sagres",是用來提供給從未接觸海洋或從未在帆船上進行艱辛工作之年輕海員。航海技術的學習是需要年輕海員在船上進行聯繫的另一種活動。
方帆卡拉維拉船:
這種船主要在十六、十七世紀期間使用,航行範圍除大西洋外,還包括東方航線,其載重量不定,介於150-200噸之間,有別於卡拉外拉船,除三角型帆外,船首桅上佩掛著四方型的帆具,因此稱這種船為方帆卡拉維拉船以作區別。
澳門的炮台:抵禦西方入侵
十七世紀時的澳門: 在十七世紀時的澳門已是東方一個貿易中心,特別是用日本銀與中國絲綢做交換貿易。 由於澳門在經濟上和軍事上至重要性,而使荷蘭人垂延並進行多次擾壤侵襲。對於這些攻擊,均被具有防守功能的城牆和堡壘所攔阻。澳門是一個很重要的天主教地區,且仍有著名的教堂及一些地區性建築物存在。
澳門及其港口在歷史上地位顯著,故很自然成為另一重點主題。主要展品乃一座澳門十七世紀的立體模型,俯瞰當時澳門的港口及城牆。在通過燈光系統的指示下,可清楚看到各個炮台的所在之處。
此處亦展示了一些極具考古價值的沉船殘件,包括繫繩器、滑車及炮架輪,於一九九三年在興建中的澳門國際機場附近水域被發現,初步相信殘件屬於一艘十七世紀,在澳門沉沒的歐洲船隻之結構部份。
目前沒有資料可以確定澳門哪一個炮台是最早建成的,只知道1622年以前,媽閣炮台、燒灰爐炮台及嘉思欄炮台已經存在,大三巴炮台則正在建造中。澳門自1622年6月24日受荷蘭人襲擊後,開始採取了一套全面覆蓋沿岸,及至城市最高點的防禦系統。
最初澳門所用的大炮均需從印度輸入,1623年後隨著澳門鑄炮廠的成立,情況才有所改變。在著名的葡萄牙鑄炮師博卡羅主持下,鑄炮廠不但能滿足本地所需的炮具,其產品更因鑄造精良而大量出口至亞洲多個地區。時至今日,由博卡羅所鑄造的精美大炮仍繼續在世界上發出光彩。
各國帆船模型收藏
古羅馬船-CORBITA
這種被稱為"戈比達"(Corbita)的商船,是屬於公元一世紀的羅馬貨船,主要用於地中海的穀物運輸。其載重量可達一至二百公噸,船尾配有一隻大槳做操縱之用。
北歐船 – COG
典型的早期北歐船。主要用於北歐"漢撒同盟"的貨運活動(漢撒同盟是北歐商人,為保障海上貨運安全而組成的商業聯盟)。偶爾也會用作軍事運輸工具。此外,COG亦是十三世紀,在歐洲地區首次裝上轉軸舵的船隻。
葡萄牙船 - PORTUGUESE CARAVEL
葡萄牙人早於1440年以前,用作前往非洲沿岸進行探索活動的船隻。這段時期的葡萄牙卡拉維拉(Caravela)船,其主要特徵是配有成套的拉丁式(指三角形)帆具、排水量較低以便能在較淺的水域以及小海灣上航行,同時鑒於載重量的關係,大大限制了船隊人員的數目,好處是不需要儲備大量食物及淡水。
衰落的英帝國
歷史上,從世界霸主王座上跌落下來的國家往往會陷入極為悲慘的境地,然而作為世界上第一個憑藉商業和工業成為世界霸主的帝國,不列顛經歷的卻是一段相對漫長而平穩的過渡期,雖然交出了世界的王冠,但卻在未來較長的一段時間內仍將是影響世界的主要國家之一。
這個“權力交接”的過程,頗值得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