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導演:張石川
- 編劇:洪深
- 主演:胡蝶,王獻齋
- 製片人:尹誠
- 出品公司:明星影片公司
- 中文名:歌女紅牡丹
- 外文名:Sing-song Girl Red Peony
- 出品時間:1931年
- 製片地區:中國大陸
- 製片成本:12萬元
- 類型:劇情片
- 片長:180分鐘
- 上映時間:1931年3月3日(試映)、1931年3月15日(公映)
- 對白語言:國語
- 色彩: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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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情簡介
歌女紅牡丹因從小習演舊戲深受封建禮教薰陶,長大後不幸嫁與無賴丈夫陳發祥一直遭受非人對待。但她恪守三從四德,毫無怨言。當初,她在舞台上名噪一時,月入豐厚,但仍不夠丈夫揮霍。後因受刺激過度倒嗓,由主角淪為三四流配角,直至生活潦倒,仍委曲求全,聽任丈夫虐待。家庭經濟拮据,丈夫因無錢可供揮霍,迫紅牡丹出賣女兒不成,便誘女兒外出,賣入娼門。事為暗地追求紅牡丹的富商所悉,因同情她,出資贖其女還家。時丈夫因賣女心情懊惱,失手殺人,被捕入獄,她仍然既往不咎,真誠相待。臨赴外地演出前夕,又專程去監獄探望。後來又托人營救丈夫出獄,終於使丈夫幡然悔悟,改邪歸正。
演職員表
演員表
職員表
製作人 | 導演 | 副導演(助理) | 編劇 | 攝影 | 美術設計 | 錄音 |
---|---|---|---|---|---|---|
尹誠 | 張石川 | 程步高 | 洪深 | 董克毅 | 張聿光 | 叚谷槐、張石川(協助)、程步高(協助)、洪深(協助) |
(參考資料來源.)
角色演員介紹
(該片的主要劇情集中在女主角身上,參考資料來源.)
音樂原聲
曲目 | 簡介 | 演唱 | 備註 |
---|---|---|---|
《穆柯寨》 | 京劇片段 | 梅蘭芳(代唱) | 第一本插曲 |
《玉堂春》 | 第六本插曲 | ||
《四郎探母》 | 第八本插曲 | ||
《拿高等》 | 第十五本插曲 | ||
《昭君出塞》 | - | - | 第七本插曲 |
幕後花絮
- 《歌女紅牡丹》公映後,菲律賓片商以高於一般無聲片十數倍的價格買下了其拷貝。
- 在錄音時,演員對著自己飾演的角色念台詞,如有念錯念快念慢,就要重來。
幕後製作
製片背景
1920年代末期,在電影事業較為發達的一些國家,有聲電影發展已經頗有成績。1926年12月開始,美國有聲電影就大量湧入中國。但由於語言隔閡和文化觀念不同,中國觀眾對於美國有聲電影並未能夠真正接受理解。中國有聲電影是否生產的問題,由此進入了業內有識之士的探討研究之列。當時各大電影公司也態度各異,聯華影業公司和天一影片公司因為自身發行網路不同,對攝製無聲、有聲電影各持己見,明星影片公司則採取觀望折中態度。
聯華影業公司從20年代末期開始逐漸崛起,憑藉政治背景、經濟實力和製片路線成為與明星影片公司、天一影片公司三足鼎立、分羹市場的公司。行業競爭的壓力迫使明星影片公司需要另闢蹊徑、出奇制勝,才可得以保存在業界的翹楚地位。洪深等公司人員的積極倡議,據理說服,張石川等公司高層改弦易轍的投資魄力,促成了《歌女紅牡丹》的投入製片。
前期籌備
引進電影錄音技術來攝製影片要滿足三個前提條件,即資金、技術和人才。資金成本是首要因素。明星影片公司攝製有聲影片可考慮的技術合作對象有美國、日本和法國等,美國西電公司的攝製專利費用以及版稅費用動輒數十萬美金,大大超出了中國製片商的經濟承受能力,日本公司不僅索求費用很高,且要求中方演職人員要赴日拍攝。而恰逢百代公司正運到一架攝製蠟盤記音的聲片機器,擱在那裡,沒有受主,因此便和明星公司合作。由此,由明星影片公司攝製、百代東方公司收音的《歌女紅牡丹》開始拍攝製作。
錄音方面
影片採用蠟盤發音的方法,先按默片拍好,然後全體演員背熟台詞,再到百代唱片公司將台詞錄到蠟盤上。錄完後,一面在銀幕上放影片,一面在放映間裝留聲機放蠟唱片,通過銀幕後的擴音機播出。這種原始的方法順利時還可以,但是遇到影片跳片、斷片時,電影上張嘴的是男演員,而出來的聲卻是女聲。該片的錄音工作由法國人叚谷槐主持,張石川、程步高、洪深三人協助。在錄音時,演員對著自己飾演的角色念台詞,如有念錯念快念慢,就要重來。所有演員與現場的工作人員每天都要呆在錄音室里六七個小時,曾接連試驗了四次,失敗了四次,到第五次試驗才獲得成功,歷時六個月,共製成18張蠟盤。
拍攝過程
為拍攝該片,明星公司影片從前期籌備到後期製成一共歷時三年,花費12萬元。其中影片拍攝部分是從1930年中旬開拍,至年底攝製完成。
影片評價
《歌女紅牡丹》在中國電影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作為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它實現了中國電影的技術突破,開啟了中國第一批有聲片試製的風潮。
影片人物形象個性突出、典型生動又類型鮮明,各種不同的人物構成了舊時都市劇團茶園的群像。影片對舊時都市藝人圈落生活境況的描摹呈現,擴大了中國早期電影的取材領域和表現範圍,足見編劇對都市現實生活的深刻把握和慧心獨具的藝術想像力。
影片準大團圓式的結尾設定,透露了編劇洪深的改良主義思想,即呼籲人性道義,宣揚懲惡勸善,導人改過從善,這與其此前劇作《早生貴子》有異曲同工之處。影片最後一組人物對話直接揭示劇中人物命運悲劇的原因,表現出批判人生和針砭社會的鮮明傾向。
影片整體上在富有教化意義的悲歡離合故事中,寄予了對女性命運和舊社會藝人命運的思考,批判了愚孝、愚忠等舊禮教對女性思想的荼毒,對女性命運的戕害,揭露了黑暗社會對藝人的壓榨和剝削。戲劇性情節結構模式,鋪陳悲苦的情緒表述,善惡對立分明的人物形象,社會教化的使命意識和人道關懷的情感傾向,共同構建了影片家庭倫理情節劇的鮮明特徵(《當代電影》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