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勢變動與規範演變

基本信息

副題名

新興強國急劇崛起對國際規範的衝擊和改造

外文題名

Power change and norm evolution

論文作者

王雷著

導師

時殷弘指導

學科專業

國際政治學

學位級別

博士論文

學位授予單位

中國人民大學

學位授予時間

2009

關鍵字

國際關係理論 權勢 規範

館藏號

D80

館藏目錄

2010\D80\5

內容簡介

權勢與規範歷來是國際關係理論和歷史研究的重點。但是長期以來，這些研究一直存在兩個主要缺陷：首先，如國際關係理論明確展現的流派分野一樣，權勢與規範大多被限定在兩個相對孤立的研究領域，缺乏必要的對話和溝通。儘管這種精細分工的研究方式能夠有效地擴展單一研究領域的廣度和深度，但這種進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犧牲不同研究領域必要的交流和借鑑為代價，並且多少容易陷入深入研究的障礙，影響理論和知識的解釋能力；其次，既往涉及權勢與規範的研究大多注重靜態而非動態，側重穩定而非變遷。因此，過多的研究精力被投放於權勢大小的估算、權勢分布狀態的判定，從而忽視了對權勢性質、組成要素、權勢轉移、權勢分布變化的應有考察。對於規範來講，更多的研究還是集中於規範的功能、運行機制、執行效力的分析，而對規範的來源、演進動力和進程卻缺乏必要的關注。所以，總體來講，當前的權勢與規範研究更多地處於一種孤立和失衡的狀態。基於這種現狀，本論文致力於從事一種聚合、平衡性的努力，希望通過對權勢變動與規範演變關係的研究能夠多少補充並糾正上述的種種不足與缺陷。 為了能提高研究的針對性，本論文選取主權國家體系下權勢和規範最主要、最能動的載體——新興強國作為研究的輔助變數。因此，本文所要回答的核心問題就是新興強國急劇崛起引發的權勢變動到底對規範演變產生了何種影響?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本論文採用理論推演與案例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在理論層面，本文認為新興強國急劇崛起至少引發了三方面的重大變化：(1)國際權勢分布變動，這主要體現為強國之間的權勢轉移以及權勢結構的調整；(2)國際體系擴展，這主要指國際體系地理範圍、文化界限和問題領域的變化；(3)強國特有的規範體系的形成、強化和向外擴散。這主要指歷史傳統和成功崛起的經驗一起重新塑造了社會共識、民族國家認同，強化了新興強國特有的價值觀念、倫理和政治文化。本文認為，這三方面的變化不僅衝擊了既有的國際規範體系，而且為新興強國改造國際規範搭建了基本的“操作平台”。它們不僅為國際規範的改造創造了需求，而且分別提供了物質性保障、操作的空間和參照的樣本。另一方面，當面對不同規範體系的互動和衝突時，新興強國也傾向運用各種資源和手段去改造既有的國際規範，以維護和增進自身的利益和國際地位，推進其特有規範體系的“國際合法性”。由此，客觀和主觀層面的條件一同助推新興強國成為規範的“經營者”，它們致力於國際規範的改造，推動新規範在國際體系的豎立、擴散和國際化，進而導致整個國際規範體系的演進。 為了更好地推導權勢變動與規範演變的內在邏輯和一般規律，本文選取三個典型案例做進一步的分析和驗證。從荷蘭的案例可以發現，17世紀末期荷蘭的獨立和急劇崛起有效地推動了國際權勢分布由哈布斯堡西班牙單極霸權到歐洲現代強國多級均勢結構的轉變；形成了一個以西歐為中心在地理範圍囊括中歐、北歐的現代歐洲國際體系，這一過程顯然還伴隨著文化、宗教、殖民與商業擴張等問題的深入擴展；與此同時，民族獨立、國家崛起連同傳統經驗重新塑造了荷蘭人的社會共識、民族國家認同和國家利益，強化了其特有的價值觀念、倫理和政治文化，這主要體現為對一套以宗教平等、宗教寬容、社會自由、海洋自由、主權平等和歐洲國家體系為核心的規範體系的信奉和宣揚。依靠上述的“操作平台”，荷蘭歷經80年爭取獨立和反抗西班牙霸權的鬥爭，極大地改變了17世紀國際規範的面貌、性質，並深遠的影響了其日後的演變。 第二個案例是德國。德意志第二帝國在19世紀末期的崛起同樣急劇地推動了歐洲多極均勢結構的瓦解以及新老強國的權勢轉移；隨著以德國為代表的新興強國的不斷湧現，以及由此引發的新一輪帝國主義擴張狂潮，國際體系(特別是強國體系)的範圍也擴展至全球；與此同時，德國成功實現統一和急劇崛起的歷史進程重新塑造並強化了德國人的社會共識、民族國家認同和國家利益，鞏固了其特有的價值觀念、政治文化傳統。這主要表現為對一套以專制、強權政治、軍國主義、種族主義和等級秩序為核心的規範體系的信奉和推崇。總之，上述這些變化同樣為德國改造國際規範搭建了基本的“操作平台”，德國希望藉此獲得歐洲乃至世界的霸權，並為此做出多次努力。不過，德國推崇的規範與既有國際規範差異實在太大，而其又欠缺絕對的實力、必要的戰略素質和有利的國際環境去實現它的宏偉藍圖，這一切決定了德國挑戰的悲劇命運。不過，國際規範的演進並沒有就此停滯，與德國主張相左、被既有國際體系遺忘的規範顯然得到了相應的豎立、強化和擴散。 第三個案例是美國。美國在19、20世紀之交的急劇崛起不僅推動了國際權勢分布的極化走向，而且促成了兩個非歐現代區域國際體系——美洲體系、東亞太平洋體系的形成，自此，歐洲國際體系失去了其在國際體系的核心地位，它與前兩者一起構成了一個在地理範圍、文化界線和問題領域遠為複雜的全球國際體系。此外，歷史傳統、南北戰爭和其後國家成功崛起的進程重新塑造了美國的社會共識、民族國家認同和國家利益，豎立並強化了其特有的價值觀念、倫理和政治文化。這主要表現為其對一套以自由、民主、法制、自由貿易、海洋自由、民族自決、集體安全為核心的規範體系的信奉和推崇，顯然，這與既有的以歐洲列強主導的國際規範體系存在明顯的差異和緊張。儘管存在國內孤立主義的強大阻礙，但美國依然堅定地選擇了國際主義，它柔和了美國自詡的“天定使命”和其得天獨厚的客觀條件，致力於徹底地改造和替換傳統的國際規範。美國人為此付出了兩輪努力。第一次顯然不那么成功，但積累了經驗，總結了教訓，並終在第二次嘗試中獲得收穫，美國在很大程度依據自己的意願改造了20世紀國際規範性質和面貌。 通過前述的理論推演和案例分析，本文著重提出：(1)新興強國急劇崛起導致國際體系的相應變化為其改造國際規範創造了必要的主客觀條件。這些條件使得新興強國能作為主要的規範“經營者”，在具體的改造實踐中推動了國際規範的演進；(2)每個新興強國急劇崛起都會衝擊既有的國際規範體系，每個急劇崛起的新興強國都會嘗試對國際規範進行改造，無論這種嘗試是否成功，都會推動國際規範的演進；(3)新興強國嘗試改造國際規範成功的程度往往取決於對以下條件的滿足程度——規範自身的質量、規範“經營者”的內在素質和戰略素質；(4)縱觀新興強國急劇崛起對國際規範衝擊和改造的歷史，本文認為，無論是對於新興強國，還是對整個國際體系來講，國際規範演進的實質問題都是尋找並確立規範的“適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