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紹
進入21世紀,美國掌控世界的能力在持續下滑,導致世界的權力越來越分散。與此相對應,則是新興大國群體性的崛起,這不僅表現在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以及其他新興國家近年來在全球經濟高速增長中發揮的領頭作用越來越大,與傳統大國之間硬實力差距在不斷縮小,更重要的還表現在這些國家軟實力的迅速增長和影響上。西方現實主義認為,實力是國家動用其人力和物質資源的能力。美國密西根大學教授奧根斯基(A.F.K.Or-gansky)認為,國家的實力或者挑戰現存體系的能力與國家的大小、人口、經濟以及政治發展的速度和時機有關。“在現有的國際秩序完全確立,完成了利益分配之後積累了足夠的實力”的那些強大而不滿的國家較有可能成為國際體系的挑戰者。由於主導國家不肯讓給這些國家更多的利益,它們便試圖通過自身快速增長的、與主導國匹敵甚至趕超主導國家的實力,改變原有體系的秩序原則,謀求在體系中更符合自身實力的地位,以便享有那些在它們看來自己應得的特權。它們挑戰原有體系的成功意味著權力由一國向另一國的過渡,標誌著一個新的秩序的開啟。
奧根斯基的這一理論被稱為權力轉移理論。他認為,國際體系並非靜態,而是隨著國家權力與增長率的此消彼長而發生變化。增長率的不平衡主要由人口數量、經濟生產力和國家從社會中汲取資源的政治能力及運用這些資源促進國家整體利益過程中發生的變化所驅使。
奧根斯基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大國的力量增長到至少為現主導國力量的80%,則該大國會被看做是現主導國及其國際體系控制力的“挑戰者”。
從實證的角度看,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關係是大國關係的核心。國際體系變遷的本質就是霸權的轉移和大國在國際體系權力結構中的重新排列與組合。霸權不可能永駐,霸權國的地位遲早會被新興的崛起大國所取代。崛起國堅持以霸權為目標,霸權國則始終緊盯著任何一個可能的挑戰者,其中,最強大的挑戰國無疑是霸權國極度重視的國家。崛起國為獲得霸權而不斷積聚能量,霸權國則小心翼翼地保護著自己霸權地位,力圖最大限度地延續這種霸權地位。崛起國與霸權國的競爭與對抗是國際政治鬥爭的軸心,絕大部分國際政治活動都圍繞著崛起國與霸權國的鬥爭而展開,國際社會的絕大部分國家都會受到崛起國與霸權國關係的影響。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和平與戰爭是國際體系穩定與變遷的保障,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的權力轉移是國際體系變遷的基本標誌。因此,國際體系中最主要的關係就是霸權國與挑戰者之間的關係。
奧根斯基認為崛起國常常對現有的國際秩序“不滿”,而霸權國又由於是現有國際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因此想要維持現有秩序,是“滿意國家”。這就形成了“滿意國家”和“不滿意國家”圍繞著國際秩序主導權問題的競爭與衝突。“當不滿意的國家認為有機會通過戰爭贏得秩序主導權的時候,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通過戰爭來爭取改變現狀”。由此可見,權力轉移理論將國際關係中一般意義上權力的變更常常導致衝突的歷史經驗和理論總結,從一個側面演變成了可以具有因果聯繫的解釋系統,旨在區分權力的一般性變更和國際系統中“主導者”與“挑戰者”之間權力易位可能產生的特殊權力變更的國際後果,將國際關係中經常發生的權力再分配的重心定位在“主導國家”與“崛起國家”之間的權力關係變化。
權力轉移理論雖然在國家層次上建立了較好的分析其衝突與戰爭行為的國家間對位關係模式,但是權力轉移理論只側重於“主導國”與潛在“挑戰國”之間的互動,而拋棄了新現實主義所主張的系統分析模式,也沒有重視對權力分配以及再分配。這樣一來,在該理論的分析框架中,其他大國都成了旁觀者,它們對“主導者”與“競爭者”之間的權力轉移關係似乎毫無意義。而事實上,國際系統層次上大國間的權力變更涉及眾多的、不同角色的國家,新現實主義更是特別關注“極”的概念為代表的系統的權力結構對個體國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