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作者是郭小川。該書描述了默涵、劉白羽不放我（我一到作協就要求離開，曾挨過劉白羽的多次批評）。為了能工作下去，我盡力跟他們搞好關係，聽他們的話，為他們效勞。
基本介紹
- 書名：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
- 作者：郭小川
- 裝幀：平裝
- 開本：16
默涵、劉白羽不放我（我一到作協就要求離開，曾挨過劉白羽的多次批評）。為了能工作下去，我盡力跟他們搞好關係，聽他們的話，為他們效勞。
……我更加靠近周揚一夥了。7月13日，周揚給林默涵打來長途電話，叫我們馬上回京，給他準備“八大”發言；7月19日又來電話催我們，我們於7月22日回到北京，下午，周揚就把我們叫去，談他的發言，他說，他和劉白羽已經想了一個大綱，內容大約分下列四部分：一、文學藝術的目的性；二、民族傳統和獨創性問題；三、阻礙文學發展的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四、領導問題。周揚談完後，林默涵、劉白羽、張光年和我又到劉白羽家商量了一下“完成這一工作的方法問題”。7月24日，又在周揚處開會，準備他在“八大”的發言。“蔡若虹談了關於美術方面的問題。張光年談了他對‘典型’的理解，……呂驥、孫慎談了關於音樂方面的問題。周揚又談了一些意見。”（以上引文均見我的日記）我聽了周揚等的意見後，在日記上記了下面幾句話：“他的準備中，看來，民族傳統這一部分是最不充分的。雖然其中也有許多新鮮的見解。
這就是說，我是同意周揚他們的意見的。……
在這次會議開頭，先看蔡若虹拿來的一些畫。我的日記上這樣記著：“先看了一些法國印象派的畫，這些畫中，除了畢卡索的幾張外，其它很多還是好的。一律把它們叫做‘世界主義’或‘形式主義’，那是不公道的。”
為了準備起草發言稿，7月25日、26日還在《文藝報》編輯部召開座談會，蒐集“妨礙創作發展的例子”。
7月27日，我和林默涵先上了西山，開始看材料。在當天日記中，我寫道：“……讀了些材料。張立雲、何其芳、周揚同志的文章里都有些庸俗社會學的東西，張立雲的，尤其令人吃驚。”
7月28日上午，先翻閱材料。然後與林默涵談了一小時多。我在日記上這樣記著：“與默涵談了一小時多，文藝工作困難太多了，他決心要到《文藝報》去了。又談到許多令人不快的事。這個重要的事業的確有很多阻礙。”這“許多令人不快的事”到底是什麼？我現在怎樣也想不全。只記得林默涵講到舊中宣部的一些處長們對文藝不懂裝懂，指手劃腳。他早就知道文藝工作難做，所以，當他大約是1952年調到中宣部的時候，他堅決不願到文藝處，而願到出版社，等等。我也發了陣牢騷，對中宣部一些人批評我表示不滿。下面，我的日記上還記著：
“移時，白羽、光年來。馬上就坐在樹蔭下談起來，有一大事件：埃及納賽爾宣布收回蘇伊士運河，這件事引起了英美法的巨大驚恐。另一事：總理在昨天晚上的酒會（歡迎梅蘭芳）上大發脾氣，罵了呂驥和江豐。大家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的確都有意見。在一起隨便談了談。晚飯後，又繼續談至深夜。白羽談到軍隊中的文藝工作的情況，不禁令人震動。生活呵，你是多么需要鬥爭呵！”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劉白羽、張光年一上山，就煽動反對周總理，因此，連我都感到“大家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的確都有意見”，於是隨便談了談。到底談了些什麼？我現在實在想不起來。我記得，我當時的心情是有些緊張的，怕搞不好就挨批評。當然，我是不可能直接挨周總理的“罵”的，因為總理不認識我。但是，我也覺得，某些領導對文藝工作的困難都是不大體諒的，於涉過多，意見紛紜。至於，到底有什麼具體的事實，我也舉不出什麼來。劉白羽在晚上又談起“軍隊中的文藝工作的情況”，又進一步煽起大家的反動情緒。我記得，他似乎主要是說陳沂如何如何粗暴，又似乎說到某些軍事幹部，對文藝作品進行“粗暴於涉”，幾句話就把一個作品“槍斃”了。
……我更加靠近周揚一夥了。7月13日，周揚給林默涵打來長途電話，叫我們馬上回京，給他準備“八大”發言；7月19日又來電話催我們，我們於7月22日回到北京，下午，周揚就把我們叫去，談他的發言，他說，他和劉白羽已經想了一個大綱，內容大約分下列四部分：一、文學藝術的目的性；二、民族傳統和獨創性問題；三、阻礙文學發展的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四、領導問題。周揚談完後，林默涵、劉白羽、張光年和我又到劉白羽家商量了一下“完成這一工作的方法問題”。7月24日，又在周揚處開會，準備他在“八大”的發言。“蔡若虹談了關於美術方面的問題。張光年談了他對‘典型’的理解，……呂驥、孫慎談了關於音樂方面的問題。周揚又談了一些意見。”（以上引文均見我的日記）我聽了周揚等的意見後，在日記上記了下面幾句話：“他的準備中，看來，民族傳統這一部分是最不充分的。雖然其中也有許多新鮮的見解。
這就是說，我是同意周揚他們的意見的。……
在這次會議開頭，先看蔡若虹拿來的一些畫。我的日記上這樣記著：“先看了一些法國印象派的畫，這些畫中，除了畢卡索的幾張外，其它很多還是好的。一律把它們叫做‘世界主義’或‘形式主義’，那是不公道的。”
為了準備起草發言稿，7月25日、26日還在《文藝報》編輯部召開座談會，蒐集“妨礙創作發展的例子”。
7月27日，我和林默涵先上了西山，開始看材料。在當天日記中，我寫道：“……讀了些材料。張立雲、何其芳、周揚同志的文章里都有些庸俗社會學的東西，張立雲的，尤其令人吃驚。”
7月28日上午，先翻閱材料。然後與林默涵談了一小時多。我在日記上這樣記著：“與默涵談了一小時多，文藝工作困難太多了，他決心要到《文藝報》去了。又談到許多令人不快的事。這個重要的事業的確有很多阻礙。”這“許多令人不快的事”到底是什麼？我現在怎樣也想不全。只記得林默涵講到舊中宣部的一些處長們對文藝不懂裝懂，指手劃腳。他早就知道文藝工作難做，所以，當他大約是1952年調到中宣部的時候，他堅決不願到文藝處，而願到出版社，等等。我也發了陣牢騷，對中宣部一些人批評我表示不滿。下面，我的日記上還記著：
“移時，白羽、光年來。馬上就坐在樹蔭下談起來，有一大事件：埃及納賽爾宣布收回蘇伊士運河，這件事引起了英美法的巨大驚恐。另一事：總理在昨天晚上的酒會（歡迎梅蘭芳）上大發脾氣，罵了呂驥和江豐。大家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的確都有意見。在一起隨便談了談。晚飯後，又繼續談至深夜。白羽談到軍隊中的文藝工作的情況，不禁令人震動。生活呵，你是多么需要鬥爭呵！”
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劉白羽、張光年一上山，就煽動反對周總理，因此，連我都感到“大家對文藝工作的領導，的確都有意見”，於是隨便談了談。到底談了些什麼？我現在實在想不起來。我記得，我當時的心情是有些緊張的，怕搞不好就挨批評。當然，我是不可能直接挨周總理的“罵”的，因為總理不認識我。但是，我也覺得，某些領導對文藝工作的困難都是不大體諒的，於涉過多，意見紛紜。至於，到底有什麼具體的事實，我也舉不出什麼來。劉白羽在晚上又談起“軍隊中的文藝工作的情況”，又進一步煽起大家的反動情緒。我記得，他似乎主要是說陳沂如何如何粗暴，又似乎說到某些軍事幹部，對文藝作品進行“粗暴於涉”，幾句話就把一個作品“槍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