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樊惠渠歌
- 作品別名：京兆樊惠渠頌
- 創作年代：東漢
- 作品出處：《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 文學體裁：頌
- 作者：蔡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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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賞析
創作背景
東漢光和五年（公元182年）南陽魯陽人樊陵出任京兆尹，在獲知陽陵百姓耕作不便的情況下，在涇河岸修建灌溉引水渠。這在東漢末年政治荒廢的情況下無異於一次盛舉。這條渠後被當地人喚作樊惠渠，其位置在今鹹陽縣東。
蔡邕在觀察了這次工程後作歌並寫了序言。
作品原文
我有長流，莫或閼之。我有溝澮，莫或達之。
田疇斥鹵，莫修莫厘。饑饉困悴，莫恤莫思。
乃有樊君，作人父母。立我畎畝，黃潦膏凝。
多稼茂止，惠乃無疆，如何勿喜？
我壤既營，我疆斯成。泯泯我人，既富且盈。
為酒為釀，蒸彼祖靈。貽福惠君，壽考且寧。
後人評價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嚳之世，鹹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斯乃宗廟之正歌，非宴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鞸”，直言不詠，短辭以諷，邱明、子高，並諜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乎人事矣。及三閻《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愛頌其德；漢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國，孟堅之序戴侯，武仲之美顯宗，史岑之述嘉後，或擬《清廟》，或范《駉》、《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為序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為精核，至雲“雜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偽說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末代之訛體也。
譯文
風、小雅、大雅、頌，是詩理的極至，頌是這“四始”的最後一項。“頌”的意思就是形容狀貌，就是通過形容狀貌來讚美盛德。從前帝嚳的時候，鹹黑曾作頌揚功德的《九招》等。從《詩經·商頌》以後，“頌”的寫作方法就完備了。教化影響到一個諸侯國的作品叫做“風”，能影響到全國風俗的作品叫做“雅”，通過形容狀貌來稟告神明的作品叫做“頌”。“風”和“雅”是寫人事，所以有“正風”、“正雅”和“變風”、“變雅”；“頌”是用來稟告神明的，所以內容必須純正美善。魯國因頌揚周公之功而編成《魯頌》，宋國因祭祀祖先而輯錄《商頌》。這都是用於宗廟的雅正樂歌，不是一般宴會場上的歌詠。《周頌》中的《時邁》一篇，是周公親自寫作的；這篇賢人寫成的頌，為頌的寫作留下了典範。每個老百姓都有自己的思想，表達其思想的口是堵塞不住的。春秋時晉國民眾用“原田每每”來讚美晉軍，魯國人用“麛裘而”來諷刺孔子，這都是直接說出，不用歌詠，以簡短的話來進行諷刺。左邱明和孔順，都把這種話當做“誦”來記載。這是有了變化的不正規的頌；頌本來是用以告神的，這種變化已漸漸用於人事了。到了屈原的《橘頌》，內容和文采都很美好，它用相似的東西來寄託情意，又把“頌”的內容推廣到細小的事物了。至秦始皇時的石刻，乃是稱頌秦始皇的功德。即使漢代的惠帝和景帝時期，也有描述形容的頌產生。所以，頌的寫作是一代一代地相繼不斷了。如揚雄表彰趙充國的《趙充國頌》，班固歌頌竇融的《安豐戴侯頌》，傅毅讚美漢明帝的《顯宗頌》，史岑稱述鄧後的《和熹鄧後頌》，有的學習《周頌》，有的模仿《魯頌》或《商頌》。這些作品雖然深淺不同，詳略各異，但它們讚美功德、顯揚形容，其基本法則是一致的。至於班固所寫《車騎將軍竇北征頌》，傅毅所寫《西征頌》，就把頌寫成長篇的散文，豈不是因過分的褒獎而違反了“頌”的正常體制！馬融的《廣成頌》和《上林頌》，有“雅”的用意卻寫得很像賦，為什麼如此玩弄文詞而遠離“頌”的特點呢！還有崔珍的《南陽文學頌》，蔡邕的《京兆樊惠渠頌》，都是把序文寫得很好，而精簡了“頌”本身的篇幅。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對頌的評論，基本上是精確的，但其中說在頌的作品中“雜有一些風、雅的內容”，而不弄清其根本意義，這不過是徒然聲張一些不合實際的議論，和古代對於鑄劍可黃銅白錫相雜的謬論差不多。到了魏晉時期的雜頌，一般沒有超越正常的寫作規則。曹植的作品，以《皇太子生頌》為代表；陸機的作品，只有《漢高租功臣頌》較突出。不過，他們的作品中褒揚和貶抑混雜在一起，那是魏晉時期頌體已有所變化的作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