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根據地設有定唐縣。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在聶榮臻、蕭克將軍率領下，縣委書記楊培生、縣長楊鈞、縣武裝部長楊義來、以及王志清、劉學田、田興山、馬玉科帶領晉察冀軍民先後在修建了自曲陽引大沙河水至新樂縣北部的渠道，取名“抗戰渠”，又稱“榮臻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榮臻渠
- 始建於：1941年
- 建成於：1948年
- 總長度：21千米
- 別 名：抗戰渠
民國20年（公元1931年）10月，西羊平村鄉醫劉穩立萌發引沙河水灌溉羊平一帶農田的想法，遂自費去天津請基業公司技術人員來家，經過3個月的測量繪出開渠引水藍圖。因資金缺乏，國民政府不管而擱淺，後求助於無極縣華洋益振會，亦未能如願。有民謠曰：要追大渠的根，請問劉老穩的孫。
民國29年(公元1940年)，劉穩立之子劉作中、劉作琴、劉作梅、劉作蘭，之孫劉增生、劉增減及族侄劉呈祥、劉豐年、劉幼純，族孫劉古城等12人又擬開挖沙河大渠。劉作中攜文圖呈於縣抗日民主政府。8月召開的縣首次參議會通過了開挖沙河大渠的提案。縣政府隨即呈報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得到批准。接著組成挑渠委員會，主任由北養馬楊彩章擔任，副主任由劉增生擔任，劉作中負責宣傳報導，聘請北故張劉懷金為施工指導。民國30年(公元1941年)4月開工，邊區行政委員會派袁子鈞，專署派孟晉卿負責技術指導，縣政府實業科長王德潤主管此項目。
施工開始後，當地民眾積極參加，爭相出力，邊區亦不斷撥出糧款予以支持。民國31年(公元1942年)2月，由於日本侵略者的大肆破壞，挖渠工程被迫停止。日軍在大渠周圍修築炮樓8座，使工程難以恢復。抗日戰爭轉入反攻階段後，於民國33年(公元1944年)春恢復施工。縣抗日民主政府組織民眾邊抗戰邊挖渠，採用民辦公助的辦法，成立合作社，組織入股。六、七、八區共入勞力股68.75萬個工，米股33.53萬斤。8220個勞動力投入了施工。合作社下設工程股、供給股、會計股。村民自願組成包工隊，實行輪流撥工或專門技術撥兌制，做到開渠生產兩不誤。開渠按勞動效率的高低計工計酬，滿10分工值4.5斤小米。施工中開展勞動競賽，湧現出不少小發明先進個人和先進集體，勞動效率最高達13分。西羊平村劉呈祥創造了滑車，較之每人每小時擔土快三分之一。南窪里創造了滑轆轤，效率相當於人背石頭的3-4倍。南故張村有半數勞力投入到挖渠工程，施工進度很快。全渠開挖土方(法方)34.38萬方尺，用工22.03萬個；石方(法方)4385方尺，用工22.86萬個；橋樑、渡槽、水溝用工7.94萬個。
民國37年(公元1948年)，大渠勝利竣工。當地民眾出於對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的愛戴，請邊區行政委員會主任宋劭文書寫了榮臻渠匾額，由西羊平石雕藝人雕刻，鑲嵌於渠首橋閘處。渠長13公里，可灌溉農田2.4萬畝，受益村社23個。建國後擴建支渠3條，灌溉面積發展到8.5萬畝。1957年10月，聶榮臻提出將榮臻渠改為抗戰渠，把功勞歸於人民民眾，自此榮臻渠、抗戰渠並稱。文化大革命中，榮臻渠匾額遭到破壞，臻字無法辨認。1970年冬，二乾渠在曉林鄉辛莊與抗戰渠接通，原抗戰渠引水口廢止。1985年，特請原國家計委副主任宋劭文補寫了臻字。原匾額收藏在縣文物保管所。
在全國範圍內，“榮臻渠”知名度不高，但在我的家鄉曲陽縣，至少在三十年前幾乎家喻戶曉。像我這個年齡的人，小時候雖不明所以，但老輩兒人的嘴裡時時念叨，想不聽都不行。於是，我的耳朵里很熟、很牢固地存在著這個名詞，但對其細節包括起止地點、流經村莊、修築規模、受益面積等卻是多年來未曾弄明白過。前年同勝良偶然來到了西羊平村頭，也只是拍了一張宋劭文題寫的碑文而已
一夢醒來，已近人生的黃昏。好在我是土生土長的曲陽人，有了目標，自然能達輕車熟路之境界。亡羊補牢，晚不晚且不管它，先補上再說。我們看不到榮臻渠的清清流水，還不能看一看曾經水流漫過的渠底渠幫？
6月29日，星期六，我和勝良例定的出行日子，只不過，車上坐著咱的內當家。她見某家每次踏訪歸來都要惡睡半日，搞不懂什麼樣的景觀或探險可以使我們有如此高的興致、興趣而導致了“回窩”後的身心俱疲，狼狽不堪，於是決定以監督的身份一探究竟。不過，謎底解開，她大失所望地得出了一個結論：對破爛不堪的土墩子、石柱子、木橛子有興趣，這就是兩個精神病！我倆相對大笑。
店頭村位於曲陽縣的西南，大沙河的東岸。京昆高速從其村南掠過，雖然相距不過百米，但卻沒有出口。於是，我熟門熟路地從行唐出口下來（省下了15塊錢的高速費），經過賈木、齊村、南橋、南龍崗、北龍崗等村莊，越過大沙河，直入曲陽境內。這一段的大沙河是曲陽與行唐的界河，河中流淌著還算清澈的河水，只是由於前幾年人們大量采沙和挖沙吸鐵，將河道分隔得奇形怪狀，看上去完全不像一條河而極似一個個不規則的人工湖。過河後曲陽的第一個村子是西趙廠，然後是曉林。穿過村里一片嘈雜的集市和東西向的京昆，南行二里便是店頭村了。很讓人高興的是，我在曉林村南路邊邂逅相遇了一位闊別41年的高中時最為要好的同學老茹（聲明：是男同學），在有機會一敘舊情的同時憑空地增加了一位嚮導和講解員。還別說，如果沒有他，很多內容有可能錯過呢。
榮臻渠始開工於抗戰時期的1941年，許多資料對其記述多以渲染邊區政府的政績為主。王英慧發表於《黨史通訊》1993年第一期的《榮臻渠》一文，對其細節多有記述，但歌功頌德的成份仍占有主導的地位。比較一下，《曲陽縣誌》的記述似較為客觀。擇選一下，大概的要點如下：
1、嘗試修渠的記錄。曲陽南部多有修渠之議，但因多種因素一直未能付諸實施。最近的一次為民國二十年（1931年），由西羊平村的鄉醫劉穩立發起，未果。
2、發起與實施。《曲陽縣誌》說，民國29年(公元1940年)，劉穩立之子劉作中、劉作琴、劉作梅、劉作蘭，之孫劉增生、劉增減及族侄劉呈祥、劉豐年、劉幼純，族孫劉古城等12人又擬開挖沙河大渠。劉作中攜文圖呈於縣抗日民主政府。8月召開的縣首次參議會通過了開挖沙河大渠的提案。縣政府隨即呈報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得到批准。
3、流向與路線。渠道線路始自七區西北的釣魚台，東向穿元坦山口，繞穆山、黃山南麓，經狗塔坡、劉堡內直入孟良河。經過村莊包括：店頭、南辛莊、張家莊、元坦、北養馬、田莊、北故張、西羊平、劉堡內等。
4、工程規模。主幹渠長40華里，7條支渠長約70華里。工程涉及涵洞、渡槽、落水、橋樑103處，前後歷時六年，總用工2398458個，挖土1040950方，鑿石352750方。
5、組織。《曲陽縣誌》說，邊區政府批准後組成挑渠委員會，主任由北養馬村楊彩章擔任，副主任由劉增生擔任，劉作忠負責宣傳報導，聘請北故張村劉懷金為施工指導；但《榮臻渠》一文卻說，1941年1月25日正式成立了開渠委員會，西羊平村劉志傑任主任，北養馬村楊彩章任副主任。下設財政經濟、總務、工程建設、組織動員、交際五個股。劉懷金任工程股長，張志廉、王志厚管總務，郝家三管財務。
6、邊區及縣政府的支持。邊區政府批准貸款7萬元，撥給小米4萬斤，並派來袁子鈞、孟晉卿兩位工程師幫助對大渠進行全面的勘查測量。
7、資金來源。資料未反映工程總支出情況，但大的原則是“依靠民眾、民辦公助、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後改為組織村民入股的辦法。《曲陽縣誌》說，六、七、八區共入勞力股68．75萬個工，米股33．53萬斤。開渠按勞動效率的高低計分計酬，滿10分工值4．5斤小米。施工中勞動效率最高達13分。
找到上述資料，讀著讀著卻覺得變了味道。
按照發起過程和修渠組織的性質，榮臻渠應是一項典型的民間發起的水利工程，縣政府和邊區政府只是做了”通過提案“和”批准“的工作，怎么就能和政府的政績掛上了必然的聯繫？怎么就可以達到以邊區最高軍事長官命名的高度？倒是西羊平村的劉家，以數代人的精力、財力和毅力，以一個普通鄉民（或鄉紳）的身份，代表數十個村莊的利益開渠引水，造福鄉里，實乃大仁、大厚、大慈、大善之舉，令人肅然。《曲陽縣誌》說，劉穩立原是西羊平村的鄉醫，民國20年(公元1931年)10月萌發引沙河水灌溉羊平一帶農田的想法，遂自費去天津請基業公司技術人員來家，經過3個月的測量繪出開渠引水藍圖，因資金缺乏、國民政府不管而擱淺，後求助於無極縣華洋益震會，亦未能如願，可謂壯志未酬。1940年提出修渠時，發起人全部都是劉穩立的子、孫、侄及族人，這裡邊除了修建大渠的一份宏願外，明顯地還帶有了繼承先人遺志、“世世代代無窮匱也”的孝道精神和意志。所以，要說修建大渠之功，劉家應是首屈一指。我個人以為，即使給尊敬的劉公穩立在渠頭刻上一座雕像也不為過。然而，我們多年來聽到的宣傳卻大相逕庭，以至劉穩立的名字也可能被人們遺忘了。不過，這一帶曾有民謠曰：“要追大渠的根，請問劉老穩的孫”，說明了劉穩立在修建大渠方面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民間的影響程度，人們心裡還是有桿稱呢。
不錯，邊區政府曾有貸款7萬元和撥小米4萬斤的財力支持。但我們依據以上資料算一筆賬，就可知道這個數字絕對是杯水車薪，更何況邊區提供的是貸款，最終還要償還。工程的總用工近240萬個，農村計算一般每10分為一個工，而10分工的價值為4．5斤小米。以此計算，大渠共需小米1080萬斤，4萬斤小米只占其總數的千分之四不足，而鄉民的米股達到33．53萬斤，勞力股68．75萬個工。也就是說，村民中富裕一些的是以小米入股，而窮困的農民只能以幹活作為投入。大渠後來的收益、分配以及還貸情況已不可考，小米股和勞力股如何分紅？難道是以用水免費的方式不成？我想，大渠的發起者和設計者——劉氏的兒孫們肯定會對此有一個詳細的、周全的安排，只是官方對此並不關心，以至資料和信息消失於70年的歲月中，這一切一切，豈是勒一塊石碑由一個名人寫上另一個名人的名字就可以記述的么? 歷史總是人民創造的，這是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現存的大渠舊道無聲地證明著這一論點的正確性。一處處的涵洞、渡槽，向我們述說著當年工程的原始、宏大、浩繁、艱難程度，以及勞動者們付出的汗水和艱辛。
辛莊村北的一處渡槽。這是老茹在從元坦看完隧道後回程中特意指示的目標——去時我們從上驅車而過卻渾然不覺。老茹說，這裡是一條小河，修渠時就造了這個渡槽，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十字形的架構——東西向的河床和南北向的大渠。數十年前，渠水在上，河水在下，”渠水不犯河水“，老茹小時候就經常在這裡渠水、河水互串地摸魚嬉戲。後來大渠廢棄了，渡槽就成了一座橋，當年渠水流過的地方成了人行車馳的路，現在又鋪上了柏油，人們已經不知道或已經忘記這曾是大渠的一部分了。我們下到河底，仔細地端詳這一當年的”重點工程“。渡槽長約百米，全部青石砌就，兩邊有引橋，中間是若干個石橋墩分割成的橋洞。老茹說得很肯定，橋洞是一十六個，故而叫十六孔橋，認真地數上一數，果然沒錯。眼下小河寬約兩米，水流舒緩，清澈見底。勝良問這是一條什麼河，老茹答河太小了，沒名啊。
元坦村東的一處渡槽。如果說十六孔橋以長見長，那么這裡就是以高取勝。渡槽高約七、八米，下端僅一孔高約三米的石拱橋洞。穿過橋洞，東邊即是一條山溝。這裡平時是村民上山種地的路徑，下雨了，又變成了山水瀉下的通道。渡槽全部以石砌就，白灰溝縫。塊塊青石上，刀斧砍鑿之印歷歷在目。爬上頂端，但見渠底萋萋離離，長滿了雜草。老茹說，由於六十年代榮臻渠與沙河乾渠的連線，這一段渠道在二十年前還不時放水，現在還能夠使用。
元坦山口隧道。渡槽南行數百米，便到了我們要重點觀勘的元坦山口隧道。這裡的地勢陡然升高，以致渠底漸行漸深，終至由挖土改為鑿石，開渠難度顯然大了許多。站在渠側往下望去，渠深已達十米左右，兩側山石嶙峋，不時有枝椏橫生擋住我們的視線和相機鏡頭，那是雜樹在石縫間頑強地生長。前方渠道戛然而止，只余石壁下方一個黑黑的窟窿，那便是大渠最大的工程——元坦山口的隧道。資料說，隧道長63米，高2.5米，寬4.5米。63米的長度，在今天的高科技條件下自是不值一哂，百米飛人博爾特跑完它只須6秒左右，而高速公路上的隧道，動輒便是上千米，可70年前，人們手裡拿的是鐵錘鋼釺，運石時可是戶挑背扛啊。老茹說，這一帶山坡大部分是花崗岩，堅硬異常，當年可是費了大力氣。《榮臻渠》文中說，“開山的人們在頑石上打炮眼，一錘下去，只見一個白點，放一炮，只能崩出一個小坑坑，可人們硬是把石頭一塊一塊鑿下來，又一塊一塊，一擔一擔從離地面七，八米深的溝底運上來。手震破了，肩膀壓腫了，腳出血了，誰都不叫一聲苦。”我認為，叫不叫苦是一種渲染，但人們心中一定有一種愚公移山的精神和觀念。63米的山洞，相比太行、王屋自是渺小許多，但修渠史上的確稱的上是一項壯舉。勝良興致很高，踏岩踩石，攀藤附葛，居然下到了渠底，拍到了穿越63米長度、對面透出亮光的照片，我呢，則站在渠岸上唏噓不已。
然而，這樣一條歷經劫難的水利工程卻在今天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一位網名稱為“荒野獨行”的部落格主人在回到原籍北養馬村、看到殘破的大渠時感慨萬千。的確，大渠已經在水源逐漸枯竭、農業倍受冷落的境況下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廢棄。我們在村里打聽榮臻渠的情況，村民大多用奇怪的目光注視我們，遇到年輕人，更是一臉的茫然。所經之處，一種蕭瑟、淒涼的氣氛瀰漫在空中，瀰漫在我們心裡：辛莊村邊，大渠已被填塞蓋上了民房；張家莊渠橋兩側，堆滿了色澤各異、奇臭無比的垃圾；北故張村中，村民用兩根石柱樹在渠內，懸空擴大了自己的院落；西羊平村頭的“榮臻渠”石碑旁，一面“訂做成品料”的藍色廣告牌與其爭奇鬥豔。從北故張村東的渠閘向外望去，近處農田尚有青青的禾苗，但不遠處即已成為存料、運料、裁料的大石場。黃山一側，一輛七、八十噸的大型卡車滿載石料呼嘯而下，捲起漫天的塵沙久久不能散去。近年來，黃山、穆山兩側的曲陽石雕產業名揚全國，給人們帶來了金錢，帶來了富足，有誰還能重視那產米產麥的一畝三分地？有誰還能關心哪塊地屬於旱田或是水澆田？我們慶幸當年並未給劉穩立老先生塑像，不然地話，他老人家看到此情此景，還不得涕淚交流、跳河上吊抹了脖子？
誠然，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產生、興盛和衰敗的過程，且帶有一連串的類似生物生態鏈般的因果關係。水之不存，渠將何流？田已不種，引水何用！沙河已經不再以過去的洪水泛濫為患，而是深以缺水斷流為憂。我們歷數發源於太行的河流，哪一條不是甫出山區即盡呈乾枯、乾黃之態？一塊農田，種之可能勉強收回成本，用於工商則可能是數倍或數十倍的收益，傻子才會選擇前者。即使是當年義無反顧地倡導修渠的劉穩立的子孫們，也不會如老僧入定般固守那一絲不切實際的憧憬和念想。我們說，其實受到冷落的不是大渠，而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農業、農民和農村；不是人們拋棄了大渠，而是國家拋棄了大渠。想當年，聶榮臻和宋劭文們從渠水澆灌的數萬畝良田中增加了多少稅糧從而導致了抗戰勝利的經驗，早已不是現任“父母官”們案頭的要件了。
下午三點半鐘，我們又一次來到西羊平村的“榮臻渠”石碑前拍照。站在碑座上四處張望，大渠竟沒有留下任何跡象地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中。於是，我悻悻地招呼勝良：上車！
一夢醒來，已近人生的黃昏。好在我是土生土長的曲陽人，有了目標，自然能達輕車熟路之境界。亡羊補牢，晚不晚且不管它，先補上再說。我們看不到榮臻渠的清清流水，還不能看一看曾經水流漫過的渠底渠幫？
6月29日，星期六，我和勝良例定的出行日子，只不過，車上坐著咱的內當家。她見某家每次踏訪歸來都要惡睡半日，搞不懂什麼樣的景觀或探險可以使我們有如此高的興致、興趣而導致了“回窩”後的身心俱疲，狼狽不堪，於是決定以監督的身份一探究竟。不過，謎底解開，她大失所望地得出了一個結論：對破爛不堪的土墩子、石柱子、木橛子有興趣，這就是兩個精神病！我倆相對大笑。
店頭村位於曲陽縣的西南，大沙河的東岸。京昆高速從其村南掠過，雖然相距不過百米，但卻沒有出口。於是，我熟門熟路地從行唐出口下來（省下了15塊錢的高速費），經過賈木、齊村、南橋、南龍崗、北龍崗等村莊，越過大沙河，直入曲陽境內。這一段的大沙河是曲陽與行唐的界河，河中流淌著還算清澈的河水，只是由於前幾年人們大量采沙和挖沙吸鐵，將河道分隔得奇形怪狀，看上去完全不像一條河而極似一個個不規則的人工湖。過河後曲陽的第一個村子是西趙廠，然後是曉林。穿過村里一片嘈雜的集市和東西向的京昆，南行二里便是店頭村了。很讓人高興的是，我在曉林村南路邊邂逅相遇了一位闊別41年的高中時最為要好的同學老茹（聲明：是男同學），在有機會一敘舊情的同時憑空地增加了一位嚮導和講解員。還別說，如果沒有他，很多內容有可能錯過呢。
榮臻渠始開工於抗戰時期的1941年，許多資料對其記述多以渲染邊區政府的政績為主。王英慧發表於《黨史通訊》1993年第一期的《榮臻渠》一文，對其細節多有記述，但歌功頌德的成份仍占有主導的地位。比較一下，《曲陽縣誌》的記述似較為客觀。擇選一下，大概的要點如下：
1、嘗試修渠的記錄。曲陽南部多有修渠之議，但因多種因素一直未能付諸實施。最近的一次為民國二十年（1931年），由西羊平村的鄉醫劉穩立發起，未果。
2、發起與實施。《曲陽縣誌》說，民國29年(公元1940年)，劉穩立之子劉作中、劉作琴、劉作梅、劉作蘭，之孫劉增生、劉增減及族侄劉呈祥、劉豐年、劉幼純，族孫劉古城等12人又擬開挖沙河大渠。劉作中攜文圖呈於縣抗日民主政府。8月召開的縣首次參議會通過了開挖沙河大渠的提案。縣政府隨即呈報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得到批准。
3、流向與路線。渠道線路始自七區西北的釣魚台，東向穿元坦山口，繞穆山、黃山南麓，經狗塔坡、劉堡內直入孟良河。經過村莊包括：店頭、南辛莊、張家莊、元坦、北養馬、田莊、北故張、西羊平、劉堡內等。
4、工程規模。主幹渠長40華里，7條支渠長約70華里。工程涉及涵洞、渡槽、落水、橋樑103處，前後歷時六年，總用工2398458個，挖土1040950方，鑿石352750方。
5、組織。《曲陽縣誌》說，邊區政府批准後組成挑渠委員會，主任由北養馬村楊彩章擔任，副主任由劉增生擔任，劉作忠負責宣傳報導，聘請北故張村劉懷金為施工指導；但《榮臻渠》一文卻說，1941年1月25日正式成立了開渠委員會，西羊平村劉志傑任主任，北養馬村楊彩章任副主任。下設財政經濟、總務、工程建設、組織動員、交際五個股。劉懷金任工程股長，張志廉、王志厚管總務，郝家三管財務。
6、邊區及縣政府的支持。邊區政府批准貸款7萬元，撥給小米4萬斤，並派來袁子鈞、孟晉卿兩位工程師幫助對大渠進行全面的勘查測量。
7、資金來源。資料未反映工程總支出情況，但大的原則是“依靠民眾、民辦公助、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後改為組織村民入股的辦法。《曲陽縣誌》說，六、七、八區共入勞力股68．75萬個工，米股33．53萬斤。開渠按勞動效率的高低計分計酬，滿10分工值4．5斤小米。施工中勞動效率最高達13分。
找到上述資料，讀著讀著卻覺得變了味道。
按照發起過程和修渠組織的性質，榮臻渠應是一項典型的民間發起的水利工程，縣政府和邊區政府只是做了”通過提案“和”批准“的工作，怎么就能和政府的政績掛上了必然的聯繫？怎么就可以達到以邊區最高軍事長官命名的高度？倒是西羊平村的劉家，以數代人的精力、財力和毅力，以一個普通鄉民（或鄉紳）的身份，代表數十個村莊的利益開渠引水，造福鄉里，實乃大仁、大厚、大慈、大善之舉，令人肅然。《曲陽縣誌》說，劉穩立原是西羊平村的鄉醫，民國20年(公元1931年)10月萌發引沙河水灌溉羊平一帶農田的想法，遂自費去天津請基業公司技術人員來家，經過3個月的測量繪出開渠引水藍圖，因資金缺乏、國民政府不管而擱淺，後求助於無極縣華洋益震會，亦未能如願，可謂壯志未酬。1940年提出修渠時，發起人全部都是劉穩立的子、孫、侄及族人，這裡邊除了修建大渠的一份宏願外，明顯地還帶有了繼承先人遺志、“世世代代無窮匱也”的孝道精神和意志。所以，要說修建大渠之功，劉家應是首屈一指。我個人以為，即使給尊敬的劉公穩立在渠頭刻上一座雕像也不為過。然而，我們多年來聽到的宣傳卻大相逕庭，以至劉穩立的名字也可能被人們遺忘了。不過，這一帶曾有民謠曰：“要追大渠的根，請問劉老穩的孫”，說明了劉穩立在修建大渠方面舉足輕重的地位以及民間的影響程度，人們心裡還是有桿稱呢。
不錯，邊區政府曾有貸款7萬元和撥小米4萬斤的財力支持。但我們依據以上資料算一筆賬，就可知道這個數字絕對是杯水車薪，更何況邊區提供的是貸款，最終還要償還。工程的總用工近240萬個，農村計算一般每10分為一個工，而10分工的價值為4．5斤小米。以此計算，大渠共需小米1080萬斤，4萬斤小米只占其總數的千分之四不足，而鄉民的米股達到33．53萬斤，勞力股68．75萬個工。也就是說，村民中富裕一些的是以小米入股，而窮困的農民只能以幹活作為投入。大渠後來的收益、分配以及還貸情況已不可考，小米股和勞力股如何分紅？難道是以用水免費的方式不成？我想，大渠的發起者和設計者——劉氏的兒孫們肯定會對此有一個詳細的、周全的安排，只是官方對此並不關心，以至資料和信息消失於70年的歲月中，這一切一切，豈是勒一塊石碑由一個名人寫上另一個名人的名字就可以記述的么? 歷史總是人民創造的，這是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現存的大渠舊道無聲地證明著這一論點的正確性。一處處的涵洞、渡槽，向我們述說著當年工程的原始、宏大、浩繁、艱難程度，以及勞動者們付出的汗水和艱辛。
辛莊村北的一處渡槽。這是老茹在從元坦看完隧道後回程中特意指示的目標——去時我們從上驅車而過卻渾然不覺。老茹說，這裡是一條小河，修渠時就造了這個渡槽，於是就形成了一個十字形的架構——東西向的河床和南北向的大渠。數十年前，渠水在上，河水在下，”渠水不犯河水“，老茹小時候就經常在這裡渠水、河水互串地摸魚嬉戲。後來大渠廢棄了，渡槽就成了一座橋，當年渠水流過的地方成了人行車馳的路，現在又鋪上了柏油，人們已經不知道或已經忘記這曾是大渠的一部分了。我們下到河底，仔細地端詳這一當年的”重點工程“。渡槽長約百米，全部青石砌就，兩邊有引橋，中間是若干個石橋墩分割成的橋洞。老茹說得很肯定，橋洞是一十六個，故而叫十六孔橋，認真地數上一數，果然沒錯。眼下小河寬約兩米，水流舒緩，清澈見底。勝良問這是一條什麼河，老茹答河太小了，沒名啊。
元坦村東的一處渡槽。如果說十六孔橋以長見長，那么這裡就是以高取勝。渡槽高約七、八米，下端僅一孔高約三米的石拱橋洞。穿過橋洞，東邊即是一條山溝。這裡平時是村民上山種地的路徑，下雨了，又變成了山水瀉下的通道。渡槽全部以石砌就，白灰溝縫。塊塊青石上，刀斧砍鑿之印歷歷在目。爬上頂端，但見渠底萋萋離離，長滿了雜草。老茹說，由於六十年代榮臻渠與沙河乾渠的連線，這一段渠道在二十年前還不時放水，現在還能夠使用。
元坦山口隧道。渡槽南行數百米，便到了我們要重點觀勘的元坦山口隧道。這裡的地勢陡然升高，以致渠底漸行漸深，終至由挖土改為鑿石，開渠難度顯然大了許多。站在渠側往下望去，渠深已達十米左右，兩側山石嶙峋，不時有枝椏橫生擋住我們的視線和相機鏡頭，那是雜樹在石縫間頑強地生長。前方渠道戛然而止，只余石壁下方一個黑黑的窟窿，那便是大渠最大的工程——元坦山口的隧道。資料說，隧道長63米，高2.5米，寬4.5米。63米的長度，在今天的高科技條件下自是不值一哂，百米飛人博爾特跑完它只須6秒左右，而高速公路上的隧道，動輒便是上千米，可70年前，人們手裡拿的是鐵錘鋼釺，運石時可是戶挑背扛啊。老茹說，這一帶山坡大部分是花崗岩，堅硬異常，當年可是費了大力氣。《榮臻渠》文中說，“開山的人們在頑石上打炮眼，一錘下去，只見一個白點，放一炮，只能崩出一個小坑坑，可人們硬是把石頭一塊一塊鑿下來，又一塊一塊，一擔一擔從離地面七，八米深的溝底運上來。手震破了，肩膀壓腫了，腳出血了，誰都不叫一聲苦。”我認為，叫不叫苦是一種渲染，但人們心中一定有一種愚公移山的精神和觀念。63米的山洞，相比太行、王屋自是渺小許多，但修渠史上的確稱的上是一項壯舉。勝良興致很高，踏岩踩石，攀藤附葛，居然下到了渠底，拍到了穿越63米長度、對面透出亮光的照片，我呢，則站在渠岸上唏噓不已。
然而，這樣一條歷經劫難的水利工程卻在今天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一位網名稱為“荒野獨行”的部落格主人在回到原籍北養馬村、看到殘破的大渠時感慨萬千。的確，大渠已經在水源逐漸枯竭、農業倍受冷落的境況下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廢棄。我們在村里打聽榮臻渠的情況，村民大多用奇怪的目光注視我們，遇到年輕人，更是一臉的茫然。所經之處，一種蕭瑟、淒涼的氣氛瀰漫在空中，瀰漫在我們心裡：辛莊村邊，大渠已被填塞蓋上了民房；張家莊渠橋兩側，堆滿了色澤各異、奇臭無比的垃圾；北故張村中，村民用兩根石柱樹在渠內，懸空擴大了自己的院落；西羊平村頭的“榮臻渠”石碑旁，一面“訂做成品料”的藍色廣告牌與其爭奇鬥豔。從北故張村東的渠閘向外望去，近處農田尚有青青的禾苗，但不遠處即已成為存料、運料、裁料的大石場。黃山一側，一輛七、八十噸的大型卡車滿載石料呼嘯而下，捲起漫天的塵沙久久不能散去。近年來，黃山、穆山兩側的曲陽石雕產業名揚全國，給人們帶來了金錢，帶來了富足，有誰還能重視那產米產麥的一畝三分地？有誰還能關心哪塊地屬於旱田或是水澆田？我們慶幸當年並未給劉穩立老先生塑像，不然地話，他老人家看到此情此景，還不得涕淚交流、跳河上吊抹了脖子？
誠然，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產生、興盛和衰敗的過程，且帶有一連串的類似生物生態鏈般的因果關係。水之不存，渠將何流？田已不種，引水何用！沙河已經不再以過去的洪水泛濫為患，而是深以缺水斷流為憂。我們歷數發源於太行的河流，哪一條不是甫出山區即盡呈乾枯、乾黃之態？一塊農田，種之可能勉強收回成本，用於工商則可能是數倍或數十倍的收益，傻子才會選擇前者。即使是當年義無反顧地倡導修渠的劉穩立的子孫們，也不會如老僧入定般固守那一絲不切實際的憧憬和念想。我們說，其實受到冷落的不是大渠，而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賴以生存的農業、農民和農村；不是人們拋棄了大渠，而是國家拋棄了大渠。想當年，聶榮臻和宋劭文們從渠水澆灌的數萬畝良田中增加了多少稅糧從而導致了抗戰勝利的經驗，早已不是現任“父母官”們案頭的要件了。
下午三點半鐘，我們又一次來到西羊平村的“榮臻渠”石碑前拍照。站在碑座上四處張望，大渠竟沒有留下任何跡象地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中。於是，我悻悻地招呼勝良：上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