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中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學士，武漢大學哲學（二級學科為美學）碩士和哲學（二級學科為美學）博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楊家友
- 國籍：中國
- 畢業院校：華中師範大學
- 性別：男
武漢紡織大學 講師,主要著作,
武漢紡織大學 講師
華中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學學士，武漢大學哲學（二級學科為美學）碩士和哲學（二級學科為美學）博士。本科畢業後在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第六高級中學從事過3年高中語文教育。2001—2007年，在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接受系統的哲學訓練，逐步養成對思想和智慧的濃烈興趣，也慢慢形成自己的學術研究領域，對美育和宗教等與人性和諧及人類終極關懷的相關問題有一定的研究，發表相關學術論文十幾篇，收錄在《光明日報》（理論版）和《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等權威和核心期刊上。
武漢紡織大學講師楊家友
武漢紡織大學講師楊家友主要著作
關於學者的使命
關於“學者”（scholar）概念的界定，《漢語大詞典》（普及本）中列舉了兩種含義，一種是“做學問的人，求學的人”，另一種是“學術上有造詣的人”；《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第4版）中，“學者”是指personwhostudiesanacademicssubjectdeeply，即對某個學科有較深研究的人，與我國詞典中的第二種含義比較接近。可見，中西方詞典對“學者”的定義主要集中在學術研究上。
再來看學者們自己的界定。鄧實（1877~1951）在《國學講習記》中說：“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曹聚仁（1900~1972）認為：“學者是青年們的慈母，慈母是兼有飼育和扶持兩種責任的。第一，他運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給人們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徑，使人們隨著在軌道上走。”對學者頗有研究的鄭曉滄（1892~1979）認為，學者相當於德國的“Research-scholar”（專門研究工作者）。他說：“茲姑以一般scholar為言，其在中國，今日通稱為‘學者’，求之舊籍，依個人意，相當於‘士’。”且“士”“以其主持風化，作社會之表率言，其行為、事功，影響於社會者亦至巨。今吾人姑且置倫理的意義而不論，則‘士’之解釋，為‘推十合一’，即能以演繹與歸納整理思想。”“凡具有此種修養者，始可謂之‘士’或‘學者’。然中國向重人本主義，故向來‘士’之涵義，除學識外，亦必注重其人格修養。”可見，在中國學者自己的心目中，學者不僅含有研究學術的應有之義，它還包孕強烈的社會關懷及可作表率的人格修養這層內涵。
與學者的內涵密切相關的就是學者的使命。孔子曾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所謂“為己”、“為人”，用孟子《告子》里的一段話來說明就是：“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荀子在《勸學》里則解釋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這裡的“美其身”，就是“為己”，相當於孟子講的“修天爵”，指人格的提升；而所謂的“為禽犢”，就是“為人”，相當於孟子講的“要人爵”，即把“學”作為追求名利的手段，這是儒家大師們最為反對的。《大學》里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可見，中國古代對學者的道德要求極高，“內聖外王”是中國學者追求的最高道德標準。宋代理學家張載進而把這種強烈的社會關懷概括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再來看看西方對於學者使命的認識。蘇格拉底說“美德即知識”，真正的德性只有一種，那就是知識，這是對學者使命的簡潔而全面的規定。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費希特說“學者階層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視人類一般的實際發展進程，並經常促進這種發展進程。”為了更通俗明確地解釋這個使命，費希特將其分解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為社會服務，“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一部分是以提高整個人類道德風尚為己任，並“成為他的時代道德最好的人”。履行這兩個使命就是履行學者的真正使命、最高使命。為了更好地為社會服務，學者必須對隨時變化著的人們的不同需求有廣泛的了解，並思考出解決這些需求的手段，向他們指明在當前這個特定條件下出現的需求以及達到目標的特定手段。費希特說：“就我們迄今所闡明的學者概念來說，就學者的使命來說，學者就是人類的教師。”即必須將提高人類道德風尚作為學者的一個重要職責。學者應該把提高人類道德風尚作為其在社會中全部工作的最終目標，費希特借用耶穌曾經囑咐他的門徒們的話說：“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裡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把東西方關於學者及其使命的論述放在一起，我們深刻地認識到，一個成熟的、真正的學者的使命，不僅體現在其學術的造詣上，更表現在其提高人類道德風尚等社會關懷上。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學者們雖然歷經磨難，至今仍然不能在民眾中確立起令人信服的形象。當代怨聲載道的“學術腐敗”和“文人無行”的現象，更證明了有相當一部分學者難以勝任真正的學者的使命。在此情況下，重新認識學者的內涵及其崇高的使命具有重要的意義。
再來看學者們自己的界定。鄧實（1877~1951）在《國學講習記》中說：“學也者，學其一國之學以為國用，而自治其一國也。”曹聚仁（1900~1972）認為：“學者是青年們的慈母，慈母是兼有飼育和扶持兩種責任的。第一，他運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給人們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徑，使人們隨著在軌道上走。”對學者頗有研究的鄭曉滄（1892~1979）認為，學者相當於德國的“Research-scholar”（專門研究工作者）。他說：“茲姑以一般scholar為言，其在中國，今日通稱為‘學者’，求之舊籍，依個人意，相當於‘士’。”且“士”“以其主持風化，作社會之表率言，其行為、事功，影響於社會者亦至巨。今吾人姑且置倫理的意義而不論，則‘士’之解釋，為‘推十合一’，即能以演繹與歸納整理思想。”“凡具有此種修養者，始可謂之‘士’或‘學者’。然中國向重人本主義，故向來‘士’之涵義，除學識外，亦必注重其人格修養。”可見，在中國學者自己的心目中，學者不僅含有研究學術的應有之義，它還包孕強烈的社會關懷及可作表率的人格修養這層內涵。
與學者的內涵密切相關的就是學者的使命。孔子曾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所謂“為己”、“為人”，用孟子《告子》里的一段話來說明就是：“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荀子在《勸學》里則解釋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這裡的“美其身”，就是“為己”，相當於孟子講的“修天爵”，指人格的提升；而所謂的“為禽犢”，就是“為人”，相當於孟子講的“要人爵”，即把“學”作為追求名利的手段，這是儒家大師們最為反對的。《大學》里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可見，中國古代對學者的道德要求極高，“內聖外王”是中國學者追求的最高道德標準。宋代理學家張載進而把這種強烈的社會關懷概括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再來看看西方對於學者使命的認識。蘇格拉底說“美德即知識”，真正的德性只有一種，那就是知識，這是對學者使命的簡潔而全面的規定。在《論學者的使命》中，費希特說“學者階層的真正使命：高度注視人類一般的實際發展進程，並經常促進這種發展進程。”為了更通俗明確地解釋這個使命，費希特將其分解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為社會服務，“學者的使命主要是為社會服務”；一部分是以提高整個人類道德風尚為己任，並“成為他的時代道德最好的人”。履行這兩個使命就是履行學者的真正使命、最高使命。為了更好地為社會服務，學者必須對隨時變化著的人們的不同需求有廣泛的了解，並思考出解決這些需求的手段，向他們指明在當前這個特定條件下出現的需求以及達到目標的特定手段。費希特說：“就我們迄今所闡明的學者概念來說，就學者的使命來說，學者就是人類的教師。”即必須將提高人類道德風尚作為學者的一個重要職責。學者應該把提高人類道德風尚作為其在社會中全部工作的最終目標，費希特借用耶穌曾經囑咐他的門徒們的話說：“你們都是最優秀的分子，如果最優秀的分子喪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麼去感召呢？如果出類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還到哪裡去尋找道德善良呢？”
把東西方關於學者及其使命的論述放在一起，我們深刻地認識到，一個成熟的、真正的學者的使命，不僅體現在其學術的造詣上，更表現在其提高人類道德風尚等社會關懷上。但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學者們雖然歷經磨難，至今仍然不能在民眾中確立起令人信服的形象。當代怨聲載道的“學術腐敗”和“文人無行”的現象，更證明了有相當一部分學者難以勝任真正的學者的使命。在此情況下，重新認識學者的內涵及其崇高的使命具有重要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