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楊人楩
- 國籍：中國
- 出生日期：1903年
- 逝世日期：1973年9月15日
- 職業：歷史學家
- 畢業院校：北京師範大學
- 主要成就：北京大學教授
- 代表作品：《高中外國史》
人物簡介,著作與譯作,回憶文章,
人物簡介
楊人楩對新中國世界史研究作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早在50年代中期，他便提出成立世界歷史研究所、組織世界史學會、創辦世界史雜誌、編譯世界史資料等關係到世界史學科發展的重要問題。為填補中國在世界史研究中的空白，他自1959年起放棄了法國史的研究，轉向非洲史的研究和教學，培養非洲史專業的研究生，為中國的非洲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著作與譯作
聖鞠斯特 楊人楩/三聯書店1957
法國革命史[俄]克魯泡特金/ 楊人楩譯
法國革命史(法) 馬迪厄/ 楊人楩 譯
十八世紀產業革命: 英國近代大工業初期的概況 保爾·芒圖/ 楊人楩譯
回憶文章
周清澍：回憶楊人楩師
2010年10月31日 09:34 東方早報
楊人楩先生已去世三十多年了，我大學時代因故同他交往較多，為此，想將自己了解的情況介紹給關心楊先生的讀者參考。
楊先生1922年畢業於長沙長郡中學，我曾聽他談起，共產黨內有三個大人物與他同班，其一任弼時，其二蕭勁光，其三是1951年時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的袁任遠。當時他信仰無政府主義，有一年暑假，其兄楊人杞(東蓴)的北大同學又同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員的鄧中夏回到長沙，他曾與鄧中夏激烈辯論過。
楊先生1922年考入北師大英語系，1926年畢業後，先參加北伐革命，旋返長沙任教於長郡中學。據福建學界耆宿、晚年寓居澳門的梁披雲回憶：1929年，他與友人在泉州創辦黎明高級中學，提倡愛的教育和思想自由，是當時學界號稱傳播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四大學府之一，楊人楩和巴金、王魯彥等著名人士都曾到該校授課。說明楊先生這時仍信仰無政府主義，他在中學任教時，曾譯出克魯泡特金著《法國大革命史》（兩冊，上海北新書局，1930年）。
隨後楊先生曾轉到上海暨南大學附中和蘇州中學任教，曹聚仁的自述《我與我的世界》（人民出版社，1983年）在《史學家楊人楩 》一節中說：“鄭洪年先生主暨大校政時期，第一流學人云集真如……對史學有真實工夫的，我獨推楊人楩兄，可謂此中權威。但他在暨南，教的是英文。”又說：“我和楊兄相識於蘇州。”楊先生也曾對我們說過，他在蘇州教中學時，由錢穆教國文，呂叔湘教英語，他教歷史，頗因此自豪。在中學當然中外歷史都要教，記得在老北大史學系圖書室，有人找出一本楊人楩著《中國史》，在場的同學都感到驚訝和敬佩。
1934年，楊先生獲取公費留學英國牛津大學奧里爾學院，受教於法國革命史專家湯普森，以《聖鞠斯特》為題撰寫畢業論文，獲得文學士學位。1937年回國，先在武漢大學教授西洋史。抗日戰爭中，武大遷往四川樂山，這時武大的外國史師資實力雄厚，培養出譚英華、胡鐘達、王榮堂等活躍在解放後世界史學界的骨幹。楊先生到北大後，西洋史從古到今由他一人唱獨腳戲，調來胡鐘達先生後，才替他分擔了古代史課程。他不僅能通貫古今講授西洋史，而且回國後仍繼續留學時對法國革命史的專門研究，四十年代又譯出哥德沙爾克著《法國革命時代史》（二冊，重慶南方印書館，筆名羅邁，1943年）和法人馬迪厄著《法國革命史》（上下兩冊，商務印書館，1947年），後者是譯註本，在注釋中展示出他與本書有關的深邃知識。他在教學和研究中專注於法國大革命，固然與他有此專長有關，但細究他何以有此專長並一貫熱衷於此，實際上反映他嚮往法國大革命追求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難怪在思想改造運動中，有人批判他自高自大，自稱“老子天下第七”，即在他前面除馬、恩、列、斯、毛而外，還要加一個羅伯斯庇爾。我認為楊先生雖然自負，但不至於說出“老子天下第幾”之類淺薄的話來，很可能是由於他在講課和研究中，對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英雄人物充滿了敬意和感情，才給人造成了這種印象，取笑他雖目中無人但仍忘不了推崇羅伯斯庇爾。
楊先生是一個熱心國事的知識分子，張揚自由主義的旗幟，投身於政治活動中。1945年抗戰勝利，面臨戰後如何建設新中國的問題，以大學教授為主的知識分子成立了九三學社，楊先生是發起人之一。
為了表達自由主義者的政治主張，他發表了一系列論文，特別是關於闡釋 “自由”和“自由主義”的文章有他自己的見解。1947年，他在《觀察》第2卷第11期發表了《自由主義者往何處去？》一文，熱情地歌頌自由，指出自由是人類生活所必需的條件。1948年10月，他又發表了《再論自由主義的途徑》一文（《觀察》第3卷第10期），自命為自由主義者的代言人，充分肯定自由主義者是始終走在前面的，始終不滿於現狀而要求進步的代表，並從多方面對自由主義者的責難或疑慮進行辯解。
在解放前，他當然成為國民黨政府的反對派。1947年2月，政府以清查戶口為名，午夜闖入北平民宅，發動空前的捕人事件，數日內先後逮捕達兩千人，包括知名人士中央警官學校王雲相教授、北平耆舊符定一等。楊先生與朱自清、向達、金岳霖、陳寅恪、許德珩、張奚若、湯用彤、錢端升等共十三位教授在《觀察》（第2卷第2期）上發表保障人權宣言，當時在社會上產生很大的影響。針對當時公教人員待遇每況愈下的情況，他又同王鐵崖、邵循正、袁翰青等教授聯名發表“我們對於改善公教人員待遇的意見”（《觀察》第3卷第8期）。
北平和平解放後，楊先生退出了九三學社，但他也不再充當反對派發表政論，而是把精力集中於教學工作中。為了適應新中國的教學需要，他和夫人張蓉初先生自費聘請俄羅斯教師學習俄文，並著手翻譯新出版的《蘇聯通史》[參照英文本，並請向覺明（達）先生審定中亞和南俄的譯名，用三人合譯的名義]，是解放初最早出版的蘇俄通史譯作。
1951年秋，我在北大史學繫上二年級，基礎課世界古代史本來由胡鐘達先生講授。開學不久，系主任鄭毅生（天挺）先生率部分教師和三四年級同學去江西參加土改。胡先生也在內，他的課改由楊先生擔任。楊先生是1946年朱光潛教授重回北大任英語系主任時，以“教學很行”推薦到北大的（鄧廣銘《懷念我的恩師傅斯年先生》，《鄧廣銘學術文化隨筆》246頁）。他每講一課，先在講台上走來走去，將本課內容娓娓道來，一段講完，突然停下來，擺好姿勢，就像唱戲道白過後，正式開唱，如同朗誦詩一般的字正腔圓，抑揚頓挫地念出一段經過字斟句酌的總結。然後又是“道白”、“開唱”，反覆循環。我們掌握了這個規律，“道白”時凝神靜聽，“開唱”時就抓緊筆記，力求一字不丟，記下它也就是抓住了考試時符合標準答案的重點。在我記憶中，他對古希臘特有感情，在評論希臘史事時，常分三部分講述，末了再分別用真、善、美三字總結。思想改造運動中，理所當然地被當作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遭到批判。此後提倡學習蘇聯，教材統一，大多千篇一律，這種富有個性的教學方式再也見不到了。
1951年冬至1952年4月，學校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楊先生被定為史學系的批判重點，陷於多次檢討不能通過的窘境。於是系裡就選幾個學生組成專門的幫助小組，到他家裡為下次檢討提意見。我也忝列幫助小組成員，四五個人圍坐在他家的沙發上，一面吃著他招待的糖果點心，一面還對他的檢討品頭論足。
記得他被批判的內容大致有兩方面，一是批判他政治上的自由主義立場是反共的，二是批判他講課充滿歷史唯心主義觀點。運動進入高潮，學校將他在《觀察》上發表的三篇名作《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國民黨往何處去？》、《關於中共往何處去？》印發供大家批判。當時我們的知識貧乏，理論水平又低，光知道批判他狂妄至極。全中國左、中、右三股勢力往何處去，難道還輪到你指點迷津，說三道四？又有人揭發，當九三學社應邀參加新政協時，他不同意九三學社頭上由另一個黨來領導，寧願捨棄政協委員的待遇，居然退出了九三學社。他辯解說：九三的發起人之一樊弘教授也退出了，不只是他一個人。批判者當即反駁：樊弘教授是因加入共產黨而退出，是更加革命；而他是因反對共產黨而退出。
後來我還得知解放前北平被圍，傅作義邀請城內名流座談，楊先生曾發言反對鎮壓學生，支持和平解決北平問題。聽說鄧廣銘先生生前曾憤憤不平地說：當時某些人在座談會上主張鎮壓學生，甚至指責傅作義過於軟弱，由於沒打入右的另冊，又有社會影響，許多回憶文章竟把楊人楩的話安到這些人頭上，而真正的民主鬥士、敢於仗義執言的他反而被納入右的行列，早就被歷史遺忘了。
對他的講課，如前述歌頌希臘文化的真、善、美，被認定是宣揚唯心主義遭到猛批。甚至有人揭發他曾說過：法國大革命中的許多事件和政變多發生在熱月，是由於天氣太熱，使人們昏頭昏腦，容易衝動，所以才促成那樣的暴力行動，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這種揭發近似開玩笑，我們一二年級的同學都沒聽過這門課，無法證明,他有沒有說過這類荒唐話，至今我仍抱懷疑。
1952 年院系調整後，我們轉入西郊的新北大，楊先生1953年春又給我們講授基礎課世界近代史，改按蘇聯的分期由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開始。講課前，他先發給我們一份講課提綱，章節目齊備，可是我們看後不知是何意思，經他得意地解釋，是他鑽研馬恩原著後，提綱正文全用馬恩的話編成。如他解釋：某小節概括為“既是機器，又不是機器”，出自《資本論》，指的是這節是講產業革命。他的提綱充斥馬恩語錄，很少具體史實，弄得我們不知所云，大家意見很大。我想，倒不如照他老一套講更受學生歡迎。
開學幾周后，我同梁從誡同學被調出學習俄文，也不知楊先生的課後事如何。1953年秋季開學後，馬列學院請來了一位講世界近現代史的蘇聯專家，系裡決定派我們兩個學俄文的學生同張芝聯教授、李克珍先生共四人去學習，楊先生作為世界史教研室主任負責管理。具體地說，我們須每周到他家去一次，討論和反映學習中存在的問題。因此我從二年級到四年級一直師從他，加上又曾是他思想改造幫助小組的成員，所以交往較別的同學多。
我們班畢業後，留下十來人做學習世界近現代史和亞洲史的研究生，分別由楊先生和周一良先生負責管理。由於我是學亞洲史，同楊先生的聯繫就較少了。此後幾年，國內形勢較好，知識分子處境也較優越，楊先生在翦伯贊先生出國時代理系主任職務；增補為《歷史研究》三個世界史專業的編委之一（另兩位是陳翰笙和周谷城）。這幾年中，他熱心促進世界史研究的發展：倡議成立世界歷史研究所，組織世界史學會，創辦世界史雜誌，編譯世界史資料。他負責主編《世界史資料叢刊》，還和吳緒合作編譯《初編》之一——《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1957年由三聯書店出版。他的舊著也得以重印和出版，1957年三聯書店出版了他在牛津大學的學位論文《聖鞠斯特》，1958年又重印了他所譯註的馬迪厄著《法國革命史》。他還是歷史系除翦老以外，唯一配備有學術助手的教授。
正當他日子過得較為舒坦的時候，1957年的反右運動降臨了。楊先生雖經過運動，稜角已經磨損，但他從來不是閉門搞學問的學究，熱心於學界和國家大事之心不會變。他當然會發表意見，難免有觸天條。這年春，《光明日報》確定由黨外人士儲安平接任總編輯，他接任後,負起發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的使命，一一拜望大學裡的著名教授。楊人楩是他主編《觀察》時的主要作者，當然在拜訪之列。儲同他商量，過去他們那些聲氣相通的人是否可新組一個政黨，幸好當即遭到他的駁斥。當中央發起反擊右派時，他的所謂右派言論被匯報上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發了話，楊人楩有批駁儲安平的言行，還不是徹頭徹尾的右，可以免於戴帽。這時我剛從東北師大進修歸來，也被拉去西郊賓館參加批判史學界五大右派的大會，他這不戴帽的右派仍逃不過大會的聲討。此後他在政治上和學術界銷聲匿跡，被撤銷了教研室主任的職務,放棄了從事多年的世界近代史專業,改行為非洲史，長期不承擔教學任務，歷史系的學生甚至不知有這位名震一時的教授了。
不久我被調往內蒙古，直到1961年來京，因事到燕東園順便去看望他，發現他已顯蒼老。他一時認不出我來，審視了好一會才用湖南話驚說：“原來是周清澍呀！”他的國語本來說得不錯，這次他說話全用湖南鄉音，強調很少有人來往。以後我每次進京回到北大，一定要去看望他以及與他同病相憐的向達先生。
1972年“文革”中我第一次回到北大，又到燕東園看望他。他急於了解內蒙古的故人在“文革”中的遭遇，我為了滿足他的關心，向他詳細敘說每個人的經歷。如胡鐘達先生起先想積極參加革命，後來反而遭到學生大字報圍攻和批鬥。他聽了很吃驚地說：“‘文革’一來，我和向達早就老老實實，還敢貼什麼大字報！”令人不得不敬服這些年來思想改造和階級鬥爭的震懾力。
次年4月，我所參加點校《元史》的工作告一段落，邵循正師從小湯山療養院轉到中華書局同我們一起集中結稿，因不適應新的環境，幾天后哮喘病大發，入院才三兩天就不幸病故。我們聞訊立即到他燕南園家中慰問邵師母，坐下不久，楊先生也來了，非常悲戚。他是老先生中最早聞訊登門慰問的。邵、楊二師本來專業不同，又原來各在北大、清華，是合併到新北大歷史系後才有來往，然而多年來同在運動中翻滾，“文革”中又同住牛棚，真是長期休戚與共，難怪要物傷其類。
楊先生年長邵先生六歲，同患哮喘病，可能已有預感，同年9月，楊先生也隨著故去。我是事後才得到訊息，深以沒能參加追悼為憾。聽說因有他長兄楊東蓴和老同學袁任遠兩個人大常委參加，追悼會還算隆重。然而這絲毫不能減輕他逝世前二十年所感受的寂寞。他和同類老知識分子的命運一樣，必然要風流雲散，屏息噤聲，逐漸被歷史遺忘。
曹聚仁:史學家楊人楩
鄭洪年先生主暨大校政時期，第一流學人云集真如；齊足並駕，各騁千里，欲其相互佩服，蓋亦難矣。黃侃（季剛）以章太炎大弟子聲望在教室門口公然教訓教務長黃建中先生（他是季剛的弟子），在學生面前坍了台，鬧了大笑話。但在華僑青年心目中，太炎弟子又算得了什麼。要說談哲學，倒是李石岑先生最吃香，聽講的總是擠滿了一個大教室。而他的萬言情書，更是轟動一時。不過，我和李氏只是點頭的朋友，不想談他的事了。
對史學有真實工夫的，我獨推楊人楩兄（楩音邊），可謂此中權威。但他在暨南，教的是英文，直等他留學牛津大學回國，才在北京大學任歷史系教授（今北大歷史系主任）。而其治史的聲名，也不及他的哥哥楊東蓴兄。一般人的論人，每以耳不以目，正如《巴黎的裁判》那小說所說的，扮演了丑角的角色，社會就永遠不會讓他們演悲劇了。至於個人的聲名與學問的內情，每不相稱；苟非知音，怎能與之談長說短呢！
我和楊兄相識於蘇州，其時，蘇州女子中學的兩教師：楊兄和呂叔湘兄，都是英文修養最深，譯筆最暢達的能手。後來，他們應留學（英國）考試，他們都是百中取一先後抓到那個機會到倫敦去讀書的。以他們的學養，到了牛津大學，教授們還說這樣輕描淡寫的話：“你們的常識，都還不夠來聽講呢！”我聽了這一句話，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可是，楊兄畢竟學成歸國，自是史學權威呢！
這兒，我且提及史學家張蔭麟先生，他是浙江大學的史學教授。他中年逝世，他所寫的中國通史，只是開了一個頭，寫到了西漢，便中斷了。可是，他在序文中說：“就中國史本身的發展上看，我們正處於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轉變關頭，正處於朱子所謂‘一齊打爛，重新做起’的局面，舊的一切瑕垢腐穢，正遭受徹底的滌盪剜割，新的一切光晶健實正遭受天捶海淬的鍛鍊，以臻於極度的精純，以創造一個赫然在望的新時代。若把讀史比於登山，我們正達到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回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這時候，把全部的民族史和它所指的道路，作一鳥瞰，最能給人以拓心胸的歷史的壯觀。”這是這位新史學家的語言，他逝世時，抗戰大業尚未完成，社會主義新中國也還未在望；這些話，由今看來，更是親切一些。可是，張氏已往矣，怕的建築新史的肩仔，該由楊兄來挑起了！
我在上海20多年中，開頭那十多年，老是過“人家”的國慶節。7月14四日晚上，法租界熱鬧得如火如荼，電車扎了彩，花燈結隊遊行，法國花園（今復興公園）大放煙花。輪到了我們自己的國慶（10月10日）便冷冷清清，掛了幾面破旗了事。7月14日這么熱鬧，才把我那份法國大規模的零星印象湊了起來。第一場是饑民沖開了巴士底獄，第二場是路易十六上斷頭台，第三場是許多民主人士上斷頭台，第四場是羅伯斯庇爾上了斷頭台；我們是羅蘭夫人的同情者，因此，對羅伯斯庇爾反感很重。他上了斷頭台，恐怖時期便結束了。第五場是拿破崙登場。世界史就是糊裡糊塗替法國大革命造成這么一個印象。後來，眼界慢慢開拓了，才知道法國大革命並不是這么一場簡單的事。不僅我們的反應如此，即法國的反應也是如此；大革命以後二三十年間，巴黎人對於7月14日的慶祝並不怎么熱烈；到了那一代的人都死光了，法國人對於大革命的慶祝才熱烈起來。不管大家對於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如何，它已扭轉了那時代，向我們走來了。那15年之中，那個老的歐洲大陸變成了政治實驗室，做了許多世界上向來沒有做過的政治試驗了。
第一個使我對法國大革命作新的認識，乃是一位荷蘭生長的史學家房龍（H. W. Van Loon）。他在《人類的故事》第51章中，說：“我在這裡要給你一個小小的警告：關於法國的革命，無論你讀一部小說，看一齣戲，或一本電影，使你極容易得到一種印象，以為革命是巴黎貧民窟里的暴徒做出來的。實在一點也不是這樣的。在革命的舞台上固然常有暴徒出現，但是他們總是受那班專門從事於革命事業的中等階級的煽動與指揮。那些從事社會革命的人，利用飢餓的民眾作為他們最有效力的助手，以與君主朝廷相反抗。但是，引起革命的根本觀念，都是幾個敏捷的思想家所發明的。這種觀念，在最初的時候，乃是介紹到前朝華美的客廳里，給那些朝廷上的煩悶的先生與太太們作消遣的。這些快樂的但是不小心的人們用這個危險的社會批評的爆竹作為遊戲，直到他的火星落下來，穿過地板（這塊地板，與這座建築的其餘的部分一樣已經老朽了）的裂縫，不幸落在最下的一層，在那裡有許多年代陳舊的老廢物亂七八糟的混合在一起。以後大家都大聲叫道，火著了。但是這位房主，除了管理他的產業以外，什麼事不注意，不知道怎么撲滅這個火焰。火焰很快地蔓延起來，竟將建築的全體都燒完了。這個火焰，我們稱為法國大革命。”房龍的話，引我入於深思；我才體會到社會革命的意義，把先前從世界史上所胡謅的反革命觀點糾正過來了。我曾經說過：一場滬寧車的車行誤點，讓我有機會從南星書局買到了房龍《人類的故事》（沈性仁女士譯本），改變了我的歷史觀點，開拓了我的眼界，這是王船山《讀通鑑論》以後的大進境。
究竟羅伯斯庇爾是怎么一位革命政治家？在法國，也還得等待當代史學家馬迪厄（Albert Mathiez）出來。在中國，也得等到楊人楩兄的譯註本《法國革命史》出來，才算撥開雲霧見青天，把古今中外誣衊這位偉大政治家的話掃掉了。
馬迪厄（1874—1932）畢生從事於法國革命史的研究，從他準備寫博士論文起一直到死，30餘年未曾間斷過。研究法國革命的人，多半也研究拿破崙時代，馬迪厄並不如此。現代學者集中精力於其所認定之園地的精神，馬氏實為一個最好的模範。……馬氏曾說明了他所用的史學方法：“非有可靠證據勿下論斷，非證以可信的材料，勿輕於相信；對人物與事變之判斷，必須依據當時之思想與判斷。任何文獻必須予以最嚴厲之批評；對於流行之歪曲與錯誤的解釋，即出之於最可靠的史學，亦須無情地予以擯棄。總之，須以求真為主。”他的一切成績，都是遵守這種方法與精神所得的成果，因此，他往往推翻前人成說，卻為一般專家所承認。
經過了馬迪厄及其一派的史學家的研究，使我們知道羅伯斯庇爾是法國革命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百餘年來被人誤解與咒罵的羅伯斯庇爾，至此才還他一個本來面目。我們不但知道了這位政治家對於革命的供獻與理想，並且還明白了他的私生活及性格，知道這位“不可腐化者”，的確是不可腐化的。羅伯斯庇爾學會及紀念物委員會決定在羅氏故鄉亞拉斯的拉波杜街，立一紀念碑，那是幾經奮鬥的結果。1923年10月14日下午舉行紀念碑儀式，情況熱烈而進展，馬迪厄代表學會發表很長的演說。他敘述了羅伯斯庇爾的生平，說明了亞拉斯在1789年時的情形，同時他表示很滿意於學會的工作。他說：“16年來，我們之一切研究與工作，才使我們提出鐵證來打倒一切相反的論點。……羅伯斯庇爾之值得我們推崇，因為他無絲毫時下政客及鼓動家之缺點。他有他所信的主張。……我們愛他，因為他的熱誠、不自私、遠見，及其各次在議會及政府中所完成的偉大工作。我們愛他，因為他的公私生活之高尚。我們愛他，因為他遭了欺騙者之收而有此悲劇的結局。”那次機會，引起了保守派的攻擊，馬迪厄和他們打了一場很熱烈的筆墨官司。他們所建立的紀念碑，1925年為保守派所搗毀；不久，又由亞拉斯市府重建，並為羅伯斯庇爾立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