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的故事

《植物的故事》是（英）帕福德創作的圖書。

一場穿越時空驚、險離奇的植物考古學之旅；書中，作者與大家一起分享人類最古老的農業園藝活動，了解人類祖先為原始植物命名的曲折歷程，介紹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種植物及其習性和分類，也告訴我們，人類祖先是如何敬畏大自然、信仰大自然對物種的安排。圖文並茂，為愛好大自然的讀者帶來驚喜。

基本介紹

• 書名：植物的故事
• 作者：（英）帕福德
• ISBN：9787108028877
• 頁數：432
• 定價：59.90元
• 出版社：三聯書店
• 裝幀：平裝
• 出版年：2008-06

序言

我還記得騎馬與哈薩克牧馬人一起穿越中亞天山山脈的情形。當時是四月末，一場暴風雪剛剛席捲了白雪皚皚的連綿山脈，陽光重新照耀大地，一道彩虹橫跨在廣闊而又平坦的平原上。平原上有許多蘇維埃時期廢棄的產業——破敗不堪的灌溉渠，支離破碎的天然氣管道，還有荒廢的工廠。廣闊的平原從北面的天山山脈腳下，一直延伸到下一個山脈(卡拉套山)的起點處。卡拉套山巍然聳立，直插雲霄。水汽從我前面的灰點馬狹窄的腰窩兩側，以及放在馬背上的粗糙的帆布鞍囊上不斷升騰。我的馬鞍配有一塊鮮艷光滑的天鵝絨坐墊，固定在一個船形的金屬框架上，韁繩是編織而成的，馬頭兩側的頰革上綁著一些紅色的碎布條。在穿越村莊和丘陵地帶綠草茵茵、廣闊平坦的平原時，這些馬匹健步如飛，非常輕快。在跳躍草場上狹窄的溪流時，它們會做出酷似搖馬玩具一樣奇怪的跳躍動作。現在，道路情況變得崎嶇不平，險境環生，我根本看不到一丁點車轍的痕跡，只能全神貫注地盯著前面馬匹的行走路線。它們在四季常青的刺柏屬植物生長的土墩間躍進躍出，在巨石的邊緣擦身而過，滑下泥濘不堪的河岸以穿越因雨水而變得高漲的河流。有時候，我們的馬也會打亂那些紅腿石雞的寧靜生活，後者就像上足了發條的機械錫玩具一樣從刺柏叢中撲稜稜地躥出來。

水滴從哈薩克牧馬人的帽子邊緣滴下，這種帽子的材料就像漁民所穿的油布長雨衣，帽子的前端彎曲向上，其中一邊一路向下到達背部的脖子部位。它是由厚厚的氈製品製成，我們在山頂斜坡上看到的那些牧羊人的圓頂帳篷也是由這種材料製成的。繞過一處斷崖，我們的眼前豁然出現了一片高原。在這裡，有紅褐色的貝母屬植物、藍鳶尾、藏紅花，長有成片的蛇皮那樣雜色葉子的鬱金香，還有粉紅色的觀賞性櫻桃，蔥屬植物，成片的紫羅蘭、大茴香、紫堇屬植物，垂吊狀的名為“所羅門的封印”的花，葉子呈箭頭狀的黑海芋滿山遍野，密密麻麻，簡直比哈薩克人地毯上的針腳還要細密。我之所以知道這些植物，而且能夠說出它們各自的名字，是因為在西方國家，植物愛好者們通常會自己嘗試種植這些植物，嘗試說服它們告別天山山脈葉岩密布的斜坡，告別夏日裡熱得足以超出體溫計承受極限的高溫，以適應新地方的潮濕黏土，當然還有夏日裡那陰雲密布、細雨霏霏的生存環境。這些植物都是植物王國中色彩艷麗無法抗拒的超級明星。自從人類第一次看到它們之後，它們就注定要擁有一個比大自然為它們挑選的位於中亞一角的這個生存環境更加廣闊的生存舞台。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後，隨著歐洲大使進駐新的土耳其帝國首都，東方植物也由此被引入了歐洲，而且數量非常龐大。在15世紀中期到16世紀中期的一百年間，由東方引入歐洲的植物數量幾乎相當於過去兩千年中引入數量總和的20倍。沿著昔日的絲綢之路——這條歷史悠久的通商路線，東方的商品製造者將大量價值不菲的貨物銷給西芳的顧客。

當我的馬挑剔地咀嚼著頂冰花和野玫瑰之間夾雜的嫩草時，我卻在為其他事情忙個不停——那些行李託運車、鞍囊、手工製作的馬具必須檢查妥當，免得早晨出發時手忙腳亂。夜幕降臨前，圓頂帳篷要馬上搭好，還要趕緊架起熊熊火堆，嚇退隨時可能出現的熊或狼群。最重要的當然是那些裝置和設備，要想將植物從它們的自然棲息地原封不動地帶走，就全靠它們了。這些植物之所以能夠在漫長的轉運途中倖存下來，因為它們最重要的部分是鱗莖。一旦已經開花，植物就會通過鱗莖在夏季快速地攝取各種營養，然後在地下休養生息，覆蓋在鱗莖上面的堅硬土壤有效地遮蔽了陽光。因此在蟄伏的這幾個月里，鱗莖就算被攜帶到遙遠的地區也不會受到任何傷害，密封完好的它們可以暫停生長。正如賦予這條古代通商路線名字的絲一樣，鱗莖體積小，價值高，因此商人們為得到它們不惜冒很大的風險。

牧馬人亞歷山大剛剛一直在採集蘑菇和青紫色的食用傘菌，後者的凸出部分就像花叢中挺立的奶油色石頭一樣。突然，他指著一叢野生龍蒿旁的一堆新鮮糞便大叫：“附近有熊！”這頭熊早餐吃的是杜松子，午餐享用的則是大黃。亞歷山大認為這頭熊肯定是在我們頭頂的洞穴里過冬。洞穴外生長著一大片貝母，現在已經全部綻放。這種花在歐洲的園丁看來，應該是這一科中最罕見、最奇特，也是最難種植的一個種類，現在卻成了“熊舍”前普普通通的花園裝飾。這些貝母和蕁麻一樣長得密密麻麻，莖幹上伸展出帶有螺紋和白霜的葉子，葉子表面裝飾有許多奇怪且令人心動的黃色鐘形圖案。

我的馬穿過一大片黃色鳶尾地前去和亞歷山大的馬會合，馬蹄下許多花被踩得亂七八糟。看著它們帶有白邊的寬闊葉子被踩得粉碎，我忍不住對它們表示抱歉。我以前在皇家植物園只見過一次這種花，它就長在一個黏土製成的器皿中，只有孤零零的一朵花，這是由英國唯一一位能夠培育它開花的人種植的。“鳶尾！”我對亞歷山大說道，亞歷山大則馬上用他那摻雜了一點兒俄語口音的哈薩克語回應我說：“當地人管鳶尾叫做烏克拉。”“鳶尾美人蕉？”我隨口說出了它的通用名稱，與其說是想告訴亞歷山大，倒不如說是在提醒自己，因為這是它的植物名和別名，也是它在哈薩克以外地區的通行證，只要脖子上掛著這個標籤，它的“特殊身份”便無人不曉了(哈薩克地區的鳶尾具有和其他在中亞生長的鳶尾截然不同的特徵)。“鳶尾美人蕉”這個名字是由法國分類學家埃利一阿貝爾‘卡里埃在1880年為其命名的(他曾經在一位園丁的收藏中見過這種植物，隨後在《園藝學評論》中第一次對其進行了介紹)。此後這個名字便在西班牙人、比利時人、美國人、澳大利亞人、巴西人，甚至日本人等各色人種之間傳遞。自西歐中世紀時期以前，作為歐洲主要的書面語之一的拉丁語，起初一直和法語、義大利語、英語及荷蘭語平分秋色，然而自第一本草藥書以拉丁語為植物命名時起，在隨後的三百年里，這種模式日臻完善，並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植物學語言。對此，世界各地凡是對植物感興趣的人都能夠理解。然而，標籤對植物本身來說沒有任何意義。數百萬年來，植物只會對一些外部的刺激物，如光線、黑暗、溫暖、寒冷、潮濕、乾燥、馬蹄的踩踏等等做出反應。亞歷山大對此也不太感興趣，到目前為止，他所有的時間都花費在了扎爾巴克利——這座位於平原下面的小村子裡，而且在我看來，他也極有可能在這個地方度過餘生。目前，亞歷山大至少可以隨口叫出這片山區80%的植物的通用名，而他所熟識的這些植物，各個都是市場上的搶手貨。例如，當地人把梨稱作“格魯沙”，把蕁麻稱作“克拉皮瓦”，把鬱金香稱作“凱斯卡爾達克”。亞歷山大採集的那些蘑菇，被當地人稱作“西納諾茲卡”，亞歷山大在兜售這些蘑菇時也喜歡這么說，一來是為了向客人強調這些蘑菇是無毒的，二來作為一種美味佳肴，“西納諾茲卡”早已名聲廣播，因此他能夠以很高的價格將其賣給周邊地區的人們。

但是，所有這些令人驚異的植物在它們到達遠離家園的異國他鄉之後，又是怎樣得到另外一種全新的、琅琅上口的當地通用名的呢？這些纖弱的植物先是經由商人之手被送到船長手中，而後再從旅行者到園丁，從外交家到貴族，從使節到僧侶，經由各式各樣人群的傳遞之後，它們從中亞故鄉千里迢迢遷居至比薩、帕多瓦、普羅旺斯、巴黎、萊頓，乃至倫敦。此時此刻，它們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慣用名。雖然沒有了老“戶籍”，僅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人們也必須為這些遠道而來的嬌客們安排新的“身份”。許多植物在引入歐洲後都被當成藥物使用，這樣做主要是為了增加藥材商可用藥物的範圍，同時提升草藥的效用。當時，絕大多數藥物都是由草藥(它們通常被稱為藥草)配製而成的，假設藥物成分全都名副其實的話，這些新的藥物成分有望提供新的治癒希望。一種植物的藥用價值取決於植物採集者區別不同植物種類的能力，它的經濟價值則會隨著藥用價值的提升而水漲船高。

但是，一些藥劑師擔心草藥經常會被那些更容易獲得的植物魚目混珠，而這正是托馬斯·詹森和他的朋友們前往肯特郡採集植物的主要原因。托馬斯等人計畫前往英國不同地區採集植物，收集他們看到的各種野生植物標本，描述它們的主要特徵和已知用途。這次探尋只不過是一系列探險行動的開始，同時也是一次重要的嘗試，藥劑師們第一次將在英國生長的植物與它們應有的名稱進行對號入座。

事實上，早在英國之前，給植物命名的工作就已經在義大利和法國展開。詹森開始這段旅程的想法和動機也是受了烏利塞·阿爾德羅萬迪的影響，他的事跡令詹森大為鼓舞——這位年輕的義大利植物學家曾在1557年前往西比林山脈進行探險活動，這也是整個歐洲地區第一次旨在記錄特定地區及當地植物群落的探險行動。當然，那時候的烏利塞並沒有稱自己是植物學家，植物學家這個名詞是在這次探險行動結束一百多年之後才在出版物上出現的。植物研究與醫學研究自始至終都緊密聯繫在一起。16世紀的藥劑師、外科醫生或內科醫生，各個都是植物栽種的高手，要想精通醫理，就必須對各種草藥的藥性駕輕就熟。阿爾德羅萬迪也曾專程到義大利城市博洛尼亞，向偉大的植物學家盧卡·吉尼虛心求教。因此，早在16世紀，植物學就已經成為泛歐陸地區知識與物資傳播網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神秘的領域不僅僅是一個吞吐大量信息的交換平台，更是一道無形的網路，把那些希望對自然世界有更多了解的人網羅到一起。然而隨著認知的不斷深入，為了使龐雜的自然萬物有序化，就必須建立一套命名體系。自然界的動植物除原有的拉丁名稱外，還必須有一個常用名，這個常用名不僅要獲得本國大多數研究者的一致同意，而且必須在全球範圍內得到認可與理解。為此，剛剛三十出頭的阿爾德羅萬迪和西班牙極具影響力的藥劑師博加索建立了聯繫。同時他還與腓力二世時期駐馬德里的教皇特使畢曉普·羅薩諾、巴塞隆納醫生米孔·德威茲互遞信息，和法國馬林斯的植物園園主菲利普·布朗雄交換種子。1578年，皇冠貝母剛剛從東方傳到歐洲，阿爾德羅萬迪便送給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這位在普拉特里諾擁有一座著名花園的大公——一張繪有皇冠貝母的油畫。

對自然萬物的認知能夠被組織得井井有條，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植物命名系統。命名學的發展又和歐洲的學者以及他們的贊助人，還有貴族以及土地所有者組成的網路系統緊密相連，所有這些人都是通過一種公共語言，也就是拉丁語進行交流的。當然，對自然認知的渴求只是部分原因，除此之外，藥物學理論的不斷發展及其套用領域的不斷擴大，都是促使科學家們實現“將各種植物對號入座”的重要原因。人們迫切希望更多地了解自然世界，這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典型特徵。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積極的、非宗教的因素逐漸超越了中世紀歐洲長期形成的宗教冥想模式。新時期的精神文化極大推動了古典學識的復興、科學發現、地理探險等活動，同時充分發揮了人類大腦的潛力。藝術也掙脫了宗教的束縛。隨著一種更加理性、更加科學的思維模式的成熟，有關自然世界的研究和分類工作成為了早期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個重要推動力和關鍵的組成部分。14世紀的人們在實驗研究過程中總是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比如嚴酷的冬天、食物匱乏、接連不斷的天災人禍等。作為15世紀上半葉的重要特徵，實驗研究標誌著人類和自然的關係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植物學家、草藥醫生、土地所有者、農民和往來於歐亞兩個大陸的外交家之間逐漸形成了一種卓有成效的緊密關係。威尼斯大使安德烈亞·納瓦格羅曾騎馬在巴塞隆納和塞維亞兩地之間旅行，對當地阿拉伯農民種植的各種莊稼做了詳盡的記錄。貴族安東尼奧’米歇爾於1510年出生於威尼斯，他在威尼斯的特雷維索島擁有一座漂亮的花園。米歇爾曾收到過駐君士坦丁堡和亞歷山大的威尼斯大使送來的植物，他與達爾馬提亞、克里特島以及黎凡特等地區一直保持著聯繫，和那些與威尼斯有生意往來的法國、德國及佛蘭德商人的關係也很密切。由於歐洲的許多貿易往來都要通過義大利的港口，也就難怪義大利在探索植物世界序列的過程中走在前列了。來自地中海地區的學者們將最新的資訊迅速地傳向四面八方，這些信息甚至傳遞到偏遠的北歐地區，於是威尼斯、佛羅倫斯、普羅旺斯、巴黎、萊頓和倫敦就被這樣一條條無形的信息鏈緊緊地綁在了一起。

印刷術的發明對知識的廣泛傳播產生了巨大影響(1454年，在美因茨出版的由教皇尼古拉五世頒發的《贖罪券》就是利用這種新工藝生產的第一套印刷品)。在此之前，信息只是一種個人資產或者財富，只能按照信息所有者的意願，通過口頭或者書信的方式進行傳播，每個掌握信息的人在將它傳遞給其他人之前都可以添加或者刪減內容。印刷書籍的出現則徹底改變了信息接收的途徑，把相同的信息傳遞給所有人。印刷書或許不是信息傳遞的最佳方式，但它的出現成為歷史進程中的新起點，自此以後，人們為闡明真理而進行的鬥爭得以繼續。

最早出版的植物書是一本德語版的草藥書，是在古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後的三十年間出版發行的。但是第一本植物學暢銷書，新版的、熱銷整個歐洲的草藥書則是奧托‘布倫費爾斯於1530年所著的《本草圖譜》。布倫費爾斯本是一名加爾都西會的教士，後來成了路德教會的教師(同時他也是伯爾尼的醫生)。這本書之所以能夠大獲成功，關鍵不在於它的內容，書中絕大部分內容都是由植物學之父——狄奧弗拉斯圖和希臘醫生迪奧斯科里季斯撰寫的古典文本拼湊而成的。這本書的木刻印版由雕刻師漢斯‘魏迪茲獨立完成的。與布倫費爾斯不同，魏迪茲不是一個複製者，書中的所有藥草都是他根據現實生活中的樣子畫出來的。他創造了第一批植物印刷圖像，其中包括睡蓮、蕁麻、車前草、歐龍牙草、馬鞭草、白屈菜、琉璃苣、白頭翁和麟鳳蘭花等，這些花在整個歐洲都可以被非常清楚地辨別出來。所以我們要說，在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為歐洲植物學的發展鋪平道路的是藝術家，而不是那些所謂的作家。

魏迪茲的榜樣和老師是德國文藝復興時期的大師阿爾布雷希特·丟勒。丟勒曾經寫道：“受自然的引導，不要丟掉這點，別指望自己拋開自然的引導還可以做得更好。你將會被引入歧途，因為真正的藝術就隱藏在自然之中，而且只有能夠將它畫下來的人才能擁有它。”對花卉的研究是對自然世界裡那些令人驚奇的現實的快照，這些“照片”全都是在田問地頭裡直接拍攝的，所有植物的每個細節都被準確地記錄下來——如報舂花波浪狀的葉子，耬斗菜角狀的花冠。但魏迪茲對此提出疑義，他認為描述的這些自然特徵並不符合植物學的種屬分類規律。此時此刻，在義大利，萊奧納多·達·文西已經開始利用各類植物的不同肌理進行藝術創作。他曾嘗試在不用木料，不用雕刻的方式，創造出木刻畫的效果。比如，他曾將點燃的蠟燭置於樹葉下方，火焰的不完全燃燒，會在葉子表面離析出一層碳顆粒，而後他把這些“碳葉”壓在紙張之間，由此製造出一張張葉脈拷貝圖，將複雜的葉脈構造呈現在觀眾眼前。達·文西所著的《論繪畫》一書的第六章就是對植物，包括植物的根莖、枝幹、樹皮、花朵和葉子等部位的研究。

在藝術家的幫助下，文藝復興時期的植物學家和自然學家們踏上了一條為植物命名的漫長跋涉之路。在比薩、帕多瓦和博洛尼亞，植物園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出現。因為被巴黎大學拒之門外，並被西班牙的腓力二世和他的十字東征行動驅逐出安特衛普市的新教徒們變得憤憤不平。他們發現自己在英國處於錯誤的宗教陣營，於是聚集到法國南部蒙波利埃的著名醫學院相互交換信息，隨後又在北歐建立了新的中心。20萬法國胡格諾派教徒離開法國，在瑞士、德國、英國和荷蘭定居下來，這些人在佛蘭德已經確立了他們作為知識淵博、極有天賦的栽培者和園丁的地位。這場宗教迫害行動也帶來了一些進步，因為隨著大批移民湧向歐洲，他們將更多有關植物的信息帶到了那裡，隨之誕生了巨大的知識網路。像法國苗圃主人皮埃爾·貝隆這樣的企業家從歐洲以外的地區帶來了大量信息。1546到1548年之間，貝隆生活在黎凡特，出版了有關他的旅行以及沿途的所見所聞，更加激起了歐洲園丁擁有這些奇特植物的欲望。

但是，隨著每一波來自國外的植物的引入，挑選、描述以及將所有植物納入理性命名系統的壓力也在與日俱增。當各種各樣的植物開始從美洲新建立的土地上湧入時，這項任務變得越來越急迫。西班牙人尼古拉斯‘莫納德斯是第一個介紹那些生長在地圖上沒有明確標記的土地上的各種植物的人。1577年，他的書被翻譯成了英文版本，名字為《來自新大陸的好訊息》，其中介紹了許多新奇的事物，比如向日葵和菸草。給植物命名的工作早在公元前3世紀的希臘哲學家狄奧弗拉斯圖時期就已經陸續展開，並且占據了歐洲許多傑出人士的重要精力。您下面讀到的這本書講述的就是他們的故事。

目錄

引言

第一章 開篇

第二章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

第三章 亞歷山大圖書館

第四章 剽竊者普林尼

第五章 求藥之人

第六章 女王寶典

第七章 阿拉伯人對植物學的影響

第八章 黑洞效應

第九章 準人妙手繪丹青

第十章 復活的狄奧弗拉斯圖

第十一章 布倫費爾斯的著作

第十二章 一介狂狷寫性靈

第十三章 義大利之旅

第十四章 第一座植物園的誕生

第十五章 長鼻子的挑剔者

第十六章 威廉·特納結下的網

第十七章 新教盛世

第十八章 格斯納的著作

第十九章 新牧場

第二十章 普朗坦的隊伍

第二十一章 最後的草藥書

第二十二章 英國人的成就

第二十三章 連線美洲

第二十四章 月暈而風，礎潤而雨

尾聲

作者

安娜·帕福德，英國《獨立報》園藝版記者，《觀察家》、《鄉村生活》和《Elle裝潢》等多家雜誌的專欄作家，曾寫作《鬱金香》、《花壇全書》、《植物拍檔》等八部作品，其中《鬱金香》最為暢銷。她是英國古蹟保護組織成員、古代園林及建築修繕工作的負責人，曾耗時近三十年參與重新修復了原屬該地區首席神父的花園。近年來，她又開始了另一處花園的修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