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梵嫂
- 釋義：世人對僧人的女人譏稱
- 時代：宋代
- 出處：《清異錄·梵嫂》
《佛說四十二章經》云：“佛言：人懷愛欲不見道。”又說“人繫於妻子寶宅之患。甚於牢獄桎梏鋃鐺。”故出家為沙門者，不得近女色、蓄妻子。
兩晉以前，中國人出家為僧尼者極少。兩晉以來，出家僧尼人數猛增。僧尼“斷婚姻、無子嗣、棄孝養、絕宗祀”的問題成了社會關注的問題。東晉孫綽（314～371年）《喻道論》引時論云：“周孔之教，以孝為首；孝德之至，百行之本……故子之事親，生則致其養，沒則奉其祀；三千之責，莫大無後；體〔得〕之父母，不敢夷毀……而沙門之道，委離所生，棄親即疏；刓剃鬚發，殘其天貌；生廢色養，終絕血食；骨肉之親，等之行路。背理傷情，莫此之甚！”對此，佛教徒不得不作出回應。東晉慧遠指出，僧尼為“方外之賓”，“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禮；遯世，則宜高尚其跡。”強調僧尼出家的意義在於“拯溺俗於沉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律，廣開天人之路。”所謂“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1] 此後，佛教理論家的抗辯一直持續不斷。到唐代，儘管佛教理論家依然堅持僧尼不近女色的教義，嶺南地區卻“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2] 四川成都也有“剔髪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3] 的現象；到宋代，連京城開封著名佛寺相國寺也發生了僧人破色戒的事，陶谷《清異錄》載：“相國寺星辰院比丘澄暉，以艷娼為妻，”時人譏稱“梵嫂”。上述記事，一方面披露了不少地方確有僧人娶妻的事實，另一方面，記述者無不對這種現象表示抨擊。武后時，內史狄仁傑上疏指斥僧人“身自納妻”；[4] 中宗時，左拾遺辛替否上疏亦指斥僧人“蓄妻養孥”，[5] 以至官府不得不出面干預。唐文宗太和年代，李德裕為成都尹、知劍南西川節度事，曾對“剔發若浮屠者蓄妻子自如”的現象下令禁止。[6] 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頒令“禁……僧人置妻孥”；[7] 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罷僧官有妻者”；[8] 元順帝至元元年（1342年）詔“凡有妻室之僧，令還俗為民”；[9] 明代律令則規定：“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還俗，女家同罪，離異；寺觀住持知情，與同罪……若僧道假託親屬或僮僕為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奸論。”[10]
在史上，有女人的和尚中最著名的人物，應該是與真諦、玄奘並稱為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的十六國時期高僧——鳩摩羅什。鳩摩羅什就有2個兒子10個女人......好吧，他是被迫的，你相信不？這是中國佛教界著名的“破戒事件”，為不少“近女色”的出家人津津樂道。
一代宗師都如此，小和尚便更不在乎規矩了。在某段時間，和尚有“妻”成風，且不乏和尚與尼姑結合的事例。和尚的女人也有了專門的稱呼——“梵嫂”，小和尚則敬稱之為“師娘”，而若和尚本人死去或者另有女人，就遂為眾和尚與長老德范者所有。太武帝拓跋燾打叛軍西至長安時，在寺院內發現有大批藏匿的弓矢矛盾，以及僧人淫亂的密室，遂大怒，下令殺戮沙門，查抄寺院。
但是在後來，“出家人不能有女人”還是成為一個普遍的社會態度。到了唐代，法律上雖然沒有禁止和尚不可以有女人的條款，但在實行執行過程中，是不允許和尚有的。如果置女交友被發現了，和尚要被罰去做苦役的。在武宗發動的一系列滅佛運動中，僧尼就達26萬之多，其中收寺院奴婢為兩稅戶就高達15萬人，沒收寺院財產無以計數，全國寺院占有良田數十萬畝，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相對封閉的莊園，而這15萬奴婢就供僧尼驅使取樂。中國歷史最早從法律層面禁止和尚娶妻的，出現在宋朝。宋時期，中國本土化的佛教禪宗日益興盛，新興寺院不僅擁有大量財物和田地山林，而且還經營商業、從事手工業兼放高利貸，並享有多種朝廷賦予的特權，在這一社會背景下，佛教世俗化的趨勢進一步加強，許多來源於天竺的繁瑣的宗教儀式和戒律被禪宗僧人所摒棄，本應長居寺院深研佛法的僧徒，在鬆動的戒律面前，生活日趨多樣化。他們或寫詩作畫，或花鳥品茶，甚至食肉飲酒人所不拘，“花和尚”們也趕上好日子應世而生了。
宋初陶谷《清異錄·釋族·梵嫂》載，時有相國寺星辰院僧人澄暉，“以艷倡為妻，每醉點胸曰：‘二四阿羅，煙粉釋迦。’”又自詡“沒頭髮浪子，有房室如來。”生活過得“快活風流，光前絕後。”後有一個無賴少年來謁，願意埋單擺酒，只要讓他一睹這位“梵嫂”的芳容，澄暉沒同意。隔日，澄暉所居僧院的牌額被人蒙上新紙，上面調侃地寫著：“敕賜雙飛之寺”，一時為笑。當時還有道士與尼姑結為夫婦的，進士楊何“父本黃冠，母嘗為尼，”好事者傳為笑談：牝驢牡馬生騾子，道士師姑養秀才。
而在宋代的嶺南地區，因為距離中原遼遠，禮教束縛較弱，民風原始野俗，加之當地海上貿易發達，商業及高利貸業非常興盛，寺院資產普遍比較雄厚。因此當地富裕僧人“例有室家，”多有娶妻者。早在唐末，高州刺史房千里所著《投荒雜錄》中有：“南人率不信釋氏，......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曰師郎。”到了宋代，宋初鄭熊隨軍平定南漢，所著《番禺雜記》還曾記載番禹一帶和尚娶妻，人們稱之為“火宅僧。”南宋時人莊綽《雞肋編》中記載，“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富，”以致“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既剃度乃成禮。”這甚至使得當地的僧帽製作有自己的獨特工藝，制帽時“止一圈而無屋”不加帽頂，以便僧人新婚時“簪花其上。”當時有位北方人參加富商之女與某寺僧人的婚禮，場面熱鬧賓客眾多，等新郎出見，“視之，乃一僧也。”驚奇過後他即興題詩一首：“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
這一現象在江南民間也有流行，《雞肋編》曾載，當時的“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恥為營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費，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者，多至四五焉。”可見當時江南僧人公然“包二奶”，卻不為世俗所非。
宋代僧人還是妓院娼館的常客，這在當時的史料記載中多有出現。《笑林廣記》曾記載了一個宋代和尚宿娼的故事：杭州靈隱寺有僧瞭然，常宿於娼妓李秀奴家，並在自己手臂上刺字：“但願生從極樂園，免教今世苦相思。”不久衣缽一空，秀奴與他絕交。瞭然依然迷戀不已，乘醉往秀奴家，被拒之門外，他一怒之下竟殺了秀奴。當時的杭州知府蘇軾判瞭然死刑，還寫首《踏莎行》的判詞：“這個禿驢，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這在《清異錄》、《揮壁三錄》、《輟耕錄》、《志雅堂雜鈔》、《西湖遊覽志餘》及趙葵《行營雜錄》等等書籍中所記尤多。
宋初陶谷《清異錄·釋族·梵嫂》載，時有相國寺星辰院僧人澄暉，“以艷倡為妻，每醉點胸曰：‘二四阿羅，煙粉釋迦。’”又自詡“沒頭髮浪子，有房室如來。”生活過得“快活風流，光前絕後。”後有一個無賴少年來謁，願意埋單擺酒，只要讓他一睹這位“梵嫂”的芳容，澄暉沒同意。隔日，澄暉所居僧院的牌額被人蒙上新紙，上面調侃地寫著：“敕賜雙飛之寺”，一時為笑。當時還有道士與尼姑結為夫婦的，進士楊何“父本黃冠，母嘗為尼，”好事者傳為笑談：牝驢牡馬生騾子，道士師姑養秀才。
而在宋代的嶺南地區，因為距離中原遼遠，禮教束縛較弱，民風原始野俗，加之當地海上貿易發達，商業及高利貸業非常興盛，寺院資產普遍比較雄厚。因此當地富裕僧人“例有室家，”多有娶妻者。早在唐末，高州刺史房千里所著《投荒雜錄》中有：“南人率不信釋氏，......間有一二僧，喜擁婦食肉，但居其家，不能少解佛事。土人以女配僧，呼之曰師郎。”到了宋代，宋初鄭熊隨軍平定南漢，所著《番禺雜記》還曾記載番禹一帶和尚娶妻，人們稱之為“火宅僧。”南宋時人莊綽《雞肋編》中記載，“廣南風俗，市井坐估，多僧人為之，率皆致富，”以致“婦女多嫁於僧，欲落髮則行定，既剃度乃成禮。”這甚至使得當地的僧帽製作有自己的獨特工藝，制帽時“止一圈而無屋”不加帽頂，以便僧人新婚時“簪花其上。”當時有位北方人參加富商之女與某寺僧人的婚禮，場面熱鬧賓客眾多，等新郎出見，“視之，乃一僧也。”驚奇過後他即興題詩一首：“行盡人間四百州，只應此地最風流。夜來花燭開新燕，迎得王郎不裹頭。”
這一現象在江南民間也有流行，《雞肋編》曾載，當時的“兩浙婦人皆事服飾口腹，而恥為營生。故小民之家不能供其費，皆縱其私通，謂之‘貼夫’，公然出入，不以為怪。如近寺居人，其所貼者皆僧行者，多至四五焉。”可見當時江南僧人公然“包二奶”，卻不為世俗所非。
宋代僧人還是妓院娼館的常客，這在當時的史料記載中多有出現。《笑林廣記》曾記載了一個宋代和尚宿娼的故事：杭州靈隱寺有僧瞭然，常宿於娼妓李秀奴家，並在自己手臂上刺字：“但願生從極樂園，免教今世苦相思。”不久衣缽一空，秀奴與他絕交。瞭然依然迷戀不已，乘醉往秀奴家，被拒之門外，他一怒之下竟殺了秀奴。當時的杭州知府蘇軾判瞭然死刑，還寫首《踏莎行》的判詞：“這個禿驢，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這在《清異錄》、《揮壁三錄》、《輟耕錄》、《志雅堂雜鈔》、《西湖遊覽志餘》及趙葵《行營雜錄》等等書籍中所記尤多。
南宋統治階級提倡佛教，僧侶人數激增①。於是在唐五代高級僧侶早已成為殘暴的封建統治階級，他們以叢林為逋逃藪，度牒作護身符，明目張胆地作奸犯科，宿娼、蓄妾以及誘騙良家婦女的醜聞穢事層出不窮。不僅其中的僧人淫亂，世俗男女的密期幽約也多於寺廟中進行。所以宋朝為了佛門清淨從法律層面禁止和尚娶妻。
接下的元朝並沒有繼承這一法規，在元代，和尚是允許結婚生子的，如盜掘南宋皇陵的楊連真迦便有兒子。當年**當道，和尚娶妻比比皆是，“艷妻穠妾，污穢不羞，奪利爭名，奔竟無已，雖俗人所不屑為。”一直到了泰定年間，因為出現了異常的天災，朝臣認為是和尚有女人，穢瀆了天神，元朝“遂復申舊法禁之”，實際仍是一紙空文。元代的和尚更在政治上成為當權派的一部分，氣焰熏灼，他們不僅霸占美貌女人①，而且政府還特地設立了變相的妓院“明因站”供他們淫樂②。當時有一首詩：
近寺人家不重僧，莫道出家便受戒，
遠來和尚好看經。那個貓兒不吃腥!③
據《元史·哈麻傳》載，西蕃僧人伽嶙真善演揲兒法（即房中術），禿魯帖木兒將伽嶙真推薦給元順帝，帝習而喜之，“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於外”。可見，當時的宮妓，不僅要表演歌舞，侍奉統治者，還要充作君臣和僧徒們施行房中術的工具。
元代還有一個怪現象是和尚公開地蓄妓納妾。如《元史·星吉傳》載：“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寵橫甚，數以事凌轢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女樂十有八人。”又元世祖曾命楊璉真加為江南釋教總統，他竟然“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江南的佛教白蓮宗、白雲宗的上層僧侶，更是在自己的寺院中蓄髮娶妻（自己的喔，好似家族世襲的私營企業，和日本某些宗派的家族寺院一樣，把宗教做成了買賣。壟斷教權），儼然一副大家族居家過日子的模樣。
更有甚者，當時的西番和尚竟敢公開入民宅姦污婦女，“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曾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女婦。’”這當然是元代統治者崇信宗教，縱容番僧的結果。
明朝也是明文禁止和尚娶妻的，而且是歷史上規定最嚴厲的時期，這大概與開國皇帝朱元璋本人是和尚出身有關。在明朝，如果和尚娶妻被發現了，後果很嚴重的，可以“亂棍打死”的，術語叫“捶死勿論”。即便花了一筆錢，留下了活命，也要被削去做和尚的資格，趕出寺院。後來朱棣當皇帝時，進一步加重了對和尚娶妻的打擊力度，“有違者殺”，這是中國司法史上對和尚近女色行為，最為嚴厲的處罰手段。僧人、尼姑、道士和牙婆等，是社會上的浮游者，被當時社會視為穩定社會中的不安定因子。如婦女去寺中求子，婦女回去，果然便能懷孕，生下男女，且又魁偉肥大，疾病不生。因有這些效驗，不論士宦民庶眷屬，無有不到子孫堂求嗣。原來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謙恭之態，卻到十分貪淫奸惡。那淨室雖然緊密，俱有暗道可入，俟至鐘聲定後，婦女睡熟，便來奸宿。那婦女中識廉恥的，好似啞子吃黃連，苦在心頭，不敢告訴丈夫。有那一等無恥淫蕩的，倒藉此為繇，不時取樂。如此浸淫，不知年代。因此僧人、道士卻是多種家訓中反覆告誡小心接觸的人群，甚至皇帝一方面出於政策的考慮對佛教持寬容態度，另一方面又對普通僧尼的舉動禁止。如乾隆二十七年對寺觀僧尼以善會為名開場演戲收取錢財加以禁止，將為首僧尼拿獲問罪。①從明代中後期開始，寺廟成為重要的遊樂場所之一，甚至有在寺廟中攜妓唱曲者。道光十八年，鎮國公綿順等帶妓女進廟唱曲受到懲處。②同治八年的上諭中對婦女迸廟燒香嚴加禁止，將護國寺、降福寺等列入禁止名單，表示要對相關廟宇僧尼人等從嚴懲辦，以挽回頹風，並對寺廟的神聖性公開表示懷疑。③ 至於地方法令和鄉村自治條規以及私家訓誡等，更對遊方僧尼持警戒態度。如明代的村規特別提到了禁絕游僧道士賣婆雜戲等進入村內，將僧尼與賣婆等相提並論，視為擾亂社會治安的重要因素。④各類通俗筆記描寫的僧人參與喪葬儀式，演唱佛戲，在現實社會的地方法令中也被禁止。如乾隆二十四年三月，江蘇風俗條約對在喪葬儀式上演出戲劇的僧道進行責處，根據此條約所述，當時有許多僧人將佛經編為戲劇，絲竹彈唱，“儼同優伶”，有不少尼姑為少婦幼女戴發修行，艷服男裝，勾引男婦，與娼妓無異，“又慣人富家演唱彈經，一切引誘淫蕩之事，皆尼庵之所有”⑤。有的地方文告中將寺廟與戲館、遊船、賭場、青樓等並提。⑥有的地方為查禁廟戲而出現過激行為，如河南一知府將觀看廟戲的婦女堵在廟中，令衙役告訴婦女：“汝輩來此，定是喜僧人耳，命一僧負一婦女而出。”此舉雖然引起批評，但是也說明了寺廟和僧尼在大眾心目中的位置。①清代紹興師爺傳抄的秘本《示諭集錄》指責僧人：“不持戒律，靜居僧舍，梵音作鄭、衛之聲，應赴道場，諷誦優伶之曲。”“男女雜沓，僧俗喧闐，嗟彼狂且，豈能死灰而槁木，顧茲少艾，將無火欲而水貪，似此風化所關，亦且佛門有礙。”許多閨箴警告女子不要進寺廟，因為許多邪淫皆由參僧禮道而起。② 之所以有如此想法，也是因為當時社會上不少姦淫案件與遊方僧人有關。明清兩代編寫的公案集中記載了許多與僧人有關的案件，如明代編輯的《包龍圖判百家公案》第二十回《伸蘭瓔冤捉和尚》，第四十五回《除惡僧理素氏冤》，第五十六回《杖奸僧決配遠方》等，都是寫和尚犯姦淫之罪的故事。另外一部案例集《郭青螺六省聽訟錄新民公案》中的《淨寺救秀才》、《和尚術奸烈婦》等案件都與僧人相關。《古今律條公案》將案例分成若干類別，其中一類為“淫僧類”，其中的案件如《蔡府尹斷和尚姦婦》、《張府判除游僧拐婦》等皆為淫僧姦淫婦女的案例。《國朝名公神斷詳刑公案》的“姦情類”、“奸拐類”、“威逼類”都收有一些淫僧故事。
近代皮定均回憶錄《鐵流千里》;有的地區的地主惡霸居然還保持著中世紀慘無人道的“初夜權”。少林寺的和尚也擁有大量土地，周圍幾十里內的農民大多是他們的佃戶，有些所謂“六根清淨”的和尚竟公開要挾佃戶說：‘有閨女的種水澆地，有好媳婦的種好地，有爛媳婦的種爛地，沒有女人的開荒地！’少林寺佃戶的閨女沒人家願娶，小伙子沒有人家願嫁，家家都有一篇慘痛的血淚史。
《郁達夫文集》中所述的浙江諸暨避水嶺西山腳下的石和尚，“從前近村人家娶媳婦，這和尚總要先來享受初夜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