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遠謀

梅遠謀(1897-1980),字一略,湖北黃梅人。1925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九三學社社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梅遠謀
  • 別名:字一略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湖北省黃梅縣
  • 出生日期:1897年冬
  • 逝世日期:1980年
  • 職業:教授
  • 畢業院校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 代表作品:《中國社會主義貨幣信用學》
簡介,軼事,

簡介

梅遠謀留學法國,博士。字一略,湖北黃梅人。1925年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1932年留學法國,先入巴黎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後入巴黎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任重慶大學商學院教授。後任四川大學雲南大學等校教授,東北大學經濟系主任,雲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等職。新中國成立後,任西南人民革命大學教授、四川財經學院(今西南財經大學)教授等。著有《從自貢市商業信貸實驗田看商業信貸的方向》、《中國社會主義貨幣信用學》、《貨幣學說史》等。

軼事

提起梅遠謀教授,在年長一些的校友中會不約而同地聯想起他那魁梧的身材、翩翩的風度以及那神采奕奕的眼神和略帶幾分嚴肅而又和藹可親的笑容。在半個多世紀的教書生涯中,他有近30年的光陰在光華園中度過:這裡曾留下他辛勤耕耘的足跡和心血灌溉的苗圃,曾閃爍著他宿舍里午夜備課的燈光,迴蕩著他講課時宏亮的嗓音;這裡也曾有過對他關懷備至的領導和風雨同舟的老友,還有陪伴左右的老伴(趙希賢老師)、幼女(婉生)和遠道前來探親的子女們。是啊,光華村對於雙親,曾是他們紅燭丹心、煥發著光和熱的舞台,曾是他們茹苦哺育子女成長的搖籃,也曾是他們經受“文革”血雨腥風洗禮、度過漫漫長夜的故地……而今,這裡已是晴空萬里,風和日麗,高樓林立,風情萬種,已成為培育新世紀財經人才的高等學府,開發祖國西部的前哨陣地。他們在天之靈有知,該是多么喜悅和欣慰啊!
他經李四光推薦留學法國五年,獲博士學位後回國,受聘重慶大學,與馬寅初同開“貨幣銀行學”。
1897年冬,梅遠謀出生在湖北省黃梅縣一個農民家庭。弟兄3人,他是長子。他自幼勤奮好學,寫得一手好字,每逢春節,幫鄉親們寫楹聯,深受鄰里讚許,且能光耀門庭,他常以此為榮。讀完中師,祖父同意他到武昌高師繼續深造(公費)。由於成績優異,畢業後被委任為湖北省省立第三國小校長。那時,趙希賢中師畢業,任第四國小教師。他們自由戀愛結婚,梅遠謀26歲,趙希賢20歲。二人月薪不薄(共約200塊銀元),婚後五六年間,養育子女5人,併購置一樓一底舊房一幢,生活可算小康。但他們並不安於現狀,梅遠謀決心出國留學,以實現“讀書救國”的理想。通過二舅李四光(著名地質學家)的推薦,得到了一個去法國自費留學的名額。當時法國巴黎大學承認中國幾所名校畢業生的學歷,可免試入學,武漢大學(武昌高師是武大的前身)也是其中之一。為了籌集足夠的旅費和學費,先是以樓房出租,趙希賢帶著一家8口(5個子女,最大的不到5歲,最小的雙胞胎剛滿月,還有岳父母)住進簡陋的平房;接著,又以樓房為抵押,向漢口市一家商人貸款。八口之家的生活重擔和梅遠謀留學的學習費用僅靠妻子一人月薪維持,顯然不夠,趙希賢又採取了“打會”等辦法,支撐著梅遠謀碩士2年、博士3年的學習。
梅遠謀在法留學異常勤奮,生活十分簡樸,立志學成回國,為祖國的富強貢獻畢生精力。記得1937年年初,趙希賢帶著未滿10歲的大女欣生去漢口碼頭迎接從法國歸來的梅遠謀時,只見他一手提著一支舊皮箱,一手提著一簍船在廣州碼頭靠岸時買的柚子,作為給闊別了5年的孩子們的“雜包”。事實上,他在獲得法國南錫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的半年,四處求職未果,家裡已是負債累累,無力償還,只得將抵押的樓房償還貸款。不久,抗戰爆發,津京失守,上海淪陷,武漢危在旦夕。經二舅李四光(時任中國地質研究所所長、重慶大學客座教授)舉薦,重慶大學校長胡庶華決定聘他為商學院教授,與時任商學院院長的馬寅初同開“貨幣銀行學”課程。他接受了聘請,於是扶老攜幼,離鄉背井,隨逃難大潮來到重慶,好在還有一個謀生的職位等著他。從此,開始了他在高等學府30餘年教書育人的生涯。
他的博士論文《中國的貨幣危機——論1935年11月4日的貨幣政策》回答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貨幣危機產生的深刻根源
20世紀30年代的舊中國處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列強肆虐,政府無能,神州大地,滿目瘡痍。作為受過高等教育又肩負教書育人和家庭生活兩副重擔的知識分子,能胸懷祖國,毅然放棄眼前的小康生活,離妻別子,遠涉重洋,去追求真理,探索強國富民之道,確屬難能可貴。
在留法學習期間,他把目光投向國際經濟關係問題的研究,密切關注著祖國的前途命運和政府所採取的財政金融政策,並多次發表論文,闡述自己的真知灼見。字裡行間閃爍著堅持真理的骨氣,洋溢著熱愛祖國的滿腔熱忱。他在《中國的白銀外流與貨幣危機—兼駁國際經濟關係均衡論》一文中,戳穿了資本主義列強以所謂“國際經濟關係均衡論”為幌子,對世界經濟落後國家進行經濟侵略和掠奪的實質;並針對當時一些經濟學者關於“中國白銀外流與美國白銀政策無任何聯繫”,把危機歸結於“金融機制的不完善和銀行體制的缺陷”,認為“出現赤字是由於過量進口”,“借貸是為了填平赤字以維持賬面平衡”等錯誤論調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他說: “假如美國不實行白銀政策,也就沒有世界上的銀價上漲,請相信,危機肯定不會在這個時期爆發,而且也不可能以這樣的形勢蔓延。”他的經濟學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的貨幣危機——論1935年11月4日的貨幣政策》專著,在收集整理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我國貨幣發行、物價漲落、進出口和匯價變動等大量數據和事實的基礎上,科學地論證並正確地回答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的貨幣危機產生的深刻根源和直接原因。他認為:“原因是多重的,但美國的白銀政策是直接原因”。並指出:“中國是美國這個政策的最大受害者”。他還以大量的調查材料揭示了危機的種種表現,中國政府為解決危機所採取的措施和1935年11月4日貨幣改革及其後果。他一針見血地指出:“1934年出現的貨幣危機是中華民國建國以來最嚴重的事件。……我們研究了這次危機,客觀地考察了為這次危機所開出的“藥方”,而這付“藥方”恰恰構成了1935年貨幣改革的重要內容。從環境的方面看,它完全搞亂了中國的金融和經濟形勢”。他在該論文的結尾大聲疾呼:“我國貨幣當局應睜著眼、豎著耳,好好看看和聽聽在世界各地關於貨幣所發生的一切!”他呼籲國民政府採取緊急措施杜絕白銀外流,拯救貨幣危機。我國金融學界知名學者、校金融系原系主任曾康霖教授在該書中譯本序言中指出:“這一結論在當時還不被所有的人接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已被金融學界和金融界公認,因為它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是完全正確的。”
寫到這裡,筆者回憶起梅遠謀在回答“什麼叫國際經濟關係均衡論”時,曾親切地說:“欣生,你是學經濟的,連這點都不明白啊,你曉得強盜搶劫總要戴一幅假面具,做賊心虛嘛!帝國主義以強凌弱,向世界上弱小國家進行經濟掠奪,又不讓你認清他們的真面目,這個‘學說’就起這個作用。事實上,大國和小國,富國和窮國,在國際地位上是不可能‘平等’的,經濟關係上,也不可能是‘均衡’的。”我還問過他:“在這篇博士論文的答辯中,你的導師最看中的是什麼?”他毫不猶豫地回答:“一是它的科學性,有學術價值,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再一點就是他們很讚許有骨氣、愛祖國的中國人。所以,我們中國人應該有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要自己瞧不起自己,要做一個有骨氣的中國人。”這些擲地有聲的肺腑之言,在我們心的深處是“永不消逝的電波”,它激勵著我們每一個熱愛祖國的有志之士,以“我是中國人”而自豪,立志為祖國母親的富強而拼搏、奮鬥!
他是曾康霖教授的啟蒙老師,手把手教他怎樣教好“貨幣銀行學”,當好一名高等學校教師……
1997年10月25日,西南財經大學重慶校友會召開年會,隆重紀念梅遠謀教授誕辰100周年。曾經在相輝學院(西南財經大學的前身)銀行會計系讀書的李太有校友(原學校地下黨員,分工負責了解教師政治思想和教學表現。現重慶市市中區黨校教授、西南財經大學重慶校友分會秘書長)回憶:“解放前相輝學院學術自由的空氣十分濃厚,實行學分制,由學生選擇講課教師。梅老師上課,屬‘叫座’一類。由於他師德高尚,治學嚴謹,與國民黨反動派保持距離,更不與其同流,在政治上、人格上體現了中國高級知識分子的愛國熱忱和為人師表的美德,這是他以後成為‘九三學社’社員的政治思想基礎。凡是聽過他講課的,都覺得他上課準備充分,不是就理論講理論,而是結合國民政府貨幣改革,發行銀元券、金元券不可避免造成通貨膨脹,導致金融混亂,民窮財盡等實際問題進行講解,深入淺出,針砭時弊,得到學生的尊敬。他確實付出了極大的心血,為新中國培養了一批人才,可稱桃李芬芳,功不可沒。”
曾康霖教授在《中國的貨幣危機》一書中譯本序言中寫道:“梅遠謀教授是我學‘貨幣銀行學’的啟蒙老師,在大學本科期間是他親自給我們講授‘貨幣銀行學’。大學畢業留校任教後,又是他手把手地指導我怎樣當好一名高等學校的教師,怎樣教好‘貨幣銀行學’……”他獻身於祖國的教育事業,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高級財經人才;他熱情關懷青年人的成長,為學校培養了一支師資隊伍;他一直堅持在教學第一線,幾乎期期上課;年近花甲還親自帶領學生去溫江農村調查,提出建立農村信貸合作社的建議。他的滿腔熱情來源於對黨、對國家、對新社會、對教育事業的熱愛。1956年,他在學習筆記中寫道:“過去,我在舊社會教書,沒人管,沒人問,好像很自由似的,但實際並不自由:第一,教書沒有保障,當局不要我,不續聘,只好乖乖捆起行李,攜老扶幼,另找棲身之所;第二,教書收入不得一飽,生活處在威脅之中;第三,外患內憂,天災人禍,紛至沓來,既不敢參加革命,也不願與反革命為伍,精神上極端苦悶,前途茫茫,只得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所有這些情況,我今天回憶起來,對比一下,覺得今天才是真正解放了,自由了。”1980年他偕夫人趙希賢離蓉赴渝去大女兒欣生家養病,來到他曾工作過的重慶大學,對比新舊社會的酸甜苦辣,百感交集,賦詩一首:“四四年前來山城,教書餬口兩相因。世事滄桑多變動,當年舊侶無幾人。天下英才今勝昔,庭前玉樹已成林。老伴聯翩回壩上,重慶河山分外明。”再一次表達了這位老一輩知識分子的畢生信念和愛國精神。
他既是嚴師,又是慈父。他的離去,讓親朋好友悲傷。《吊梅老》云:晨起細雨霧茫茫,冬季寒風盪。……
梅遠謀一生共養育了兒女5人(四女一男。原雙胞胎中一人因天花夭折,妻子40歲時又生了小女兒婉生)。他們不僅對子女的健康成長生活上關懷備至,舔犢情深,而且十分重視從小就培養子女養成勤奮學習、不怕困難、自立自強、熱愛祖國的品格,樹立遠大的理想,並且以實際行動指引著她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鞭策著她們努力工作,服從需要,聽黨的話,為祖國、為社會多做貢獻。“子女不是我們的私有財產”是他們為國育才的座右銘。他們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1951年,兒子遂生回憶道:“抗美援朝開始,那時我在重慶大學念書,我怕父母不同意,偷偷報名參加軍幹校,後來父親知道了,不僅沒有責備,反而支持鼓勵,我為此寫了一篇短文,被新華日報刊登。1952年我大學畢業,又自願參軍,時值抗美援朝戰爭方酣,我被分配到通訊兵部隊,父母也是支持鼓勵;參軍後,因執行任務保密原因,有時幾個月未寫家信,父母也能諒解。父母常說: ‘兒女不是我們的私有財產,我們培養子女是為國家培養有用的人’。”
1964年,小女兒婉生大學畢業,面臨工作分配,梅遠謀已68歲、妻子62歲,且患有多種疾病,年長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紛紛寫信回家希望小妹留在父母身邊,而他們卻在小女兒填寫分配志願表前諄諄告誡說:“婉生,好兒女志在四方,你不要不放心我們,你要像哥哥姐姐們一樣服從分配。”婉生在回憶中寫道:“我聽了爹媽的話,在一、二、三志願欄中分別填了三個‘服從分配’,臨行前,雙親再三叮囑:‘要聽黨的話,要依靠組織,努力學習,好好工作。生活上要學會自己照顧自己。’我就這樣離開了撫育我18年年邁的爹媽,留下了心中揮之不去的牽掛……每當我寫信告訴二老我是怎樣在艱苦勞動中改造自己,並受到農民和工人的好評時,他們都引以為慰。”
為了照顧晚年多病的雙親,大女欣生是1951年相輝學院(西南財經大學前身)經濟系畢業的,請求父親向學校領導申請,願從重慶調到成都,卻被父親婉言謝絕。他說:“你的家在重慶,從工業部門轉到學校是大改行,你還有兩個兒子在重慶讀書,到成都來會給你帶來許多困難;再說,我們現在還能動,有組織照顧,以後實在不行了,我們再到重慶去吧。”他們決心不向領導打報告,既不願影響子女的生活和工作,也不願向組織“叫苦”。自小女兒離家後,雙親就長期孤獨地生活著,而且和學校許多知識分子一樣,受盡“文革”的折磨和煎熬。
粉碎“四人幫”後,他寫了一首打油詩:“兒女都不在身邊,老伴相依應相憐,莫因小事常嘀咕,要為大局多顧全。砸爛枷鎖精神爽,撥開雲霧見青天,皓首餘生多幸福,爭取再活十來年!”那時,他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且患有嚴重的肺心病和類風濕關節炎,生活難以自理,而心境卻如此豁達大度、樂觀開朗!子女每次回家探望,都以淚洗面,不忍離去。直到1980年,病情惡化,住進省醫院,長期臥床不起,經再三動員,才同意和母親一道去他曾工作過的重大校園大女兒家中休養。當時,他十分興奮,寫下了前面曾康霖老師介紹的那首詩。詩成後告訴大女兒說:“欣生,詩中最後一句‘重慶河山分外明’是‘雙關語’,一是指重慶這個地方,再就是慶祝粉碎‘四人幫’後祖國山河一片光明。”在他心的深處也感到自己沉疴難愈,來日不多,把老伴送到子女身邊,他才能放心地離去。他在欣生家僅住了四個月零七天,因心力衰竭送醫院搶救無效與世長辭。
就在這短短的四個多月中,平時睡眠時多、甦醒時少的梅遠謀,每天要老伴為他讀報(因他視力減退不能看報紙和電視),當他知道科學家彭加木在新疆科考失蹤的訊息後,每次甦醒過來,都急切地問:“彭加木找到沒有?快找呀!國家需要這樣的人才呀!”一顆念念不忘黨的恩情和祖國前途的赤子之心在他的胸腔里跳動,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重慶大學為曾在學校任教的辛勤園丁梅遠謀教授籌辦了隆重的追悼會,四川財經學院副院長林雲致了悼詞。重慶大學副校長金錫如在《吊梅老》詞中深情地寫道:“晨起細雨霧茫茫,冬季寒風盪。曾憶月前造訪,不期竟而仙航。憶往事,惜流光,易成傷。願君安息,喜看人間,正義伸張。”梅遠謀原來在重大時因被選為教授,並與馬寅初同時開過“貨幣銀行學”課程,深受馬老器重。當長期臥病的馬老聽到梅遠謀逝世的噩耗時,囑家屬發來唁電,並送花圈為他送行。
二女慧生在回憶雙親一生時寫道:“他們沒有辦法選擇時代,每個人都不可能選擇。但是他們在國民黨統治下那個風雲多變的詭譎時代中,能夠剛直不阿,正義凜然,自強不息,誨人不倦,已是不容易;新中國成立後,在階級鬥爭的風暴中,他們又能顧全大局,默默忍受不公正的待遇,從未向子女發過怨言,更是難能可貴了。現在回想起來,仍然令我們肅然起敬,永遠銘記在心!”
梅遠謀離開我們到今天已22個年頭了,他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的愛國情懷和學術成就將永載史冊;而他對家庭、對子女的關愛和溫馨,將深深地藏在我們的心底並傳諸子孫。這篇短文,難以表達他拳拳愛國之心和對子女的悠悠父子之情。最後,請允許我們用欣生的老伴伍子玉“泣別”詩作為結尾吧。詩曰:“泰山含笑登西天,成林玉樹留庭前。嘔心瀝血育桃李,四化偉業著先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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