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存秀

梁存秀，別名梁志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已離休。1956年夏季，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班畢業，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曾任《哲學譯叢》責任編輯，《自然科學哲學問題叢刊》主編和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卷自然辯證法部分常務副主編。主要從事德國古典哲學的翻譯與研究。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梁存秀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931年6月
• 性別：男
• 籍貫：山西省定襄縣

主要著作

《黑格爾的自然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學術講座

《自由的體系——費希特的哲學》

主要譯著

《從哲學看控制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出版）；《先驗唯心論體系》（與薛華合作，商務印書館1978年出版）；

與《黑格爾全集》主編瓦·耶施克交談

《自然哲學》（與薛華等合作，商務印書館1980年出版）；

《論學者的使命·人的使命》（與沈真合作，商務印書館1984年出版）；

《感覺的分析》（與洪謙等合作，商務印書館1986年出版）。

主要論文

《德國古典哲學中的目的性與因果性》（《論康德黑格爾哲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德國古典哲學中的邏輯東西與理智直觀》（《哲學研究》1985年第4期）；

《德國古典哲學中的進化與退化》（《康德黑格爾研究》（第一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德國古典哲學中的空間與時間概念》（《德國哲學》（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出版）；

《謝林》（《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第六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梁志學譯《小邏輯》

梁志學先生《小邏輯》新譯之觀感——鄧曉芒

凡是對我國的西方哲學史研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迄今為止，在數量越來越龐大的西方哲學著作翻譯作品中，真正對中國人的哲學思維方式產生了體系性的影響作用的，非黑格爾的《小邏輯》莫屬。其原因不外乎這樣幾點。一是黑格爾這部著作本身就是一部最具體系性的完整的純粹哲學著作，它是整個西方哲學此前發展的集大成之作，從它身上可以在不大的篇幅中極為凝鍊地窺見並領會西方思維方式最重要的核心和秘密；二是由於張頤、賀麟等前輩學者的努力介紹，黑格爾哲學是自從上個世紀初以來最早進入中國思想界的西方哲學思想之一，而之所以黑格爾的思想能夠在中國暢行，無疑與他的許多觀點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某些看法具有不少暗合之處有關；三是二十世紀後半葉，黑格爾由於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淵源關係，是在國內各種政治運動中受到衝擊較輕的西方思想家，因而對他的思想的研究也就得以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仍然悄悄進行，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前我國西方哲學園地中可以說得上沒有被完全摧毀的極少數劫後餘生者；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黑格爾哲學的翻譯質量堪稱上乘，其中尤以賀麟先生所譯《小邏輯》最具代表性。賀先生本人是中國現代思想界的著名哲學家，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和哲學的造詣，且有自己的中西匯通的哲學體系（“新心學”），以哲人而譯哲學名著，自然在各種條件上占盡優勢。他所翻譯的《小邏輯》，不僅文字明白暢達，而且飽含哲思，將這位號稱“晦澀哲學家”的高度思辨的思想傳達得淋漓盡致，自1950年初版後，又於1954年修訂再版，至1962年已重印了8次共8萬餘冊，1980年7月再次修訂重印，到1981年4月僅9個月時間就重印了6次，計二萬七千五百冊！直到今天，雖然黑格爾哲學早已不像當年那樣被年輕一代學人所迷戀，賀譯《小邏輯》仍然是各個書店的書架上的長銷書。可以說，賀譯《小邏輯》影響了現代中國好幾代學人，提高了他們的思維層次，甚至決定了許多人的致思方向。

當然，任何翻譯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尤其是當文化傳遞的接受方的思想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一部經典著作原則上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將某個譯本立為絕對的“定本”，而總是必須隨著人們的理解程度、時代需要和接受視野的變化而要求有新的譯本。賀先生在世時不斷地修訂自己的譯本就是明證。總的來說，賀先生的譯本最大的優點表現在“達”的方面，讀這本書，中國人首次明白了什麼是西方純粹的“形上學”，並被激發起深入研究的興趣；但這個譯本主要依據的還是瓦拉士的英譯本，雖然參考了德文格羅克納本和拉松本，後又吸取其他學者的意見依德文本多次作過修訂，然而總體上英譯本的痕跡仍然還在。再者，正如英譯德文著作所常見的一樣，賀譯本中意譯的成分也較多，不太嚴格遵守德文原文的語序和用詞。所以如果隨著人們對學術要求的提高，要真正深入地研究和推敲黑格爾思想的細節，不僅原原本本地吃透黑格爾思想的精髓，而且挖掘其文本中某些隱藏的意思，賀譯本就顯得有些不適應需要了。這種不適應從賀先生當年決定對譯本進行修訂時雖已經表現出來，但由於中國學術界二十多年的基本停滯不前狀態，到八十年代幾乎是一切從頭開始，然後許多青年學者就對黑格爾哲學不屑一顧了，所以問題還並不太突出。不過有少數學者較早地意識到有必要立足於時代提出的新的要求對該書從德文原版進行完全重譯，具有對學術發展規律的前瞻性，梁志學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梁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即已開始依據德文版對《小邏輯》進行重譯，到1984年初稿完成，後來因種種原因放下了，轉而從事費希特哲學選集的翻譯，在這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直到2001年才又重新回到《小邏輯》上來，最後的成果就是2002年底才出版的這部新譯本。除恢復了德文原名《哲學全書·第一部分·邏輯學》（並註明仍可使用《小邏輯》這一俗名）外，該書是國內第一次完全從德文原版直接譯過來的《小邏輯》譯本，顯然更適合於對黑格爾哲學的專門的學術研究（當然這也並不否認賀譯本仍然具有黑格爾哲學啟蒙和入門的作用），滿足了我國當前學術研究水平已顯著提高這一新形勢的需要。對照德文版初步翻閱了一下譯文，我感到新譯本有如下優點：

1、有些譯法更為準確了。這裡只舉兩例。賀譯本在1981年版的第260頁上有一段話，我怎么也讀不懂：“這樣，本來想要揚棄矛盾的根據好像又發生了一種新的矛盾。但即就根據作為一種矛盾來說，它並非靜止地堅持其自身的矛盾，毋寧要力求排除矛盾於自身之外。”按黑格爾的意思，矛盾應當是一切運動之源，怎么可能被“靜止地堅持”？根據本身即是一種矛盾，又怎么可能把矛盾“排除於自身之外”？後來我查到德文原版（《黑格爾全集》紀念版第8卷第282頁），這段話後面一句為：Als solcher aber ist er nicht das ruhig in sich Beharrende? sondern vielmehr Absto﹖en seiner von sich selbst．於是將這句話改譯作：“但即就根據作為一種矛盾來說，它並非靜止地堅持其自身，毋寧說它要力求把自己排除於自身之外。”（可參看拙著：《思辨的張力——黑格爾辯證法新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25頁）意即根據並不是無矛盾地堅持自身，而是一種自我排除的矛盾。這裡雖然理順了其中的意思，但仍有遷就賀譯本的痕跡。這次讀梁先生譯本，發現譯文更加忠實於德文原文：“但作為矛盾的根據並不是靜止地僵持在自身的東西，而是根據對其自身的排除。”（梁譯本，第232頁）在這裡，“僵持”（或堅持）和“排除”都恢復了原文的動名詞形式，與“根據”一詞更具有直接的對應關係，徹底杜絕了可能的誤解。

又如賀譯本第7頁上有一段話：“這樣一來，於是哲學在這些人手裡遭遇了最惡劣的命運，當他們裝模做樣要研究哲學，一方面要理解它，一方面要批判它時，許多物質方面，精神方面，特別是宗教方面的活生生的事實，由於這些反思式的抽象思想不能把捉它們，因而遭受歪曲了。”讀起來一氣呵成，十分順暢。但梁先生的譯文卻是：“當人們裝模作樣研究哲學，一方面要理解它，一方面要評論它時，哲學本身在這些人手裡一定會遭遇到最壞的命運。正是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的、尤其是宗教生活的事實，會遭到那種無法理解事實的反思的歪曲。”查德文原版中，“當……時”這一從句是屬於“哲學……命運”這一主句的，而不是屬於“事實……遭受歪曲”這第二個主句的，梁先生的譯法顯然更精確。雖然意思在這裡並無很大的出入，但構想一個年輕人想要從賀先生的譯本中學習如何進行哲學翻譯，又不具備賀先生那樣強的理性把握能力，就有可能以為這樣打亂原文的語法結構是無關緊要的事。現今許多譯文很難卒讀，在不少情況下都與任意竄混句子的語法關係和上下文結構有關。而梁先生的譯文在這方面是非常嚴格的。

2、梁先生在書中加上了180多條譯者注釋，充分體現了該譯本的專業性。這些注釋不單單是一些人物資料、引證和典故的出處，而大多數是對一些深層背景知識的介紹，如黑格爾的某一提法見於黑格爾其他某本著作或他以前某位哲學家的著作及言論，或後人（如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對這一提法的評論；又如黑格爾某個觀點最早是由誰在何處提出來的；再如黑格爾所討論的問題在當時的語境、他的論敵的觀點的介紹等等。所涉及的資料凡有中譯本的，譯者都詳細列出，大大方便了中國讀者的查閱。讀了這些注釋，人們可以對黑格爾的思想有一個身歷其境的全面把握，黑格爾被放到了整個西方哲學史的源流和對話的語境中，而不再是一個孤立的獨白者。這樣的翻譯在當前的哲學翻譯作品中是極為罕見的，因為它需要譯者對整個西方哲學史、尤其是對德國古典哲學的幾位大家有廣博的知識和深透的理解，目前具備這種功力的譯者在國內寥寥無幾。梁先生在這方面則是駕輕就熟，除費希特選集外，他的黑格爾《自然哲學》、謝林《先驗唯心論體系》等譯作早已是膾炙人口的名篇，他對康德哲學也有很深的造詣，因而不少注釋其實是他自己長期翻譯和思考的研究心得。

3、該譯本注意尊重和吸收前人在黑格爾翻譯上已經做出的成果，擇善而從之。這一點看起來容易，其實是需要很高的眼光的。現今有些譯者喜歡標新立異，將本來很好的一些譯名故意摒棄不用，搞出一些個人性很強的譯名來，以顯示自己的獨創性（等而下之的連人名都要譯得怪怪的），徒然增加了讀者理解的困難。梁先生是術語譯名上的“改良主義者”，他主張“沿著賀先生開闢的途徑前進，並在若干地方作出改進和修正”。而在作出修正時，他還參考了其他前輩學者的譯法。如Schein一詞，賀先生原譯作“假像”，梁先生吸收了楊一之先生的譯法改譯作“映像”。又如賀先生將Reflexion譯作“反思”，梁先生同意這一譯法，但認為在表示“本體論的關係”而不是“認識論的關係”時應增加一種譯法即“映現”。再如die schlechte Unendlichkeit一詞，過去都譯作“惡的?壞的?無限性”，梁先生主張改為“單調的無限性”，顯然要好得多（不過，我以為“映現”一詞丟掉了原文中的Re－，似譯“反映”更好，它同樣可表達本體論的含義；“單調的”的確符合在同一層面上無限相加的意思，但黑格爾用這詞的本意更可能是要強調其“樸素的”這層含義，暫且存疑）。至於被稱之為一個“大禍根”（王太慶語）的Sein的翻譯問題，梁先生仍舊依賀譯本作“存在”，我也以為這至少是目前比較穩妥的辦法。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該譯本一個很容易彌補的不足就是缺乏一個全書的譯名索引，當然這在以前是根本不算什麼不足的，但現階段我國學術研究所達到的水平對這方面似應有更高的要求。

梁先生是我在德文哲學文獻翻譯上的第一篇處女作康德《實用人類學》譯稿的審稿人。記得當年（1986年）接到梁先生寄回給我的經過批改的譯稿和充滿鼓勵的回信時，感激和欽敬之情難以言表。梁先生的字跡清秀而嚴整，包括信封上的字都一筆不苟，幾乎可作“硬筆書法”的范帖，令我深感驚異。這種字只有心氣極為充盈的人才寫得出來。梁先生作為前輩名家對我的點撥使我在翻譯技巧上茅塞頓開，更重要的是，他的嚴肅認真的學問態度給我的示範是我終生難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