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氏易學學派

“桐城文派”的流派特徵，是以教師為主體的作家群。姚鼐所言的“天下之奇山水”，同時見證的除山水綺麗外，是地方農耕不能發達之狀。農耕發展的困難，傳統文化的負面影響，桐城商業便不會走徽州之路，使“讀書—科舉—仕宦”之路成為必然。但能走到“第三步”的人，畢竟極少。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桐城方氏易學學派
• 特徵：以教師為主體的作家群

學派介紹

簡介

以方以智為首的桐城方氏學派，是明末清初與浙江學派等齊名的重要學派，作為明末清代精神的一個重要側面，這個學派堅持的學術研究價值的取向（提倡易學與科學相結合、哲學與科學相促進、中學與西學相會通、考據學與義理學兼用、實學與玄學兼顧），對我們今天探討傳統文化如何現代化有極大的啟示，值得高度重視。發源於桐城派的發源地桐城，對當今社會仍產生重要影響。

流派特徵

而走到“第二步”的讀書人，最終多以執教授館為生。即便是走到了“第三步”，如姚鼐、吳汝綸等，最後仍常見辭官謀館，作書院山長。他們因教學的需要，既要作文，亦要講文，文風必須介於“廟堂文學”與“山林文學”，即須講“義理、考據、辭章”，以保證應試的需要和文章的精彩。早年，姚鼐欲投戴震門下，為戴震拒絕。但戴在給姚的回信中，提出了“義理、考據、辭章”的治學要求。姚鼐將戴說作文學解，本是曲解，或言賦予戴說新的內涵。縱觀“桐城文派”的作家作品，作品的特徵並不明顯，只有“教師”這一身份十分醒目。方苞、姚鼐、劉大、吳汝綸、馬其昶、姚永朴如此，桐城之外的管同、梅曾。

早期發展

方氏父子

明代方以智父子，以數衍易，醫易會通，從“質測即藏通幾”“立象極數，總謂踐形”的觀點出發，把律歷、象數、醫藥、占候……等都看作是“聖人通神明，類萬物，藏立之《易》”的“數理”（方以智：《通雅自序》）；其“核物究理”、“探求其故”的易學思想，也可以說是走出中世紀的近代“科學易”的先聲。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

桐城方氏易學學派，可以說是“科學易”的早期形態。方以智自覺地意識到，他以易學為根基的自然哲學體系的建立，是“因邵、蔡為嚆矢，征《河》、《洛》之通符”，“借泰西為剡子，申禹、周之矩積”（方以智：《物理小識·編錄緣起》），即是說，一方面繼承邵雍、蔡元定等所提倡的象數圖書之學的易學原理，另方面引進西方新興質測之學，並藉以發揚祖國科學思想的優秀傳統。這正是“科學易”的基本思想特徵。十八世紀，戴震、焦循等沿著這一思路，繼續推進“科學易”的發展。此後，中國文化的近代化的正常歷程被打斷。我們民族在深重的苦難中步入近代。人們迫於救亡圖存的政治形勢，忙於日新月異的西學引進，來不及去清理易學遺產。“科學易”的研究瀕於中斷；而在西方，從萊布尼茲到愛因斯坦、玻爾、李約瑟等，把中國易學中某些象數結構納入現代科學的語境和視野，對“科學易”不斷地有所探測。在二十世紀中西文化的匯聚、交融中，一些學有專精的自然科學家，轉向傳統易學與科學思想遺產的研究而時有新的創穫；八十年代伴隨改革開放而興起的文化研究熱潮中，由於《易》象、數、圖中數理、物理、生理以及哲理的被重視，由於多學科交叉研究方法的被套用，由於東西方學術思想某些層面的重新被整合，“科學易”的研究得到長足的進展，並有方興未艾之勢，成為當代易學的一項特殊成就。

基本理論

當然，“科學易”的研究有一個理論和方法的導向問題。首先，在理論原則上，應當承認《易》之為書的原始形態，雖是人類智慧創造的一株奇葩，但畢竟是古老中華文化發蒙時期的產物。它本身必然是在科學思維的萌芽中充斥著宗教巫術的迷信，即使經過晚周時期《易傳》作者們的哲學加工，改變著其中科學思維、人文意識與神物迷信的比重成份，但仍然是原始科學與神物迷信的某種結合。因而，“科學易”作為現代形態的知識體系，必須將這種固有的科學與迷信的結合加以剝離，必須將傳統易學中某些固有的神秘性（各種拜物教意識、神物迷信等等）加以揚棄。這是十分繁難的任務。因為歷史地把握科學與迷信二者的區別和聯繫，了解二者既互相對立、排斥，又互相寄生、轉化的機制，以及二者能夠共生或實現轉化的思想文化條件和社會經濟根源，並非易事；且在實驗科學所憑依的工具理性範圍內得不到解決。其次，在文化心態上，應當看到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苦難和中西古今文化的激烈衝突，在人們思想上曾造成各種困惑和畸變心理。諸如，面對西方科技新成就，希望“古己有之”的“西學中源”說，幻想“移花接木”的“中體西用”說，都是曾經流行過的思想範式，並在中國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歷程中一再把人們引向歧途。顯然，“科學易”的研究，應當避免再陷入這樣的思想範式及其種種變形，應當跳出中西文化觀中的“西方中心”、“華夏優越”、或“浮淺認同”、或“籠統立異”、或“拉雜比附”等等誤區，而在傳統易學與現代科學之間發現真正的歷史接合點，從中國“科學易”三百年來具體的歷史發展中去總結經驗教訓，提煉研究方法，開拓未來的前景。這一未來前景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科學易”與“人文易”必須相輔而行，成為易學研究中互補的兩個主流學派。

本質概述

學派本質

“桐城派”的本質，其實是一種地域文化。這種本質，在“桐城學派”上表現得尤為明顯。錢秉鐙以詩學、易學見長，稱著明末清初。方以智不僅以“方氏易學”聞名海內外，更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家。在“桐城學派”中，如果抽出這錢、方二氏，這個學派便失去關鍵性支撐。而錢、方二氏如果不是籍屬桐城，又同樣又不能稱之為“桐城學派”。換言之，他們若生活於公安縣，那自是“公安學派”；生活於新安江流域，自然是“新安學派”。機械地深究“桐城派”細枝末節，明顯就是捨本逐末。正因為有桐城地名的存在，著作者是桐城人，才會有學術成果上的“桐城”冠名。

學派淵源

“桐城派”的淵源，其實質是桐城地方氏族，對中國文化的家族式貢獻。桐城東鄉的方、阮等氏，或自明至清，或自唐至明，累世簪纓。家族中歷世的文化傳承，最終才出現學術大家方以智，詩文（戲劇）大家阮大鋮。桐城方氏對中國文化家族式的貢獻，在中國歷史上除孔氏家族外，其他氏族無出其右。“桐城派”源流中的桐城姚、劉、吳等氏中的諸經典作家，或為當時方氏世戚，或因文章、學問為方氏至友。這些辰星般四處閃爍的“桐城派”成員，向心點仍在浮山方氏。從這個意思上講，方苞無論生活、成名於何處，綱目關係沒有改變，他都是浮山方氏氏族文化上的一顆新果實。而學派中的其他重要成員，或利益於這種直接傳承，或利益於這種氛圍薰陶。至於今天流傳的何處“出人”、何處“出名”之說，未免流於膚淺。?

主要代表

除創業者方學漸，代表者方以智及中間人物方大智、方孔火外，桐城方氏學派的主要人物尚有：吳應賓、三宣、錢澄志以及方以智的三個兒子中德、中通、中履和方以智的學生揭喧、遊藝等人。這些人物，或是師生同學關係，或是血緣關係、或是連婚關係，凝聚力極強，因而這個學派比明末清初其它學派更有內部的穩定性。

方以智

方以智（1611—1671年），字密之，號曼公，又號鹿起、龍眠愚者等，兼有別號多種，是明末清初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科學家。方以智是安慶府桐城縣鳳儀里（今桐城市城區）人，出身世家。其祖父方大鎮，曾任萬曆朝大理寺左少卿，治《易經》、《禮記》，著述宏富。父親方孔炤，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崇禎朝官至湖廣巡撫，通醫學、地理、軍事，有《全邊略記》、《周易時論》等著作，《明史》有傳。方以智自幼秉承家學，接受儒家傳統教育，曾隨父宦遊，至四川嘉定、福建福寧、河北、京師等地，見名山大川，歷京華勝地，閱西洋之書，頗長見識。成年後，載書泛遊江淮吳越間，遍訪藏書大家，博覽群書，交友結社。曾與陳貞慧、吳應箕、侯方域等主盟復社，裁量人物，諷議朝局，人稱“四公子”，以文章譽望動天下。

方以智

方學漸

方學漸（1539-1615）字達卿，號本庵。桐城（今安徽桐城市區鳳儀里）人，明代著名學者。明代中葉桐城學術的領頭人，東林黨魁。方學漸幼讀經史，十歲能文。早歲喪父，將“立品、讀書、擇友”作為自己座右銘，勤勉奮發，學識過人。漢陽張甑山為桐城教諭，十分器重方學漸，曾向主試官推薦，對此，方學漸不以為然。及至應試，避而不就，並說：“因人詭遇，吾不為也。”後與鄒東郭、呂新吾、馮少墟、顧涇陽、高景逸等名士交遊，學識益進，以布衣主文壇講席二十餘年，並在桐城縣城北門創辦桐川會館，邀教渝張甑山，桐城學者何唐為主講，開桐城設館講學之先河。

方學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