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在1908年,格里菲斯很不情願地加入了愛迪生公司。雖然申請的是編劇,但是埃德溫·S·波特(Edwin S. Porter)只給了他在影片Rescued from an Eagle's Nest的一個表演角色。出演了自己的第一個電影角色後,格里菲斯為了養家餬口,馬上又作為電影演員加盟Biograph公司。但是當時Biograph的生意並不景氣,已經欠銀行二十萬美元,平均每個影片只能賣出不到二十個拷貝,而它的導演又生病。於是Biograph主動要求格里菲斯當導演,並允諾如果不成功還可以回去當演員。
格里菲斯拍攝第一部影片是《多莉歷險記》(The adventures of Dollie,1908年7月14日上映)。在Biograph的五年多時間裡,格里菲斯製作了幾百部影片,直到《貝斯利亞女王》(Judith of Bethulia,1914)。
格里菲斯首先把他喜愛的狄更斯小說的敘事手法拿進電影,創造出後來被稱為格里菲斯的最後一分鐘營救(Griffith's last minute rescue)的平行剪輯手法。他在影片The Fatal Hour(1908)里第一次採用了平行剪輯的手法,在高潮段落營造緊張感(當時的業內報紙稱此技術為alternate scenes,也叫switch-back或者cut-back)。此後格里菲斯很快將平行剪輯的技巧發展到普通的敘事,而不僅僅是最後高潮的段落。他也讓不止兩條線索平行進行。到1909年的A Corner in Wheat,故事取材於Frank Norris的兩部小說,故事也同時在三個地點平行進行,鄉下麥田窮苦農民的生活,麵包店的生意,和股票經紀人的辦公室,而且三個故事線里的人物和情節完全沒有交疊。通過對窮人和富人的平行剪輯,不僅能看到後來格里菲斯名作《黨同伐異》的影子,也能看到對蒙太奇技術的啟發。格里菲斯後來對這種剪輯手法運用的越來越純熟,到1912年,據The Moving Piture World雜誌做的統計,在格里菲斯的影片The Sands of Dee里竟然有多達68個鏡頭,而同時期其它單本影片的鏡頭數一般只有它的一半甚至更少(一般一部單本電影的長度是10到16分鐘)。比如同時期在美國大熱的義大利影片Queen Elizabeth,53分鐘卻只有23個鏡頭,可見格里菲斯的敘事技巧已經遠遠超越了同時代全世界的電影人。
景別特色
格里菲斯也在景別上大膽前進。當時的影片,還習慣於演員頂天立地撐滿整個銀幕,而觀眾已經開始發現格里菲斯的影片裡演員的腳常常在畫面之外了,Biograph以為這是格里菲斯的疏忽,卻不知道這是格里菲斯有意為之,好在觀眾沒有意見,也就讓格里菲斯繼續他的開拓。格里菲斯在影片中開始實驗不同的景別,到1910年的Unchanging Sea,格里菲斯將大全景加入到自己的鏡頭語言裡,經典電影敘事的全景-中景-近景/特寫的鏡頭語言已經都被格里菲斯找到。格里菲斯在景別上的進一步貢獻是在同一場景中根據劇情使用不同的景別和機位。這一做法徹底打破了舞台化的時空觀念,將一個場景空間拆分開來,表現出不同層次的細節,是電影敘事的一個重大突破。相比之下到1913年,著名導演Edwin S. Porter導演的Prisoner of Zenda里還是保持人物全身入鏡的一種景別,完全沒有任何進步。
格里菲斯在Biograph時期也在影片題材上廣泛取材,他拍攝的內容廣泛,除了最後一分鐘營救賴以成名的追逐片,也有喜劇,正劇等等。1912年的The Musketeers of Pig Valley被視作“幫伙片”的鼻祖。格里菲斯也開始大膽觸及社會問題,認為嚴肅的社會題材能夠提升電影的藝術地位。1909年,他拍攝了The Redman's View,通過兩個印第安人在部落因為白人勢力擴展被迫遷徙時的愛情來反映社會問題(格里菲斯一生影片裡有四十多部片子有關於印第安人的戲)。同年他還拍攝了反應貧富差距的A Corner in Wheat,以傳統清教徒的價值觀念對現代社會的經濟貧富差距問題進行了置疑。到後期格里菲斯拍攝的《貝斯利亞女王》已經有了史詩級的戰爭場面。在取材上格里菲斯開始傾向於使用現成的小說。另外格里菲斯說,早期影片對他影響最大的是法國人Charles le Bargy拍攝的《吉斯大公遇刺記》(L'Assassinat du duc Guise,1908),這也是在美國最賣座的法國電影,這讓格里菲斯對華麗的歷史題材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因為Biograph公司從來不宣傳自己的演員和導演,所有影片除了名字沒有其它信息,所以雖然人人知道Biograph的電影好看,卻很少有人知道格里菲斯。於是格里菲斯離開Biograph後,在New York Dramatic Mirror周刊上發表廣告,列出自己執導的150部影片,公開宣布他就是讓Biograph成功的製片人。他在廣告裡列舉了對電影藝術的創新:近景和特寫畫面、大全景、狄更斯式平行剪輯、懸念保持、圈出、自然的表演。雖然這些手法很難說是格里菲斯首創,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這些電影語言在格里菲斯手裡得到了相當系統化的使用,奠定了經典電影敘事的基本語法。他的影片在電影界得到了廣泛的讚許,成為普遍模仿和學習的對象,影響深遠,這些都令格里菲斯無愧於電影之父的地位。
1915年2月,這部巨片完成,影片耗資50萬,一共有十二本,成為美國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電影長片。在此之前,雖然義大利的電影長片The Last Days of Pompeii和Cabiria在全世界走紅,但美國電影業還是看好短片。格里菲斯無疑受到了這些史詩長片的影響,比如《一個國家的誕生》和《黨同伐異》的史詩題材,大場面的調度。《一個國家的誕生》是美國第一部電影票價格單張高達2美元的電影,賣座率極高。1915年3月3日在紐約Liberty Theatre首輪院線上映,連映620場,自此情節劇(Melodrama)和史詩大片成為好萊塢商業體系中最賺錢的電影類型。
影片回顧了南北戰爭,對南方遭到破壞,三K黨為恢復南方榮譽、懲治黑人的努力作了謳歌,最後奠定南方的合法地位,從而誕生了一個新的國家。因為影片十分激烈地宣揚黑人的低劣,所以引起了社會爭議,甚至有七個州禁止該片在州內上映。格里菲斯在1916年為此自費印發了一本名為《美國言論自由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Free Speech in America)的小冊子為自己辯護,一方面提出所有電檢的根源就在於黨同伐異,為他的下一部影片做了宣傳。
之後的《黨同伐異》遇到了更大的財政困難,據稱耗資達190萬美元,長達13本,格里菲斯認為“影片是抗議專制和各種形式的不公正”,主題實在過於龐大,需要精確的耐心和非凡的藝術能力。《黨同伐異》更主要的特色在於內部的組織結構。影片的想法來自於《一個國家的誕生》封鏡後的一個新劇The Mother and the Law。格里菲斯在研究劇本後發覺作為《一個國家的誕生》後的下一部作品,這個故事太反高潮了,於是他又從歷史的不同時期上選擇了三個故事並成一部。格里菲斯這次比《一個國家的誕生》走得更遠,他將影片擴大為四個故事同時進行的複雜形式,在敘事過程中從一個故事剪輯到另一個故事,並行不悖。一個鏡頭在尚未完畢之前就剪斷進入下一個;攝影機移動和表情同時進行增強效果;圈入圈出和遮片拍攝用來強調有意義的細節或有說服力的過場;西部的大特寫鏡頭和極遠的遠景可以產生緊張和壯闊的效果。可以說,每個變化,每個鏡頭,都按照本身的意義和對全局的需要加以控制和慎重挑選。格里菲斯把全部的積蓄投入到《黨同伐異》的拍攝中來。他在洛杉磯日落大道附近搭建了宏偉的布景,四層樓高的巴比倫城牆上面可以並排疾馳兩輛由四匹馬拉著的古代戰車。城牆內的宮殿縱深達1600米,四周的尖塔高達70米。影片召集的演員陣容更是極為龐大,僅波斯軍隊出征一場,就動用了1.6萬名民眾演員。為了保證這支龐大的隊伍的運輸、後勤和調度指揮,工作人員甚至在製片廠里架設起了電話線和臨時鐵道。
1916年9月5日,《黨同伐異》公映,評價卻不如前一部《一個國家的誕生》,很多人看不懂新穎的剪輯風格,把故事情節都弄混了,於是批評格里菲斯離經叛道,多年後普多夫金也批評“(影片)太冗長沉悶,使人疲勞,因而把它的傑出效果抵消了大部分。”此外,由於影片發行時候美國國內狂熱的好戰精神在滋長(美國最終於次年四月對德宣戰),人們覺得《黨同伐異》鼓吹的和平傾向與戰鬥氣質格格不入,反對這部影片的情緒開始高漲,後來在不少城市被查禁。所以最終,在經濟上,《黨同伐異》給格里菲斯帶來巨大損失。但是這並沒有影響到《黨同伐異》對世界電影發展帶來的意義,著名導演奧遜·威爾斯就說:“這一失敗同時也是電影史上最大的成功。”而丹麥導演卡爾·T·德萊葉在他早期的影片Leaves from Satan's Book(1921年)中也將自古到今的四個故事串起來講,顯然是在借鑑《黨同伐異》。
1919年,格里菲斯和好萊塢其他幾位著名人物,包括查理·卓別林、瑪麗·碧克馥和道格拉斯·范朋克一起創立聯美電影公司(United Artist)。 格里菲斯為聯美拍攝的《殘花淚》(Broken Blossoms or The Yellow Man and the Girl,1919)被認為是他最後的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