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桑花姿姿勢勢》是劉瓊創作的散文隨筆集，首次出版於2022年1月。
《格桑花姿姿勢勢》共分為三輯：格桑花姿姿勢勢、祖父的青春、敘述與歷史。分別是寫景記事篇、懷人篇、文學批評篇。此書匯集了劉瓊多年寫作生涯的思想精髓，其文章信手拈來，講的多是身邊事、日常生活，可謂情智兼勝。作為一名批評家，劉瓊運用精煉獨到的語言以及犀利的眼光，向讀者傳達出她對人生的思索，對生命的感悟，對文學的見解。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格桑花姿姿勢勢
- 作者：劉瓊
- 創作年代：當代
- 文學體裁：散文隨筆集
- 首版時間：2022年1月
- 字數：123000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創作背景,作品鑑賞,出版信息,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格桑花姿姿勢勢》共分為三輯：“格桑花姿姿勢勢”、“敘述、存在與歷史”、“文學與人文”，分別是寫景記事篇、懷人篇、文學批評篇，這三個部分之間都有一種客觀的聯絡。作者從文體角度介紹，第一部分偏向於記人記事的散文，第二部分偏向於一個隨筆，第三部分偏向於從隨筆到理性認識、總結和歸納。
作品目錄
第一輯：格桑花姿姿勢勢 | 第二輯：敘述、存在與歷史 | 第三輯：文學與人文 |
|---|---|---|
格桑花姿姿勢勢 剛察往事 泗水流，靜靜流 通往查濟的路上 福清的小和大 找回張掖 環滁皆水也 祖父的青春 姨媽 | 敘述、存在與歷史 從非虛構寫作勃發看文學的漫溢 從扎耳洞開談 畫像石、西王母與審美變遷 新媒體時代的春節文化 現實主義的實 讀書與讀人 | 文學與人文 重建文學寫作的有效性 女性與文學五題 一個人的“五四”——首先想到魯迅 一個人的“五四”——《兩隻蝴蝶》及新詩 重建寫作的高度 —— 致敬李修文和《山河袈裟》 |
後記：是記錄，是喚醒 |
創作背景
《格桑花姿姿勢勢》是一個很特別的書名，也是書中第一篇文章的名字。沒有西北生活經歷的人，也許能感受到這個書名傳遞的腔調卻未必能說出它的含義。“姿姿勢勢”是蘭州方言裡的詞，“姿勢”的意思就是漂亮，一般用來形容小女孩，有時也用它描述房子很漂亮。包括蘭州方言在內的西北方言，有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喜歡用疊聲字，於是“姿勢”在劉瓊的書寫里就被用成了“姿姿勢勢”。
用“格桑花姿姿勢勢”作為新書的標題，自然有劉瓊對西北生活的一種紀念：“《格桑花姿姿勢勢》這篇文章，是我在甘肅寧夏、張掖等地方採訪，有歷史的一種感受，也是對我早年在西北生活的一種追憶和記錄，當然也有我對西北人文地理的一些感悟和思考在裡面。”
作品鑑賞
生命書寫
抒寫生命之美和生命的力量，是《格桑花姿姿勢勢》的一個重要主題。作者對美麗堅強生命的肯定和褒揚，主要是通過對自然界中的一些獨具特色的“意象物”來再現和展開的。
首先，“美麗頑強”的生命意象。該著作的頭題文章對格桑花的描寫和考究，便是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坡道兩邊，格桑花姿姿勢勢，在缺水少雨的西北高寒腹地，頭頂八片纖秀的花瓣，淺粉、玫紅、醬紫、橘黃……一枝一枝，一簇一簇，從意想不到的角落又一次冒了出來。”“重要的是，這種美麗且生命力極強的花，會在高原安下家，能從東海岸一直走到西海岸。”在作者筆下，這種花兒首先是“美好的”，是“美好的”象徵。從藏歌《格桑花》里，她聽出了格桑花寄託著藏族人民期盼幸福吉祥的美好情感。她斷定，格桑花之所以名氣大，大概也與“美好”之寓意有關。格桑花不僅是美麗的，多姿多彩的，更是異常堅強的，昂揚向上的。作者寫道，布塄溝村是個自然村，它的有名是因為它的貧困。它的貧困主要源於乾旱缺水，土質又差，屬於濕陷性黃土，分子空間大，鬆軟，一下雨立刻塌方，滴水難存，因此這樣的絕望之地，又被稱為“地球裸露的肋骨”。但是，正是在這個地方，卻盛開著數不盡的格桑花，也生活著那么多堅強又頑強的百姓。作者還發現，西北大地上的玫瑰也有格桑花的這些特性，土壤貧瘠的大西北，花兒不開則已，一開竟是花魁之姿。這是怎樣一種頑強的生命精神？在這裡，看似作者是在寫花，其實是在寫人，是在寫人的生命，在寫生命的精神；是在寫個人的精神，也是在寫民族的精神。作者所抒寫的“花兒”的這種艱難中求生存，努力將苦難化作芬芳的秉性，不正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偉大精神的“意象性”寫照嗎？從人的個體來看，文章所涉及到的人物，無論是帶“花兒”入藏的實幹家張蔭棠，還是82歲高齡“依然長身玉立，談笑風生，說著說著，竟然又漫起了‘花兒’”的柯楊先生，都屬於這樣美麗又堅強的生命。不僅如此，我們還仿佛看見那個原本在江南徽州大地長大的女孩子，遠走他鄉到西北大地求學，之後在首都京城綻放生命光芒的作者的身影。這是另類格桑花的形象，是“姿姿勢勢”的形象，更是自強不息的現代知識女性的形象。
其次，“母性而強大”的生命意象。作者書寫的頑強生命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俗稱“鬼柳”的楓楊。如果說，在寫格桑花時，作者重在抒寫其美麗和頑強，而對“鬼柳”作者側重的則是另一面——獨特的“母性”特徵。這是怎樣一種生命的奇蹟啊？“我主觀地認為它是母性的，就像南方的榕樹一樣，天生枝葉茂盛，每到一處都樂於紮根，子孫充足。這種母性的有魅力的植物，在荒野里出現，不可思議地溫柔、抒情甚至人格化了。”這是一種強大的繁殖能力，也是一種生命的奇蹟。更重要的是，作者還從其中發現了其與人之間的辯證關係。“這就是奇特的人和自然的關係。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荒野可怖，遍地是陷阱，是毒蛇，是無法躲避的傷害。而有的時候，你會覺得荒野是柔軟的細膩的，是更美好的。更美好，是因為荒野里的一些元素，比文明化的城市更能喚醒人的本性，比如說對於自然的親近。”這是來自自然的喚醒，也是來自生命的喚醒。作者不怕暴露家族史上的“隱秘”，她說，外公單傳，所以外婆一生10次生產，總共生了12個孩子，兩對雙胞胎，以圖壯大門庭，中國女人的生育能力是個奇蹟。從外婆身上，我們看到了與“鬼柳”相似相通的強大生命力。池杉也是一個“生命力強大”的意象。它是生長在池塘里的杉木。長在水裡，還青蔥挺拔。作者介紹說，事實上，這種長在水裡的樹木並不少見，但是，其可貴之處在於大面積生長。位於滁州來安和南京六合交界的池杉湖國家濕地公園占地近六千畝，為華東地區最大的濕地公園，樹生水中，鳥鳴林中，魚游水中，形成一種類似於南美亞馬遜六月的生態景觀。從這些描述里，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體味和感知我們作為“大河”民族“立水而生”的偉大精神——大面積和群體性。
第三，“倔強耐勞”的生命意象。徽州驢是作者筆下最有特點的生命“意象”。與花兒和樹木有所不同，在這裡作者將“驢”和“人”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來抒寫。從驢的性情中折射人，從人的精神中升華驢，既寫出了人性，寫出了動物的靈性，同時寫出了文化，更寫出了“倔強”的生命精神。我們看到，徽州驢雖不屬生物名種，但卻是“文化名流”。徽州驢還是徽州人對自己吃苦耐勞品性的自況。與徽州驢一樣，徽商即便在外面的世界鼓搗出了名堂，也還是低調、勤苦甚至是節儉的。勤苦、節儉、上進、溫良，這些都是傳統教育中“樹人”的目標，因此，徽州人自比“生命不息、勞作不止”的徽州驢，既是無可奈何的自嘲，又有明顯的文化自豪。從陳獨秀的“獨秀”和“倔強”里，從陶行知 “哀榮備至”的人生故事裡，我們看到了徽州人和徽州驢命運的那份獨特的滄桑和倔強。作者甚至發現，父親身上也有“徽州驢”的生命精神。他說，那時候為祖父辦離休，成為家中相當長時間裡的主要話題。祖父和父親為此經常言語不合，祖父的意思大概是算了，父親不願意半途而廢，他像一頭徽州驢，總是給自己加壓。將自己的父親比作“驢”，貌似不敬，實則是對“徽州驢”精神，也是對父親精神的最高肯定和褒獎。
歷史抒寫
《格桑花姿姿勢勢》對歷史的抒寫占了很大的比重，從某種意義上講，它是一本追尋和破譯之書——追尋歷史的真相，破譯命運的密碼。圍繞這個問題，作者作了多方面的深入思考，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中，有對格桑花來歷的追尋，有對剛察往事的追憶，有對福清大與小的探究，更有對祖父姨媽等人身世和人生的破譯。最重要的價值在於對事物本質的探索和對人生命運生成原因的解讀。
首先，作者深度追問歷史的本質。在《敘述、存在與歷史》一文中，對於歷史這一“盡人打扮的小姑娘”的本質，作者在邏輯的抽象迷宮裡進行了極致推理，其艱難和玄幻程度不亞於大偵探福爾摩斯偵破世界級懸疑案。人怎樣才能接近歷史？歷史有沒有“本質化存在”？誰掌握歷史的“本質化存在”？歷史怎樣存在於文本敘述之中？司馬遷和司馬光兩種歷史文本敘述風格的差異究竟在哪裡？誰在累加歷史記憶？誰又在傳播歷史？作者不僅追問歷史，還追問文學，追問時代，由此提出了文學書寫是否匹配這個時代的問題，文學怎么認識這個時代的問題，文學如何為時代生活塑形的問題；更深入地提出了文學有沒有性別的問題，女權運動與女性文學的關係問題，女性與文學到底什麼關係的問題，甚至女性寫作的趨勢問題等等。可貴的是，對於這些問題作者都進行縝密的科學推論，進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令人耳目一新的結論。
其次，作者深度追問命運變遷的誘因。“起初是熱情，慢慢會被西北的風土人情也就是文化感染，也會置換骨子裡的血液。流動是常態。”“今天想來，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浪漫主義，哪怕是出於生存需要，都是推動當時西部社會建設發展的內在動力。”“一個人無論怎么活，他都是故事，他的故事也會影響別人的故事。一首詞無論怎么寫，無非是將遭遇的故事記住留住。一江水無論流多遠，無論載過多少愛恨情仇，總有流到盡頭的那一刻。”“細白秀氣的李少北，走出蘭州，來到無錫，成為李南，走出了一條往外走的射線。這是年少的勇氣。這是時代中的我們。”這些經典性結論，是命運動因的深層揭示，體現了作者的深度思考和真知灼見。
第三，作者深度研判影響命運的關鍵因素。特別是對家族命運，尤其是祖父和姨媽等人命運的變化上，作者既善於總結普適性規律，同時深度挖掘關鍵環節中的關鍵性作用。在普適性問題上，作者推測，祖父之所以曾一度加入“三青團”，與年輕人的政治立場本身不成熟，參加國民黨或共產黨起初往往帶有偶然性有關。對於祖父等人後來能夠在鬼子的屠刀陰影下，堅持並活到新中國成立這樣一個奇蹟，他的結論是“堅持”的結果。對於祖父1950年被開除過公職，是因為被組織上派到一家鄉鎮蹲點，在那裡喜歡上了一個女孩，一個地主的女兒。她的結論是屬於歷史偶然中的必然。在對大學同學的追憶中，作者寫道：“碰巧的是，全班最年長的老章同學也來自江西。老章同學入學不久就因踢足球把自己踢進了醫院，三個月出院後改打羽毛球，因此俘獲了漂亮女友。”這也體現了作者偶然中必然的歷史學觀點。作者不僅對於現代人的命運進行深度分析，對於湯顯祖等歷史文化名人的命運及其影響因素，也有非一般的睿見，湯顯祖生前懷有不能為常人道的若干不滿足，所以寫出了《臨川四夢》。在論及姨媽的婚姻時，作者說，婚姻和家庭是舊式女人的全部，得遇良人，便是一好萬好，否則一生打了水漂。今天的女人差不多亦如此。這最後一句話，可謂擊中要害，真正說到了點子上。歷史就是這樣，歷史不僅有驚人的相似，還有驚人的簡單重複。
第四，深度追問特殊歷史文化現象。對於南北文化的差異和形成原因，她從陰陽學角度作出自己的理解，明確指出，“如果以陰陽來論，黃河以北偏陽剛，長江以南偏陰柔，即便是劇中男性角色，越劇的女扮男裝也更有味兒”10。對於皖南社會的發展變遷，則從經濟、政治和文化不同維度作出解析：“皖南社會，因為經濟而繁榮，因為戰爭而衰敗，因為文化而享譽至今。”對於“光餅”產生的原因，她的解析更加精闢到位：“光者，戚繼光也。當年戚繼光在東南沿海抗倭，作為港口的福清是戚家軍休養生息的落腳點。食物給養成為武裝軍隊最大的政治。光餅應運而生，並藉助歷史人物和傳說流傳至今。”將一種“美食”的誕生，上升到“最大政治”的角度，體現了作者非同一般的站位和思維，屬於難得的“創建”。
作者所做的這些追尋和破譯，並不是無聊之舉，或者是“神經大條”的多慮。這些思考，對於如何把握歷史規律，把握人生和命運，具有應有的啟示價值，它實質上體現的是一個現代人生命的自覺、歷史的自覺和文化的自覺。特別重要的是其中的很多篇章，還體現了作者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刻反思精神。“蕪湖城破當日就被屠殺兩千七百多人。我讀書的中學因為是當年日軍據點，蕪湖和日本高知市在1985年結為友好城市那年，經常有日本訪華團在校園裡張望，當時給我們上歷史課的謝老師對此特別不以為然。”歷史老師不以為然，其實作者是“以為然”的，儘管那時她還是一個學生。對於戰爭題材的文學作品，作者發現蕭紅之後，看到無論是戰時文藝還是戰後文藝，包括影視、文學、美術，我們根本不能毫不遲疑地推出幾部得到較大層面認可的作品，從這個角度，她認為對於這場世界性的戰爭要深入研究，還要用心創作，因為“上帝之眼”和“老天爺”在看著。這從另一個層面折射了她的反思精神和責任意識。
出版信息
2022年1月，《格桑花姿姿勢勢》由長江文藝出版社首次出版。
名稱 | 出版時間 | 出版社 | ISBN | 參考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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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花姿姿勢勢》 | 2022年1月 | 長江文藝出版社 | 978-7-5702-2381-7 |
